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和常凯申为什么不能像李自成那样，通过对贪官抄家追赃，来解决财政危机？
李自成：乱世中的“清算”与“解压”
李自成能在农民起义中迅速壮大，并最终攻破北京，他采用的“抄家追赃”策略，可以说是他当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时代背景与合法性需求： 李自成起义之初，其合法性基础薄弱，他所代表的是被压迫的农民阶层。通过抄没贪官污吏的家产，可以将这些财富转化为起义军的军饷和物资，直接解决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在被压迫民众看来，是一种“替天行道”，是对腐败官僚的惩罚，能够极大地吸引和团结底层民众，树立其“反贪官，反腐败”的形象，为起义争取广泛的民意支持。
政治体制的缺失： 明末的官场已经极其腐败，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官僚体系和财产保护的观念（尽管执行不力）。李自成是革命者，他可以跳出现有体制的束缚，以暴力和“革命”的名义进行抄没。他的行为不受到现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反而是一种对旧有秩序的颠覆。
经济与社会动员：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物质的快速获取比制度的稳定更重要。抄家追赃能够直接、迅速地为起义军提供资金，解决军饷问题，这是“养兵千日”模式下政府财政税收无法比拟的。同时，这种行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对推翻旧政权的积极性。
目标群体明确： 李自成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在明朝后期盘剥民众、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和地主。这些人往往家底丰厚，是国家财政的“潜在”来源，也必然是民众痛恨的对象。
崇祯：困境中的“制度性”束缚
崇祯皇帝虽然也曾试图改革，并且对贪腐深恶痛绝，但其“抄家追赃”的行动，却始终受到多重制约，无法与李自成的“席卷”相比。
明朝的官僚体制与利益集团： 明朝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官僚体系。虽然腐败，但这个体系本身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利益链条。朝廷官员，尤其是文官集团，拥有相当的政治话语权和影响力。皇帝要大规模抄没官员家产，就等于触动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核心利益，会引发强烈的抵制。
“祖宗之法”的约束： 即使是皇帝，在执行政策时，也需要考虑“祖宗之法”，即历代沿袭下来的规矩。大规模抄家，如果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很容易被视为“滥杀无辜”或“越权”，从而在士大夫阶层引起普遍的不满和质疑。
法律与程序的局限： 尽管明朝对贪腐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具体的抄没行为，通常需要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判定罪名，然后才能论处。崇祯并非没有抄没过贪官，但这些行为往往是零星的、个别的，并且需要有确凿的罪证，很难像李自成那样，无须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士大夫阶层的维系： 皇帝需要士大夫阶层来维持统治。如果皇帝的行为过于激进，伤害了这一阶层的整体利益，那么整个统治基础就会动摇。崇祯时期的内忧外患，已经让他很难再承受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
财政制度的僵化： 明朝的财政制度已经相当僵化，税收体系效率低下，加上军费开支巨大，使得财政赤字成为常态。皇帝试图通过增加税收、节省开支等方式来解决危机，但这些方式的周期长、阻力大，而抄家追赃虽然能快速获取一笔资金，但它并非长久之计，且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常凯申：法治社会的“规则”与“底线”
常凯申（蒋介石）所处的时代，则与崇祯和李自成截然不同。他面临的是一个追求现代化、法治化建设的国民政府，这决定了他无法也“不应该”像李自成那样行事。
法治社会的框架： 常凯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任何财产的没收都必须遵循法律程序，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和裁决。大规模的、未经审判的抄家行为，将直接破坏法治的根基，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并失去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国家机器的运作： 国民政府拥有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器，包括司法、行政、立法等部门。财政危机需要通过正规的国家财政手段来解决，如发行公债、增加税收、优化税收结构、节约政府开支等。通过大规模抄家来补充财政，在现代国家运作模式下是不可想象的，这被视为一种“掠夺”，而非“治理”。
经济发展的模式： 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总体上是朝着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模式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大规模的抄家不仅会吓跑国内外投资，还会引发社会恐慌，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对国家统一、法治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承诺。如果常凯申采取类似李自成的行为，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与共产党进行政治竞争时所强调的“秩序”和“文明”的优势，反而会落入“土匪”式的逻辑。
国内外政治环境： 常凯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是建立在民国初年革命的基础上，并且面临着来自共产党的强大挑战。他需要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维持政府的国际形象。大规模的抄家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为他带来正面效益，反而会成为攻击他的口实。
财政汲取能力的局限： 即使常凯申有心抄家，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掌握和执行力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地方军阀、官僚体系的腐败，以及国家控制力的薄弱，都使得他很难像李自成那样，对全国范围内的贪官污吏进行“统一清算”。
总结
李自成之所以能通过抄家追赃解决财政危机，是因为他身处乱世，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打破旧有秩序，获得了极大的行动自由，且其行为具有强烈的政治动员作用。
而崇祯和常凯申，虽然都面临财政危机，但他们都身处或试图建立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崇祯受制于明朝庞大而僵化的官僚体系以及“祖宗之法”，无法像李自成那样肆意妄为。常凯申则身处一个法治化的现代国家框架下，其任何行动都必须符合法律程序，私有财产受到保护，他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此。
简而言之，李自成的“抄家追赃”是一种 革命性的、破坏性的手段，适用于推翻旧秩序的时刻；而崇祯和常凯申则试图在 既有或重建的秩序内，通过 制度性的、渐进性的 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可能失败，但其方法论上就与李自成有着本质的区别。
网友意见
根据万历年间收矿税的经验，朝廷抢钱，20%是经办的太监的好处，要不是为了挣钱，谁愿意割这一刀。
太监带去的狗腿子，得分30%，否则根本谁也使唤不动。
40%的份额会被当地参与此事的地痞流氓拿走，因为没有这些城狐社鼠跟着一起办，上面派来的人就得两眼一抹黑。
最后剩下10%，才是皇帝的。
像高淮，乱辽十余年，所得至少几十万，只给内帑上交4.55万两。
根据顺军追赃助饷的成果，京城的现银，三成在勋戚手中，三成在太监手中，两成在百官手中，两成在依附前三者的豪商手中。
崇祯曾经抄没内阁首辅薛国观的家产，得银九千两，而李自成追赃助饷的时候，薛国观这种级别应该交十万两。不过李自成的标准定得是偏高的，陈演和魏藻德都只拿得出几万两，再考虑到毕竟是京城，崇祯抄家效率会高一些，大致认为崇祯能抄得贪官家产的五分之一是比较合理的。
满城文武百官不到三千人，被追赃助饷的三品以上高官大约有30%，几百人，如果按追赃助饷所得总额是七千万两来算，平均每户不到两万两银子。崇祯豁出去朝廷瘫痪，把整个京城三品以上的高官家全抄了，能得到二三百万两银子，仅仅够洪承畴、丁启睿、孙传庭三大主力军团中的某一个半年的开销。
崇祯当然大权在握，他想弄死哪个大臣都能做到，但弄死一个大臣，也就得几千两银子。就算全弄死，这钱也不够干什么的，更何况怎么可能全弄死，一口气弄死几十个，朝廷就该卷堂大散了。
而且要是没有李自成帮着统计，崇祯哪知道谁有钱，到处嚷嚷“我是贪官”的傻子毕竟不多。
勋贵有钱，崇祯倒是知道，而且勋贵就这几十家，财富集中。然而刚动了一个武清侯，勋贵的手就伸进了后宫，闹出了“九莲菩萨”事件。别看这些勋贵打仗一个赛着一个地废物，但是在权力场是非圈观摩了二百多年，要是搞权术斗争，崇祯还真弄不过他们。
要想搞勋贵的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掀桌，把池子里的水都放干净了，把王八捞出来挨个放血。但是那就得动用军队了，让军队抄家，崇祯所得的份额肯定得比派太监抄家还要少得多。而且，武将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封爵当勋贵啊，跟着朱棣篡位的老勋贵，乃至崇祯的亲戚都这个下场，武将谁还跟崇祯混。大顺朝、大清朝清理大明朝的勋贵，没人会兔死狐悲，可大明皇帝动手，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军队的笼头一旦放开，成为搞钱的机构，就容易迅速军阀化，崇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根本收不住。李自成能用军队搞钱，是因为军队就是他一手创建的，哪个武将的权力也大不过他的一句话，崇祯可没有这样的基础。
太监之富，也可比勋贵，崇祯信任的大太监也有几十个人，财富比较集中，但崇祯同样是只能弄死某个太监，不可能弄死全部太监，倒不是怕太监会反抗，但是太监都没了，崇祯用来制衡文武官员和勋贵的筹码也就没了。
朱元璋提出不许太监干政，那是因为他是开国皇帝，有绝对权威，根本犯不上用太监。李自成也是一样，他进京之后驱逐宦官，因为他的嫡系兵马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对他的忠诚度无可挑剔，太监对于他来说只是后宫干杂活的，毫无政治意义。清朝入关之初，也打压太监，因为有内务府，根本不缺奴才，太监也就不重要了。
但崇祯不行，他一个藩王继承帝位，毫无根基。当年靠武力做皇帝的朱棣因为得位不正，尚且需要用宦官制衡，崇祯得位倒是很正，可是没有朱棣那样在军队中的权威，所以他也只能用太监当心腹来搞制衡。
虽然太监对抗清救国屁用没有，但是对君权还是很有用的。就像当年的魏忠贤，虽然能搞得九边欠饷好几百万，但是能修三大殿。而崇祯把一个魏忠贤换成几十个大太监，不再有被宦官架空的危险，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比他哥哥高明许多的。只不过在这方面高明也用处不大，权力的游戏对付不了暴力的游戏。
对商贾下手也同样不行，明末这环境，正经生意人想发大财，纯属白日做梦，有钱的豪商，都是以宗室、勋贵、太监、缙绅这四个群体为后台的。京城没有宗室，所以抄商贾的家就等于把勋贵、太监、高级官员的利益都动了。而且崇祯对于商业、对于基层知之甚少，真的动起手来，多半是有门路的豪商都有办法逃避，那种开杂货铺、油盐店的小生意人倾家荡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李自成靠抄家要解决的，只是一两年的财政危机。闯军自1642年冬天开始守土不流，也就是说，到1645年秋收之后，就可以开始在豫南楚北一带征税了。而且还是清理了赚差价的中间商之后的征税。很多屯田的人因为用了闯军的耕牛、农具，所以理论上闯军甚至可以按地主对佃户收租的比例对他们收税。
当然，闯军的官府也是官府，肯定也是要有不小的行政损耗的，真要是按那么高的比例收，百姓就得二次起义了。但哪怕能按照每年一亩地一斗米的税率收明白了，一个河南就能岁入粮食一千万石。只要三年免征的期限过去，顺朝也就没有财政危机了。
而崇祯只要坚持挺过三年，就有更大的财政危机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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