为什么伊朗人越来越世俗化而阿拉伯越来越宗教化呢？

• 逆世俗化是如何发生的？

两个场景:守旧的父母强行把头巾套在不情愿的少女头上、面无表情的宗教警察检查街上行人的穿着……

这是西方宣传里的常见模式，但现实却大不一样。下面是一部关于战前叙利亚学校的纪录片关于“头巾”的讨论。

但这种对比不是因为过时的审美、迂腐的领导层，而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宗教化蔓延趋势:

课堂上，一位女孩讲述了自己家里的“头巾”是怎样流行起来的

你的妈妈是跟你学的!

这就是世俗退潮时的社会微观现象。在我国南疆地区，也呈现出年轻一辈比长辈对宗教更加热衷乃至狂热的情况。这与我们所习惯的老一辈往往守旧迷信而年轻一辈热爱潮流的印象完全相反。现代社会极端宗教思想往往是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以及各种电子影音资料传播的，这显然不是老一辈教职人员所擅长的，这样传教对象也主要就是年轻人。

无论是“父母灌输”还是“宗教势力强迫”，这些表达方式都给人一个暗示,即:世俗社会宗教化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是被动的。然而这部纪录片中关于“头巾”问题讨论却可以证明:

与世俗化一样，宗教化也可以是一个主动迎合的过程，也可以是从善于吸收新事物的年轻人开始自下而上的过程。年轻人更加狂热，这就是一个社会宗教化的真正面貌。这也符合年轻人代表未来趋势的一般规律。有一个词叫:少壮派。某些极端组织里，这个词往往代表着更加激进、更加暴力。

年轻人是最容易被外界物质环境所影响的，年轻人的思想状态才真正反应出一个社会的内外部运转状态以及未来趋势。

到这里，逻辑就理顺了:

无论是社会宗教化还是世俗化，根源都是内外部现实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单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 民主之殇，不可避免的宗教复辟

在埃及茉莉花革命中，随着政治强人穆巴拉克的倒台，原本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西方一顿民主鼓吹后突然转向宗教意识形态。原本世俗政权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大选中胜出，连刚刚成立的“萨菲拉派”光明党也异军突起。

在摩洛哥，被希望热切期待的大选结果也是伊斯兰复兴党赢得大选。

还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在大选中击败阿拉法特所在的温和派“法塔赫”。

回到三十年前，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中，是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挤掉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现实温和派，赢得了革命的果实……

这就是一个伊斯兰世界政治现代化的魔咒:

伴随着民主、革命运动而来的往往是宗教复辟，而那些政治强人的独裁铁腕反而庇护着脆弱的世俗。

为什么呢？

一般认为民主与世俗是一对、独裁与宗教密不可分。因为宗教往往被当成独裁统治工具。但伊斯兰教不同，作为最晚成熟的宗教，本身就带有政教合一的性质，政治文明理论以当时水平高度发达。

比如说:真主主权论

我们知道很多类似形式的表述:君权神授 君权天授 天赋人权。无论是有人间教会形式存在的“神”、还是直接寄托在君主身上的“天”，权力的落脚点在于某个人，这是典型的把宗教当统治工具，是落后于时代的。“天赋人权”就不同，这种理念首先摆脱了某个宗教，其次，授权直接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没有沦为个人统治工具的可能性，因此天赋人权是引领时代政治文明发展的。

“真主主权论”就很有意思了。

1、它是宗教的，但是却没有赋予任何人权力，一切权力归真主。

2、它着眼于整体，因为伊斯兰教把自身看做超民族、超地域、超民族的整体。

如果说“天赋人权”通过给予每一个人同样的权利而带来平等，进而出现“人民主权论”——民主，那么“真主主权论”就是通过上收一切权利，来创造一个信徒平等的愿景。在伊斯兰主义的国家理念里，国家权力不在某个阶层、某个家族、某类地区，而在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

因此，这种理想主义政治理念上对底层教众天然有号召力。

悲剧的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天赋人权”找了实现方式:选举制度，而“真主主权论”虽然符合了人们追求平等的理想，但在谁是代理人这个问题上却只有纷争几乎没有最终答案。任何关于经典的争议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阵地。

伊斯兰作为宗教，体系建构更加严密完善，但作为政治理念又过于早熟。这是伊斯兰世界很早以前就分崩离析的根源。

到这里，为什么西方民主在伊斯兰国家往往变成了宗教复辟的答案也就出现了:

同样是反对独裁，迎合底层，西方支持的民主运动挑起人群热情之后，对民众(教众)更具有亲和力与鼓动力的宗教势力自然就成为最大的赢家。

于是就出现了独裁与世俗站一起、民主与宗教一起出现的伊斯兰特色。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看懂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怪象。

伊朗是一个典型:

巴列维王朝末期，土改证策与农业开放政策造成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收入下降，城市里工人失业民怨沸腾。再加上独裁体系腐败严重，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与丰富的石油资源，世俗的巴列维统治可以说实际上就是另一个民国。另一方面，由于巴列维的西化政策冲击了传统伊斯兰文化道德观念、限制了宗教上层的政治权利，从而引来了以霍梅尼为领袖的宗教界不满。两者汇聚起来引燃了革命的烈火。

但是，就如同上面所说，伊斯兰世界的革命往往最后带来宗教复辟。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战胜了自由派、左派以及其他中间温和派成为最大赢家，建立起了第一个现代神权政体。

一个宗教在上，三权在下，宗教领袖监护国家机关执政，独裁却又兼容民主选举制度的伊斯兰神权政体。

• 走向务实的伊朗政治路线

有这样一个总统候选人:

出身铁匠家庭、博士学历、学生时代是社团的领导、参军成为战斗英雄，后来从政，当选杰出的地方省长、优秀的首都市长……

当选总统后，第一个主动公开财产收入，以教士的准则约束自己，自带盒饭、住小房子、开旧车、主动降薪、穿廉价工服开会……

执政上走平民路线，积极反腐。对贫困阶层、落后地区进行补贴、开展基建，提高基层人员福利，设立基金帮助新婚夫妇。

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什么政治谱系，这样的履历与作风都是大选上的绝对热门。而这个人就是伊朗前总统、反美先锋、伊斯兰保守势力少壮派代表人物:

艾哈迈迪·内贾德

就是这样一位前总统，在2018年年初的伊朗骚乱中，据俄媒报道被现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逮捕起来。这次骚乱的原因正是特朗普退出伊核谈判，再次挥舞经济制裁大棒导致伊朗国内物价飞涨、失业率暴增。

在经济困境下，走改革路线的现总统鲁哈尼反而要面对内部以内贾德为代表的保守、极端保守势力的压力。与鲁哈尼一起面临压力的就是伊朗国内虽被公开压抑但是在年轻人心中不断孕育的世俗化。

回顾伊朗自伊斯兰革命后的政治路线变迁，伊朗一直平衡在现实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

建国之初，虽然伊朗建立起了结合 西方选举以及东方独裁的伊朗特色民主制度，但是霍梅尼的个人魅力与意志主宰了国家的政治走向。

理想主义的霍梅尼以及教士阶层除了在政治上凌驾于三权之上，还建立起了由宗教势力为核心的垄断经济体系。对外则全面推翻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亲美政策，把以色列视为伊斯兰的头号敌人。在意识形态上，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理念，霍梅尼希望将伊朗这种现代改良版的神权体系输出到其他伊斯兰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由于全方位激进的内外政策以及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伊朗经济面临外部制裁与内部衰退的双重打击。到了九十年代，伊朗人均gdp才只有巴列维时期的一半,德黑兰街道上的旧时代高大建筑与基础设施不断提醒着人们往日的繁荣，以至于革命后出生成长的一代人都开始怀疑革命的正当性。

在这种背景下，九十年代开始，伊朗的政治风格逐步从极端伊斯兰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继任。同年，伊朗革命二号人物拉夫桑贾尼出任伊朗总统。

一方面由于继任的哈梅内伊没有如前任霍梅尼那样一呼百应的个人魅力来维系宗教的绝对权威，因此更加依赖政府治理绩效与对外民族宗教情绪来获取政权合法性。

另一方面，拉夫桑贾尼是伊朗革命的核心人物，但在晚年却被认为是温和派以及务实的“保守派”。他在任期间制定了经济第一个发展五年计划，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自由化政策。这一政策被其后任哈塔米延续下来。在对外关系上，两任总统也积极推动与美国的对话，展现出现实主义外交路线。

从1989年到200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此总结：

经过24年的内部革命后斗争、国际绝缘和经济动荡，伊朗逐渐开始脱离长期的不稳定和不可靠性。

2005年总统大选，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极端保守的内贾德出人意料地战胜改革派重要人物穆萨维赢得大选。在两届任期内，内贾德的激进风格把美伊关系推上的风口浪尖。

原因有这么几个:

1. 内部市场化、自由化改革虽然有助于经济发展，但由于长期的垄断经济造成阶层分化，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中下层民众原来越不满。内贾德的支持者主要就是他们
2. 外部由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扩张政策以及布什把伊朗列为流氓国家的做法，使得伊朗的国际环境聚变。此时，伊朗改革派的对话政策便犹如热脸贴冷屁股。
3. 哈梅内伊支持内贾德，原因就是自由化带来的世俗化不可避免，进而冲击了宗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对内笼络平民、对外高举反美反美大旗就成了保证神权地位最好的方式。

但内贾德的对抗政策并没有出现经济上的好结果。因为伊朗作为对外依赖度相当高的资源型国家，外部环境几乎决定了其经济的兴衰。因此2013年，总统大选改革派人物鲁哈尼喊着“解除国际制裁”好和“发展经济”的口号当选，并在2017年大选中再次战胜保守派连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选再次参选的内贾德在报名阶段直接被刷。

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随着宗教领袖个人魅力的衰弱，伊朗的政治合法性越来越依靠现实治理成绩以及对外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大旗。但是这两者却是矛盾的，且前者越来越重要，后者不完全取决于伊朗自己。可以预见，伊朗的政治合法性将越来越寄托在第二级权力 政府 的作用上。

政府方面，从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到内贾德，再到鲁哈尼，伊朗近三十年来，四任总统三人倾向于改革、一人走宗教极端路线。其中，内贾德的出现可以说是拜布什敌视伊朗的政策所赐……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从近三十年的政治局面可以看出，伊朗的内部意识形态，随着无可避免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宗教政治影响力衰退，正一步步向现实主义前进，随之而来的就是世俗化。

• 十字路口的土耳其

自凯末尔后，土耳其也像伊朗一样形成了两大派系:

1.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2.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奥斯曼的道路走下去。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多数。

在埃尔多安之前，土耳其总是循环在伊斯兰世界世俗与宗教、民主与独裁的怪圈中:

第一步，保守派迎合大众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回归宗教；
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
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
于是，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与内贾德一样，夫人依旧带着头巾的埃尔多安上台也正是依靠了大多数思想保守的中底层平民，但他打破了循环。

在极端宗教立场的政党被取缔后，埃尔多安选择了对世俗妥协，并与走开明、现代伊斯兰宗教路线的居伦(其追随者遍布于司法、军队系统)结成同盟进而当选。埃尔多安重新成立的正发党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并且在居伦的帮助下搞定了军方，获得了政治的稳定。

在经济上，埃尔多安采用了与中国类似发展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上台之初，埃尔多安吸取以往的政党接连遭禁、自己被监禁并禁止从政等教训，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寻求平衡。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治国有方。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而在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5%左右，GDP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7.3%。从2003到2011年，土耳其人均GDP从2500美元飙升到10522美元，被认为是“欧洲的中国”。

其次，埃尔多安的对外政策也显得既有立场也务实:对于中东地区，处于宗教立场埃尔多安对伊朗并不十分敌视而对以色列反应激烈，且呼吁美国尽快撤军。另一方面对于欧洲，埃尔多安则希望土耳其这个百分之90以上伊斯兰化的国家加入欧盟。

最后，2003年埃尔多安上台后，大肆建造清真寺，从2002年至今大约建造了17000座。在教育改革方面，他采取了偏向于宗教学校的政策，10年间，宗教学校的学生翻了10倍。这些推动了土耳其朝着逆世俗化发展。

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久，埃尔多安的保守宗教色彩越发强烈，凭借土耳其在中东首屈一指的军力并且试图重新建立起奥斯曼土耳其那样的地区宗教、政治影响力，稳住内部库尔德分裂势力的同时并将武力触角延伸到战乱的叙利亚与伊拉克。

然后就发生了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军机事件

再后来，军方的居伦主义者发动了针对埃尔多安的军事政变，但埃尔多安在民众的支持下挺了过来。由于居伦运动在西方扎根日久，关系良好，地位不稳的埃尔多安便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并不惜与刚刚剑拔弩张的俄罗斯重归于好。

土耳其与伊朗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其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注定其不能东不能西无法世俗更无法宗教化的尴尬地位:

1. 想要发展经济，土耳其做不了资源型国家，只能依赖与欧洲的经济往来，必然要比伊朗更加开放必然要更加世俗化；想要维持国内和平与稳定，土耳其又不能放弃伊斯兰教，因为土耳其的国本就在于此，这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遗产。
2. 从外部来看，美国、欧洲、俄罗斯的角力也不会允许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变成另一个不受控制的伊朗；中东阿拉伯国家间风起云涌的伊斯兰运动也不允许土耳其再这场中东的宗教意识形态之争上缺位，否则失去话语权就会引火烧身。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土耳其世俗与宗教之争迟迟无法定论的原因。

埃尔多安虽然在他国看来风格强硬甚至狂妄，但对于天然不稳定的土耳其而言却是目前的最优解。就因为他能带来稳定与发展，尽管方法是必然的宗教化。

土耳其的稳定需要强人，无论是世俗的凯末尔还是宗教的埃尔多安。但强人终将逝去，留下摇摇晃晃的土耳其。

埃尔多安不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狂热者。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同中东的那些推行世俗化的独裁者一样明白伊斯兰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与他自身的权力想排斥的。土耳其人与他们的奥斯曼祖先一样，对待伊斯兰教更愿意当成维系政治统一的工具。

• 稳定了，才能有发展、开明

虽然在绝对意义上土耳其比伊朗要世俗，但以未来趋势伊朗却更加乐观。但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再宗教化也不会回到伊朗革命后的状态，这是土耳其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伊朗从极端宗教化，政治稳定然后在各方斗争妥协中一步步走向改革的道路说明:

只要政治稳定、对外开放，国家内部就在各方的斗争妥协中一步步走向进步、开明。

这期间，最大的变量就在于是否能抵抗外部负效应。伊朗抗住了，年轻一辈就有机会向往世俗、期待世俗、追求世俗；土耳其没有抗住，无论是高层政治派系的现实倾向还是底层个人利益抉择，都免不了主动向宗教、传统寻求共识与庇护。

为什么伊朗越来越世俗化、土耳其越来越宗教化，直接原因是现阶段两国领导者倾向不同。但别忘了，他们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作为群体利益共同体，各自趋利避害寻求稳定的选择。

霍梅尼走了，未来哈梅内伊的后任在目前民意趋势下，权威只会更加虚弱；凯末尔走了他的世俗化只是平衡了东西方夹缝里的土耳其，但宗教与世俗的矛盾留给了后人……

埃尔多安之后的土耳其是否找到最终政治稳定的方式？伊朗的改革之路以及世俗化的曙光能否延续下去？

对这两个国家而言，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疑增加了太多的变量。

先问是不是，在问为什么。

不存在伊朗越来越世俗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宗教化的情况，阿拉伯波斯都在世俗化，现在的多数阿拉伯国家比之前的世俗化了很多，只是阿拉伯人的世俗化缓慢。比如，在约旦同性恋等拥有更多的自由权，政府禁止但不怎么管。

更重要的是伊朗世俗派也不是“伊斯兰前波斯文化”的贡献。

有些人提到什么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不是波斯人的宗教，还有什么波斯民族自尊心强，瞎扯淡，伊朗人（多数）还是更认同穆斯林身份。

当年伊朗世俗化较成功的是北方地区，而不是波斯人比例高波斯文化成分更高的南方地区。世俗化更高的北方伊朗人也不鸟什么伟大的波斯文化。

伊朗的所谓波斯文化更不是什么世俗文化，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伊朗还是伊斯兰的伊朗，是伊斯兰的世俗，并不是反伊斯兰的世俗，巴列维还是信仰伊斯兰教。

由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伊朗部分非教士上层阶层、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基本全面世俗化 但是下层种世俗化仅在大城市里有而且世俗化率很低，广大农牧区基本没有受到世俗化的影响。不然就不会出现底层推翻巴列维王朝后支持宗教派而不是支持属于世俗改革派（现在伊朗的改革派是宗教改革派）。

由于伊朗世俗化的改革派没有掌握国家资源，而且规模庞大数量很多，所以并没有全部往外移民还有大量遗留在国内。加上 当时教士阶层妥协采取了议会制（有权力的真议会），所以世俗派有一定的能力影响政权 制衡教权派，并且经常发声 引导社会的改革，所以给人伊朗很世俗的感觉。

是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教内的世俗化给伊朗带来了一批世俗化穆斯林，伊斯兰革命后的教士团监国的议会制给世俗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没有进行这样统治者带头的全面的世俗化，国家世俗化比较缓慢和百姓主导形式进行。有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自己世俗化，但是没有在百姓中强行推广，也没有抑制教士阶层的权力，反而跟他们结盟，权力全掌握教士阶层手里。所以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世俗派是基本没有能力影响政权，也没有影响政权 自由发展的空间，世俗化的那部分基本上都往外移民，留在国内的比较少，发出声音的更少。

当下实际上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派发展的比伊朗快，只是局限于民间没有能挤入权力圈，也没有什么实际途径能影响政权。加上 近几年阿拉伯国家接连内乱恐怖分子大量的出现，给人一种阿拉伯人越来越保守的感觉。

现在的伊朗拥有这么高的波斯文化认同是因为巴列维王朝推广波斯民族主义，宣传波斯民族和波斯文化，重修伊斯兰前的波斯遗迹，禁止宗教派攻击波斯文化。

然而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且支持教士阶层掌权而不是世俗改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