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为什么会败的那么快？

追赃助饷，自掘根基。

明朝时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是什么呢？

很多人的答案肯定会是人民，或者农民，我要十分严肃地告诉你，在正常年份，这是错误的。

这里，我首先要说明下，所谓的“非正常年份”，要类似：“崇祯一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

除了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其他都是正常年份。

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士绅”，所以我先解释下什么是“士绅”。

其实呢，这还是两类人群。所谓“士”，指的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而有入仕可能的进士、举人等群体，所谓“绅”，则是指正在做官或已离任的官僚群体。

而这两类人可以共用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即“文化地主”。

其实这种人在之前历朝历代都有，为什么偏偏在明朝成了基石呢？这还得从明朝的科举理念说起。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之后朝代均有沿用，但是，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科举制度在广泛性和权威性能跟明朝相提并论。

像宋朝，考生通过解试后所得到的举人功名，仅仅是上京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如果考不上，那么不好意思，下次再考的时候，您还得先考举人，从头再来。

而明朝则不然，明朝的考生，不管是中了秀才还是举人，都是终身资格证书，下次考试的时候，就按照上次的资格等级接着考。

而这种终身资格，还能带来种种特权。

第一个，司法豁免权。即士绅与普通百姓发生法律纠纷，县衙无权拘捕士绅。

第二个，免税、免役权。即所谓的士绅不服徭役、不缴纳税赋。

第三个，进入编外公务员备选池，即所谓的举人授官。

除此之外，士绅还有特殊logo，其服饰、车辆均异于常人。

正是因为这些资格证书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富与地位，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埋头功名，也造就了明清士绅这一庞大的群体。

士绅们有司法豁免，在地方就可以恶霸一下，譬如占块地；不用交税，攒钱就快；不用服徭役，有更多时间干点别的营生。经过一代、两代的积累，这些士绅的家产足够多了，就开始土地兼并，不仅兼并平民，还积压小地主，将破产农民的田产收购，将其变为自己的佃农。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地方上的特权势力。

那么为什么明朝政府要培养这样一股势力呢？

这还要源于明朝“寒门治国”的理念。

你可以回想下《明朝那些事儿》中的名人们，像严嵩、徐阶、张居正、张思维、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等，他们的父亲都非高官，顶多是个土财主。要知道，这会儿可是明朝中后期，通常一个朝代的中后期都是阶级固化时期，满朝廷都是皇族的亲戚才是正常的表现。就像清朝，刘统勋到刘墉，佟氏一门直至隆科多，李永芳的后人李侍尧，阿克敦到阿桂，等等，满朝都是亲戚，反倒是人家和珅像个平民中堂。

那么为什么明朝鲜有朱姓大臣、皇亲国戚参政呢？

这还要拜朱棣同志所赐。

其实朱元璋一开始的意思是，外姓文臣辅佐他孙子，同姓亲戚在边疆带兵。但是朱棣同学除了保卫边境，还干了一件事，造反。造完反之后，朱棣又担心他的兄弟们效仿他，于是乎将诸位藩王的兵权一一解除，这样，藩王就成了一个个土财主。

历朝对待宗室方法不同，汉晋的藩王裂土临民，犹如独立藩国；唐宋宗室不封国，但是取其贤能者策名仕籍、自致功业。唯有明代，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

既然不让亲戚干活儿，总得有人干活吧，所以，科举制度就成了明朝政府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所谓上行下效，中央的人都是科举出来的，地方必然也重视科举。而自古至今，皇权是不下县的，再怎么集权也无法将中央权力的触须伸到大明朝的边边角角，这就需要有一拨人承上启下，而士绅，就是这拨人。

他们同样出身科举，思想上有文化，懂“忠孝”之道，不会三天两头造反；经济上那个年代能念书的都不会太穷；政治上中央再给他们配上特权，妥妥的三位一体中央政权代言人，换句话说就是土皇帝。

而所谓的封建统治，就是由一个大皇帝，内阁、太监里的几个中皇帝，地方千万个土皇帝构成的。

回头看看李自成是怎么做的。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祯自缢的当天，大顺军自正阳门进北京城。京师的士绅军民设大顺永昌香案迎接李自成。

当天中午，李自成率牛金星、宋献策从德胜门入城。进城的时候，李自成拔箭去镞，向后军连发三矢，以为警示，下令：

“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

当天，李自成身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从承关门入宫，登皇极殿，命令投降的明朝百官两天后觐见。

在入城的同时，李自成命令士兵张榜：

“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

有了这道严令，在入城的最初几天，大顺军军纪情况尚可，城内秩序还算良好。

但是李自成的这道命令却只约束了士兵而未约束将领。入城后，他手下的将领就开始挑选自己的府邸，看好了就进去住。

其中，刘宗敏占了都督田弘遇府，田弘遇是崇祯的老丈人之一，田妃的爹；李过占了都督袁祐的府邸，袁祐也是崇祯的老丈人，袁贵妃他爹；谷可成占了万驸马府，田见秀占了曹驸马府，李岩兄弟占了崇祯的大丈人爹、嘉定伯周奎的府邸。

不仅占房子，还抢人，这些府邸中原来的大小妻妾、侍女、仆人等，这些将领们都毫不客气地一起接收了。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以原明朝成国公朱纯臣、原明朝大学士陈演、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为首，三千余名明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进宫朝贺李自成，具表劝进称帝。

由于劝进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李自成下令关闭承天门，不许他们入宫，让他们在承天门外露天坐着等候。到了中午，李自成出来接见他们，面南而坐，牛金星、刘宗敏等分坐左右。

面对下面这群前朝官员殷殷期盼的目光，李自成宣布了他的任用标准。即：四品以下的可留用，当场选拔了九十二人，后来又选拔了七百多人，在京任职的三百余人，派到外省的四百余人。

而四品以上的官员，李自成一概不用，不仅不用，李自成还一一登记造册。

这拨人当时一定很疑惑，既然不委任官职，还登记干嘛？

别急，后面会说。

那位带头进表的成国公朱纯臣，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后代。崇祯临死前，给他的三个儿子一份诏书，让他们带着诏书去找朱纯臣，命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助太子朱慈烺。朱纯臣还没接到诏书，太子朱慈烺就被属下献给了李自成。朱纯臣一看没戏了，就带头投降闯王。

要说崇祯的这个儿子，颇有他爹的遗风，还是相当硬气的。李自成抓到太子朱慈烺后，他两进行了以下对话。

自成命太子跪。太子怒曰：“吾岂为若屈耶？”
李自成厉声诘责曰：“若父皇何在？”
太子曰：“崩于南宫矣！”
自成复曰：“汝家何以失天下？”
太子曰：“我何知！百官当知之。”
自成不能屈，霁色曰：“汝父在者，吾能尊养之。”
太子复曰：“何不杀我？”
自成曰：“汝无罪。”
太子曰：“如是，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
又曰：“文武百官最无义。”

由上可见，崇祯的家庭教育还真是不错，这个儿子跟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当天，根据太子的描述，李自成在宫内找到了崇祯的尸体。第二天，李自成下令以皇帝的礼仪葬崇祯，以王侯的礼仪祭奠崇祯。下葬的时候，很多原明朝官员都去了，但是哭拜的人几乎没有。

处理完崇祯的后事，李自成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家机构。

占据北京后，李自成仿唐朝官制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

在中央，他改内阁为天祐殿大学士，六部为六政府，翰林院为弘文院；改六科给事中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司为尚玺司，通政司为知政使，主事为从事；此外，他还合并、撤销了一些管理礼仪的机构。废舆乘马，限太监不得过千人。

在地方，他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统会，兵备道为防御使；府州县设尹牧令。

军队中，他改总兵为总权，五军府为五军部，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

新的政权架构建立完毕后，就该清算老政权的打工者了。

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令按照之前登记的名单抓捕原明朝的勋戚、大臣、文武官八百余人，押至刘宗敏、李牟等处，审讯追赃助饷。

然后，就开始了历史上都有名的“追赃助饷运动”。

说是审讯、追赃，实际上更像强行摊派。李自成规定：

大学士者交赃银十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者七万两，科道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万两，部属以下千两。

这种做法其实是相当不可取的。

首先，这是典型的“一刀切”，虽然大部分官员都很混蛋，但是还是有清官的，这么个摊派法，岂不是说贪官交钱就能免罪，而清官却因为拿不出钱来只能等死？

其次，这会儿李自成还没统一全国，只不过占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而已，他现在就开始清算明朝官员，让外地的明朝官员知道了，那还不得拼死抵抗？

最后，就算真要追赃，也得走个法律程序，安排几个懂人事、懂道理的明朝官员，让大顺官员监督他们，挨个审讯定罪，然后再定交钱数额。而李自成却将这件事儿交给了军队，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这场追赃大会起初由刘宗敏、李过主持，但是由于被追赃的官员人数太多，他两就开始将权限下放，变成了全军追赃，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追饷的部门：比饷镇抚司。

都这样了，李自成还怕追赃效果不好，效仿今天银行行长分配的存款任务，给手下各位将领都分配了追赃指标。为了完成任务，追赃范围被扩大，不光旧臣，北京城内的官绅地主，大户人家，都在助饷行列。

那些追赃的苦大兵一听说追赃的钱是用来充军饷的，立刻斗志昂扬，再加上刘宗敏的混蛋政策，即"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这场追赃大会就使得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下面，让我们来复播以下这次追赃大会，顺道对比一下之前崇祯发起的皇帝众筹活动。

第一位被追赃的仁兄，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就是那位自缢的周皇后他爹。说来老头也是倒霉，树大招风，先是被李岩兄弟占了房子，然后又被列为追赃第一人选。

周老丈人实在是窝囊的可以，一到军营，刘宗敏还没来得及上刑，他就主动献出十万两白银。

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刘宗敏是个什么人？久经沙场、摸爬滚打，跟李自成落难的时候绑票的营生肯定也没少干，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他一看还没打就能给这么多，那么打一打岂不是会更多。管他有枣没枣，先打三杆子再说，立刻下令用刑。周奎就惨了，他就像支牙膏，用一次刑挤出一点，最后一共上缴白银五十万余两，外加其他黄金珠宝无数。

而在之前崇祯像叫花子般请求大臣们助饷时候，就曾让周奎做个表率，老头子被过多次催促，才很不情愿地捐出五千两银子。

该！

第二位登场的选手，是原大明状元首辅魏藻德。

他属于第一批投降的重臣之一，投降后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魏藻德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翻译过来就是：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廷，哪敢去死？

李自成很满意他的回答，然后把他抓了起来，交给了刘宗敏追赃，也就是发挥他的“效用”。

刘宗敏一见这位老兄，张口就骂，大声斥责他身为首辅，却主动投降、败坏国家。

魏藻德颤颤巍巍的不敢回话。

刘宗敏给他要钱，他说自己是清官，没有钱。

刘宗敏亲自动手上夹棍，只一夹，状元首辅就献出白银两万两。根据之前追赃周奎的经验，刘宗敏认为这段新的牙膏一定能挤出更多东西，下令继续用刑。可是他不知道，人家魏首辅只当了不到一年首辅，真没捞多少。酷刑持续了五天五夜，老头也没能再拿出钱来。最后，魏藻德被打得头脑迸裂而死。

魏藻德临死前大呼：

“之前没有为主尽忠报效，有今日，悔之晚矣！”

都到这份儿上了，刘宗敏竟然还是不信他没钱，把魏藻德的儿子也抓了起来，用过几次刑后实在榨不出油水，就把他的儿子也杀了。

而之前崇祯命官员捐款"助饷"时，身为首辅的魏藻德率先表示自己清廉奉公，家无余财，反对崇祯征饷。

该！

第三位，原明朝首辅陈演。

陈演不愧是当过首辅的，还是很有头脑的。当然，他的头脑很明显没用在正经地方，之前他最突出的表现是力阻崇祯召回吴三桂守北京，可见他是早就盼着大明亡了。

陈演一看前者们的遭遇，立刻向刘宗敏献出白银四万两、黄金三千两、珍珠三斗。你要注意，陈演不是把这些钱用来追赃，而是私下献给了刘宗敏。这种乖巧的举动让他免受皮肉之苦，整整获得了四天的安宁生活。

是的，只有四天。

在他贿赂完刘宗敏四天后，大顺军出征山海关，出征前害怕前明大臣作乱，处死了一大批原明朝官员，第一个就是陈演。

第四位，我们的老熟人，前兵部尚书张缙彦。

你应该还记得这位仁兄，之前我还表扬过他，他也是带头投降的原明朝高官之一。但是，李自成也没有给张缙彦好脸色，大顺军“拷掠助饷”，明码标价尚书起步价七万两，而这个张缙彦正好够这个格。还好张尚书平常积蓄多，还会办事儿，交了罚款保住条命。

后来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之后，张缙彦逃归故里。听说福王在江宁建立了新政权，他就主动写信联系，说自己在家乡招募义军。福王大喜，封他为三省总督，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虽然这些地方此时都不是明朝的了。

张缙彦得了封赏也没真看，照例在家喝酒、泡妞，后来福王快完蛋了，他又写信联系之前他的好朋友洪承畴，投降做了大清的官。

在此期间，他历任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虽然比不上明朝的尚书，但也相当不错了。

然后，他又把明朝官员勾心斗角的那一套又带到清朝，卷入了党争，还跟文字狱沾了边。直性子的清朝当政者才不信他那一套，顺治十七年六月，张缙彦因“文字狱”被捕下狱；十一月被没收家产，直接就把他流放到宁古塔去了。

按说流放生活是很苦的，可是张缙彦却过得很滋润。他去宁古塔的时候，还带着家里大小十几个老婆，顺道还去了趟渤海国的故都进行学术考察，还出版了学术读物。

最后，他竟然还混了个自然死亡。

呸！

第五位，是一个特殊行业从业者，原东厂太监王之心。

王之心在东厂时对犯人用刑无数，现在轮到自己了，吓得站都站不稳，看到刑具后立即捐银十五万两。刘宗敏还是老一套，挤牙膏、上刑，要三十万两，王之心确实没有那么多钱，被活活夹死。

而之前崇祯众筹时，王之心勉强凑了一万。

以上，仅仅是被追赃的几百个前明权贵、重臣的缩影。

其实不仅当官的遭罪，民间也很不聊生。

据《明季北略》记载：

“（大顺军）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

在大规模的追赃助饷行动下，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街上再也没人敢穿得光鲜亮丽，二手的破衣烂衫成为了抢手货，生怕人家知道自己家里有钱。

所以说，穷人有了权力，往往比之前有权力的富人更为残忍。

李自成军中几个有头脑的人物，像宋献策、牛金星、宋企郊等人，发现事态有点扩大化了，在劝说李自成无效的情况下，直接去找刘宗敏，要求他停止无节制的追赃。

刘宗敏却不以为然。

不仅不以为然，他还将追赃的区域扩大化。在他的大力建议下，李自成下令，直隶、山东、河南新到任的大顺政权地方官，均执行大顺政权向绅衿大户追赃助饷之政策。一时间，山东河南诸城，

“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衙”，以致：“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

此外，李自成和刘宗敏认为，大顺政权不缺武官，而明朝投降的武官皆是背信弃义之辈，不可用也不可留，于三月二十三日处决明勋卫武职官五百余人。

以上行为，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自掘坟墓”，因为这些行为都在动摇新兴大顺政权的根基。

而现在，李自成追赃追到了他们的头上，这就叫找死。

例如，追赃地域范围扩大化后，大顺军在济宁开始追赃运动，先是当地的知府、知县，然后就是勒索士绅、地主。于是，部分逃出城的士绅开始集结力量，对济宁城进行包围。没过多久，留在城中的士绅“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与城外里应外合，全歼了济宁城大顺军。

成功后的士绅们祭奠了崇祯皇帝，举起忠义的大旗，传檄各路，使得一时间山东各地云起响应，明朝士绅们纷纷杀掉大顺的官员，重新建立起了忠于明朝的政权。

李自成明显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他后来就是死在地方地主武装的手里，他始终不明白的是，造反的初期目标确实是为了推翻老地主，但造反的最终目标则是当一个新地主。而要当新地主，就得维护千千万万小地主的利益。

清朝入关后则吸取了李自成的教训，大量启用前明官员，凡是明朝官员归顺清朝者，在原有官位上晋一级。入关之初，便大开科举，大量录取汉族士人，同时还宣布明朝时士子所取得的功名清政权仍然承认。通过这些手段，清朝快速地拉拢了大批汉族士绅，建立了在北方的统治，从而腾出手来进攻农民军残余力量和南明政权，并最终统一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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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战略眼光。

整个大顺并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它非常的脆弱。

明末清初，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双方的行政体系的差距。清朝很简单，效忠的就是福临。多尔衮有大局观，不至于内讧。明朝就离谱了，拢共控制几个县城的皇帝也要争正统。军队用打赌的心理下注，那为何不下最有实力的清朝呢？

所有军事的胜利，都是政治的胜利。

明朝打不赢清朝是将军不行?士兵不行？都不是。是整个政治集团都出现问题了。

李自成的大顺建立的太快了，他之前的积累是自己的能力见识威望，但整个大顺太幼稚了。

比较李自成和朱元璋，许多人认为朱元璋运气好，李自成一直都在跟明朝精锐对抗，朱元璋却能苟着发育。

顺便吐槽一下，知乎上的明朝能活过一天吗？军队一天只能吃一顿，火铳炸膛，甲胄不齐，刀枪生锈，文武贪财，藩王空耗，皇帝无能。然后打的李自成死活建不起来根据地。还有人喜欢说明朝文官都是嘴炮，陈奇瑜，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杨嗣昌都能指挥军队镇压起义。

李自成和朱元璋的经历和遇到的困难不一样，这不意味着两者会有什么难易区别。

鄱阳湖，山海关。两次战斗奠定了两对势力的结局。

陈友谅败的也很快。

元末争天下的是陈朱，明末争天下的是顺清。

1.菜是最大的原罪。

2.他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学会去建立一个政权，稳定一个政权。到最后的时间他表现的还是像一个农民起义军，而不是一个争霸天下的势力。

他农民军出生，已经习惯了“走为上计”，顺军本质上还没有改变自己是流民军这种本质。这招对付崇祯有用，对多尔衮没用。

从这点上看，李自成别说连多尔衮，他都远不如洪秀全，杨秀清。

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一片石之战前，是“左”倾激进主义，完全没有将吴三桂以及满清政权放在眼里，轻敌导致了大败。而在一片石之战后，他迅速转变成了右倾逃跑主义。

一片石之后，一不守北京，二不守太原，直接窜回西安。那些墙头草如姜瓖等人都是谁赢帮谁，他一跑，华北人人都以为清军要赢，都帮清军，造成了雪崩效果。

都说崇祯菜，崇祯能力不如李自成，军队质量不如李自成，凭什么能在义军和清军的夹击之下坚持十七年，而能力军队都更强的李自成一年就完了？就是靠死守北京。

都说天王菜，定都天京是错误战略，那为什么天国能跟满清对刚十几年，还能打的有来有回，还是靠死守天京。清军一天攻不下天京，全国各地义军就有主心骨，有希望。

从来没有哪个开国皇帝是不守城靠跑路越跑越强的。

大明朝经营了二百多年，从来没有被外敌攻陷过的北京城，完完整整，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落到了他手里，这样一个不管政治还是军事意义都极大的华北核心都市，他毫不心疼的转手扔掉了。

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自称“六解京围”，直到事不可为才建议天王让城别走；红军长征也要先反围剿五次，实在扛不住了才撤离，而李自成一次解围战、反围剿战都不打，连象征性的保卫一下北京都不愿意，他可以毫不犹豫的抛弃北京和华北，那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人们抛弃他，转投清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算北京不可守，毕竟追赃助饷活动使得北京城里想他死的人太多了，也完全可以守山西。以八国联军与侵华日军之强，尚且受阻于山西。李自成如果亲自坐镇太原，北守大同，南守上党，依托太行山阻击清军，陕西与河南提供后勤。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他一跑路，导致整个华北大平原落入清军之手，在军队质量本来就不如清军的情况下，区区一个贫瘠的陕西，又如何与坐拥东北、内蒙、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各省的清廷相抗衡？

对比一下同样是大败的刘备刘皇叔。李自成的行为就相当于，夷陵之战后刘皇叔不守永安，而是直接跑回成都，东吴大兵压境之下永安守将献城投降（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欢迎大吴王师入蜀。孙权一看事有可为，于是主力抵挡魏国南征的同时，分一路偏师伐蜀。

吴军势如破竹之下，认为皇叔大势已去的江州、阆中等地守将纷纷杀死忠于皇叔的官员投入大吴怀抱（姜瓖杀害张天琳降清），皇叔急忙组织兵力迎击，却敌不过士气旺盛的吴军，在江阳关再次被击败（潼关之败），在听说吴军已经由阆中包抄成都后方之后（阿济格自陕北入关中），皇叔弃了成都逃奔汉中（李自成弃了西安逃湖北）。

但惊弓之鸟一样的皇叔连汉中也不敢守，听说魏国的关中大都督夏侯楙是个铁憨憨，直接弃了汉中准备去魏国的关中发展（李自成不守襄阳，而是直奔江南打南明），却不想吴军抢先一步占据了进入关中的陈仓（清军抢在李自成前面拿下九江），于是皇叔只能回到汉中，几经折腾，最终在定军山被一农民抡锄头打死了（李自成殒命九宫山）。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先主为什么死在永安都不退一步，天王为什么死在天京都不退一步，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大争乱世，君主一旦跑路，大旗就倒了，人心就散了，风向就变了，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旦大势改变，再努力也是事倍功半。硬扛下去可能会有希望，直接跑路立刻就完蛋。

可惜的是，这个道理闯王不懂，康熙却懂。三藩之乱时，满洲大臣吓得都要跑路回东北，只有康麻子头铁，就是硬抗，因为他知道，他一跑路，人人都知道大清药丸了，尤其是那些汉族的绿营官兵谁还肯卖命？各个抢着把身边的满洲官员砍了拿他们的脑袋去吴周皇帝那封侯赐爵才是最要紧的，表面光鲜的大清瞬间就要崩塌，如同当年的大顺一般。

可能这就是汉人的劫数吧，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