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土城战役？
战役背景与战略考量：
时间来到1951年初，前一年的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在发动了前两次战役后，志愿军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到了“三八线”附近。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美韩联军在遭受重创后，迅速进行了整编和调整，其军事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装备、技术和后勤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制空权、制海权，以及机械化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支援。志愿军虽然士气高昂，英勇善战，但在武器装备上与敌军存在巨大差距，后勤补给更是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急需一次有力的攻势，来打破“联合国军”的防御，巩固战果，并为后续的战略部署争取主动权。土城战役，正是这一系列战略行动中的一环。其目标主要有：
打破“联合国军”的防御体系： 志愿军希望通过进攻，迫使“联合国军”放弃他们在“三八线”附近建立的稳固防线，将其从有利地形驱赶出去。
牵制并消耗敌军力量： 通过持续的攻势，吸引“联合国军”的兵力，使其无法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反扑，同时消耗其有生力量。
争取战略主动权： 在战场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是志愿军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争取战略主动权的关键。
配合政治谈判： 朝鲜战争的政治谈判在当时已经启动，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也能够为谈判桌上的中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战役进程与战术运用：
土城战役的地点大致位于“三八线”以南，具体战役涉及的地域可能包括了围绕土城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的一系列争夺。虽然具体战术细节可能因不同史料的侧重点而略有差异，但我们可以勾勒出这场战役的关键特点：
强行突破与穿插分割： 在没有绝对优势火力的情况下，志愿军往往采取的是以密集的人员优势和顽强的意志力，强行突破敌军的正面防御。同时，利用夜幕和地形的掩护，进行小部队的穿插，分割敌军的阵地，打乱其指挥和防御体系。
阵地争夺的惨烈： 土城战役的重点在于争夺关键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这意味着双方会为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山头展开殊死搏斗。志愿军往往会用巨大的伤亡换取阵地的得失，展现出惊人的战斗毅力。
近战、夜战与冷兵器运用： 为了弥补火力上的劣势，志愿军大量运用近战、夜战，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会动用刺刀和冷兵器。这种战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战士的个人勇气和近距离格斗能力，同时也能有效规避敌军的强大炮火和空中打击。
灵活的战术调整： 面对敌人不断变化的战术和地形的复杂性，志愿军指挥员需要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及时调整战术，捕捉战机。在战役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反复争夺一个据点的情况，这体现了战役的艰苦和残酷。
战役的得失与评价：
对土城战役的评价，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
正面评价：
1. 展现了志愿军强大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在装备和技术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志愿军能够发起并坚持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付出巨大牺牲，这充分证明了其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志愿军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灵魂。
2. 巩固了“三八线”战线，为后来的持久战奠定了基础： 土城战役虽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但它有效地阻止了“联合国军”进一步南进的企图，巩固了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建立的防线。这为后续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3. 对“联合国军”造成了消耗和心理压力： 尽管“联合国军”在火力上占据优势，但面对志愿军顽强的进攻，他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战役的持续进行，也给“联合国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其重新审视其在朝鲜的战略。
4. 体现了志愿军灵活的战术运用：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运用近战、夜战、穿插等战术，有效地发挥了自身优势，规避了敌人的长处，展现了其卓越的战术智慧。
需要注意的方面：
1. 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任何一场旨在打破敌军防线的进攻战，都必然伴随着高昂的伤亡。土城战役也不例外，志愿军在此战役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些牺牲对于每一位战士的家庭和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
2. 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略突破： 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可能未能完全实现打破“联合国军”整个防御体系的战略目标。战争的进程仍然是拉锯式的，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3. 后勤补给的严峻考验： 随着战线向前推进，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也随之拉长，其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加剧。这无疑是志愿军在后续战役中需要克服的巨大挑战。
总结：
土城战役，是朝鲜战争中无数场残酷而关键的战役之一。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辉煌，而是无数战士用血肉之躯在炮火纷飞中一次次冲锋，用生命为祖国和人民铸就的坚实防线。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志愿军“人在哪儿，阵地就在哪儿”的决心，以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旧能够与强大的敌人殊死搏斗的战斗力。
评价土城战役，我们不能只看其是否达到了“完美”的战略目标，更要看到其在整体战争进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无数战士的英勇和牺牲。它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是战略智慧的体现，更是志愿军钢铁般意志的证明。这场战役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军事指挥和战略部署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酷，更应该铭记那些为了国家尊严和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是这场战役，乃至整个朝鲜战争中最闪耀的英雄。
网友意见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实是在关键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毛泽东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后，红军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了军事行动。当时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是：经过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后，已兵不满3万，装备低劣，且是饥饿劳累的疲惫之师。而四面围堵过来的却有国民党150个团，40万大军，形势极其险恶。在1983年的电影《四渡赤水》里，刘怀正饰演的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中朱德在山上的呼啸风雪中触景生情，吟诵出了韩愈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古月饰演的毛泽东则借古喻今，将之改为“云横乌蒙家何在？敌拥江关马不前。”朱德抱怨年把工夫就将好好的中央苏区和10万红军折腾成了如今这副烂摊子。毛泽东却豪迈地说，那就从现在的3万人再搞起！毛泽东确实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英雄人物，遇强愈强，总是喜欢迎难而上，有大战略，大气魄。
关于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去向，中央最早是打算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建立根据地。后因红军在西征中损失巨大，四面敌情严重，于是在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改变决定，准备在川黔边地区，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又提出了渡过长江，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军民情况熟悉，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当时中央经过考虑后，认为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要好，因而搁置了黎平会议的决定，转为经黔北渡过长江进入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下达了作战命令，全军离开遵义向黔北的赤水河地区移动。
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是怎么判断的呢？他认为红军在湘江之战中元气大伤，现在徘徊于遵义地区，不外有三条出路。一是向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过金沙江西进，寻机进入川南。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老路，战略方向狭窄，可能性不大。因此，蒋介石命令湘军何键部4个师在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孙渡部6个旅10个团兵力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防止红军西进；在南路，桂军白崇禧部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黔军王家烈部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滥板凳进攻。粤军3个师也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在北路，川军刘湘部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以防止红军北渡长江。而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率2个纵队8个师中央军一路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前锋已到达乌江南岸。
蒋介石虽然已在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确立了牢固的统治，但西南地区向来是各省军阀的地盘，对中央阳奉阴违。他早就想消灭西南地区的异己势力，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派中央军在后紧追红军西进，其实是打了一石二鸟的主意，一方面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借机将军队渗入西南，寻隙削夺各省军阀的权力。贵州军阀王家烈第一个倒霉，被中央军跟进来控制了贵州局势，眼见被拿下来已是早晚的事。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都非常紧张，既怕红军打进来，又怕中央军跟进来。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严守地盘，红军不进来也不主动出击，最好是红军把中央军带到别的地方去。红军要是真的进来，那就无法拒绝中央军也跟进来，局面就坏了。因此，刘湘、龙云都集结了重兵在省境上防堵红军，闹不好要拼命的。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以前打黔军比较顺手，觉得川军的战斗力也不会很强，因而存了轻敌之心。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意思是说黔军、滇军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战斗力差；湖南素来出军事人才，军队战力凶猛，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广西偏处一隅，民风刚烈剽悍，军队擅长山地作战，吃苦耐劳，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川军虽不在内，不过据了解也是“双枪兵”，纪律涣散，与红四方面军交手又屡战屡败，战斗力应该比黔军强不了多少。另外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气势正盛，已牵制了川军主力，因而其封锁长江沿岸的兵力也不会很多。这下实际上是既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又低估了四川军阀保境守土的决心。在当时的西南各省军阀部队中，川军派系最多，曾在20年中混战了470多次，因而打仗的经验最丰富。而刘湘在成为四川王后，加强了对军队的训练，各级均设了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武器装备也比较优良，战斗力又大为提升。这次为了防堵红军，刘湘定下了北守南拒的方针，命唐式遵、邓锡侯、田颂尧部共50多个团在川北一线堵住红四方面军；自己的主力则由潘文华指挥，在川南沿长江一线设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如此，中央红军前有川军、黔军堵截，后有大群装备精良、骄狂成性的中央军追赶，面临强敌，要取胜谈何容易！
红军开路先锋是林彪的红一军团，迅速攻占了赤水河东岸的土城，然后继续向北进逼赤水城。当时川军有2个旅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城以北一带进行堵截，双方发生激战。而奉蒋介石命令，刘湘派郭勋祺等3个旅进入贵州，在后紧追红军，企图阻止其入川。当红军主力到达土城一带时，川军郭勋祺、潘佐2个旅也追到了土城东南的青杠坡一线，与担任后卫的董振堂红五军团接火。当时根据得到的情报显示，进犯土城的川军有2个旅4个团6、7千人。因此，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研究后，决定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吃掉来敌。结果一打起来才发现，郭勋祺等部的战斗力很强，迟迟难以将其解决。红军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伤亡较大，朱德、刘伯承不得不分别上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后来川军廖泽旅又赶到土城参战，敌人兵力增加到6个团上万人，战局顿时急转直下。红五军团的阵地被突破，与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联系遭截断，川军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了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毛泽东不得不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加入战斗，总算将川军压了回去。当时陈赓指挥非常出色，打得生龙活虎，毛泽东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到后，兴奋地说：“打得好，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攻打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无法得手，损失较大，后奉毛泽东的命令回援土城。在红一军团驰援下，终于稳住了阵脚，但经多次攻击仍与当面川军形成僵持。后来又有其他几路国民党军陆续增援而来，形势更加不利。打到这时，经赤水城向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然难以实现。毛泽东等人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令全军于1月29日从猿猴场(今贵州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架浮桥西渡赤水河甩掉敌人。一渡赤水就是这么来的。
当时为迅速摆脱敌人，赢得时间，红军奉命忍痛丢掉了无数烈士用生命保护过的全军最后1门山炮和医用X光机。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难过得流下泪来。毛泽东安慰大家说：“丢掉这些东西很可惜，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保住了红军，将来还会从敌人手里夺得更多更好的东西。” 最后红军抢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并将浮桥烧毁，阻住了追到河边的川军。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后，命人侦察红军向西的去向，暂时停止了追击。郭勋祺由此一战成名，给红军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3年后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原野战军俘虏，刘伯承、陈毅还专门接见了他，其中就畅谈了土城之战的往事。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3000多人，牺牲了红一军团红2师5团政委赵云龙，像杨勇、张震、王集成、姚喆、文年生这些著名将领也均临阵负伤，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之初就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败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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