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入京之后真的迅速腐化堕落了吗？
一、 入京前的李自成与大顺政权：
在分析入京后的情况之前，了解入京前大顺政权的特点至关重要。李自成在农民起义初期，以其简政爱民、纪律严明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民心。
军纪严明： 相较于其他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他颁布过严酷的军规，例如“闯王军纪律，偷盗财物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欺压百姓者斩”。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百姓支持。
“均田免赋”的口号： 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公平分配土地的口号，这对于饱受明朝重税和官员腐败之苦的百姓来说极具吸引力。
对官员的惩戒： 李自成在攻占一些城市时，确实严惩了腐败的明朝官员，并实行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政治经验的欠缺： 然而，李自成和他的核心班底毕竟是农民出身，缺乏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和复杂政治体系的经验。他们擅长军事斗争，但在政治治理、经济规划、官员选拔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
二、 入京后的初步景象与政策：
1644年4月19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入北京城。此时，北京城内充满了期待和观望。
“休养生息”的宣示： 入京后，李自成首先宣称要“休养生息”，并下令禁止劫掠。他试图展现出接管政权的气象，并承诺减轻百姓负担。
对明朝残余势力的打击： 李自成对明朝朝廷的官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下令搜捕明朝的廷臣，并进行了“拷掠”，试图追缴逃亡官员的财产。这也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走向腐化的起点之一，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演变成滥捕滥杀和敲诈勒索。
官员的招抚与任用： 为了治理国家，李自成不得不招抚和任用一部分明朝的旧官。然而，这批官员本身很多就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加入也为大顺政权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 腐化堕落的迹象与表现（复杂而多面）：
关于李自成政权的腐化堕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严于律己”到“腐化享乐”的转变（争议较大）：
“拷掠”政策的滥用：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腐化表现。为了筹集军饷和安抚部下，大顺政权对明朝官僚和士绅进行了大规模的“拷掠”，追缴财产。起初可能是针对贪官污吏，但很快就演变成了对有钱人的普遍搜刮，甚至株连无辜。许多官员和士绅因此倾家荡产，激起了社会不满。
纵容部下抢掠： 虽然李自成明令禁止，但在攻占北京后，由于军纪松弛，一些士兵可能趁机劫掠，尤其是对城中富户的财产。虽然不是全民性的抢劫，但这种行为一旦发生，就会严重损害政权的形象。
奢靡享乐： 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进入皇宫后，享受了宫廷的奢华生活。例如，他住进了明朝皇帝的宫殿，使用了宫廷的器物。虽然这是占领者占有战利品的一种表现，但与起义初期的朴素形象形成对比，容易被视为腐化。
对女性的态度： 有说法称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后，他的将领们抢占了京城内的妇女，甚至包括一些官员的妻女。虽然这在战乱时期并非罕见，但如果失控，也会严重损害政权的道德基础。
2. 政治上的失误与不成熟：
未能有效整合社会力量： 李自成未能有效团结明朝的知识分子和汉族士大夫。他的很多政策和举措，如“拷掠”，直接打击了这部分群体，使得他们对他保持警惕甚至敌视。
政策的短期性与实用性： 大顺政权在经济和政治上缺乏长远的规划。很多政策是为了解决眼前的财政困难，如征收“籍没”财产，缺乏可持续性。
政治经验的不足导致统治不稳： 缺乏经验使得李自成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这不仅没能稳定统治，反而加剧了矛盾。
3. “迅速”二字如何理解？
入京的“过渡期”： 李自成入京的时间并不长，从4月19日入城到5月2日逃离，仅有大约两周的时间。在这个极其短暂的时间里，要完全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统治体系并出现大规模、系统性的腐化，可能性相对较小。
“腐化”的定义： 这里的“腐化”更多是指从一个革命的、反抗的姿态，转变为一个统治者，并在统治过程中出现了权力带来的弊端，例如搜刮、任人唯亲、享乐等。这种转变，即使在短时间内，也可能初露端倪。
“为政者”的转变： 从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转变为“大顺皇帝”，政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必然的。关键在于这种转变的速度和程度，以及是否伴随着对过去理想的背离。
四、 历史评价的多样性与史料考证：
“清初史观”的影响： 许多关于李自成政权腐化的记载，主要来自于清朝官方史书和一些支持明朝的士大夫的记述。这些史料存在着“为尊者讳”、“为政者讳”的立场，倾向于放大李自成的失误，以证明清朝取代明朝的合法性。
“功过三七”或“五五开”的争论： 史学界对于李自成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功过如何划分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他最终走向了腐化，辜负了百姓的期望；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虽然犯了错误，但其历史功绩（推翻明朝暴政）不容忽视，而且他在短时间内无法避免统治初期的混乱和失误。
缺乏详实的行政记录： 由于大顺政权存在时间极短，缺乏留下系统的行政记录和详细的财政账目，很多细节的考证和量化变得困难。
五、 为什么会产生“迅速腐化”的印象？
巨大的反差： 李自成入京的胜利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从一个颠沛流离的农民起义领袖，瞬间成为九五之尊，这种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即使没有彻底腐化，其表面的奢华和对过去的背离，也容易被人们解读为腐化。
军事征服后的必然： 任何一支军队在占领一座繁华的都市后，尤其是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之后，都难以完全抑制士兵的欲望和对战利品的占有。如果统治者对此管理不善，很容易失控。
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农民起义的理想往往是朴素的，但一旦掌握政权，面对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利益集团，理想很容易在现实的压力下变形。
结论：
综合来看，不能简单地断言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入京后“迅速腐化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确实出现了一些导致腐化倾向的严重迹象和失误。
“迅速”更多是指其从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在短暂的统治中，就出现了权力带来的弊端，例如搜刮、享乐和军纪松弛的苗头，这些都与他起义初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们留下了“迅速堕落”的印象。
然而，他入京时间太短（仅两周），不足以形成系统性的、全面的腐败体制。他的主要问题可能更多体现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经验的不足，以及在处理与汉族士大夫关系上的失误。
与其说是“腐化堕落”，不如说是在面对统治国家的巨大挑战时，大顺政权暴露了其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在权力面前的局限性，以及在军纪管理上的松懈。 尤其是在“拷掠”政策上，虽然有其经济和政治上的考量，但其执行方式确实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为日后被清朝消灭埋下了隐患。
历史的评价应该更加细致和全面。李自成是一位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推翻了腐朽的明朝，但他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固而持久的新政权，其中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因素（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但也与他自身以及大顺政权在统治初期的失误有着密切的关系。
网友意见
3月19日，占领北京，张贴安民告示，弹压乱兵。崇祯太子朱慈烺投降，搜索崇祯下落。
3月20日，下令明朝官员次日朝见，三品以下官员投降即录用，回籍自便，藏匿城内者斩。通州、密云、天津、涿州明军投降。
3月21日，清点投降明朝官员。赦免启用天牢中被崇祯囚禁的官员。发现崇祯与王承恩的尸体。
3月22日，埋葬崇祯，封崇祯太子为宋王，永王、定王为公爵。吴三桂抵达永平，宣布投降。
3月23日，第一次考选明朝降官。李自成召见部分明朝降官。
3月24日，处决锦衣卫头目。确立新官制。派遣郭升、赵应元部接收山东。
3月25日，开始准备登基典礼。
3月26日，第二次考选明朝降官，群臣第一次劝进。吴三桂抵达玉田县，突然返回永平。
3月27日，开始追赃助饷。派遣唐通带着吴襄的书信劝降吴三桂，接管山海关。
3月28日，令宫中宫女嫁与顺军将士。
3月29日，唐通与吴三桂会面，许诺吴襄、吴三桂父子皆可封侯（此前大顺只有九个侯爵，连刘宗敏、田见秀都是侯爵）。吴三桂同意投降，但仍逗留于永平。唐通继续东进，与明军降将高第一同驻守山海关。
4月1日，更定礼制。驱逐太监出城，规定太监不许超过千人。刘宗敏组织军队操练。
4月2日，开始铸造永昌通宝。
4月3日，群臣第二次劝进。开科举。
4月4日，吴三桂反叛，返回山海关。
4月5日，吴三桂偷袭山海关，唐通向北京告急。
4月6日，派遣董学礼部南下徐州。李自成在景山组织骑射训练。李自成召见城内百姓代表。群臣第三次劝进。高第反叛，山海关失守，唐通逃至一片石，再次告急。
4月7日，李自成下令停止追赃助饷。
4月8日，追赃中的明朝官员被释放。山海关告急文书传来，李自成派张鼐、田虎、白广恩增援，白鸠鹤驻防天津，刘宗敏、李过组织主力备战。
4月9日，李自成召见城外百姓代表。群臣第四次劝进，李自成宣布准备登基。
4月10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传来，李自成决定讨伐吴三桂。
4月11日，增援山海关的先头部队白广恩部被吴三桂击败。
4月12日，李自成召开军议，做亲征部署。将追赃助饷所得金银器皿熔铸成锭。
4月13日，出兵讨伐吴三桂。
4月14日，顺军主力抵达通州。
4月15日，在三河遇到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吴三桂第三次表示投降，李自成同意，顺军放缓行军速度。
4月16日，罗戴恩保护追赃助饷所得金银返回西安。
4月17日，顺军前锋抵达永平。
4月18日，派王则尧继续和吴三桂谈判，吴三桂扣押王则尧。
4月19日，顺军开始与吴三桂交战，吴三桂败退回山海关。
4月20日，顺军兵临山海关下。
4月21日，顺军对山海关发动总攻，吴三桂不敌，连派八批使者寻找清军。
4月22日，吴三桂抵挡不住顺军攻势，总兵何进忠等被击毙，北翼城守军投降。吴三桂正式降清，清军参战。双方鏖战，刘宗敏负伤，顺军将领周凤梧、官抚民战死，兵政府尚书喻上猷被俘，清军镶红旗满洲副都统萨素喀被击毙。顺军败退。
4月23日，李自成在永平收拢败兵，处决吴襄。王则尧、喻上猷等被俘官员被吴三桂献给清军，不屈遇害。
4月24日，顺军由永平西撤。
4月25日，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叛变，战败消息传回北京。
4月26日，李自成回到北京，搜罗全城骡马，发生抢掠事件，官府出令弹压。
4月27日，整备北京防御工事，处决吴三桂全家。
4月28日，群臣劝李自成行登基典礼，李自成认为：“时事方亟，安能及此？”但是在刘宗敏的坚持下最终同意了。李自成决定登基之后即放弃北京。
4月29日，行登基典礼，谕示百姓出城躲避清军。放火烧毁部分宫殿和城楼。
4月30日，顺军放弃北京撤退。
总共41天的时间，忙得都脚打后脑勺了，要是干了这么多事还能抽出时间来腐化堕落，那也是够厉害的。
如果说一支军队腐化堕落了，还能抵抗清军长达二十年，直到灭亡前夕都能令清军付出巨大伤亡，那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顺军军纪败坏的传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刚入城时，有军中的不法人员和地痞流氓一起抢掠，但是迅速被弹压了，这是所有史料都公认的。4月26日败退回北京之后，因为很多队伍溃散，也导致了纪律的涣散，出现了奸淫掳掠的事情，这一点也是各种版本的记载都有的。但是在4月13日出兵讨伐吴三桂以前，闯军的纪律是世界一流水平。
如要反驳，先列出自己所引史料的出处，赵士锦《甲申纪事》、刘尚友《定思小记》、陈济生《再生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徐应芬《遇变纪略》等当时的亲历者写的书有讨论的价值，计六奇这种一辈子躲在江南的汉奸在康熙年间搞出来的段子集就别拿出来现眼了。
甲申之变的亲历者倒也有写闯军在4月13日以前有军纪败坏的行为的。比如说《甲申传信录》中，就说刘宗敏“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但问题是作者钱士馨当时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杀人无虚日”是没错的，但“兵丁掠抢民财”可是他自己猜的，作者本人都不敢确定。而其他记载已经很明确地说明，刘宗敏杀的是明朝的勋贵、太监、锦衣卫、三品以上高官，很可能也包括他们的家眷。
还有的亲历者的记载互相抵触，比如说《再生纪略》里提到：“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但是《甲申核真略》又说这段记载是胡说八道，那就只好搁置不论了。《再生纪略》的作者陈济生也只是听说了此事，并没亲眼见到，真实性应当存疑。陈济生的记载有很大的问题，他在崇祯十六年就已经荫官了，又是顺军放弃北京之后才跑出来的，那么，他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呢？按照李自成的规定，他必须去接受点验，否则就是死罪。可是他的书中对此只字未提，既没说自己去午门点卯，也没说自己有什么惊险的躲藏经历，只是拼命检举别人投降了，以及写了一堆不知出处的顺军黑材料。
当然顺军的表现也不是全无问题，《遇变纪略》的作者徐应芬当时给监察御史涂必泓当师爷，提到有一队顺军住进了涂必泓家里，成天勒索银钱喝酒吃肉，或者干脆直接动手偷，把涂家的现银基本上都花光了。这段虽然是批判顺军的描述，但是也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当时市面上还有老百姓在出售食品饮料，而且顺军士兵买东西需要花钱。
第二，顺军士兵仅仅是敲诈明朝降官，并没有祸害邻居老百姓，而且只要钱不要命。
至于各种“残忍”拷打明朝官员的记载，我认为还是基本属实的，这是闯军的老传统了。而且我也不认为拿夹棍、炮烙等等酷刑对明朝的达官显宦招呼有什么不对的。
想想看，顺军士兵们造反之前，官老爷们给他们的是什么待遇？
故一当催征之期，新旧并出，差役四驰，杻系枷锁，载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彻堂皇。至于滨水荒陂，不毛山地，即正供本自难完，今概加新饷，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谁人承买？卖子鬻妻，逃亡遍野。
瞿式耜总不会故意抹黑大明吧？大明忠臣笔下的大明官府，都是这个鬼样子。
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汇报山西情况时说：“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而且当地饥民“春雨未沾”，一文钱救济都没领到。
现在进了北京了，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倾家荡产交的赋税都去哪了，也知道赈灾款都去哪了。
顺军之中，还有很多是陕西、宣大的明军士兵。他们跟着卢象升和清军拼命的时候，待遇是这样的：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已。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他们跟着孙传庭打李自成的时候，待遇是这样的：
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
而关中频岁饥，驻大军饷乏，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
现在进了北京了，他们终于知道自己的军饷都去哪了。
那些家里能抄出几万两银子的明朝官员，有什么脸面喊冤？有什么资格抱怨顺军对他们手段残忍？
侯恂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追赃的三品以上大员，算是官声很好的了，但是看看他写的《南园记》，他过的是清官的生活吗？
他家乡归德周边的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
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
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他自家花园里的日子是这样的：
又有假山三座，以石为骨，以土为肉，去因形其势，次第罗之。加之危桥欹侧，细卉蒙茸，略想象唐宋名手笔意。又奇石三方，空灵拔秀，块然独处，可以为米芾端笏拜揖。长溪一湾，满种荷花，荇藻掩映，游鳞出没。两岸重杨之下，系一艇，恍似江南水村。方塘一泓，高柳古藤盘其旁，翠阶碧梧桐树其后，零雨夜滴，爽露晨流，意似人间蓬壶矣。
“清官”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被拷掠的贪官了。
大学士陈演，不等挨打就“献银四万”，难道李自成砍他的脑袋冤枉了？
首辅魏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明朝一品官员月俸才八十七石，魏家光是现银就有一万两银子，虽然和其他大贪官相比算贪得少的，但杀了他也没什么冤枉的。
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顺军在北京总共处决了1600多人。和之前大明的宗室、勋贵、太监、高官们对百姓、士兵的暴虐行径相比，这种程度的报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顺军能成功打进北京，“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老百姓不纳粮，那李自成的几十万军队的衣食住行的钱该从哪出呢？不抄这些贪官污吏的家，难道学崇祯让士兵喝西北风吗？
李自成的问题在于，他是流寇。
他从来没有认真经营过自己的根据地。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稳定的税收和粮草来源。
这也导致了他进京之后是不可能不搜刮官僚士绅资源的。不然都喝西北风？
得罪官僚士绅阶层固然很难稳定当地局势，但没有自己靠谱的官僚系统和官僚治理体系才是无解的问题。
所以你们口中的教员深刻吸取了历史上所谓农民运动的流寇性质造成的弊端。深刻的懂得混的再惨的时候也得建设根据地，也得培养自己的干部体系。
答案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李自成不腐化，所以才失去了军心和地主阶级，一直保持着革命性而迟迟不变质堕化为地主阶级是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下引用自顾诚先生《南明史》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
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
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什么没有失败呢？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
这和腐化堕落关系不大。
或者这样说：
就算是腐化堕落，一两月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稍微锻炼过身体的人都知道，肌肉练出来以后，休息一两个月根本不会导致肌肉萎缩。一般要到肌肉发痒的时候，才是肌肉开始下降的开始。然后随便活动两天就又回来了。
我们固然不要低估腐化堕落的危害，也不要高估腐化堕落的威力。
如果撇开那些不实记载，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李自成刚刚在西安建政，与明朝展开了一些外交攻势。然后，大概是为了稳定局势、解除威胁、增加谈判筹码，开始着手对山西进行攻击。结果山西几乎传檄而下，没有遭到多少有价值的抵抗（也不是没有，宁武的周遇吉就进行了决死抵抗，打了两天）。然后李自成就顺利进了北京……
整个过程只有一个多月：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出征。三月十九日，攻取北京。
简直就是一路平推。
结合当时各方面资料来说，李自成一开始的目标，应该仅仅是获得西北的统治权。他在1643年的十月才击败孙传庭、而后着手控制整个陕西。一直到1644年的正月，才刚刚称帝。这么说吧，在永昌元年四月一片石之战时，李自成才刚刚称帝不到四个月，占据陕西全省还不到半年。据说他之前和崇祯和谈也只是为了控制西北。
所以李自成的失败，主因其实不是他过于骄傲轻敌，也不是他腐化堕落，而是进展过快。
本来想跑个一百米，结果跑了个马拉松，更没想到接着还要打一场自由搏击，更没想到的是，自由搏击打了半场对方又加了人。
就这，一片石之战，李自成首先打败了号称阻挡清兵入关十几年的“关宁铁骑”吴三桂。接着又在清军突然加入战场的情况下，给予清军重大杀伤（据说击毙清军将领数量接近“关宁铁骑”十几年的总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某个因为军事见解被我说了一回就气炸了的哥们找的资料……），然后还实现了有组织后撤……
在山西布防的时候，山西明军突然反水，李自成遭到明军背刺，一下就被迫退到了陕西。接着由于李自成再次击败了清军，清军和明军联合起来进攻李自成。李自成在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被迫决定战略转移，不幸遇难。
所以整个局面，有一点和毛主席评价商朝灭亡很相似：
俘虏太多，消化不了。
商朝灭亡是因为“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李自成的顺朝灭亡是因为“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史可法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顺朝亡了国”。
有点胜利太大导致控制不住所以亡国的意思。
这也不能怪李自成。李自成也不知道朱由检已经作到了这种地步。
第一，明军但凡有一支愿意为明朝作战的可战之兵，李自成也应该是在山西和明军拉锯。
第二，明军的可战之兵但凡有一点愿意为明朝作战的意愿，他们也不该坐视明朝灭亡然后跟着清军打遍全国。
李自成进攻的时候明朝几乎没人愿意打，李自成后撤的时候明军换了清军的皮开始追击了……
当然，这个“明军”，其实主要是“关宁铁骑”。我记得有人讲毛文龙的部下为什么出了几个叛变投敌的将领，以此嘲讽竭力带着他们抗清的毛文龙。其实他们也可以讲一讲为什么“关宁铁骑”也会成建制投敌。只不过他们到这个时候忽然就变成文盲了。
朱由检到底都干了些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说实话，明朝明明有大量可战之兵，但是宁可投敌也不给朱由检办事儿。能把国家搞到这种地步，朱由检这事儿办得都赶上隋炀帝了。
对于李自成来说，胜利来得太意外，敌人也来得太意外，甚至死亡也来得太意外，完全是措手不及。
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史可法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顺朝亡了国。这才是主要原因。
在此鸣谢原作者。
是也不是。
李自成本系还没有堕落，这点从李自成可以迅速整顿队伍发兵山海关的速度可以提现出来。如果真的全员散开抢钱，抢女人军队没可能迅速集结。同时就算集结了开拔后也会逃兵不断。同时李自成是战败，虽然这一战时间短，但是数万大军仍然需要充足的粮草供给，也就是说大顺的官僚管理体系没有崩盘，部队行军，扎营，作战都没有受到影响。这是腐败堕落政权做不到的事情。对比就是明末崇祯，压根发动不了一个大一统政权首都(北京)的防御力量。下属就开门投降了。军队根本聚集不了。
说是呢，是因为大顺突击北京太快了，在李自成进北京前，大顺内部实际并没有真正完成整合。大顺内部军头林立，李自成拳头最大所以是大哥，其他人是二当家三当家，低于李自成但是平交，这有点想秃子，确实是民国总统，但是你要说能到白崇禧，阎锡山的地盘上募兵筹粮供给中央军那就想多了。而这部分人员是李自成控制不住的，实际上在大顺称帝北京城内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侧面反应出当年朱元璋和刘邦为什么很多开国人员无法善终。
比如刘宗敏，在北京时期就公开对抗李自成，而李自成并没有能力压服他，当时李自成独怼刘宗敏肯定李自成赢，但是李自成仍然没有去做只能说内部其他山头还是摇摆派，李自成真出手那么这些人还是不是李自成臣民就不一定了。
其他山头人员烤掠京官，外戚，豪强的时候不可能还控制手下偷，抢，强奸等情况发生。甚至这些将领本身也不可能对这些人的女眷视而不见。
所以你要问大顺是否腐败堕落，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刘宗敏等人是承认大顺朝的。
但是你要问李自成是否腐败堕落，答案是没有，李自成这一系还在尽力维持政权的生存。
也就两个20几天，够干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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