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成功取代明朝，那么会不会出现中国版的“明治维新”？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明治维新”的核心是什么。它不是一次简单的皇权更迭，而是一场由上而下、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转型。其关键在于：
政治改革： 打破封建藩国，建立中央集权，废除幕府，天皇亲政（或象征性权力回归）。
经济改革：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引进西方技术，推行殖产兴业。
军事改革： 建立常备军，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组织模式，实现富国强兵。
文化教育改革： 废除科举，推行新式教育，学习西方科学文化。
对外开放与学习： “脱亚入欧”，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但也保持国家主权独立。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李自成的大顺。
大顺政权能否提供进行“明治维新”的土壤？
李自成推翻明朝，其核心目标是“替天行道”，解决农民的疾苦，打倒贪官污吏。他的起义带有强烈的农民战争色彩，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更多的是“均田免赋”、“均贫富”等朴素的公平理想。这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一部分精英阶层对西方制度和技术的清醒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现代化需求，有着本质的区别。
政治基础： 明朝末年，虽然面临危机，但其政治体制依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而李自成推翻的是一个已经腐朽的旧王朝，他所建立的政权，其政治构成和人才基础是草创的，甚至是农民起义军的惯性思维仍在起作用。他能否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在推翻旧秩序后，迅速地构建起一个能够推行现代政治改革的稳定框架，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他手下的将领，大多是出身行伍，缺乏治理国家，特别是进行系统性改革的经验和远见。
经济基础： 明朝末年的经济，虽然受到战乱和政治腐败的影响，但其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与海外贸易有所联系。然而，李自成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崩溃和民众的贫困。如果大顺能够稳定下来，其首要任务是如何恢复生产，解决饥荒，而不是立刻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潮中。同时，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体，官僚体系也往往将商业视为“末业”，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即便是李自成，其领导层是否具备发展现代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规划能力，也很难说。
对外关系： 这是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根本的不同。日本面临的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和不平等条约的压力，这种外部压力是其改革的强大动因，迫使其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全盘学习西方。而李自成起义的直接原因并非来自西方的外部威胁，而是内部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如果满清迅速被大顺击败并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那么中国将暂时摆脱来自北方军事力量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足够强大的外部动力来驱动中国进行一场如同日本那样的全方位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呢？这很值得怀疑。
如果大顺政权能够稳定并推行改革，会是何种形态？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中国版“明治维新”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变革的路径和性质可能会与日本大相径庭。
“军事优先”的改革： 李自成最大的威胁很可能来自于满清。为了巩固政权，他可能不得不优先发展军事力量，学习包括火器在内的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这可以视为一场“有限度的军事改革”，类似于早期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他可能会招募一些了解西方军事和技术的知识分子（如果当时中国有这样的群体）来协助训练军队，引进先进武器。
对外国人的态度：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已经在中国活动，他们带来了科学知识和技术。李自成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稳定政权后，有足够的魄力和开放心态，他可能会允许甚至鼓励一定程度的外国技术引进，用于军事或公共建设。但这会非常谨慎，因为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力量都会保持高度警惕。
经济发展路径： 大顺政权很难会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发展出强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农民起义的基因，以及中国社会结构中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可能会使其更倾向于以国家力量主导一些基础性建设，例如修建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商业发展可能会相对缓慢，而且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权的控制。
政治体制的演变： 李自成不太可能一上来就学习西方议会制或君主立宪制。他可能会延续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但可能会更加重视效率和对下层的管治。是否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藩阀”的集体领导，或者李自成个人权威的强化，都取决于他如何处理内部的权力平衡和政治斗争。
文化与教育： 废除科举，推行新式教育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李自成的教育基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他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可能仅限于技术层面。而且，在政权初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信仰认同是更为迫切的。他更可能的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吸纳一些有用的技术和知识。
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关键差异：
1. 外部压力： 日本明治维新是以被西方列强叩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导火索的。而大顺若成功，其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满清，这并非西方文明的直接威胁。
2. 领导阶层： 日本维新是由一批具备现代化意识的士人（如萨长土肥四藩的武士）主导的，他们有国际视野，对西方制度有深入了解。而李自成及其部下，尽管英勇善战，但其思想和知识体系更偏向于传统的农民起义。
3. 改革目标： 日本维新是为了富国强兵，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而大顺的首要目标是解决民生问题，巩固新生政权。
4. 文化土壤： 日本虽然古老，但其社会结构和精英阶层对学习外国文化持开放态度，并且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已经存在深刻的危机感，但在整体上，如何在这种文化土壤上孕育出类似“脱亚入欧”式的彻底变革，存在疑问。
结论：
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成功取代明朝，中国极大的可能性不会出现与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面、系统、彻底的改革。原因在于缺乏促使全方位学习西方制度的强大外部压力，以及李自成政权领导层在思想观念、人才储备和政治基础上的局限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顺政权就一定走向衰败。它可能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于军事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有限度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军事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治理方式。但这更可能是一种“中国式的”国家巩固和发展模式，而非照搬日本的“明治维新”。它可能会在经济上寻求更稳健的农业基础上的发展，政治上巩固中央集权，文化上可能更倾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变体，但其“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技术层面，而不会深入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的走向，往往是多重力量博弈的结果。大顺政权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改革能力，也取决于它与满清、其他势力以及后续可能出现的内部矛盾的互动。历史的进程是复杂且非线性的，简单地套用一个模式，反而可能模糊了其中更具深意的地方。
网友意见
不要满脑子“维新”，“立宪”。
明后汉人王朝真正的看点不是如何应付1840年代的洋人，而是很可能在1740年代左右与俄罗斯在东北爆发大规模冲突，然后融入世界史，让整个世界近现代史脱离原有道路。
记住，历史没有规定洋人一定会在1840年来。崇祯作死和漫长的康雍乾时代称不上什么必然。
正好聊聊大顺。
制度：
大顺朝总体上是承袭明制的，区别是设有丞相，李自成粉唐，估计会设副相以分之，不会废丞相。考虑到明亡教训，言官方面会加以一定限制。至于特务，李自成跟朱元璋一样信不过官僚，肯定会有。官僚工资继承明朝的概率较大，也许会高些，看李自成的水平了。
区划方面，恢复长安，设为西京，敕造皇宫与各种府邸。北方威胁下，南京大概率会保留。米脂肯定能捞个“盛京”。
军制方面，权将军肯定要废，刘宗敏未必有好下场。军官转化为勋贵阶级，老营为禁军，卫所改为类似厢军、绿营的治安军。
爵位制度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悬念。明朝爵位不递降是明显的教训，但是李自成本身面临的局面跟朱元璋又类似，即根基太浅。姑且设计一个最优解，李自成诸子世袭罔替，之后诸王递降。
继承法方面，明朝的经验是比较正面的。李自成本心必然是嫡长子继承制。考虑到医学的进步（康熙与奎宁的故事），假设未出朱标之事，平稳过度。再说纵有靖难，也难有第二个朱允炆吧。
意识形态与合法性构建方面，显然是后嗣不尊祖训，国势衰微，加之崇祯失德，天怒人怨，气数已尽。圣人李自成承袭天命，为大顺皇帝。由于合法性构建中明朝的黑点和李自成的绝对权威性，祖训估计也是一字不得更易。李唐后人转世找朱家讨江山的传说估计会很流行。崇祯在这个位面名声参见杨广，不会太好，谥号明炀帝，大顺修《明史》会以崇祯为重点黑的对象。
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理学，因为明末的思想混乱会被视为教训。考虑到大顺合法性比大明差一些，明末思想混乱的教训以及打击遗老的需要，大顺前期难免有罗织文网之事，之后会相对开明一些，但很难到明末的程度。
财政方面，没收明朝勋贵财产以赏功臣自是应有之理。财税官员基本来自前明的情况下，一条鞭法的趋势会继续。修生养息一段时间后肯定会清丈土地，届时勾陷冤狱，罗织文网恐难避免。灭明郑前当禁海，之后开海。
历史推演：
首先，不能假设二世而亡，否则推不下去。因此必须假设功臣与藩王都得到了一定解决。
开国时期结束后的局面，1680左右：
鞑清，入关不得的情况下闹内讧，满蒙分裂，八旗分裂。而后被顺俄夹击，各个击破，重新变成部落。大顺恢复辽东，册封部落。
准噶尔统一蒙古，太祖发天兵讨之，招抚蒙古各部。
明郑方面，大陆一统后灭之不难，没有必要招抚。
西方方面，军事需要下，会有一定人才交流。
朝贡体系方面，继承朝贡体系不难。
李自成老家陕北，河套与河西必然为攻略重点，势必全控，且以重兵守之。
青海方向，由于西北属性和李家姓李，必行夺取，以示天命。与准噶尔争夺西域亦是李家之所求，但烈度没有满清与准噶尔的生死之争大。由于西域已绿，时有叛乱。
此时，除准噶尔与越南外，大顺基本恢复唐疆。
盛顺时期（1730左右）：
高产作物下，人口大涨。
太祖太宗后，圣朝重文治，领土扩张基本停歇，用兵以讨伐各路叛臣为主，军队缺乏改良动力，加之腐败不可避免，军队战斗力下降。财政逐渐紧张，但开源节流下，尚敷支用。
西方方面，耶稣会解散后与教廷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禁绝天主教。
俄罗斯已经基本控制黑龙江流域，多设军屯堡垒已控之，哥萨克时常打劫边民，并串联蒙古女真各部叛乱，已成心腹大患。
大顺发兵讨俄，由于军队战斗力下降和科技差距，攻城不克，野战不利，粮道屡断，大败而归。再发兵守之，又败，一时间女真蒙古尽叛，边塞风烟四起。
西夷法兰西英吉利荷兰等，闻大顺败迹，皆遣舰队以示威，并曰可“调停”顺俄之战，要求通商，传教等事。而后水师数战不利，万里海疆，处处告急。不得已之下，签定条约，允以利益以安之。
又与俄立约，约定满蒙诸部独立，厘定疆界，惟通使一项绝不允，以赔款1000万两代之。
士人耻之，皆言德行不修，以至此败。上降罪己诏，贬奸臣，拔正臣，缩衣食，修武备，士人曰之为善。有士人著书介绍诸夷，称当师夷长技以制夷，然其时皆以俄为北虏，华夷之辨大盛，士林多斥之“以夷变夏”。然塞北诸将皆要求改造堡垒，铸造大炮，改良军阵，聘用教习，朝廷默允之。
七年战争时期：
英夷许以赞助军饷，约共击俄虏。上允之，发兵击俄，攻城乏力，数月难破一堡，日耗粮饷巨大，逢黄河泛滥，罢兵，定立新约，仍各守疆界。
英夷大怒，斥我无信，其时教案频发，遂以护教为名，遣远征军攻我。英夷船快，来去如风，天兵屡战屡败。不得已之下，又立新约，约定割让岛屿，增加口岸，协定关税，赔偿军费，安抚教民，互通使节。
天朝脸面，荡然无存。。
此时，曾与俄虏英夷交战者，皆认同师夷长技之说。虽仍有清议，阻力重重，但设译馆，传西学，办军校，兴军工，造西式军舰等事，仍逐步推进。。。。
再往后，不知道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会全盘重写。
因为这个时代中体西用其实够用了，之后的主要的两件事是逐俄和再次禁洋教，期间会跟欧洲发生复杂的同盟关系，成败会决定历史接下来的走向。往好处说，扩大朝贡，推广“教化”这些事，都不好说。往坏处说，输掉裤衩也不是不可能。乃至于法兰西一统欧罗巴，华逆盛顿被吊死示众，乔治三世被刁民砍了等等。 。。。
再往后，既然进入了世界史，会有跟着外部压力同步进行的逐步改革，但这些改革脱离中国传统框架的可能性不大，也难称之为“维新”。
最后的结果，估计是革命思想传入，上层建筑限制下，朝廷各种严防死守，某次吃了败仗之后，大革命的炮响在东方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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