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部下真的烹杀了福王朱常洵吗？或者是被修史的满清所诬陷？
一、 事件发生的背景和经过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大致经过：
明末农民起义的动荡：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最为强大。
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光宗朱常洛的弟弟，是藩王中地位最高、财富最丰厚的一位。他在洛阳拥有巨额田产和财富，生活极其奢靡，被视为“享乐主义”的代表。在明末的混乱时期，许多人认为他拥有大量财富，可以用来“救国”。
李自成攻克洛阳： 崇祯十三年（1641年），李自成率军攻克了洛阳，俘虏了福王朱常洵。
“福禄宴”的传说： 关于朱常洵的死因，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李自成将其烹杀，并与左右的将士一起分食，称之为“福禄宴”。
二、 关于“福禄宴”的史料
支持李自成烹杀福王的主要史料有：
1. 《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六十四·流贼李自成》： 这是后世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其记载：“自成围洛阳，克之，擒福王，将其烹。王出，不肯跪，自成以为辱，乃烹之，曰‘福禄宴’。分其肉食之。”
2. 《甲申传信录》： 此书由明朝士人钱龙锡所著，成书于崇祯末年，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早期史料。书中记载：“至洛，福王出迎，乃烹之，曰福禄宴。”
3. 《讨贼檄》： 李自成在攻克洛阳后发布的檄文，虽然没有直接说烹杀，但也暗示了对朱常洵财富的剥夺和对其无能的批判。
三、 关于“福禄宴”的质疑和反驳（满清诬陷论）
对“福禄宴”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可能是清朝史官诬陷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史料的来源和立场：
《明史》的编撰者： 《明史》是由清朝官方组织的史馆编撰的，其目的是为清朝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对前朝（明朝）进行评价和定性。因此，史官在记录“农民起义”领袖的罪行时，可能会存在夸大、歪曲甚至捏造的可能性，以强化其“盗贼”形象，从而凸显清朝“平定乱世”的功绩。
早期史料的局限性： 虽然《甲申传信录》等早期史料也提到了烹杀，但这些史料往往带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和对农民军的敌视态度，其描述的细节是否完全可信，也需要打个问号。当时的记录者可能也受到谣言和政治宣传的影响。
2. 李自成阵营的宣传与实际行为：
李自成的政策： 李自成在起义初期，为了争取民心，曾经推行过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例如“均田免赋”、“约法三章”等。烹杀一位王爷，尤其是以如此残忍的方式，与他早期试图树立的“替天行道”形象并不完全契合。
政治宣传的需要： 如果李自成真的烹杀了福王并分食，这无疑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和反感，不利于其扩大势力。即使是作为一种威慑，也可能过于极端。
3. 对福王朱常洵的评价：
朱常洵在明朝末年的名声并不好，他被认为是宠溺无度、贪婪守财的代表。许多人希望他能拿出财富赈济灾民，但他却吝啬得很。因此，即使被杀，也可能有人不会为他感到同情。这种社会情绪可能会被后来的史家利用，用来为“烹杀”说增添合理性。
4. 缺乏李自成方面的直接证据：
我们没有看到李自成方面发布过任何关于“福禄宴”的记录或承认。虽然农民军的文书记录可能不如官方史书完整，但如果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即使是出于宣传目的，也可能有所提及（例如将其描绘成对“昏君奸臣”的惩罚）。
5. 清朝对李自成的负面定性：
清朝将李自成定性为“闯王贼”，其历史形象一直是被负面化的。这种定性本身就为对其进行“污蔑”提供了土壤。如果清朝史官想要强化李自成的残暴形象，烹杀福王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是最容易被用来攻击的“事实”。
四、 现代学者的观点
对于“福禄宴”的真伪，历史学界存在多种观点：
认同烹杀说： 一部分学者认为，《明史》等史料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虽然可能存在细节上的夸大，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在当时动荡的环境下，李自成为了震慑旧势力，夺取财富，采取极端手段并非不可能。
倾向于怀疑或否定烹杀说： 另一部分学者则倾向于认为“福禄宴”是清朝史官的污蔑或夸大。他们强调《明史》的官方立场，以及李自成早期宣传和行为的矛盾之处。他们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朱常洵被俘后，因拒绝合作或试图反抗而被杀，但烹杀并分食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是被夸大了。
持谨慎态度，强调史料分析： 许多学者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认为现有史料不足以百分之百地定论。他们强调对不同史料进行比对分析，区分不同史料的来源、目的和可信度。
五、 结论
总而言之，关于李自成是否烹杀了福王朱常洵，并设“福禄宴”一事，至今仍无定论。
支持烹杀说的依据 主要来自于后世官方史书（如《明史》）和一些早期笔记，这些史料描绘了福王被烹杀并分食的惨状。
怀疑或否定烹杀说的论据 则指向了史料的来源（清朝官方史书的政治立场）、李自成早期宣传的需要、以及缺乏李自成方面的直接证据。
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即使朱常洵在被李自成俘虏后遇害，但关于“烹杀”并“分食”的细节，很可能是清朝史官为了丑化李自成而进行的大肆渲染和虚构。这种做法符合清朝“正统”史观对农民起义领袖的负面定性。
因此，更严谨的说法是：李自成攻克洛阳时俘虏了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后来遇害，但关于其被烹杀并分食的“福禄宴”情节，存在较大的争议，很可能是后世（特别是清朝官方）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夸大或虚构。
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或更加可靠的原始史料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只能根据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来做出最合理的推断。
网友意见
应该是真有此事，清修明史记载了有福禄宴、无福禄宴两种说法，所以谈不上什么诬陷不诬陷。
朱常洵作恶多端，《绥寇纪略》记载其在各地抢夺肥田，数年间仅河南一省就圈地多达一万两千余顷，在湖广、山东等地也有庄田，共计两万余顷。《汜志》记载朱常洵在汜水两岸河滩抢夺三百顷地为赡养田，每岁要求当地农民交给他三分收成，后来黄河改道，河滩被毁，朱常洵却不停止收租，将百姓逼的卖妻鬻子，逃散四方。
河南邓州《邓州志》记载，朱常洵抢夺大量庄田，崇祯七年以后该地连年大旱，土地龟裂，无法耕种，朱常洵却每年照旧逼租，指使打手吊打农民，佃户有被逼自杀、出外乞讨以还朱常洵账目的。
朱常洵还垄断淮盐经营，导致明朝廷希望借盐引换取的边饷没了着落，大量边军镇守边关却落得个饥寒交迫的下场。
如此种种，促使农民起义后对其非常痛恨。明朝诸王也基本如此作为，李自成攻克禹州后，徽王血脉在城中十七家，被顺军满门抄斩。山西大同宗室四千余人，李自成破城后全部杀尽。
因此李自成和农民们有绝对理由去折磨死朱常洵，这也是烹杀说盛行的一个理由。
清修《明史·列传第八》记载：
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狼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号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厉害告常洵，不为意……（洛阳守军）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齑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帝震悼，辍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殡。
翻译就是：李自成再起，河南大旱又有蝗灾，人吃人，民间大乱，都说皇家抢劫天下百姓去让福王过好日子，福王比崇祯还有钱。官兵过洛阳的时候，百姓们冲他们抱怨说福王家里数百万金银，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这时候在家住，听说以后很害怕，告诉福王，福王却不在乎。后来洛阳守军和义军合作，洞开城门。朱常洵就逃到城外的迎恩寺躲避，结果第二天被义军循着踪迹赶来捉到，杀死了。他的两个下人埋葬了他的尸体，崇祯后来又命令当地官员厚葬朱常洵。
这里提到尸体没有被吃。
而《明史·列传第一九七》记载：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
贼入，福王及世子惧，縋城走，士民被杀者数十万。贼焚福王府……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并执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吕维祺谓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贼杀王，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翻译就是：义军入城，福王逃跑，被义军追到活捉，兵部尚书吕维祺劝福王自杀，福王不听，义军杀死福王，福王重三百多斤，义军便置办酒席，用他和鹿肉一起做成菜，号称福禄酒宴。
《崇祯实录》也记载称福王被抓后，李自成让他自杀，不要自辱，他磕头求饶，李自成便数落朱常洵的过失，然后杀了他，吕维祺则骂不绝口，也被杀死。但没有记载福禄宴之事。
可以肯定的是，计六奇的福禄宴说，他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过，1641年福王被杀的时候他在无锡洛社跟随岳父读书。他的文字比较壮烈，时常夸大事实，比如上文中提到洛阳被杀害数十万人，完全是无稽之谈。他是地主家庭，时常提到“浩然正气”，对君臣之义有很大的执念，因此他很大可能是以讹传讹。
但不仅他如此说，吴伟业等士子阶级也声称福王被贼得而杀之，称其肉，三百六十余斤，与鹿肉同烹，群贼食，名曰福禄宴。《鹿樵纪闻》《绥寇纪略》《花村谈往》《宾退随笔》《寄园寄所寄》《明儒学案》《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九十七》都记载福王尸体被分吃、或者被割下一块肉、或者血液被李自成就着鹿肉酱喝下以发泄仇恨。
福王朱常洵自己的墓志铭中并没有提到被分尸的记载，反而记载葬礼很隆重，并且建立庙宇、牌坊等纪念。
所以这个疑案有两种可能：
一，福王被吃了，福王墓葬是衣冠冢或者残尸，百姓传说起来，士子们记载下来，而清修明史为了保存朱常洵的颜面，亦或是张廷玉等人认为福王墓葬在，不愿采信无来源的说法，于是没有记载福禄宴之事。
二，福王没有被吃，福王墓葬里有完好的尸体，下葬时有人目击尸体没被吃，并在明史修订时给予意见。而修订史书的士子大多在南方，福王葬礼时他们没有北返，在之后却相信传言，以讹传讹，出于对农民军的鄙视，普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于是竞相记载福禄宴之事。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明史自身也有两种说法，而民间士子记载大多称有福禄宴之事，要么是尸体被分食，要么是被割过一块肉，要么是血液被仪式性的喝下去，但不能肯定，因为福王的尸骨没有挖出来呢。
题外话一句，清末某曾姓大儒抓到起义军便凌迟、挖目，杀死以后命令部下生吃他们的尸体，以为洋洋自得，吃尸体这种事在儒家（至少是瓦哈比派儒家）的印象中，不属于丢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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