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为何拒讲和？
一、 崇祯皇帝的个人性格与治国理念
刚愎自用，不善纳谏： 这是崇祯皇帝最突出的缺点之一。尽管他勤于政务，但却常常固执己见，不愿意采纳大臣们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涉及到妥协和退让的时候。对于讲和，他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对皇权和国家尊严的侮辱。
“不信忠臣”与猜忌心重： 崇祯皇帝上任以来，经历了多位大臣因为直谏被杀或被贬，这使得许多忠臣在关键时刻不敢直言。他对身边的人和事常常充满猜忌，很难信任他人能够为他制定出真正有效的策略。面对李自成的讲和提议，他很可能怀疑其中是否有诈，或者认为提出讲和的大臣别有用心。
天命观与“天子”的尊严： 崇祯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君权神授”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是“天子”，肩负着维护大明江山社稷的责任。向一个“草寇”屈服，接受其讲和条件，在他看来是对上天赋予的权力和皇室尊严的极大挑战，是不可接受的。他更愿意战死沙场，以维护天子的气节。
“罪己诏”的心理暗示： 崇祯皇帝多次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统治的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对自身责任的承担。然而，这种承认也可能让他更加不愿意在最后的时刻“认输”，他可能希望通过最后的抗争来弥补之前的过失，证明自己的“君德”。
二、 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与判断失误
“城下之盟”的屈辱性： 当李自成大军围困北京时，讲和的条件必然是苛刻的。历史上，“城下之盟”往往伴随着割地、赔款、认贼作父等屈辱性条款。崇祯皇帝可能认为，即使讲和成功，大明也早已名存实亡，只是苟延残喘，而接受屈辱的条件更是让他难以启齿。
对李自成的认识不足与误判： 尽管李自成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一路势如破竹，但崇祯皇帝和朝廷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可能将李自成视为普通的农民起义军，低估了他的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他们可能认为，只要能够坚守北京，或者等待关外清军的救援，局势就能扭转。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李自成的队伍已经完成了从单纯的流寇到有组织、有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的转变。
寄希望于外部势力： 崇祯皇帝始终寄希望于关外吴三桂和清军的救援。他可能认为，如果能拖住李自成，等到吴三桂的军队到来，就能夹击李自成，从而解围。这种对外来力量的过度依赖，也削弱了他自己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
缺乏有效的讲和渠道和信任基础： 即使崇祯皇帝愿意讲和，当时的混乱局面也可能让他难以找到一个可靠的渠道与李自成进行有效的谈判。李自成方面也可能不信任明朝政府，认为明朝随时可能反悔。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观念： 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常识。向一个反叛者讲和，就等于承认其政治合法性，这对于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是致命的。崇祯皇帝可能觉得，一旦接受讲和，就等于把“第二个太阳”挂上了天空，这是他作为皇帝无法接受的。
三、 朝廷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对立： 在面对李自成大军时，朝廷内部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论。主战派可能认为讲和是软弱的表现，应该全力抵抗；而主和派则看到了局势的危急，希望通过谈判来避免更大的损失。崇祯皇帝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更为强硬的主战立场。
大臣们的推诿与责任分散： 当时的大臣们，许多都对李自成的到来感到恐慌，并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在是否讲和的问题上，他们也可能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或者将责任推给皇帝，让他来做最终的决定。
四、 具体情况下的“不讲和”行为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并非完全没有讲和的可能，但崇祯的反应是消极的。例如：
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可能是“招抚”而非平等的谈判： 历史上，李自成可能提出过一些招抚的条件，例如要求崇祯退位，或者让他占据某些地盘。这些条件对于崇祯来说，本质上与投降无异，因此他更倾向于拒绝。
对李自成投诚的大臣的处置也影响了讲和的可能性： 当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一些原本效忠明朝的大臣投降了李自成。崇祯皇帝对此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贰臣”，这也会进一步加剧他对与李自成进行任何形式妥协的抵触情绪。
总结：
崇祯皇帝拒绝讲和，并非仅仅是某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悲剧性选择。他的刚愎自用、对自身皇权和尊严的极度维护、对局势的误判以及对李自成的轻视，共同导致了他最终不愿妥协的决定。这种选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气节”，但最终也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并将他自己推向了绝境。当城门失守，他最终选择了自缢，以此来为自己的统治画上句号，尽管这个句号是如此的悲壮和令人扼腕。
网友意见
这个和谈过程到底怎么样，就是个很难说的事。关于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有四个说法，流传最广的“封西北王”出自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和文秉的《烈皇小识》则都提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效仿楚汉中分天下，一个是李自成出任大将军执掌明朝朝政。陈济生的《再生纪略》也支持中分天下之说。谈迁的《国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彭孙贻的《平寇志》则都说李自成要求崇祯逊位。
有很多记载都可以证明，李自成在西安的时候已经称帝了。这方面，投降大顺的明朝文官应该是最清楚的，张家玉在给李自成上疏时就称其为“大顺皇帝陛下”，很明显李自成称帝是在西安，而不是临离开北京时才称帝。
所以，封西北王、中分天下、出任大将军、明帝逊位这四个选项中，封西北王和出任大将军首先可以排除，李自成不可能眼看胜券在握还平白无故给自己降级。
中分天下一说也不怎么靠谱，明廷其实已经孱弱得不堪一击了，宣大、居庸兵马降闯，刘泽清、高杰南逃，理论上应该存在的京师三大营不战而溃，崇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关宁军。崇祯或许会以为关宁军能解京师之围，但是我们从后面李自成的表现来看，李自成是没怎么把吴三桂放在眼里的。如果吴三桂真的来救崇祯，李自成也有把握战而胜之。这样一来，和崇祯达成和约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性，因为崇祯在政治意义上已经是个死人了。
从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举措来看，调白邦政负责漕运，派董学礼、武愫前往徐州整顿防务，派刘暴招降黄得功、高杰、刘肇基等人。他应该是打算平定了华北之后就迅速收取江南的，毕竟不把大运河打通的话，北方的粮食供应也会是个大麻烦。如果不是因为清军突然插手，李自成将能够集结十万以上的兵力下江南，届时江淮明军势必土崩瓦解。以刘良佐、刘泽清的节操会干什么自不必说，与李自成结怨太深的高杰、左良玉，与崇祯有私人恩义的黄得功就算不肯投降，他们部下的李成栋、张勇、金声桓、马进忠、田雄、马得功、李国英、徐勇等人也不会去拼命。刘肇基、乙邦才、黄蜚、吴志葵、鲁之玙、诸葛晋明、程秀夫、王东日等人虽然在清军南侵时选择了抵抗到底，但是如果来的是闯军，他们也未见得一定抵抗。由于李自成对清军的威胁重视不足，他对接下来局势的预判应该是“江南不难平”，实际上很多投降李自成的明朝降官都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话，和崇祯中分天下也毫无必要。
二月中旬，李自成在进军太原的时候下了一道诏书，里面曾经提到，大明朝“君非甚暗”“臣尽行私”，给崇祯找了个台阶，还称“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再加上崇祯的儿子朱慈烺投降之后被李自成封为宋王，假如崇祯不死，宋王之爵大约就是留给他的。由此推断，李自成在谈判时提出的条件很可能就是崇祯逊位。就是让崇祯“心甘情愿”地“主动”把皇位让给他。这样的话，可以给潜在的投降派一个极其光明正大的理由，有利于更多地区的和平开城。
这样一来，崇祯难以接受李自成的和谈条件也就很好解释了。其实崇祯也没想到自己完得这么快，孙传庭身死不过是去年十月份的事，十一月三边失守，十二月陕西全境失守。到这时，李自成不过也就占了明朝十五省中的两个而已。但是紧接着，一月份李自成称帝，二月份扫平了山西，三月份就到了北京城下了。崇祯整日坐在皇宫里看自己的手下的这帮人的报告，对于国家的了解是严重失真的，李自成打下半个河南的地盘，花费了三年时间，夺取并巩固湖北四府也花了一年，按照这个进度推算，陕西、山西两个省，怎么也能坚持两年吧？在账面上，明军在宁武、大同、宣府、居庸、大同都有非常强大的军队，足可以与李自成一决高下。但是崇祯却没意识到这些军队都已经徒有其表，他还盼着李建泰出马能剿灭李自成，却不知道李建泰已经混到了连手下的三千兵马都约束不住，地方上的县令都不肯开门接纳他的程度。
崇祯并没有意识到，他现在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是如何不被李自成剿灭，他还有很多幻想可以依仗。幻想吴三桂、刘泽清、高杰会来勤王，幻想闯贼不一定能打破京城，幻想过些天再跑也来得及。既然崇祯并没有真正着急，那么以大明朝的办事效率，议和这么大的事拖个一年半载也是很正常的。
崇祯并不拒绝谈判，三月十七日的时候，李自成的谈判代表杜勋缒城而入，并没有被直接拉出去砍了祭旗，而是得到了大太监王德化的礼遇。根据李长祥《天问阁集》中记载的兵部尚书张缙彦的回忆，李自成一方负责谈判的除了杜勋这个投降的太监之外，很可能还有一员闯军武将，张缙彦在正阳门城头巡逻的时候，发现太监们在设宴款待一个人，太监们称此人是“城下都督爷”，而且对张缙彦出示了崇祯的手书，上面只有四个字：“再与他谈”。
假如前面的猜测正确，李自成提出的要求是让崇祯逊位，崇祯要再谈也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他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皇位。但是李自成和崇祯使用的显然不是一套话语体系，李自成不会像大明的官僚那样磨磨唧唧地一拖再拖。长期顿兵于京城之下，很明显也对闯军十分不利，如果吴三桂突然忠诚度爆表，赶来增援，李自成背靠明军防守的京城对付几万关宁军也不那么容易。既然谈了两天都没有结果，李自成就认为和崇祯没什么可谈的了，在三月十九日下令攻城，然后一天就攻下了京城。
破城当日，崇祯召见了自己的妹夫巩永固、表弟刘文炳二人，问他们能不能带家丁保护自己逃走。这两人作为实在亲戚，还是比较替崇祯着想的，在孙传庭死后，就提议崇祯把永王、定王两个儿子送出去，但是崇祯已经没钱可用，又不肯偷偷摸摸把儿子送走，动摇京城士气，所以就一直拖延症发作，没有照做。巩、刘二人均表示，您要是早几天说这事，我们没准还有辙，现在才说，啥办法也没有了，大家一起死吧。崇祯带着一群太监尝试了一下，发现确实逃不出去，于是大家就分头自杀去了。
崇祯之前迟迟不肯南逃，也不肯把儿子送走，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这天以前，崇祯都不确定李自成到底能不能攻破京城。之前每次清军入关，都有各路勤王军来保护崇祯，每次京城也都保住了。崇祯到最后也认为吴三桂还能来救自己，到最后都认为京城的城防是可以依仗的。如果他留太子守在北京，自己去南京，那么如果北京守住了，自己岂不是要和唐玄宗一样“被太上皇”，如果他把太子送去南京，自己留守北京，万一此举动摇了京师的军心，本来能守住，现在守不住了怎么办？自己岂不是白死了。再加上没想到李自成的速度会这么快，崇祯就在犹豫之中把最佳的逃命时机错过了。
我们从后世的角度，看各种史料，可以对当时的全国局势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崇祯对全国大局的了解可能不如任意一个中等水平的现代明史爱好者。他这辈子都没离开京城这一亩三分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他不知道怎么给士兵分军饷，不知道怎么让士兵在守城的时候吃上饭。至少三年前他叔叔福王朱常洵被杀的时候，他就知道李自成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可他没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年前，他的本家亲戚郧阳推官朱翊辨告诉他，李自成开始种地了，民心开始被贼争取过去了，他还是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崇祯统治的并非真实的大明，而是他想象中的大明，他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士兵，不了解山川、河流、道路、田地，他对大明的了解，大多来自官样文章，也就一部分臣子的汇报能带来些真实情况。比如说吴甡曾告诉崇祯，驿卒们已经被逼得卖妻鬻子，快要活不下去了，崇祯没在意；卢象升曾经告诉崇祯，小民的土地都被豪势之家占去了，要对大户征粮，别再对小户征粮了，再征就把他们都逼成流寇了，崇祯又没在意；堵胤锡曾经告诉崇祯，大明朝的官军中有大批唯利是图的暴徒，对百姓比土匪更残暴，是他们把良民都逼成了贼，崇祯还是没在意。崇祯永远坚信自己是对的，有错的永远是大臣。他自己拨款不够数，却把招安陕北流寇失败的责任推在杨鹤头上；招安张献忠、罗汝才是在他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是张献忠、罗汝才复反时杀头的却是熊文灿；郑崇俭未失一城，未丧一旅，甚至还两次击败张献忠，就因为要给崇祯信任的杨嗣昌背锅，就要斩首市曹；真正和清朝议和是崇祯自己，一旦事情泄露，杀的却是陈新甲；既不给足孙传庭军饷，又不许孙传庭屯田，一定要孙传庭立刻和李自成决战，打输了之后又一口咬定为他卖命到死的孙传庭临阵脱逃。
崇祯一直幻想着会有人来救自己，可是他连自己的臣子都不懂。
1629年己巳之变时，袁崇焕、耿如杞、梅之焕等人来救崇祯，他们的最终下场如何？
1636年丙子之变时，朱聿键等人来救崇祯，他们的最终下场如何？
1638年戊寅之变时，卢象升、孙传庭、祖宽等人来救崇祯，他们的最终下场如何？
1642年壬午之变时，范志完、赵光抃等人来救崇祯，他们的最终下场如何？
当然，也不是说崇祯杀、罢的人就一定都没有罪，比如说祖宽，就以军纪败坏、奸淫掳掠著称，但是他为崇祯卖命打农民军、打清军，战功卓著也是事实。而崇祯杀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杀害了老百姓，而是因为“失陷藩封”，因为他没有保护好崇祯的堂弟德王。
就冲崇祯这么用人，再一再二再三再四，这回甲申之变，第五回了，早就认清了崇祯套路的吴三桂、刘泽清、高杰他们要是还能来救崇祯，他们对大明朝是有多忠诚？
可崇祯不这么觉得，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圣明之君，觉得都是群臣误他，却不想想，温体仁、周延儒这一帮亡国之臣，不都是他这个亡国之君提拔起来的吗？周奎、王之心这帮巨贪，不正是他的亲戚亲信，被他纵容出来的吗？赖谁啊？
正因为对自己的定位如此不准，崇祯对于天下大势的判断离谱得出奇，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天下绝大部分人抛弃了。还相信自己拥有只存在于吃空饷的报告中的那些虚幻的兵力，还以为自己能凭城坚守，还以为自己能等来援军，还以为自己有可能打败李自成。所以他为了拖延时间会和李自成和谈，但让他把皇位让给李自成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觉得自己还有翻盘的希望的时候怎么可能交出权力。或许李自成只有在北京城下歼灭吴三桂甚至歼灭多尔衮，才能真正让崇祯明白大势已去，可那就不是李自成办得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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