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真像知乎人儿所说那么没用无能，如果崇祯不理朝政明朝就可以不倒吗？

当然不是。明朝亡于崇祯之手不假，但是清代研究明亡有两条名言，一条是明实亡于万历，还有一条是明亡于党争。所以，究竟是什么导致明亡，是需要认真推敲，仔细分辨的。“明实亡于万历”被写进了满清官修《明史》中，出自雍正年间的史学大佬和重臣张廷玉，并被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重复，说明了其中肯定有一些奥妙。

社会生活中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理

清代长期修明史，如康熙年间的大规模修明史，然后有了康熙二十三年的降等袭爵政策，还有康熙后期宣布的永不加赋政策，雍正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制度，乾隆年间完成了二十四史，乾隆年间多次实行赈灾救济，还完善水利，改革粮种提高产量，都是借鉴了明朝的反面教训。甚至到了嘉庆年间，皇帝还专门组织人写《明鉴》。作为朱明朝廷的接盘者，满清对于朱明亡国，崇祯亡国无疑是十分重视的，可以说，满清朝廷有足够的资格说，“没有人比我满清朝廷更懂明亡。”当然，有句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明确记载在史书上的，是不是被满清官方或其御用修史官篡改歪曲过了，就是个难免的问题，而如何还原一个真相，也是十分微妙的难题。满清几代皇帝反复研修明史，说明明亡不是那么简单的，有其复杂性和微妙性。

以杀大臣来说，汉武帝著名的“连杀五相”，杀大臣是不是很多？刘彻打匈奴用兵十载，“国库空虚，户口减半”，为什么没有亡国？武则天杀大臣够不够多？她为啥没有亡国？康熙掌权伊始，就逼死了鳌拜，后来还逼死了索额图，雍正赐死了年羹尧，逼死了隆科多，乾隆也赐死了打败仗的讷亲，嘉庆一掌权就赐死了和珅。

如果现代人研究过明亡清兴史穿越回去，挽救大明应该不难，或者，如果让乾隆嘉庆年间研修过明史的士大夫们穿越回去也一样不难。但是，如果没有未来眼，不做事后诸葛亮的话，我们用同理心，单纯以崇祯之前的史书和明代的祖制和先例为经验教训来管理朝政，那么想挽回颓势和败局就不那么容易了。

声明一点，本人不是清粉，之前还可以算是是崇祯粉，虽然知道他在用兵战略策略、官僚人事管理用人策略，乃至经济平衡方面愚蠢，但是毕竟还是相信他有心搞好，是方向错误而已，在这篇答题的解答思考中居然发现，是有严重的立场问题。所以，本人的态度转变为理中客，尽可能在体制、机制和运行方面对明朝衰亡做出解释。

至于满清和朱明的比较，俗话说，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满清以一个几十万的小民族能够吞下庞大的中华，尤其是，满清还打破了以往的“胡虏百年国运”的惯例，统治中国时间几乎与朱明和大唐时间一样长，不可能说仅仅是运气好，必然有其更复杂的原因。本答题仅仅是希望找到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所以不可避免要对历史上有相似性的情节进行各种比较。

从国民经济平衡的角度看明亡

经济这个词，在中文的意思是“经世济民”，英文economics，字面意思是理家的学问，当然，也就是从财务的角度达到家务、单位法人事务乃至国务平衡和优化的学问。那么，从国民经济平衡来看，就是首先要做到国计民生的协调，按照唐太宗的名言就是，“水以载舟，水以覆舟”，朝廷或者皇家，对于个别老百姓来说，是强大的，但是，对于黎民百姓整体，又是弱小的，统治天下的艺术，就是综合平衡，不至于翻车倾覆。

明末不论是李自成张献忠，或者党争激化，宗室恶性膨胀，乃至诡寄飞撒土地投献瞒报丁口田亩，都呈现出严重失衡，吏政败坏，腐败混乱的末世景象。

明亡的直接原因是李自成张献忠，导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如火如荼不可收拾的是杨嗣昌建议开征的三饷，三饷可以说是压垮西北和北方农民的最后一颗草，而且这颗草还特别重，将西北农民逼得普遍破产，普遍推向了李自成张献忠。

为什么开征三饷？可以说，是崇祯继位之后想“新官上任三把火”，想消灭后金，为了给袁崇焕以及后来的洪承畴杨嗣昌对抗满清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提供资金。当然，三饷中的辽饷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开征的，每亩9厘银子，崇祯四年加征了练饷，每亩3厘，崇祯十年又加征了剿饷，每亩一分，合计每亩二分二厘。

那么，崇祯给了袁崇焕多少钱？大约500万两白银。对比清代嘉庆年间对陕甘地区用兵，累计军费达到4000万两银子，虽然崇祯给袁崇焕军费到嘉庆年间对陕甘回乱有约180年的间隔，但满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明末直到嘉庆年间，海外白银流入大幅度减少，所以，这期间的银价贬值并不严重。那么，给袁崇焕的数量也算不上太高。

那么，明代财政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答案是，宗室过度膨胀，明代财政开支的表格在网上很流行，在130年时间内，皇室和宗室开支居然增长了10倍（包含白银贬值影响），达到了1500万两白银，当然，还有军费900万两和官僚体系开支400万两，这就是开征三饷时面临的前提，天下黎民百姓还背的起这么大的负担吗？至于士绅贵戚偷税漏税，包括土地投献，诡寄飞撒，瞒报田亩数量和瞒报丁口，也要转嫁到平民身上。

明末党争十分严重，应该也与此有关，万历皇帝的殆政，败坏，贪婪，算是鼓励明末党争激化的吧？万历把天下变成了修罗场，自己又不闻不问，其示范意义不问可知。当然，一些大臣奉行伪君子策略，死道友不死贫道，如温体仁等等太多的大臣，还有一些是愤青，如卢象升。

崇祯的智商肯定比那位“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高一些，但是，也同样有太年轻的问题，有愤青病，中二病。

“明亡于万历”与“明亡于崇祯”的探究

《明史》神宗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另外，乾隆年间的学者赵翼于《廿二史札记》中云：“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从宗室过度膨胀和士绅贵戚腐败偷税漏税来说，崇祯年间已经比万历年间再次恶化。关于明代宗室过度膨胀的问题，知乎上的探讨已经很多，诸如924个郡王，崇祯四年，大明天下共有藩王32位，郡王275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合计上万。再如河南，在嘉靖年间有5个亲王，80个郡王，皇族人口达到了5000人，还有著名的“中州地半入藩”之说。诸藩王，诸如潞王（王府在河南卫辉，封地在湖广），福王（洛阳），四川的蜀王一系，襄阳的襄王，楚王（武昌），山东的鲁王，山西的晋王系（太原）和代王系（大同）等等。被李自成所杀掉的藩王肥佬，集中体现在山西和河南，张献忠则集中在成都、襄王等地，相关史料太多，不再赘述。朱明宗室比较肥的藩王中，大概桂王、唐王、鲁王是被满清杀害，其他被清军杀害的朱家子孙，数量虽大，但是都不肥。

嘉靖四十四年实行的《宗藩条例》将宗藩禄米标准砍掉了一部分，并进一步限制了宗藩婚配数量，但是，与后来的满清相比，差距在于没有降等袭爵制度（康熙二十三年实施宗室嫡长子降等袭爵，余子考核后依据成绩袭更低等的爵位），虽然有了《宗藩条例》，也仅仅是延缓了宗藩膨胀的速度。而万历则开启了另一轮宗藩膨胀，在皇权与官僚阶层斗法的过程中，万历好敛财，贪婪的特性表露无遗，其使多个职能部门官员严重不满员，以及给自己是同胞弟弟潞王朱翊镠4万顷庄田，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2万顷庄田，还给了朱常洵每年1300份淮盐引（还有其操作过程中大量官卖私盐，实际是贩卖了数倍的食盐），还有多种地方税收收入，无疑加剧了皇权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开启了大家集体作死，集体膨胀模式。万历的另外三个儿子，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的庄田皆三万顷计算（《明熹宗实录》卷76），这三位王爷的封地由于当地已经没有耕地可给，如瑞王册封在陕西，而陕西早就有了秦王一系，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地，地方官府只能东拼西凑，最后到其他省份给凑了2万顷，桂王和惠王也是同样原因，由于迟迟凑不出封地，所以就藩拖延了很久。另参考天启六年（1626年），明熹宗也曾给自己的三位庶出的姑姑，遂平长公主“庄田二千五百九十五顷八十二亩”，还有“赐宁德、遂平二公主庄田五千一百九十顷”。

潞王朱翊镠受到万历的格外宠信和偏爱，除了拥有4万顷庄田之外，还拥有大量店铺，其为非作歹胡作非为的故事网上很多，而福王朱常洵相对来说闭门不闻窗外事，当了一个铁公鸡一直到死，而朱常洵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资料网上也同样有。除了潞王和福王之外，其他诸如蜀王（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最初被朱册封在四川成都，为蜀王，其后蜀王一系独霸四川，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抚孔贞一报告，四川土地最肥沃的都江堰地区十一个州县，耕地70%被蜀王所侵占，严世蕃曾经制作天下富豪榜，声称“天下王府，蜀王最富”，），河南开封的周王系（原始赐田约5000顷，后来通过自置累计占地5万余顷，周王一系累计有郡王75位）。

虽然万历打赢了三大征，但是，其中西南方向的作战，是明军在单兵战斗力优于对手，并且有张居正实行土地和财政改革为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财政有2000万两白银储备基础上，不缺钱粮基础上打的。三大征花费了约1100万两白银，而萨尔浒一战的惨败，足以把其余存银消耗干净。当然，辽饷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开征的，所以，天启继位时，内帑还有700万两白银。

崇祯年间，玉蝶记载的宗室人口已经没有数据可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数据是157000人，按照徐光启的评论，宗室人口三十年翻倍的趋势外推，崇祯中期玉蝶在册的人数应该比万历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达到30万以上，这是明末国内的基本矛盾，关键症结之一。明末和清末的宗室玉蝶人口数量，哪怕是数量相同，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原因在于，①朱家众多的藩王庄田管理，土地投献，造成了对帝国机体的严重侵蚀和毒害，即寄生腐败，相对而言，满清的宗藩不离京，恶果和负担小的多。②朱明宗藩的庄田是不计算在宗禄之中的，其可怕程度可以想象。③清末国民经济产出值和农业产出值均大大高于明末。④满清由于降等袭爵，使得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占据人数的90%以上，人均岁禄开支近似为明朝的1/3~1/4。到清末，爱新觉罗宗室加觉罗氏人口大约是明朝宗室人数的1/4，所以，清末的宗室开支远远低于明末。当然，明末宗室收入有相当数量的拖欠，清末宗室收入基本都能正常发放，满清最为国人诟病的实际是几次对外战争失败，招致了天价的战争赔款，其原因可以归结到满清贵族废拉化，顽固坚持首崇满洲，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欺欺人。

有人指出清代并没有取消每亩9厘银子的辽饷，却能健康地活下来，没有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为什么？本人推敲起来，可能有几个原因，①经过农民起义的洗礼之后，朱家王爷被屠杀殆尽，1500万两的天文数字皇室宗室开支得以取消，与每亩9厘的辽饷相比，后者总计只有480万两。清初的皇家和宗室待遇低，人员数量少，这每亩9厘的辽饷是用作军饷，满清废除了明朝的军屯制度。②清代改变了明代压缩官僚体系任职人员数量的作风，官僚体系人员大大增加，许多部门主官设置满汉各一名，无疑增加了官僚系统开支，另外，即便是满清前期没有实施养廉银，官员的级别比明朝也普涨了一级，如六部尚书在明朝是正二品，清朝是从一品；③不再有土地投献，田赋的征收相对公平，那种将宗室和大地主的应纳田赋转嫁到平民身上的现象被基本消灭，农民的实际负担比明末大大减轻，④从崇祯中期开始，到顺治康熙年间，全国人口大幅度减少，与现代推测的天启末年约1.5亿人口相比，康熙年间人口最少的时候只有1943万人丁（人丁是16~59岁男性，换算成实际人口大约是7000~8000万），应该是在三藩战争结束之后。人均土地多，只要进入和平年代休养生计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好过的，⑤乾隆八年人口达到了1.64亿，而这期间来自北美作物玉米，红薯，土豆在北方普及，提高了每亩产出，当然，还有其他的措施如改革粮种推广双季稻，加大对水利投资。（当然，网上有资料批评明代不兴修水利，应该是不对的，张居正用来回绝万历索要四十万两银子的理由就是，“那是兴修水利的钱”。当然，明代对水利建设投资与满清相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明朝兴修水利投资少的政策，应该是与吸取了元朝灭亡与一次性突发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教训有关。）

可能有人要说清代的跑马圈地。那么，对比分析结论是，跑马圈地总量约为1670万亩，即十六万七千顷，到康熙八年（1669年）亲政时，跑马圈地行为被制止，加上满清入关之前盛京的旗地和后来八旗在全国驻防地的少量旗地，总计20万顷。全部旗地中，15万顷用于八旗军的俸养开支。在乾隆年间曾经有过一次清理八旗汉军，将约2/3的原八旗汉军清理出了八旗，使其转为民人的身份自谋生路，使得八旗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另外，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期间都有大规模屠杀满人。与明代宗室玉蝶人口相比，宗室人口是不分男女，只要上了玉蝶，就有宗禄，每个月4两银子起步，而满清八旗，只对男丁发放旗饷，每个月2两银子保底，所以，哪怕满族人口有100~150万，领取旗饷的也只有不足30万人。相对来说，清代的王爷们也有王庄，总计一万三千三百顷，而明代的王庄，有资料说，不完全统计，占地累积达五十万顷。另外，明代中后期的皇庄数量是三万七千顷，清代为三万三千七百顷顷，差距不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亡之后，明代藩王的王庄，曾经多次被豪强地主所侵占，如山东孔府侵占王庄，还有一些被将军赏赐给了部下，如山西代王一系被屠杀殆尽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可以参考附录8。

这里再提供一份资料，清康熙八年（1669年）为了表示“德政”，康熙帝下令原明朝藩王宗室庄田免价归原来的佃户所有，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号为“更名（明）地”。并废除原来缴纳的庄田子粒银，改缴与一般民田同样的田赋银。这批更名地总数十六万余顷。这份史料说明，满清并没有对耕地占有表现出格外贪婪，与旗地的史料，以及后来湖广填四川，湖广填陕南发给农民土地相符，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前面所说的，明末朱家宗室占有田庄总计可能达到50万顷以上的资料。

如果不采用降等袭爵政策或其他大幅度对宗藩动刀子的政策，那么，明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延续50年的，这就是李自成在东征檄文上说明朝“气数已尽”的根本原因，李自成张献忠开启了屠杀朱家子孙模式之后，实力急剧膨胀，说明了屠杀朱家子孙赢得了平民百姓的衷心拥护。另外，乾隆也曾经评价崇祯，说，“国事已不可为”。崇祯年间多次记载北方鼠疫，干旱，应该是背后另有玄机，北方自耕农被盘剥的太惨烈了，鼠疫传播之广泛，应该也是平民穷困，营养不良，导致抵抗力低下的结果。同样值得指出的是，鼠疫为什么都是帮李自成的忙？奥妙是，李自成的人马杀了朱家子孙，分了钱粮，改善了营养，提高了抵抗力。就像明粉提出的小冰河导致明亡的主张，我们可以质问一句，难道是黄太吉祷告，他的列祖列宗显灵，专门派小冰河下凡来帮助满清的吗？

这里引用一段其他答主（大概姓王吧）提供的史料：担任陕西巡抚，主持招抚的杨鹤（杨嗣昌的父亲）压力山大，连呼“流民穷困饥饿，不给够饭吃，早晚必再反。”

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杨鹤对诏狱供状》

前赈臣（李继贞，时任兵部职方司）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绥寇纪略》

崇祯爱财如命。听闻又要掏钱，就不耐烦了，暗示下面招抚行不通。

（帝）言朘削（即剥削）则喜，请兵食则怒。--《怀陵流寇始终录》

（帝）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天下郡国利病书》

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引用本是形容万历朝矿监弊政的；但明末自万历以降，诸帝刻剥百姓成癖；《明末农战史》的作者顾诚即把此话用来形容崇祯，特此注明。”

明朝祖传的唱高调与务虚

明朝政策的一个弊端是务虚，这又是从朱元璋就开始的，朱元璋起家无疑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朱家朝廷为了凸显自家的气节，采用了诸如军户屯田等政策，百姓不纳粮，还有，官员俸禄很低，官员数量也很少，等等看起来十分惊艳的发明，看起来十分美好，然而，从可持续性发展角度看，这无疑是十分不可持续的，军屯制度后来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土地军阀私有制，祖大寿降清时献出了海量的财宝就是证据。明朝党争中，伪君子文化也是同样的问题，伪君子文化是朱明朝廷务虚框架的必然产物，在朱元璋这种强势皇帝在世时还可以用屠刀震慑，毕竟朱元璋的时代，宗藩占据的民脂民膏比例还比较低，朱元璋本人作为马上皇帝开国皇帝也有足够的底气。士大夫们一个个外钓清誉之名，内结虎狼之属，同样是十分务虚，明朝制度始终没有解决这个务虚的问题。

崇祯写的一手好字，其行书颇得王羲之的神韵，草书也颇不俗，如果他不当皇帝，可能单单当个书法家也能生存，还有，他绘画也不错，后来还能给会试出题，说明他的智商比较高。但是，从后人的角度看，他缺乏基层工作历练，他对世道人心的理解，比司马衷强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他是智商高，情商低，在“责权利”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方面，在对“伴君如伴虎，御臣如御狼”的把握，在认识国家主要矛盾方面，他严重脱离了实际。

古代皇帝脱离实际，可以参考光绪吃鸡蛋的故事：光绪年间，内务府的太监给光绪报花账，说一个鸡蛋要三两银子。有一天，光绪见了翁同龢，就问翁老师早晨都吃什么饭?翁同龢说每天早晨三个鸡蛋。光绪感慨道：“老师您这一顿早饭就得九两银子啊，吃得起吗?”这件事记载在《春明梦录》上，作者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何德刚。当然，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也是同样的佐证。

而明末的伪君子文化，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文化，也是使得崇祯脱离实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伪君子文化形成的原因，如前面所述，始于朱元璋开启的系统性不切实际，到了嘉靖年间，伪君子文化和党争开始激化，而党争的激化，是宗室膨胀的伴生产物，同样，诡寄飞撒也是宗室膨胀的伴生产物。

康熙曾评价崇祯，“长于深宫之内，不离阿保之手，不通人情物理”。天启对崇祯很好，颇有几分万历对待同胞兄弟潞王朱翊鏐的样子，也就是把崇祯当贵族猪养的。假设崇祯在当皇帝之前能够担任监察御史或者巡城御史几年的时间，能多多体察人间的各种疾苦和利益纷争，多了解一些世道人心，那么，他应该不会采取那么多脱离实际的决策。

总结“明实亡于万历”与崇祯亡国的责任划分

本答题是借用股票分析的模式来分析明朝灭亡，那么朱元璋留下的祖训，“永不齐民”，让朱家子孙数量恶性膨胀，还要高高在上骄奢淫逸，就是朱家朝廷灭亡的祸根和基因病。嘉靖四十四年出台的《宗藩条例》暂时缓解了朱家宗室与天下人的矛盾，而万历的殆政，贪婪，败坏，就是基本面，等于把明朝天下送进了末日模式。

明朝灭亡在崇祯手里完成，等于是技术面，崇祯本人仅仅是个文青，继位时相当于学艺术的高中生，他虽然有心搞好，但是他继承了万历就给他的信仰和立场，不懂得万历完成的恶劣影响，所以完全没有修复万历的末日模式，反而开启了一波苛政和暴政模式，他自己又不懂用兵，不懂用人，到处瞎指挥，所以，崇祯把天下变成了绞肉机。

崇祯元年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刘鸿训指出了崇祯的中二问题，却几乎被崇祯杀掉，说明了崇祯继承了朱家子孙的高高在上，骄横心态：

“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

其他崇祯年间大臣吴应箕，汤开远对崇祯的批评，都同样切中了要害。

再追究根源，是朱元璋祖制的制约：

朱元璋放牛娃开局最终当了大一统中国皇帝，人生成就可称辉煌，也让他有足够底气骄傲和自豪。为了保证朱家江山长久安定，决定采用分封制，皇子册封为藩王，废除宰相制，基层设置里甲制，并为后世子孙订立了祖制：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训》

“朕少遭乱离， 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之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 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颂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 者，即以奸臣论无赦。”。。。《皇明祖训 · 敕谕（附）》

“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
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明太祖实录》

“嫡长子袭爵，世袭罔替”，“余子降一等袭爵”，“六世以后皆为奉国中尉”，

上述祖训，连同重八制定的官僚俸禄表，宗室俸禄等级表共同成为祖法，祖制。这些祖制就变成了紧箍咒，钢铁囚笼，无论未来形势如何发展都不能改，无论这些祖制在新的形势下有多大的积弊，也不能改，必须遵守！重八的傲娇太过头了！

可以对比的是唐太宗《帝范》中对李治教导时体现出的谦虚和变通思想。

对比中国现代史，我们在朱家祖训里面是不是发现了教条主义？！《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先生批评朱元璋的缺点，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制定了祖制，拒绝一切改革。

晚明的朱家皇帝，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都是朱元璋的孝子贤孙，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护朱家子孙的地位和待遇。

回到题主的问题，如果崇祯不理朝政会不会亡国？

这个题目，需要假设几种情况，比如，假设天启没有死，会如何演变，或者假设崇祯没有杀魏忠贤会如何演变。

天启去世时，年龄仅仅23岁。可以确定，他的情商比崇祯高，比崇祯更有自知之明，所以，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由魏忠贤担任了实质性的辅政大臣角色。魏忠贤与东林党的几位大佬，如叶向高，孙承宗，都合作不错，最起码，算得上是和平相处的。

在财政税收方面，魏忠贤比较老成持重，当然，基于他的教育背景，他是在自宫进宫之后才入的皇宫内书堂学习识字，所以，他的文化程度肯定不高。在军费方面，在平衡地区利益方面，魏忠贤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即便贵为九千岁，魏忠贤也依然仅仅是个奴才，对于宗室负担过重的问题他就没有什么能力了。可以把天启和慈禧对比，慈禧也是情商比较高，能平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汉人名臣，但是，她也改变不了清朝的灭亡命运，假设天启不太早死亡，对于明朝的灭亡命运，应该是可以推迟，但是不可避免，明朝的灭亡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像清末。

崇祯遗诏的真伪问题

最后要指出，崇祯应该是坚决站在朱家人立场上的，他维护朱家人利益的立场可以用花岗岩的脑袋来形容，参考史家说起他“言朘削则喜，请兵食则怒”，“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名，密如牛毛。”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而朱由检坚持十分通解。

那么，崇祯的那份看起来十分感人煽情的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自然的就有了疑问，因为，它不合情理，我们需要认识到，崇祯的智商还是比较高的。虽然与天启相比，他情商略差，但是，能周旋在诸多大臣，学士中间，他智商不可能太低！

按照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后园山子中，与王承恩对面缢焉。衣袖墨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在杨士聪写书之时，“无伤百姓一人”的话早已流传很广，所以，他在书中专门提到：

“坊刻谬撰血诏，乃称‘宁裂朕尸’，皆非也。坊刻称‘尽杀百官，无杀百姓’，不知何据？此浅夫愤激之语，非先帝之言也。”

另据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的记载：

“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下，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左手书“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足穿靴，一足靴脱，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

所以，《明史》中记载的崇祯遗诏应该是假的。所谓“无伤百姓一人”，更是不符合崇祯的身份，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是天下穷苦百姓，杀了朱家数以万计的子孙和贵族，崇祯面对的是朱家朝廷人心丧尽的局面，当时的李自成大军所向，民心归附，大顺军军纪严明，人所共知，崇祯不可能不知道。同样，崇祯也应该明白，他统治下的明军是屠杀穷苦百姓的刽子手，对官僚体系来说，他是独夫，对天下黎民来说，他是人民公敌，崇祯哪里有脸对穷苦百姓们和李自成说“无伤百姓一人”？

崇祯选择上吊，还有临死时砍死皇后和女儿的行为，应该是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罪大恶极，为了免除被农民军侮辱，做出的自我了断抉择。

说到了崇祯的立场，还需要提一下一句很刺激观众的影视作品台词，“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以为造反有用吗？”来自一首很能刺激天下人神经的，据说是杨嗣昌所做的《西江月》：

“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
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

据考证，是被篡改过的，因为，朱明的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崇祯也曾经几次下罪己诏，也曾经组织和尚道士做法事祭吊灾民，杨嗣昌应该不会说出如此反人类的话来，虽然他暗中可以做的非常黑暗。原文应该是讽刺张献忠的，从整首词的逻辑看，用来表达对张献忠的降而复反的鄙视，是畅通的。

“不作安分降将，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
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

当然，从明末崇祯朝廷的实际施政效果来看，改成这几个字，也符合崇祯朝廷施政的本质。只是，不要把它戴到明末官员头上，更不可能出自杨嗣昌之口。那么，是谁改的？很可能就是张献忠的部下所为，就像杨嗣昌曾经张榜悬赏捉拿张献忠，曰："有擒获张献忠者，赏银万两"。这悬赏没有毛病，古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令杨嗣昌愤怒和痛苦的是，第二天早上，在总督府的门口，竟然张贴了张献忠的悬赏告示，曰："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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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个人图书馆 《明朝都快穷死了，崇祯为何不抄藩王的家？做了则立刻盘活全局挽救大明》

2、芝兰玉树谈古今 《明朝藩王的下场——朱元璋的那些像“猪”一样的藩王子孙》

3、个人图书馆 《明朝灭亡之时,为数众多的藩王们都是什么结局?》

4、国史通论《为何有人怀疑崇祯遗诏是后人捏造？崇祯自缢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5、百度 《明朝宗室》

6、搜狐网 《历时25年，圈占汉人土地约16000000亩！清朝初年的“跑马圈地”》

7、知乎

8、关于明代王庄数量问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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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读史书，你当然会觉得崇祯做事了至少比没做强。

但如果你多读一点，看看清朝，咸丰死后的清朝是怎么续命的，就会感觉，身为皇帝，有时候，知道怎么躺倒抱忠臣大腿，也是赢的一种方式。

现在回头来看崇祯，你觉得他是那种乖乖抱大腿上分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