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士绅阶级的支持吗?满清相比明和农民起义军对士绅阶级更有吸引力吗?
为什么李自成没能赢得士绅阶级的支持？
这需要从士绅阶级的构成、利益诉求以及李自成起义的性质来理解。
士绅阶级的构成与利益诉求：
土地和财产所有者： 士绅阶级是古代中国社会の中坚力量，他们是主要的土地和财富拥有者。他们的地位、财富和生活方式都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财产所有权之上。
读书人与官僚预备队： 士绅通过科举制度或荫袭制度获得功名，很多本身就是官员，或者是有机会成为官员。他们熟悉并维护着明朝的政治体制，对国家治理有自己的理解和经验。
地方精英与社会控制者： 在地方上，士绅是事实上的管理者和代言人，他们负责税收、治安、教化等事务，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
追求稳定与秩序： 尽管明朝末年弊病丛生，但士绅阶级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现有利益和生活方式的稳定政权。他们害怕动荡和变革，尤其害怕那些可能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变革。
李自成起义的性质与对士绅利益的冲击：
颠覆性与激进性： 李自成的起义，从本质上讲，是对明朝旧秩序的颠覆。他打着“均田免赋”的旗号，虽然这是为了争取农民支持，但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来说，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威胁。对士绅而言，这不仅仅是税赋的改变，更是对他们安身立命之本的否定。
“闯王”形象与破坏行为： 虽然李自成在攻占城市后试图建立秩序，但起义军在长期的流动作战中，难免伴随烧杀抢掠等行为。对于士绅而言，这些行为是对他们财产的直接破坏，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即使李自成后来有所收敛，最初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
政治合法性缺失： 李自成缺乏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他没有科举功名，没有官僚履历，他的权力来源是军队的武力。这使得他很难在士绅阶级中建立起一种“奉正朔”的心理认同。士绅阶级虽然对明朝不满，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基于儒家正统思想构建的政治体系。
“大顺”政权的短期与不稳定： 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虽然短暂地入主北京，但它是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根基不稳。许多士绅不相信这个政权能够长久存在，更不敢轻易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押注在上面。他们更倾向于观望，甚至暗中支持仍然在抵抗的明朝力量。
满清相比明朝和农民起义军对士绅阶级的吸引力
相较于明朝和农民起义军，满清在入关初期，确实展现出了对士绅阶级更大的“吸引力”，或者说，他们更懂得如何利用士绅。这种吸引力并非源于满清本身多么先进或完美，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收买”和“安抚”士绅的策略，并且在政治上的“继承性”上表现得更娴熟。
满清对士绅阶级的吸引力在哪里？
“招抚”与“笼络”政策的成功： 这是满清能够迅速占据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
保留部分官员： 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对所有明朝官员进行大规模清洗。相反，他们采取了“招抚”政策，允许一部分愿意投降并为清朝服务的明朝官员继续任职。例如，许多前明朝大学士、巡回大臣等都得到了重用，甚至有一些士绅本身就掌握着地方实权，满清也乐于与之合作。
强调“君权神授”与秩序维护： 满清继承了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理念，宣扬“天命所归”，强调君权神授，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对那些习惯了这种说法的士绅来说，更容易接受。
尊重和利用科举制度： 满清延续了科举制度，这为士绅的上升通道提供了保障。虽然初期的科举带有民族歧视色彩（如“满汉分榜”），但它至少为士绅提供了一个仕途的希望。
承诺稳定与私有财产保护： 满清入关后，立即废除了“均田免赋”之类的激进口号，转而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社会秩序。这对于那些饱受战乱之苦、担心财产被毁的士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他们可以继续安心地拥有土地和财产，享受安定的生活。
政治的“连续性”： 尽管政权更迭，但满清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明朝的政治制度框架，包括中央集权、六部制等。这种“看起来是延续”的特点，使得士绅阶级更容易适应新的统治，也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利用了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 满清看到了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后，因为一些激进措施（如追赃助饷）而引发了士绅的强烈不满。他们吸取了教训，对士绅更加谨慎和怀柔。
“剃发易服”的挑战与妥协： 当然，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对士绅阶级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对他们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挑战。但与直接的财产和生命威胁相比，很多人选择在屈辱中求生，寻求在清朝体制内的生存空间。
明朝的吸引力（相对而言）：
明朝本身已经腐朽衰败，对士绅阶级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士绅阶级对明朝有诸多不满，但他们对明朝的认同感和习惯性，是长久建立起来的。然而，当明朝政府无力提供安全保障和稳定秩序时，这种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当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而明朝政府却束手无策时，士绅阶级往往会选择更“现实”的道路，去拥抱能够提供秩序和安全的新势力。
农民起义军的“排斥性”：
如前所述，农民起义军，尤其是李自成，其激进的口号和革命性的行动，直接触犯了士绅阶级的核心利益。他们被视为“盗贼”，是现有秩序的破坏者。士绅阶级自然会对其产生恐惧和抵制。
总结来说：
李自成起义失败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未能赢得士绅阶级的广泛支持。士绅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和精英，他们的支持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统治的稳定性以及政策的执行力。
满清之所以在与李自成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懂得如何安抚和利用士绅阶级。满清通过一套“招抚”和“笼络”的策略，承诺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并保留了科举制度，从而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连续性”和“可接受性”。相比之下，李自成的起义虽然有着争取农民的优势，但在触动了士绅阶级的根本利益时，就失去了他们重要的支持力量，甚至将他们推向了敌对阵营。这种精英阶层的离心离德，最终成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无法逾越的鸿沟。
网友意见
就拿顺朝的县令们为例。
定兴县县令刘钟泰，上任之后主要精力放在安定社会秩序上，颁布了很严格的法令，使得“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清军入关之后，定兴县的士绅叛乱，刘钟泰逃走。
临城县县令段献珠，上任之后主要忙于三件事：追赃助饷、免除税赋、拆毁牌坊。然而他的追赃助饷又不彻底，没杀原来明朝的知县，清军入关后，明朝的知县与士绅一起发动叛乱，杀害了段献珠。
浚县县令马世聪，仅有他追赃助饷，为刘汝魁部提供军饷的记载。
华容县县令江一洪，仅有他镇压东山的地方豪强的记载，而且在镇压过程中杀戮规模应该不小。后来被明军杀害。
长垣县县令李伯元，协助都尉李如琮招募三千乡勇，清军入关后被清军杀害。
滑县县令刘三晋，在清军入关后镇压了一次士绅叛乱，后来清兵来了，他逃跑下落不明。
沈丘县县令周维新，上任之后专注于抵抗还乡团的防务，但是被士绅出卖献给明军。
三水县县令李三楚，因贪污被处决。
猗氏县县令安四达，因行事残暴被革职。
静乐县县令第五浪，地方志只记载他是个不害民的官。
榆次县县令萧恒，配合当地掌旅强制搬迁士绅。清军攻入山西之后他逃走，后来又参加清朝的科举做官。
绛县县令，姓名不详，上任之后忙于追赃助饷。
曲周县县令孙应震，在士绅叛乱中被关押，但旋即被部下救出，后事不详。
安平县县令樊景星，招揽本地的农民军康文斗入城协防，但是不敌清军，康文斗牺牲，樊景星逃走，下落不明。
任丘县县令曹怀玉，逮捕刨李自成祖坟的边大绶。
高阳县县令王瑞图，曾追赃助饷，清军入关后逃走。
元城县县令乔廷秀，曾追赃助饷，清军入关后逃走。
这些县令有的有能力，有的没能力，有的忠诚，有的投机，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任何“礼贤下士”的举动，从未试图招揽本地士绅。他们到任之后，笼络的都是当地的农民军和那些主动投靠的人。有的人出台了惠民政策，但谁也没出台惠绅政策。
我们先看这些县令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明朝的降官；二是顺朝科举考选的官员；三是顺军军官武职转文职，比如说夏津县县令裴钦，县志记载他是“甘肃人，家世皮工，精于骑射”。
此外，一个县还会有一个都尉或者掌旅指挥卫戍部队，有的是顺军军官，有的如前面提到的李如琮，则是在本地招募的。
李自成对政权建设的构想，从思路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首先，三年免征，免除百姓的压力。其次，为了让财政能坚持这三年，就得追赃助饷，用士绅的钱来贴补。最后，在这三年免征期限内，要改变土地分配和税收制度。之前明朝权贵霸占的田地，要还给农民。明朝的宗室、勋戚、太监，以及那些被杀或逃走的官绅的土地，还有抛荒土地，要重新分配，形成自耕农。三年免征的期限结束后，也要均平赋税，让田多的多交税，田少的少交税。
思路没问题，搭配这样的干部队伍，就有问题了。
顺朝接管一个县的标配，是一个县令、一个掌旅带着二百兵。这已经比清朝接管政权时配置高多了，清朝经常是直接派一个知县就把一个县接管了。然而，在这个清朝还没推行全面剃发的时候，清朝的知县派下来，任务就是和士绅保持明面上的团结合作，一切照旧，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征税。知县加上接收的县衙旧人，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直到后面剃发令逼得全民造反，以及后来绿营大批反正，才出现清朝地方政权被不断颠覆的情况。
而顺朝的县令要做的事情复杂得多，三年免征让他们免去了收税这个对于明朝的县官来说最大的难题，不必担心因为乡绅闹事自己这个官就做不下去。但是，追赃助饷和均平赋税却是更难的事。
首先，现在大军缺军饷，而县令的任务有筹饷，那是不是饷筹得越多，功劳就越大？李自成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不得而知，但是以常理来想，没有了赋税这个考绩标准，顺朝的官员若想邀功于上，很容易走上多收军饷这个路线。这也就会导致追赃助饷的扩大化，将一些原本可以团结的人推向对立面。
其次，区分哪些土地是合法的，哪些土地是被霸占的，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掌旅带来的那二百个兵不是入伍不久的饥民，就是明朝的降卒，他们当然没有能力去调查清楚。县令就得依靠在本地招募的人，包括留用的基层官员和胥吏。在这个时候积极投靠大顺的人，有的固然是饱受压迫，终于等到反抗的机会，可是投机的流氓无赖也绝不会少了。而真正懂得土地丈量，搞得清县衙门的卷宗的，还得是本地的胥吏。
京城的追赃助饷，是刘宗敏主持的，在李自成眼皮底下，又集中了顺朝办事能力最强的一批文武官员，所以能控制得住规模。比如说四品及以下的官员没有被拷掠，比如说对勋贵的清算都没有累及家眷。证据是恭顺侯的叔叔吴惟华，他在顺军撤出京城后，把被抄了家的勋贵的女儿都集中到了自己家，从中选了二十个美女献给多尔衮，连多尔衮都觉得他实在太缺德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大学士刚林的弟弟常鼐。
但是在基层，情况就不同了。上面允许清算土豪劣绅，基层就会恨不得把所有地主都弄死；上面允许清算勾结官府的奸商，基层就会恨不得把所有商人都弄死。是杀是打，全凭县令和都尉个人好恶一言而决。当官的要出政绩，被压迫的穷人要报复，胥吏无赖要借机中饱私囊，难免会导致大量的有钱人、读书人和顺朝官府对立。
比方说，你是陕西某个县的教谕，投降了大顺之后，提拔到河南某个县当县令。你县里有个大地主，继承的祖上的家业，本人人品不算很坏，至少肯定没有血债。
这天，户房书办带着十几个人来找你了，说这个地主的田都是他们的祖业。你能看出，这里面有几个人确实是长年劳作的穷苦农民，可能真的是这个地主的爷爷占了他们爷爷的地，但是也有几个是本县有名的流氓，其中还有书办的表姐夫。
你正在犹豫，你从明朝的知县那里接收来的师爷对你说，案卷文书由他和书办来做，绝对挑不出一点毛病。最近刘汝魁将军到处征购粮食，可现在年成不好，粮食也不好搞。给这个地主来个抄家灭门，把抄得的粮食金银献给刘将军，大军不要的绫罗绸缎、古玩字画什么的我们可以分一分。房产土地、家具牲口这些东西，就分给本地的穷人和经办的人员。这地主就算没有血债，他总放过高利贷吧？偷税漏税的事干过吧？就算上面派人来查，那地主的亲戚朋友都是乡绅，大顺朝廷信不过他们，穷人都说咱们好，这事保管滴水不漏。我都打听过了，明朝时之前没人动他这个肥羊，是因为他爹和大学士陈演是同年，如今陈演可都已经下狱了，他没靠山了。东翁您可想清楚，是刘将军这个跟了皇上十几年，一起在商洛山啃过树皮的大官赏识您重要，还是让一个乡下土财主感激您秉公断案重要？
总不能明朝的官吏投降了大顺，嘎嘣一下就不贪了，没有这个道理。清官是肯定会有的，但大部分还是一般通过官僚。又让这些人掌握追赃助饷的权力，又让他们清似水明如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前明朝的官员掌握对老百姓催征赋税的生杀大权，所以就农民起义了，现在顺朝官员掌握对士绅追赃助饷的生杀大权，士绅反顺也很正常。只不过清朝不会屁股坐在农民这边，所以农民起义者也不会“借虏平明”。
其实李自成定的这些目标真不高，一个正常的封建王朝，开国的时候当然得减免赋税、抑制兼并。要是从1944年调二百个武工队来接管县衙门，办这点事小菜一碟。可问题是现在是1644年，李自成能派来的只有一个穷秀才、一个老兵、二百个新兵，怎么能指望他们分得清打击对象和统战对象。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得罪士绅不是不行，1944年的武工队就不得罪士绅吗？可是既然得不到士绅的支持，就得组织起一支能取代士绅来调动基层力量的队伍。可是大顺朝这个官僚队伍，让他们怎么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根据后来孙可望治滇的经验，用农民起义者及其家眷来压制士绅，得几千人才能控制一个县，而且还是云南那种人口少、士绅力量薄弱的县。
所以，李自成要是真有一百万闯军老兄弟，一个县派一千人，再带上家眷，村村有闯军，他就算把士绅捞出来挨个放血也不为错。但现实是，他的军队是少数老兄弟加上河南饥民、明军降卒组成的，他的官僚队伍还是要靠明朝的读书人，县政管理还是要靠胥吏。一旦把士绅推向对立面，县令往往就成了城关镇镇长。农民虽然得利了，可是县衙门却没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士绅却掌握着乡勇，在宗族中有话语权，对佃户长工有人身控制。这就导致了清军入关之后，各地士绅响应清军，使得顺朝在华北的统治迅速崩溃。
但是，从士绅叛乱的时间中，能看出一个规律，第一波士绅大规模叛乱浪潮发生在1643年的秋天，第二波士绅大规模叛乱浪潮发生在1644年的夏天，而在这之间的半年，却很平静。
当然不是因为这半年李自成优待士绅了，而是因为第一波士绅叛乱之后，士绅们意识到，他们虽然能干掉李自成派来的县令，但是闯军的野战部队一到，哪怕只有一千人，杀他们也如同宰鸡一般。因此在李自成打败了孙传庭之后，士绅叛乱一下子停止了，总不能要求士绅们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捍卫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当顺军在山海关战败的消息传来，第二波士绅叛乱就爆发了。因为这一次士绅有清军撑腰了，不用再怕顺军的野战部队。不过即便是在这次叛乱中，依然有一些叛军被顺军的野战部队镇压了。
李自成不得地主阶级的人心，这是事实，但习惯逆来顺受的不仅有中国农民，中国地主也是一样。讨伐吴三桂之前，李自成已经下令停止了追赃助饷。士绅的利益尽管受损，但是挺过改朝换代这一关之后，顺朝毕竟也是个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的政权，面对他们无法战胜的顺军野战部队，大部分士绅想的绝不会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混进新王朝的统治阶级，河南的举人赶快去舔牛金星，陕西的进士赶快去舔宋企郊。
如果李自成武德炸裂，在山海关直接用六万人团灭了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十二万人，我前面讲的那些其实意义都不大，就算初期有混乱，乱过一阵之后，也就变成正常官府了。顺朝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大体还是继承明朝，衔接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哪怕黄宗羲这种标准的地主阶级代言人，所持的观点也是：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就算本来是“盗贼”，当几年皇帝，也就变成地主阶级总头子了。
而现实是李自成打不赢，那么即便他之前的政策是团结士绅，士绅难道愿意和他团结吗？更何况团结了士绅，那么置田见秀、刘宗敏这些人于何地？李自成当然可以选择拉着兄弟们一起当地主，可那绝不是一年半载能做到的事情，顺朝的勋贵集团想彻底转型地主，少说也得三年五载，但显然清朝不会给他们三年五载。清朝要是真三年五载不打顺朝，顺军整合明朝降军完毕，内部三年免征的期限也到了，有了稳定的税收，就直接杀出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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