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和李自成都为军饷头疼不已，那么多尔衮入关后是如何筹措清军军饷的？
一、 继承的“遗产”：明朝的残余力量与财赋
多尔衮入关，并非是从零开始。他继承的，是明朝这个庞大帝国留下的残余力量和尚未完全枯竭的财赋。
占领税收点： 清军入关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明朝的统治核心和经济命脉。在攻陷北京后，多尔衮立刻着手控制京畿地区，并迅速向江南推进。江南，作为明朝最富庶的地区，贡献着全国大部分的赋税。清军的目标是第一时间占领这些产粮区和商业中心，将其原有的税收体系据为己有。
税收的直接征收： 与崇祯时期，军饷被层层截留，最后到达士兵手中的寥寥无几不同，清军的征收更加直接和严苛。他们并非依赖复杂的财政系统，而是采取更为粗暴但有效的方式：
直接征收存银和物资： 占领一座城池，首先会搜刮官府库房中的存银，以及民间富户的钱财。这些都是立即可用的军饷。
强制摊派： 对于地方官员和士绅，清军会直接下达摊派任务，要求他们以银两、粮食等形式“献纳”。这种摊派往往数额巨大，且执行者大多是军中的实权人物，抗拒的代价极为沉重。
“捐输”的强制性： 虽然名义上是“捐输”，但其性质与税收无异，甚至更加强制。清军会以“报效朝廷”的名义，要求官员、士绅、商户捐款。对于那些犹豫或不愿捐助者，轻则抄家，重则人头落地。
利用明朝官员和制度： 多尔衮非常聪明地保留了明朝的部分官员体系，尤其是那些熟悉地方情况、能够征收赋税的官员。这些明朝官员在清军的压力下，不得不继续为清廷征收税赋。清廷也允许这些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以换取他们的合作。这就好比，把一个破旧的抽水机，简单维修后，继续用来抽水，虽然效率不高，但总比没有强。
二、 满洲特有的军饷模式：以战养战的基因
满洲人起源于东北的渔猎民族，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军事文化，自带“以战养战”的基因。这种模式在入关后，被进一步放大和制度化。
八旗制度与旗丁： 八旗制度是清军的根基。八旗子弟并非完全依赖国家发放的军饷，而是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在入关前，他们通过掠夺、狩猎、屯垦等方式维持生计。入关后，这种模式有所改变，但旗丁（八旗士兵）的经济来源仍然是清廷重要的军饷补充。
旗地制度： 清廷会划拨大量土地给八旗，称为“旗地”。旗丁可以耕种这些土地，收获的粮食和财物部分作为旗丁的自身生活保障，部分上缴给旗。
俸饷制度： 除了旗地，八旗官员和士兵也享受由朝廷发放的俸饷。但这部分俸饷，更多的是一种“基本保障”，远不及战时所需。
“养兵”与“养民”的混合： 满洲人早期是将“兵”与“民”的界限模糊的，很多时候，成年男子既是战士，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八旗制度中，虽然是军队，但每个旗人都有一定的生计来源，而非完全依靠国家供养。
战利品的分配： 战争本身就是清军重要的“创收”途径。每次重要的战役，胜利者都会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包括金银、珠宝、马匹、奴仆等。这些战利品会按照军功和等级进行分配，这既是对士兵的激励，也是一种重要的军饷补充。
“旗人财产”的优先权： 满洲入关后，将大量汉人奴仆充作旗人财产。这些奴仆不仅能提供劳动力，还能被出售或交换，成为旗人家庭的经济来源。
“掠夺”的制度化： 虽然名义上是“平定”，但清军在攻克城市时，往往有默认的“劫掠”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对被占领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但却是对清军士兵的直接经济补偿。
蒙古骑兵的“雇佣”： 清军在入关过程中，得到了蒙古各部的支持。这些蒙古军队的参与，往往是有偿的。清廷会向他们提供岁贡、赏赐、土地等，以换取他们的兵力。这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也是一种军饷的筹措方式。
三、 财政与行政的“借尸还魂”
多尔衮并非仅仅依靠蛮力，他在财政和行政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策略性。
保留税制，但要“精简”： 清廷保留了明朝大部分的税制，如田赋、盐税、关税等。但他们对税制进行了“精简”和“调整”，以适应自己的统治需求。
“漕运”的继续： 漕运是明朝南方财富北运的重要通道。清廷继续利用漕运，保证了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也为军费提供了物质基础。
“加征”的变相： 虽然不敢像崇祯那样直接加征“辽饷”、“剿饷”等，但清廷通过“摊派”、“捐输”等方式，实际上是对原有税赋的变相加征。
“圈地”与“满洲八旗佐领”： 清廷在占领区划拨了大量土地给八旗，这些土地的产出，部分用于支持八旗的军饷。此外，八旗的佐领制度，也类似于一种“管理单位”，能够集中力量征收赋税和管理旗人。
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盐业一直是古代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清廷牢牢控制了盐业，通过盐引制度和专营，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很大一部分直接用于军费开支。
“捐输”与“劝捐”的策略： “劝捐”是清廷筹饷的重要手段。他们并非直接掠夺，而是通过礼仪、说辞、官员的示范效应，鼓励社会各界“捐献”。例如，很多官员在接受清廷任命后，会率先捐款，以示忠诚，并带动其他官员和富商的捐助。这种方式，虽然有强制性，但相比于直接抢劫，更能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对商业活动的“有限”开放： 虽然对汉族士绅和商人有高压的征收，但清廷也并非完全扼杀商业。他们允许正常的商业贸易进行，并从中收取关税和商业税。这种做法，一方面保证了城市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为清廷带来了稳定的税收。
总结：
多尔衮入关后的军饷筹措，并非是简单的“复制”明朝的模式，也不是纯粹的“掠夺”。他巧妙地结合了继承、自身制度优势和策略性手段：
1. 继承与掠夺并存： 他继承了明朝残存的税收体系，并通过强力征收，迅速将各地财富纳入囊中。同时，他也毫不避讳地利用战争的“红利”，通过战利品和有控制的“劫掠”来补充军费。
2. “以战养战”的制度化： 满洲人原有的经济和军事模式，为他提供了“以战养战”的土壤。八旗制度、旗地、以及战利品分配，都构成了清军经济自给自足的重要部分。
3. 财政与行政的“借尸还魂”： 他保留并改造了明朝的部分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使其能够为自己服务。同时，利用“捐输”、“劝捐”等策略，将社会资源导向军费。
4. 策略性而非蛮力： 相比于李自成因为急于攻城拔寨而对城市进行过度掠夺，导致民心尽失，多尔衮更懂得“收拢人心”（至少是统治阶层），利用现有资源，逐步建立自己的财政基础。
崇祯和李自成的军饷困境，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腐朽不堪、资源枯竭的体系，且缺乏有效手段来启动新的增长点。而多尔衮，则像一个精明的“二手房东”，他继承了一个残破的房子，但通过快速装修、重新规划、引入新的“租客”（满洲贵族和士兵），并榨取原有的租金（税收），很快就将其变成了一个运转起来的机器，虽然这个机器的“马达”（人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因此，多尔衮并非像崇祯和李自成那样，被军饷问题“逼上绝路”，而是通过一套更具策略性、更能适应新环境的手段，将清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并为他日后坐稳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意见
除了节流,多尔衮的压榨水平甩崇祯整个北京城,是堪比和珅的财政专家.
要说大清朝的“超级官家”，和珅最为大家熟知，不少人甚至津津乐道他救荒的算账方法。和二不过是名气大，要论起算账的本事来，大清有一个人能把他秒成渣，这个人就是家喻户晓的“痴情”男人多尔衮。
多尔衮打仗的本事很强，但在一干兄弟中真算不上太突出。他还在懵懂之时二哥代善已经成了乌拉部（多尔衮老娘出身的部落）的克星，皇太极、多铎、阿济格等人的战绩也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就连摄政之初年，满清贵族也默认济尔哈郎的军事才能比他高（多尔衮的攻坚能力不强），让济尔哈郎担任八旗军的总指挥。多尔衮在兄弟中最突出的才能是理财，在皇太极死后，他是八旗军中唯一点满了理财点数的巨头（皇太极也是理财高手，少年时期就负责全家的支出）。
满清入关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粮食不足，八旗军和朝鲜世子都要吃糠咽菜才能度日（还是多尔衮觉得让朝鲜世子吃糠咽菜有失体面才特意补发的白米，不过，你也别觉得他好心）。因为北京城所需的粮食已经中断了，明朝北京城所需的漕粮是520万石，其中北方提供755600石，南方提供3244400石，外加120万石的耗米。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不光南方的漕粮远不过来，就连山东地界的漕粮也没影了。多尔衮除了派济尔哈郎扫荡山东等地征粮外，使出浑身解数去找粮食。他在顺治二年威胁朝鲜必须在夏天以前给出十万石的军粮，还让八旗军在沿途没收明朝藩王的田产，在拿下南京后的五月份就让人组织了江南漕粮入京，完成了惊险刺激的吞并大戏。
多尔衮主政时期一共运送了3000万石漕粮、120万石“白粮”，在江南战事反复拉锯时达到了万历皇帝时期的水平。在顺治八年（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满清才正式公开数字）以后，满清治下的总人口是1063万3326人，耕地总面积是298万8594顷，只相当于万历时期的六分之一，但征收钱粮总额却差不多，达到了白银2110万142两，米麦601万7679石（这年的数据应该接近于顺治七年）。
在榨取流动资金上，多尔衮也显示了超高才能。他在顺治元年就搞定了山东、河北长芦盐场的税收，在顺治二年拿下了两淮盐场，不到两年功夫就搞定的明朝留下的半数盐场，在顺治三年就收到了盐税158万8131两，在全国还有大量盐场在敌人手中的前提下让盐税收入超过了万历时期，接近了崇祯的水平。更厉害的是他还在大同“叛乱”期间，一边攻城打仗，一边超额完成了盐税征收工作，把全年的盐税提高到了185万4996两。在关税等方面多尔衮更是加班加点，每年自己经手的关税就高达百万两。
多尔衮在位期间，户部尚书 巴哈纳就是他旗下的奴才，户部的所有业务内阁不得过问，也就压根没有总账，满朝文武都不知道详细收支情况。但多尔衮就是“拎得清”，谁敢给他耍花样就直接拿下。他固然自己烧钱不少，但还能在维持战争之余大兴土木，赏赐给八旗军上千万两白银的财物（仅仅跟着多铎作战的八旗军就在攻克西安和南京后获封白银500万两），是满清烧钱的最强会计师。多尔衮算账打下了满清的基础，论本事和二还真拍马比不上。
试着边看书边总结一下
①开源节流
1）将紫禁城的太监从数万人裁减到几千人
多尔衮相当厌恶太监。交泰殿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2）大量裁减冗员，降薪（知县的俸禄从123两降低到45两）
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
②整理赋税
明末的税收很有问题，清廷进京后发现泰昌、天启、崇祯三朝，连个清楚的税收账册都没有。不得已，清廷只好沿用万历时期的旧制。多尔衮命令官吏统计人口、粮食、田地，制出新的赋税制度。
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
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工程非常庞大，在多尔衮死后赋税册子才编制出来。
③出兵剿灭商路上大大小小的盗匪和武装组织，使商路得到畅通
④将兵器还给平民，让他们组织乡兵抵御盗匪
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
⑤北方
1）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
2）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
3）命有司多方严缉盗,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
4）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
5）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
1644年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
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
（多尔衮花费了很多精力来控制京城和地方的官员。除了采取四格六法对官员进行考察之外，他派出了大量的耳目对官员们进行监视。在京城衙门的耳目叫启视员，在地方衙门的耳目叫启心郎，他们的密奏直呈摄政王本人。多尔衮还赏赐女性给官员们，利用女性对官员的私人生活进行监视。其中南明降将刘泽清就被多尔衮赏他的女人告发，因此被凌迟处死。）
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
⑥江南地区
粮食：将地方武装势力囤积的谷物还给粮商，吸引他们重操旧业。
食盐：免除浮课，使逃走的盐商重操旧业，恢复食盐的生产销售。
纺织业：
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
1646年,清廷初遣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官,他们立即挑选苏州、松江、常州等地的富庶之户作为机织户。现有的纺织工具得到修复,并有所扩充(苏州建机屋196间,拥有织机450台,杭州修复旧机屋95间,新建机屋302间)。1647年,苏州在工部帮助下建立织造局,采取特别措施吸引织匠返回城市。到1653年,纺织工业已经恢复,实际上开始超过明代生产水平。例如,明代苏州织造局雇工504名,有织机173台。
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一6页。到1646一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一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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