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言文比较精简，是否和竹简上写字比较难有关？
竹简书写的物理限制与“精简”的关联：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竹简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确实存在其固有的物理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言文的精简风格：
材质与载体： 竹简是把竹子劈成条状，经过加工（刮削、晾晒、熏烤）制成的。尽管古人技艺精湛，但竹简的长度和宽度是有限的，制作也颇费时费力。这意味着每一片竹简能够容纳的文字数量是有限的。
编连方式： 文字写在竹简上，然后用绳子（革、丝等）将多片竹简按顺序编连起来，形成“策”。竹简的数量越多，册子就越厚重，携带和翻阅也越不方便。
书写难度： 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特别是要写得工整、清晰，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竹简的表面不如纸张光滑，笔画的顿挫、提按可能需要更精细的控制。
成本考量： 尽管古人对知识的传播不吝投入，但竹简的制作本身就涉及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如果能够用更少的文字表达同样的意思，无疑能节省大量的材料和制作成本。
这些物理限制如何催生“精简”？
1. 追求言简意赅： 为了在有限的竹简空间内记录尽可能多的信息，作者和抄写者自然会倾向于使用最简洁、最精练的语言。他们会选择最能表达意思的词语，避免冗余的修饰语和重复的表达。
2. 省略不必要的词语： 在口语中，我们常常会使用一些虚词、语气词来辅助表达，但在书面语中，尤其是在篇幅受限的情况下，这些词语往往会被省略。例如，很多现代汉语中必不可少的介词、连词，在先秦文言文中可能就被省略了，依靠语境和词序来体现其功能。
3. 词语的多义性和概括性： 先秦时期，许多单音节词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和更强的概括性。一个词可能可以涵盖现代汉语中几个词的意义，这本身就提高了语言的效率。
4. 句子结构的紧凑： 避免使用过长、过于复杂的句子，转而采用短小精悍的句式，也更有利于在有限的空间内传递信息。
然而，将“精简”完全归咎于竹简的难度，也是不全面的。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
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 语言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原始的、口语化的表达向书面语的规范化、抽象化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精炼、集约的过程。先秦时期，汉语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其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自然会呈现出与后世不同的特点。
知识传播的需求与文化传统： 先秦时期，知识主要掌握在贵族和士人手中，书籍的流通并不像今天这样广泛。因此，能够被准确记忆和传播的简练文字，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价值。口头传诵和背诵，也更容易记忆精炼的文字。
哲学和思想的追求：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往往需要用高度概括、富于哲理的语言来表达，以期引发深思，因此追求语言的精炼和深刻就成为一种必然。例如，《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句子，其精简本身就蕴含着深邃的意义。
对“雅”与“言之美”的追求： 古人对于语言的“雅”、“美”有着很高的追求，他们认为简洁、典雅的语言是一种美学上的表现。这种审美倾向也会促使他们在写作时追求精练。
总结来说，竹简的物理限制与书写难度，无疑是先秦文言文精简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和“助推器”。 它迫使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化信息的传递效率，从而催生了词语的省略、句子的紧凑以及用词的精炼。
但是，将此视为唯一或主要原因，则忽略了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当时的文化背景、知识传播的需求以及哲学思想的追求等更为深层和主动的因素。 先秦文言文的精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竹简载体的客观制约，也有当时人们在语言表达上的主动选择和创造。可以说，竹简的限制让这种精简“更有必要”，而其他的文化和思想因素则让这种精简“更具价值”和“更受欢迎”。
网友意见
谢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书写内容、书写行为与书写材料之间的关系。那么竹简是否是一种不易书写的书写材料呢？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竹简的制作及简卷的形制。
竹简，顾名思义，取自竹筒，削成细长的板条之后，由于竹子的外表面很难着墨，不易书写，因此还要刮去表面的青皮，对内面也要作刮削处理，使书写面平整。将若干竹条削成同样长短、一般薄厚，之后要进行杀青，也就是通过烤制，去除竹子中所含的水和有机物——糖分，以免竹简腐坏。在烤制过程中，竹简中的水分会渗到表面，故而竹简又称「汗青」。烤制好的竹简呈黄色，青色已被去除，这就是这个过程被叫做「杀青」的缘由。时间已经证明，做好的竹简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可以在地下保存数千年而不朽，如今出土的诸多竹简都是明证。
通过以上步骤，书写所需要的简支已经初步完成。但要成为书卷，还要经过两个步骤：书写和编连。从目前所见战国竹简的情况来看，先书写后编连，或者先编连后书写，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这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第一册中《孔子诗论》第11简的部分截图，为「 不可㝵也」五字，宽式隶定为「知不可得也」。其中前四字「知不可得」的左侧笔划被齐齐截断，同时在第12简的相应位置未见到与这四个字的笔划相吻合的墨迹，那么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竹简是被事先书写，全部书写完成之后再进行编连的。为便于整理编连，有些简支的下端还写上了编号：
图为《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诗经》部分第32-37简的简末。该批材料所用简支目前所见共计117支，下方皆有编号。
也有先编后写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简》的《筮法》篇：
显然，这张图是先将竹简编连成卷之后再行绘制的，但如果观察周围的文字，又是以先写后编的形式，很可能是先将其余文字以单支简的形式写好，在绘图地方留下空白，待编连完成之后再进行绘制。还是这批简，在图片下方有这样的现象：
在图片中部靠下的位置有一道断断续续的浅黑色线，这是编绳的位置。旧日的编绳已随时间腐朽，仅留下这样的痕迹。可以看到，编绳上下的文字都特意避开了编绳的位置，似乎又呈现先编后写的特征。以上情况这体现了竹简编连与书写关系的复杂性，竹简的编连与书写流程仍有待研究。
在可用于书写的纸张发明以前，竹简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好的书写材料，它当然不如埃及莎草纸那般容易制作，但是中国不产莎草，用竹子来书写已经是十分伟大的发明了。其他书写材料还有木牍和帛（丝绸），但是木头质地较硬，不易加工，帛则生产成本太高，都不如竹简廉价且便捷。
了解了竹简的性质之后，可以再来看一看题主的问题，先秦文言简约风格的形成是否受制于书写材料？题主的预设条件是，书写是困难的，书写过程是痛苦的，所以书写者要减少语言中的冗余成分，尽快写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竹简上写字并不困难，经过削刮的竹简面是非常平整的，正反两面都可以写字。从前面的图片可以看出，相同的字在竹简的不同位置写出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存在书写材料质地不均匀或不变与书写导致书写困难的问题。由于毛笔是软质的，而竹简是硬质的，在书写过程中甚至可以用手竖执竹简的方式进行，十分方便。
那么会否是其他原因导致书写受限呢？比如，竹简的供应量有限。这完全不必担心。一般竹简的长度在20-40cm不等，宽度仅约1cm。一根毛竹可以长到十几米高，直径可达10-15cm，即便掐头去尾，适合做竹简的长度，一根毛竹就可以做将近两千支竹简。要知道，上博简这么大宗的竹简材料一共也不过1200多支。在制作竹简的过程中，不用担心竹节会影响竹简的长度。下图红色范围内所示皆是竹节处。
故而竹子的出简量是巨大的，对于熟手来说制作也并不复杂，完全不必担心竹简数量不够，就算是非官方的文本也不用担心。从社会阶层来观察的话，先秦时期的文本书写者主要是各个官方机构以及士以上的贵族阶层，他们是不必担心资金来源的。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迁居鲁国后仍是贵族。孟子祖上是鲁国贵族，迁居邹以后还是贵族。就连主张节用，走平民化路线的墨子，祖上也是宋国贵族，本人也回到宋国当过大夫。上述这些人都曾任过官职，再加上道家的两位——老子是周王室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庄子再不济也是个漆园吏。所以资金对这些侃侃数千数万言的人来说，并不成问题。
来看一对数据：鲁国的官方史书《春秋》，与战国时期私人为《春秋》所作的传即《左传》。官修《春秋》全文字数不足2万，而私人所著《左传》的字数逼近20万，而且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传世与出土先秦文献材料中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由此可见，对于当时有能力著书立说的人来说，书写材料的获取算不上什么难题。
关于文本的精简与否与书写材料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反例。先秦的文言恐怕没有比以四言体为主的《诗经》更为精简的了，我们知道，《诗经·国风》中有大量出自民间的诗歌，早期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故而《诗经》的精简并不是受了书写材料的限制，而是先秦文言本身就是精简的。
那么说到底，先秦文言为什么比较精简？首先是因为，相对于我们今天的语言，先秦语言确实比较精简。先秦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而后世逐渐变成以双音节词为主，一个自然句的长度扩充了一倍。先秦时期的口语可以参考《左传》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日常对话，可以发现人物的对话语言仍然是以单音节为主，且成分简单。后世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和多音节的扩展应该是先秦文言显得比较精炼的主要原因。
其次，先秦汉语的语法结构比较简练，我们今天所用到的许多虚词，在先秦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如《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郑国的执政者祭仲权倾朝野，郑厉公十分忌惮，就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暗杀他，谁知道雍纠口风不严，竟然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也就是祭仲的女儿，女儿就私下去问母亲：「父与夫孰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近？」且看
- 父 与夫 孰 亲？
- 父亲与丈夫，谁［更］亲近？
此外，先秦时期也有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文言就属于书面语。书面语本就是一种严肃、凝练的语言，它比口语更加简练明晰，更具逻辑性。简短的先秦语言经过书面化处理，变得更加精简，本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见，先秦文言的精简，是因为先秦语言本身就比较精简，而不是受到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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