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朗历史上的阿拉伯、突厥人语言没有高度波斯化？

伊朗，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国家，其语言版图也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其中波斯语是无可争议的主旋律。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在伊朗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虽然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其在伊朗本土的“波斯化”程度，相较于它们在其他地区的广泛影响，似乎显得不那么彻底。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审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波斯语并非孤立存在。自古以来，伊朗高原就是一个民族和语言交汇的大熔炉。地理上的连接，使得不同文化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成为必然。然而，我们探讨的是“高度波斯化”，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关键的因素：波斯语在伊朗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结构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政治权力与语言的主导地位：

波斯语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中保持其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伊朗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萨珊王朝时期，波斯语就已经被确立为官方语言，承载着帝国的行政、法律和文化职能。这种官方地位的延续性，对于一种语言的传播和巩固至关重要。

当阿拉伯人于七世纪征服波斯后，尽管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波斯语并没有被完全取代。相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早期，阿拉伯语确实作为宗教和行政语言而盛行。然而，随着波斯人精英逐渐适应并融入新的政治体系，他们巧妙地将波斯语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注入到阿拉伯语的书写和表达中。著名的波斯诗人如菲尔多西（Ferdowsi）和哈菲兹（Hafez），他们的作品虽然使用波斯语，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阿拉伯文学的某些风格和修辞，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波斯韵味回馈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文化上的反哺，使得波斯语在本土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到了突厥人统治时期，尤其是塞尔柱人和萨法维王朝时期，突厥语一度成为宫廷和军队中的通用语言。许多突厥统治者本身也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他们学习和使用波斯语，并将波斯语的文学和行政传统融入到自己的统治中。萨法维王朝的兴起更是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发扬光大，而什叶派的许多重要著作和神学讨论，也大量使用了波斯语。尽管突厥语在某些层面上发挥了作用，但波斯语作为文化和知识传播的载体，其核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文化韧性与民族认同：

伊朗的文化，尤其是波斯文学和哲学，具有极强的韧性。萨珊王朝留下的文化遗产，如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和文学作品，虽然在宗教上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挑战，但其文化基因深深地根植于伊朗人民的心中。波斯语作为这些文化的载体，自然也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当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进入伊朗时，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外来的统治语言或文化输入，而非能够完全替代本土文化核心的载体。虽然阿拉伯语在宗教和学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例如大量阿拉伯语词汇融入了波斯语，许多伊斯兰思想的传播也依赖阿拉伯语，但波斯语的诗歌、散文和历史著作，依然是伊朗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精神食粮。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和对自身独特性的坚持，使得波斯语在面对外来语言时，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转化，而不是被同化。

突厥语虽然在某些时期成为统治阶层的语言，但突厥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往往需要赢得当地波斯精英的支持。这种支持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波斯文化和语言的尊重和学习。因此，许多突厥统治者和贵族纷纷学习波斯语，甚至用波斯语创作文学作品。这种文化上的融合，虽然增加了波斯语的词汇量和表达方式，但并未稀释其核心的波斯语特质。相反，突厥语的融入，有时反而更像是为波斯语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在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社会结构与精英阶层的选择：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伊朗社会，知识和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这些精英阶层，无论他们最初来自何方，最终都需要与统治阶层沟通，并掌握主流的文化和行政语言。波斯语作为与伊朗本土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在精英教育和知识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即使在突厥语盛行的时代，那些希望进入仕途、参与政治或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依然需要熟练掌握波斯语。这种社会现实决定了波斯语的普及程度，而它也自然成为了伊朗社会的主流沟通工具。阿拉伯语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宗教和学术领域，普通民众可能对其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日常交流和文学创作的主流语言仍然是波斯语。

总结来说，伊朗历史上的阿拉伯、突厥人语言之所以没有“高度波斯化”，并非是它们缺乏影响力，而是波斯语凭借其与政治权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社会精英阶层的选择，始终保持着其作为伊朗核心语言的地位。

与其说是阿拉伯语和突厥语没有被“波斯化”，不如说是波斯语展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吸收和转化”能力。它在吸收外来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其独特的语音、语法和文学传统。这种语言上的韧性和文化上的自信，共同塑造了伊朗独特的语言景观，使得波斯语能够穿越历史的风雨，屹立不倒，并成为伊朗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外来语言的影响融入了波斯语，但波斯语的核心却得以保留，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网友意见

在古代民族演变史这个话题下，”为什么“这类问题是很难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此回答主要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一些个人的理解，希望能交流下不同的意见。

挖了太多坑，而且各种跑题，所以我加了分段，可以直接跳到感兴趣的部分：

胡齐斯坦阿拉伯
中亚土库曼
波斯腹地的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入主波斯的征服者，到底有没有被同化
伊朗阿塞拜疆

首先，题主举例的胡齐斯坦（阿拉伯人）、格列斯坦（土库曼人），对应的应该是蒙古高原这种“发源地”，而不是”入主中原“后的古代少数民族。

除了阿塞拜疆，其余地区在近现代以前，从未成为”语言波斯化的地区”。

（1) 胡齐斯坦地区，在古埃兰文明的埃兰语（Elamite language）消失后，其格局就一直是：

平原=闪含语系，民族与南伊拉克趋同
山区=伊朗语系，民族与波斯高原趋同

伊斯兰征服前，萨珊帝国的胡齐斯坦地区，和亚述里斯坦地区（Asoristan，今南伊拉克）一样，平民语言是古典阿拉米语的土化版本。

宗教方面，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和曼达教，都使用自己的阿拉米语变种作为宗教语言。以伊朗系语言为宗教语言的拜火教（阿维斯陀语等），在当地的存在感很低。

而如今，胡齐斯坦平原和南伊拉克同样很相似，都是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阿拉伯穆斯林。闪含语系与伊朗语系的分割线，千年以来没有变过。

把视角放大到整个中东，可以发现，亚非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大规模同化的例子非常少。

波斯人、希腊-罗马人统治中东接近一千年，没有让当地平民的母语变成印欧语言，反而打破了地域间的隔阂，让阿拉米语（闪含语一支）发扬光大，同化掉了阿卡德语、腓尼基语这些区域性的闪含语言。
反过来，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和中亚后，同样让波斯语（印欧语系下面，伊朗语的一支）发扬光大，同化掉了粟特语、花剌子模语等区域化的伊朗语言。
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印欧人大范围的突厥化，如中亚草原区、中亚农耕区、小亚细亚等等。

亚非语系与印欧语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隔阂，政治上的长期统治、文化上的长期交流，都很难改变他们之间的界限。

而印欧语系与突厥语系则不存在这种隔阂。对于中亚的土著东伊朗人，伊斯兰化就等于波斯化、突厥化，而不是阿拉伯化。

带着这一点，我们再来讲中亚和土库曼族。格列斯坦省的土库曼族，和隔壁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族是相连的。

（2）中亚的波斯化、突厥化，以及土库曼族

中亚的东伊朗土著还在波斯化的时候，他们北边的游牧表亲们早就突厥化了。

阿拉伯东征—蒙古西征这段时间（7世纪-13世纪），中亚的整体格局是南部波斯化、北部突厥化，中部（如河中、花剌子模）则是定居民族波斯化、游牧民族突厥化。蒙古西征后（13世纪至今），中部的定居波斯人（塔吉克人）也开始突厥化。

上文提到的北部区域，包括七河流域、锡尔河下游、以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其突厥化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伊斯兰化，波斯人作为伊斯兰化的”媒介作用“不强，突厥苏菲导师的影响力更大。

土库曼族的来源，可以上述到9世纪-12世纪的乌古斯24部（又称乌古斯叶护国，不是回纥的九姓乌古斯），当时的重心不在（今）土库曼斯坦，而是在锡尔河下游，（今）哈萨克斯坦的南部。

文化方面，乌古斯人更多是原始突厥元素，且接受多方向的文化辐射，并不是波斯文明独大。塞尔柱人的先祖是24部中的克尼克部，塞尔柱·贝格曾给可萨汗国（今俄罗斯南部）当过兵，还给他儿子起了Mikail这种”精罗欢喜“的名字（ Mikail就是塞尔柱王朝创始者，图格里勒·贝格的老爹）。

由于蒙古西征，以及钦察系突厥人的压缩，乌古斯人（土库曼族）开始南下，与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相邻，文化习俗也染上了很多波斯的特征。然而这个时候，波斯人在政治上已经失势很久了，波斯文化的重心也开始西移、南移，对中亚游牧民族的控制自然是力不从心的。

在这方面，中亚的土库曼族更像是建州女真，从更蛮荒的地区南迁，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但由于宋明以来的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汉人无法在山海关外保持类似汉唐时期的影响力，所以关外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有限。

也正是如此，中亚的土库曼人，没有参与近古时期伊朗国族（什叶派波斯-阿塞拜疆）的建设，是伊朗境内唯一信仰逊尼派的突厥语民族。

（3）迁入”波斯大本营“的突厥人、阿拉伯人

所以，和“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相对应的，应该是波斯本土大城市的，来自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的统治阶级与驻军。他们曾大量驻扎于波斯本土的大城市，如伊斯法罕、哈马丹、雷伊、内沙布尔，生活习惯逐渐波斯化，日常开始使用波斯语。

当他们还是统治者的时候，可以一边接受波斯文化，一边保留自己的族裔认同和记忆，就像曾经的满清一样。可一旦失去了统治地位，他们的后裔还能不被全面同化么？波斯人的腹地，如今是否还有世居的突厥人、阿拉伯人呢？

其实他们没有完全消失，参考上面的波斯母语图，黑圈里波斯语（橙色）腹地中，仍然存在阿拉伯语、突厥语的聚点。

不过，聪明的你也许会发现，这些突厥人、阿拉伯人的分布区，都是较为偏僻干旱的牧场。而我之前提到的几座大城市、大绿洲，如今都是不折不扣的波斯语区域。少量的突厥母语家庭，大多也是之后从阿塞拜疆迁入的。曾经的统治者民族，要么被波斯人完全同化，要么同后来迁入的突厥人融合，基本消失不见了。

黑圈里，只有呼罗珊阿拉伯人，来源可以明确上述到哈里发帝国。闪含语系与印欧语系的隔阂，我之前已经讲到了，暂且认为这是他们能够不被同化的原因，只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失势，如今以被排挤到了荒漠边缘（白色是无人区）。

黑圈中的深绿色的是“突厥人”，这个“突厥”不是广义的突厥语系民族，而是什叶派的突厥部落。他们是16世纪以来，“什叶伊朗国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萨法维王朝、阿夫沙尔王朝、凯嘉尔王朝起家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由中央朝廷安排，以部落为单位迁入伊朗高原各地，是王朝政策和宫廷斗争的余波。

而亮绿色的中亚土库曼族，信仰的是逊尼派，近代主要围绕着中亚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打转，没有为“什叶伊朗国族建设”做出太多贡献。

【注释：伊朗人一般只把中亚的逊尼派乌古斯人称为“土库曼/Turcoman”，而参与“什叶伊朗国族建设”的突厥部落，一般直接称呼为“突厥/Turk”。

西方史学家经常把两者搞混，这主要是奥斯曼帝国的锅，因为早期奥斯曼语境下的”土库曼“，就是东边的突厥部落民，他们有很多是什叶派（阿列维派），奥斯曼人总觉得他们会给萨法维波斯带路，是危险的异端】

这些散居的突厥部落为何没有波斯化成功呢？这就涉及到伊朗与东亚的主要区别了。

波斯人（橙色）包围的，有两片白色的不毛之地，卢特沙漠和卡维尔沙漠。环绕沙漠的高山可以凝聚水汽，形成若干流入沙漠的河流，通过灌溉可以打造出肥沃的绿洲。

波斯人的生态环境，就是这些适合耕作的绿洲。而绿洲的边缘，总有些无论如何也无法有效耕种，却可以放牧的地区。这些介于绿洲与荒漠之间的小牧场，就称为突厥部落民游牧的地区。

东亚农耕区的边缘，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干旱游牧“飞地” — 鄂尔多斯高原。即使河套平原能够汉化，更靠近中原的鄂尔多斯，却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4）阿塞拜疆

既然提到了深绿色的什叶派突厥部落，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讲到，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阿塞拜疆人（草绿，Azeri Turk）。和前者不同，阿塞拜疆人是定居的农民，没有部落组织，被游牧突厥人称呼为“塔特“，也就是他者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伊朗”塔特族“，特指的是西北山区的伊朗语山民（黄色），这说明阿塞拜疆的突厥农民，是被突厥化的伊朗人。在13世纪以前，这里是妥妥的语言波斯化地区，波斯语大诗集《Nozhat al-Majales》中，有115位诗人来自今阿塞拜疆共和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阿塞拜疆能够突厥化，而波斯的其他地区没有？

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塞尔柱西进以后，大部分西迁的突厥人都汇聚于此，以至于在当地的人口比例很高，并通过持久的政治优势，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乌古斯史诗《科尔库特之书》，大部分都在讲高加索地区的故事。

阿塞拜疆的诸多“有利因素”，导致突厥人在此特别集中。

（4A）政治上，把突厥人往西北方向引，既能满足手下烧杀抢掠的欲望，也不得罪主流穆斯林社会。

塞尔柱王朝在西进时，打的是尊王（哈里发）攘夷（什叶派）的大旗，吃掉是发源于西北伊朗的什叶派白益王朝。塞尔柱统治者追求的，是被哈里发点赞，做一个广大穆斯林（逊尼派）眼中的好苏丹。

而手下那些“不姓趙”的突厥人，想法就很单纯，丫就是想要战利品。所以图格里勒·贝格故意把他们赶到西北方向，去抢劫异教徒（东罗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

后来被蒙古人、帖木儿赶来的各路野突厥，也因为此地仍有很多异教徒可以抢，所以继续往这里（以及小亚细亚）汇聚。

而当时的波斯大部分地区，是主流的逊尼派社会，所以不太好得罪。

（4B）气候上，阿塞拜疆的气候相对凉爽湿润，有连片的大草原。

参考伊朗的降雨量（左）、年均气温（中）、地形（右）。

阿塞拜疆，是唯一能同时满足 （相对）湿润、凉爽、（相对） 平坦的地区。

这里和”波斯大本营“不同，灌溉农耕区的周围，不是沙漠化地带，而是连片的草原。高海拔的地区，如卡尔斯省（今土耳其）是极优夏季牧场，而低地的Mugan Plain又是绝佳的的冬季牧场。

伊尔汗国的蒙古人同样被这里吸引，三个首都（Maragh、Tabriz、Soltaniyeh）都选在这里。

（4C）突厥人并非一直在扩张，很多时候也是被驱赶的对象，而阿塞拜疆一直接受各路的难民的角色。

格鲁吉亚王国崛起，因为绿所以被驱赶的突厥人。
蒙古人太阔怕，向西逃的突厥人。
帖木儿太阔怕，向西逃的突厥人。
因为异端（指五花八门的什叶苏菲门派）而被奥斯曼帝国驱赶，跑到”异端大本营“萨法维王朝的“土库曼（奥斯曼语境）”。
俄国南扩后，从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交换“过来的突厥人

（4D，纯属脑洞）蒙古西征打击了主流伊斯兰文化，为非主流的突厥语文化腾出空间

伊尔汗国打碎了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秩序，却未能建立稳固的新秩序。可汗们早期在景教与佛教之间摇摆，又重用犹太人。虽然后期确认了伊斯兰的国教地位，并大力推崇波斯文化，但可汗们还是很容易被各路的苏菲导师洗脑。

在14世纪，伊尔汗国崩溃的前夕，阿塞拜疆、小亚细亚东部的突厥文学作品开始井喷，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苏菲诗集，带有很强的非主流与草根色彩。

在伊尔汗国的核心领土 — 阿塞拜疆，原本只能苟延残喘的异端教团，如萨法维耶（Safaviyya），此时开始野蛮发展，洗脑了很多武德充沛的游牧部落民，形成了帮萨法维王朝打江山的“红帽集团”。

萨法维耶教团的教长、萨法维王朝创立者伊斯梅尔一世，虽然后世认为是波斯皇帝，却是个突厥语大文豪。

文化强盛的语言，其同化能力是极强的，而此时的西亚乌古斯系突厥语（分化为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已经不再是塞尔柱王朝时期，被波斯语全面碾压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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