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爱国文人被明杀暗杀，而鲁迅先生却能一直工作到「他休息了」？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鲁迅先生的生命终结是因病而非直接的政治迫害，他是在积劳成疾、身心俱疲的状态下“休息”的。尽管他长期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但并未像其他许多文人那样被公开处决或秘密逮捕致死。
以下将从几个关键角度来详细分析：
一、 鲁迅先生的独特政治立场与策略：
“杂文”的犀利与迂回： 鲁迅先生最主要的武器是他的杂文。这些杂文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尖锐的讽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当时社会批评的利器。然而，鲁迅并非简单地直接攻击当权者或党派。他更擅长的是：
揭露国民性的弱点： 鲁迅的作品大量批判中国国民的麻木、愚昧、劣根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当局的直接攻击目标。他将矛头指向“人民自己”，而不是直接指责具体的政治统治者，这种策略使得当局在处理他时，在道义上和舆论上有所顾忌。
借古喻今，影射讽刺： 鲁迅善于运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通过隐晦的语言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弊病。例如，他对“吃人”的批判，是对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但其表述方式具有一定的曲折性，不易被直接定罪。
策略性的“不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政府并非全然配合，他也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主办的各种文化活动或接受官方任命。这种“不合作”是保持独立性的重要方式，但并未达到直接挑战政权的地步。
与左翼文学阵营的联系与保持距离： 鲁迅是左翼文学的旗帜和精神领袖，他积极支持进步青年作家，并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工作。然而，他也在左翼内部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使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既能获得左翼的支持，又不至于被任何单一政治派别完全裹挟。
国际声誉的保护伞： 鲁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国民政府也深知这一点，一旦对鲁迅进行公开、粗暴的迫害，很可能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对于当时寻求国际支持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极不划算的。
二、 其他爱国文人遭遇不测的原因：
相比之下，其他许多爱国文人被明杀暗杀的原因则更加复杂，且往往更直接地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
直接的政治反抗： 一些文人可能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组织了反政府的集会、游行，或者直接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们的行动被视为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自然会遭到残酷镇压。
思想的激进与公开： 他们的言论可能更加直接、激进，不加掩饰地批判国民党政权及其政策，例如直接呼吁推翻现政权等。这种公开的挑战更容易引来直接的报复。
缺乏有效的保护伞： 相较于鲁迅的国际声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很多文人可能缺乏类似的保护。他们可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或者在社会上的支持网络相对薄弱。
内部分裂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些文人可能因为站队问题、派系斗争，或者被敌对势力栽赃陷害而成为牺牲品。例如，一些左翼文人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就成了国民党清剿的对象。
具体历史事件的诱因： 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与共产党有过联系或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文化人士，在白色恐怖时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生命危险。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后，一些参与者也受到了牵连。一些进步刊物的创办者和主编，也因为刊物内容触犯了政府的审查制度而被逮捕或杀害。
“连坐”与“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政治逻辑： 在那个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下，尤其是在国民党针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围剿”行动中，往往存在“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逻辑。一些人可能因为某些联系或巧合就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
三、 鲁迅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精神领袖的地位： 鲁迅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和思想引路人。他的思想具有穿透力，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任何对其的直接打击都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
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 鲁迅先生以其非凡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闻名。他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下，也从未停止过写作和战斗，这种精神本身就具有一种感召力和保护力，让许多人愿意支持他。
明智的自我保护意识： 尽管鲁迅极富批判精神，但他并非一个鲁莽的行动者。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懂得如何运用策略来保护自己，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懂得“必要时的沉默”和“在沉默中爆发”。
四、 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政府在统治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在经济状况不佳、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因此，它在对待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时，需要谨慎行事，避免制造过多的舆论危机。对鲁迅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进行公开镇压，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形象是极为不利的。
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渐壮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渐壮大，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国民党政府在对付进步力量时，也需要考虑其政治对手的反应和宣传能力。
总结来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写作并相对安全地度过那个危险的年代，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高超的文学技巧和策略性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曲折性，难以被直接定罪。
他鲜明的民族魂和对国民性深刻的批判，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他卓越的国际声誉为他构筑了一层重要的保护网。
他自身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明智的自我保护意识。
而其他爱国文人，则可能因为直接的政治反抗、更激进的言论、缺乏保护伞，或者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幸的牺牲品。
这并非意味着鲁迅先生没有受到威胁和迫害，事实上他长期处于被监视和打压的境地。但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影响力，成功地在时代的洪流中 navigates (航行)，成为了一个不倒的文化旗帜。理解这一点，也需要我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他们为国家民族命运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网友意见
因为鲁迅基本上就是个文人。文人的声量虽然大，但对现实的用处却没那么大。
在民国时期被杀害的文人，除非是直接得罪了某个人，否则他们被杀的原因一定是政治方面的——或者说他们实际上参与了试图颠覆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
比如，民国时期的左联就是中共领导的文化组织，左联五烈士被捕和被杀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与他们一同被杀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共产党员。
李大钊是中共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军阀杀害自然是正常的。
再比如著名的李公朴和闻一多，前者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因其在民主运动中的行为而触怒了蒋介石，后者也是民盟成员，且是因为公开纪念李公朴、抨击国民政府而遭到暗杀。
总之，对于当权者来说，杀人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如果说通过杀人可以直接捣毁或者破坏一个组织，或至少可以干扰一个组织行动的话，这个暗杀就是合算的。但像鲁迅这种几乎是“孤家寡人”，跟大多数人都不合群的人，其实也缺乏组织他人来颠覆政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纵观鲁迅一生的文章，他更多的是从文化以及所谓“国民性”的角度来写东西，虽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批判很多，但既无系统的提出改造社会的理论，也无比较激烈的革命思想，在当权者眼里危害并没有那么大。
当然，鲁迅本身也不傻：
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这里面的高赞回答说鲁迅笔名多、不好查，所以才没有被杀，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一来，如果笔名多就可以逃命，那那些左翼作家为什么不用上几百个笔名。其二，就算笔名可以隐藏身份，但文章的内容是藏不了的，如果鲁迅的文章真的是那种直接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的东西，在国统区可没有哪个报纸敢担着“通匪”的罪名给鲁迅发稿子。
就鲁迅自己而言，鲁迅其实也是个怕死的人。当年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暗杀的时候，鲁迅就怕暗杀失败后自己牺牲，母亲无人照顾。之后，领导者就换了另一个人去执行任务。出于对自己性格的认识，鲁迅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个作家，而不是亲自上阵砍人的革命者。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虑，不易勇往直前。
如此一来，鲁迅也就一直在安全与被杀的边缘上反复横跳。他虽然对很多东西的批判很深，却也大体知道底线在哪儿，以及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倒不觉得有必要因此而否定鲁迅。因为人与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本就不一致，好比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爆发了战争，在个人可以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害怕死亡后父母无人照顾的青年，选择去后方的枪炮厂造枪造炮，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只要他能按要求完成任务，并且不受敌人的威逼利诱，保守好各项秘密，他也是一个爱国者。当然我们可以给予上阵杀敌的人更多的荣誉和奖励，但也没必要因此而否定那些没上前线的人。
没想到这么一个回答点赞还挺多。既如此，我再说两句我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吧。
其实，我自己是理解鲁迅这种性格的。
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万一某天中国要打仗，你会不会上战场的问题。
我说，我肯定不会，至少我不会参军。
他说，你为什么不想去上战场，怕死吗？
我说，并不是。一个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会尽我所能去支援战争，包括金钱以及个人能力方面。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我也并不会觉得害怕。
他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不参军？
我说，就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我做不到“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
我相信在现实中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革命也好，武装斗争也好，都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但有些人天生就抗拒组织化。这种抗拒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愿意被别人管，二是不愿意管别人。像我的家庭是公务员，我爸妈自小就跟我讲考公务员多好多好、能管住人。又说事业单位不如公务员，是要被公务员管的等等。但自小到大，我自己虽然学习成绩还算凑合，但却并未担任过任何诸如班长、团支书、学生会领导之类的职务。如果说唯一的某个职务算得上“领导”的话，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担任校文学社的社长——但当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管人，只是想认识更多不同班级和年级的喜欢文学的同学而已。当然，后来随着我的年龄慢慢变大，我爸妈也就不说考公务员之类的话了。
鲁迅自然知道“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的道理，但没有一个组织作为靠山，鲁迅个人就必须小心翼翼。毕竟，鲁迅还有老婆孩子和母亲要养。有时候年轻人之所以比中老年人更具有革命性，原因就在于年轻人大都独来独往，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而中老年人的顾虑明显会多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
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说，鲁迅作为文化人，很容易“想得多”。他对于任何事情都要估量好了价值才去做。而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来看，从1921~1937年的这十几年间，中国革命虽然激烈，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特别是其中存在许多过激与保守之间的反复斗争。如此一来，鲁迅自然也不愿牵涉其中。
一个人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是只有打仗，只有牺牲才是爱国。
求大家不要玩哏，我虽然平时比较巨魔，但是这和个话题还是想比较正常的讨论问题的。这里面涉及到封建时代的各种道德伦理问题。我们不能拿现代社会的各种思维去套那个时代的舆论观点。而且蒋本人就是个特别不守规矩的，也是个特例。这就给讨论带来很多麻烦。
民国搞刺杀是个传统（某党也是从周开始尽量不搞这套的，基本只除叛徒），上了社会新闻的随便就有十条。鲁迅除最接近被刺的杨杏佛事件外，基本套不上传统那些套路。而蒋下手的就太多了，但是仍然有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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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螺旋真理 大佬说我答案轻佻，我这里补充一下
0 辛亥是11年，蒋记上台是28年，31年东北丢失。鲁迅去世36年。37年七七事变。
也就是说，鲁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洋民国，北洋民国远没有蒋记凶残。鲁迅在北洋经过的最大的事件就是课本里面杨荫榆为军阀杀学生说话那件事，也因此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偏向孙，现在知道了许广平堂哥是许崇智的关系也许南下就是单纯和许有关）。但是很快对孙的果党也不满，来到上海。倒是这个时候和果党左派关系已经很好了，宋庆龄等人这个时候就比较熟了。
而最危险的时候就是412之后8年，之前鲁迅自己就是政府官员当权派，而且不是军权之类的岗位并无威胁。而躲过412的话（课本上左联的柔石等人被杀），之后的都是小风波了。
关于鲁迅能否做军阀。鲁迅是光复绍兴的带头人，手下学生不少就是未来准备造反带军的。光复会有陶，陈等人，但是鲁迅从占先机的角度非要参与军事起码也能三分，其他两位死后更是这个位置的有力人选。对于仍然有会党帮派风气的光复会而言，鲁迅的这个资历，使得他有“金盆洗手”后的豁免权。当然，这个金盆洗手大家也不一定真当回事，蒋更不是守规矩的主（否则他刺杀陶就已经破戒了），但是起码是个保障。对于蒋这种人，任何口头保障其实都是无效的，连杀谈判代表这种事情都干了好多次，非得美国人现场看着才能算数。所谓保障只能说尽人事观天命。你除了出国，没有任何真正能保障你不被杀的终极保障。
其实如果不是蒋，杀政治反对派根本不会这么频繁，军阀里面他也是独一份了。
真要说鲁迅没被杀，真正起作用的除了资历和小心，更大可能真的就是靠运气，还有死的早。
果党刺杀，大家不要认为是“反对某府，反对某党”而搞的，大多数因为内部斗争，而刺杀影响舆论的第三者。刺杀报人，刺杀教授，都是因为有体制内的挑战者（李宗仁等），如果权力稳固，直接抓人就得了（前提是对方不走）。民国公布下野，或者走海外的人非常之多。大家去看一些著名汉奸的经历，就会发现真坐牢的时间并不长，跑掉的也不在少数。
==分割线，原来的开头
1 鲁迅是果党中光复会一系的顶尖大佬，果党左翼的老朋友。不是那么好杀。蒋是陈其美的小弟，陈其美被暗杀后才轮得到蒋来继承人脉。光复会里面，章太炎是名义领袖（也曾经当过实际的，但是行动力太差），蔡元培是一阵子的实际领袖。然后二线大佬有的起义失败被杀，有的被陈其美暗杀，陈也被反杀。鲁迅已经是同一辈剩下人里面数三数四的大佬了，也就是鲁迅不喜欢拉帮结派，否则混个小军阀毫无压力……历史上他是跟着蔡元培去了北京做文职（大家也知道他理想是做教育）蔡是教育部长，鲁迅是教育部二三号，蔡的嫡系。
鲁迅在上海就是左派的沙龙主持，宋庆龄是人家常客，412没杀掉的，剩下的也不好再动手了。另外一个杀人多的是张作霖等军阀，这个时候鲁迅已经走人了
2 国民党杀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杀的多，高峰都是劣势的时候。一个是412蔡元培主持（此人连陈独秀等老同事的儿子都杀了，但是鲁迅这种嫡系估计还是舍不得），这个不用说了赶上了，估计还是老上司人情。
一个是抗战失败期间（好几个指责蒋消极抗战的记者），一个是解放战争前（闻一多等）。这个时候鲁迅早就死了，根本没轮上，鲁迅死的时候连七七事变都没好好赶上。
3 鲁迅自己小心。这个很多其他答案也说了，写文章用化名，经常换杂志。其实也是经不起细查，文风人家一看就知道。但是官僚内部大家也知道，互相糊弄呗，审查部门也是一堆门人弟子，果党内部也是一塌糊涂，这种程度也就够了。
而且鲁迅住在租界，有事往巡捕房一躲，只要有人通风报信，基本无事。鲁迅家里就是上海的左翼联络点，大家都知道。天天有特务盯着，但是特务一上报，上面一看这个认识这个也认识……真要大搞，提前就会通风的。
螺旋真理大佬说租界也不保险，杨就是在租界被刺杀的。问题是杨杏佛是知道会被刺杀还是坚持出来（鲁迅在杨被刺杀后也是公开参加葬礼），大家也没想到蒋这么不要脸（换到后来大家也就习惯了……）
同盟会时期的离休老干部，率领中学生解放了党内诸多大佬的家乡绍兴。为人耿直，对事不对人。私下极温和，人缘极好，早年在体制内当副司长的时候经常被大佬留下加班画LOGO，画完国徽画北大校徽，任劳任怨……顶着这人设，多不要脸的人会对他赶尽杀绝啊。啥？上了名单，怕影响恶劣，没敢下手……那就是你独裁无能民主无量了。再说 蒋公虽然不是啥好人，但是自己还是有做个好人的追求的，至多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解释成好事，还没有拉下脸“我就是要当反派大魔王”。
资格老，文笔新，沾亲带故，马王爷尚有三只青眼。
骨头硬，身段软，东躲西藏，阎罗君需花十分心思。
鲁迅是尖锐的评判者，但不是革命者，他没有任何革命纲领，也没有计划颠覆社会秩序，反动派也不是傻子，什么人有危害什么人无危害，什么人危害大什么人危害小，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而且他说的很多话，估计反动派心里也是认可的，只是无力改变而已，比如友邦惊诧论，难道当局心里不憋屈？
当然，骂得太难听了，反动派恼羞成怒，也是有可能杀人的，但这和他们杀革命者又不一样了。
鲁迅先生一生，冲塔是常事，却罕有直球冲塔。
他从不推崇无谋的盲动，那样勇则勇矣，能有多大效果却很值得怀疑。
袁世凯悍然称帝，蒋介石倒行逆施，鲁迅都没有撰文点名开喷，也没有公开讨袁反蒋，不是他不想，而是这么做着实没什么用，痛快一时，搞不好第二天就被永远闭嘴了。
所以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而言，鲁迅先生的名气是大于其直接威胁的，纵然他写的文章让他们恨得牙根痒痒，但直接暗杀还是得不偿失，只好搞一帮御用文人攻击鲁迅是收了日元抑或卢布的「汉奸」，试图败坏其名声，或者激他出来用肉体撞刺刀。
毕竟即使是独裁者，也是不想把「独裁者」三个字写脸上的，
事实上后来暗杀直球冲塔的闻一多，也让国民政府尽丧人心，为其最终倒台填了一大锹土。
众所周知，一个人改了名字你基本上就很难找到他了。
那我们看看鲁迅，啊不，周树人同志开小号的能力。
直接搬运：
一字笔名有16个：卂、飞、树、俟、独、洛、干、豫、L、干、敖、隼、旁、迅、直、庚；
二字笔名有117个：翁隼、唐俟、旅隼、朔尔、家干、苇索、杜斐、何干、干凡、一尊、余铭、译者、张沛、阿二、阿法、苗挺、直入、明瑟、罗怃、佩韦、周树、周悼、庚辰、庚言、孟弧、封余、荀继、茹莼、树人、候堂、飞斐、冬华、乐文、洛文、乐贲、乐雯、品音、记者、家斡、宴教、冥昭、焉于、梦文、雪之、常庚、曼雪、崇巽、符灵、康郁、隋文、越丁、越山、越侨、越容、楮冠、鲁迅、尊古、游光、遐观、编者、虞明、豫才、燕客、霍冲、孺牛、L.S.、丁珰、丁萌、士繇、E.L.、及锋、之达、子明、丰瑜、元艮、元期、不堂、中头、中拉、长庚、公汗、风声、巴人、尤刚、且介、且文、史赉、史癖、白舌、白道、令飞、自树、许遐、许霞、鲁行、迅行、独立、姜珂、黄棘、洛丈、神飞、敖者、莫朕、桃椎、索士、索子、动轩、仲度、华圉、阿张、豫山、樟寿、豫亭、符买、俟堂、润土、晓角；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齐物论、唐丰瑜、唐元期、黄凯音、戛剑生、康伯（白）度、隋洛文、葛何德、董季荷、敬一尊、朝花社、编辑者、编纂者、纂述者、杜德机、何家干、何家斡、即鲁迅、张承禄、张禄如、周玉才、周动轩、小孩子、丰之余（瑜）、韦士繇、邓当世、白在宣、周树人、周樟寿、周豫才、宓子章、赵令仪、某生者、倪朔尔、栾廷石、孺子牛；
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宴之敖者、ELEF、旅沪记者、楮冠病叟
五字笔名有7个：朝花社同人、中国教育社、奔流社同人、诸夏怀霜社、译文社同人、铁木艺术社、旅沪一记者；
六字笔名有1个：上海三闲书屋。
马甲这么多，迅哥儿跑的比又猹快多了，当时基层搞业务的人能搞清楚这东西就有鬼了。
鲁迅一直主张迂回作战，打“壕堑战”，而不是盲目冲锋，因此，他很懂得保护自己，掌握好批判的尺度，只骂整体，几乎没有指名道姓地骂过某个掌握实权的个人，他也从不忽悠别人去做炮灰，不管是面对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请愿游行，认为这是逞匹夫之勇，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应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长期斗争，以进行思想启蒙，使民众觉醒为主要工作内容。革命仅靠学生和知识分子难成大事，要让工农大众都起来反抗斗争。
鲁迅留日期间，加入了反清组织光复会，光复会的很多成员都受组织委派回国串联会党、策动起义，有的去刺杀王公贵族和朝廷大员，但鲁迅一直对这些做法的有效性颇为怀疑，他曾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许广平写过，鲁迅看到某君和别人谈笑自若，而他的部下正在国内做着丢炸弹、搞暗杀的事情，鲁迅想到那实际工作者惨死的情景，便焦躁不安起来。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里说，光复会曾派鲁迅回国执行暗杀任务，鲁迅本来答应了，但临行时又后悔了，想到自己的结局多半是被捕或被杀，母亲怎么办呢，便向上级提出了这个担心，得到的答复是“心有旁骛是做不好事情的，既然如此就别去了”。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启蒙者，但他对于那些敢于挺身而出、流血牺牲的，一直是颇为敬仰，比如徐锡麟、秋瑾等，他们牺牲的消息传到东京，人心愤怒，同乡会开会，吊烈士，骂满洲，革命党人就是否要打电报到北京斥责清廷展开过论战，鲁迅情绪激动，坚决站在主张打电报的一方。
后来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的演变，更是强化了鲁迅的这种观点，靠暗杀除掉几个台前的人对国家实际的转变无济于事，革命者们抛头颅洒热血，新的国家相比前清却只是新瓶装旧酒，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但心里的辫子还在，这段时期的他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思想一度消沉，醉心于金石书画、经史子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就是鲁迅多年之后对那个时期的自己的总结，他形容当时自己是在“铁屋子里”，他体悟到，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经过多年的积淀后，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以笔为枪，发表了一篇篇惊世骇俗的文字，迸发了巨大的战斗能量。
五四运动开始后，鲁迅非常关心青年们的一举一动和事态的发展，但身为公务员的他并没有公开发表过支持学生的宣言，也没有像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几员干将一样上街游行示威，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颇为复杂，认为由于学生这一群体的局限性，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不应当否定，也不应过誉。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显然被他低估了。当然，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全国各地各阶层普遍响应起了巨大的作用。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鲁迅致宋崇义信，1920年5月4日
在给宋崇义的信里，他还认为青年人要先有学问，否则爱国就是空谈：“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对于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鲁迅也不赞成，因为“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周树人先生也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而不是逞匹夫之勇，他写文章时喜欢使用笔名，前后使用过一百多个，1932～1936年就用了八十多个。“鲁迅”是最常用且著名的一个，这一方面是怼人所需，另一方面也是怕引起国民党的杀心，今天我们看到鲁迅全集里有如此多火药味浓烈的文章，在当年并不全都挂在“鲁迅”名下，比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一文用的笔名是“L·S”，发表《知了世界》的笔名是“邓当世”，发表《趋时和复古》的笔名是“康伯度”，国民党也想不到这都是周树人写的。一有风吹草动，鲁迅便立刻转移，1930～1934年，由于政治或战乱，他曾4次举家搬走，柔石、白莽等人出事后，他“挈妇将雏鬓有丝”，连夜带着妻儿避难。
在北洋时期，鲁迅就在《记念刘和珍君》里说过“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后来，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一二九运动时，鲁迅先生“题未定草”这篇文章结束时引了“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文章接着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欺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又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鲁迅先生在这里深信群众革命运动必然爆发。他的“不要再请愿”的思想在后来这个革命运动深入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们不再向国民政府游行请愿了，而是南下工厂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有的还加入了红军。
他在《空谈》中指出请愿和游行往往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华盖集续编·空谈》）
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两地书）
1930年，李立三从苏区来到上海拜见鲁迅先生。李立三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劝说鲁迅参加公开的游行示威，并伺机冲击政府和警察局。谁知，鲁迅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说：“我是主张壕堑战的，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用胸膛对着枪眼和炮口的绝非真正的勇士。”随后，李立三又提出要鲁迅用真名写一篇“反蒋宣言”，同样被拒绝，周建人记述过此事：
他（鲁迅）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是个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
因为这些做法，他同时遭到了左面同志的不满和右面对手的嘲讽，陈西滢、苏雪林、梁实秋等人嘲笑他收取苏俄卢布，又想造反又怕死，躲在租界阴阳怪气，有时还故意用激将法怂恿他少些空谈，去实践自己的主张，左边的同志成仿吾、高长虹、阿英也认为他保守懦弱，也写过大量攻击他的文章，希望鲁迅更加激进勇猛，这使得鲁迅颇受打击，李立三不得不出来调停，要求太阳社和创造社顾全大局，和鲁迅休战。
对于这些刺激怂恿，鲁迅一概不接招，他说过，“绝不上别人讥刺我，就去自杀和拼命的当”，他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不逾越当局的底线。
从一些国民党的内部文件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部是有人主张对鲁迅实施清除行动的，但只进行过探讨，从未实施过，要是当局真想置他于死地，恐怕也不成问题，但一来鲁迅住在租界里，要考虑国际舆论，二来鲁迅此时的名望如日中天，成为了无数青年学生的偶像，暗杀将造成巨大的愤怒和民怨，鲁迅的葬礼被左翼人士通力合作办成了大型政治运动，可见其影响与能量。所以，计划并未实施。但鲁迅如果受别人挑拨做出实名公开反蒋之类的举动，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在鲁迅的葬礼上，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官员王晓籁出人意料地赠送了挽联，宋霭龄也在送葬队伍之中。
此外，针对鲁迅的去世，国民政府在宣传上有过指示（也算是一种评价），既非全盘肯定，也非全盘否定：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观其一生，鲁迅一直不希望自己在政治上牵涉太多，而是更愿意做一个思想与文化上的启蒙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用文字哺养青年，用呐喊唤醒民众，为后来的人铺平道路，这就是他毕生的追求。
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忽略了一个根本点，即蒋记国民党政府杀爱国文人是为了达到政治镇摄作用，这是他们借暗杀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在选择扑杀对象时，要充分权衡，以最低的政治损耗，获取最大的政治威摄作用，是他们考虑的首要一点。
蒋记国民党的每次暗杀，都是一场精心的政治算计。
秘密扑杀左翼文学青年，在占居着统治地位的蒋记国民党看来，其负面影响是一时的，因为城市左翼力量在政治上太弱，无力与其抗衡，杀一批左翼青年显然不会动摇其统治权力。但却会产生政治威摄作用，使一些向往左翼的青年人因这血腥暗杀而怯步，远离左翼，从而达到削弱左翼舆论力量的目的。
暗杀杨杏佛是为了镇慑国民党左翼和社会正义爱国人士。杨既非国民党左翼也非右翼，只是一位有正义心怀的国民党人，他参加以宋庆玲为首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并担任秘书长一职，完全是出于对蒋记国民党虐待杀害政治犯的不满。宋与杨都是国民党人，宋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决定了她的绝对安全性，没有任何国民党人敢动宋，蒋当然不会蠢到杀“国母”。而她的秘书杨杏佛则不然，比起宋来杨的影响小多了，选择暗杀杨既不会引发大的政治风波，同时也是对宋和“人权保障同盟”其他成员的一政治威胁。从实际效果来看，蒋的这一招确实达到了目的。
后来的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也同样出于这样的政治算计。李和闻都是大学教授，纯粹的学者文人，社会名望高，影响大，他们站出来反对蒋记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在学界可能产生连锁反映，引发政治风潮。但这两位学者与政界要人无更多勾连，其影响也只在教育界和学界，有再大的风波也抵不住蒋的血腥镇压。蒋就是要用杀两个文人来镇慑更多的反对他的文人学者。当然，这两位名教授的牺牲也唤醒了更多的国人，失了人心的蒋记国民党政权虽然维持了一时的统治，但终于还是败于武装起来的人民力量。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蒋记国民党政府杀了这么多文人为什么不敢杀害鲁迅？一些朋友谈到许多原因，其中有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说鲁迅的社会关系网让蒋有所顾忌，不敢轻率下手，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文学界唯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暗杀鲁迅所产生的政治负效应可能会越出国界，这是蒋记国民党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二是鲁迅自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他以杂文为武器反对军阀政权和背叛革命的蒋记国民党政府，但他从来不将笔锋剌向首脑人物。鲁迅之所以这样做，我认为并不是他惧怕什么，而是出于他的政治信念。他一直支持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让中国获得新生，当初的革命者背叛革命，反对革命的旧势力宣称“咸于维新”，新旧势力同流合污，仍盘踞在统治地位。“革命”早已变质，在这样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出现“好政府”的，也不是反对某一个政府头头所能改变的，能使中国重获新生只能是“别样的”力量，不是换个执政头头就能改变。鲁迅不点名批蒋，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任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后，鲁迅毅然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看透了国民党，并相信被蒋记国民党视为死敌的共产党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力量。总之，鲁迅期望的是改变中国而不是赶一个腐败政府的头头下台。
这个问题很恶毒。
事实上在1933年6月就有美国人在上海主办的报纸《中国论坛》上以《钩命单》为标题披露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发出的预谋暗杀革命、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黑名单，其中列有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茅盾等五十六人。
你不能因为里面有的人没死，就质疑他们吧？
这问题问的有水平。
就好比问“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搞大屠杀，那么多同胞死难，为什么还是有些南京人活了下来？”
隐隐透出一种活着的人是不是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的意思。
不然，你咋不死呢？
不该死的人没死，不应该高兴吗？不，他觉得这是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那么多爱国者死了，鲁迅为啥就没死呢？这也是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当年被鲁迅口诛笔伐过的当权者们，也很想知道答案呢。
题主的意思，仿佛爱国文人就该是死绝的。不死就显得不那么爱国，就是一个问题，让人迷惑，让人生疑，让人看不惯，让人想解决一下，解决问题，或者解决掉问题本身。
得是多么强的道德洁癖，才会让人这样提问题？追问别人为什么没有牺牲？估计跟古代逼新寡的女儿自杀殉夫的父亲差不多了吧。
这样的人，现实中躲他们远点。万一他们觉得你活着也是一个问题，想解决解决呢？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必是第二个政府”，这是李敖大师的名言。他的这句话，常常让我想到鲁迅。
想鲁迅当年，那样痛斥国民党，针砭当权者，志在揭露国民政府的横暴，甚至意在动摇乃至推翻其统治，追随者之众、影响力之巨、身后力量之强、投枪匕首之猛，说彼时上海虹口景云里周宅是知识分子圈中的“第二政府”，应该不算太虚夸吧。
只是，问题的蹊跷在于：在那命如草芥的时代，辞职“下海”后的鲁迅，论公开身份不过一自由撰稿人，可说无职无权平头老百姓一个。思想如此“危险”，姿态如此决裂，生杀予夺的国民政府，却似一直对他莫可奈何，不仅没有暗害之，甚至还时常予以优容。
图：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母子与一众友人
虽然也批他为“堕落文人”，可实际上，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让他文章发表，继续“流毒中国的青年”，最终还让他安然老死家中，容许其风光大葬，甚至送一大笔钱安抚其妻儿，给其全集出版大开方便之门，搞得敌友界限都有点模糊了。
这一切，似乎显得当权者很宽宏海量，甚至很慈悲为怀，也给不少朋友一种感觉，认为民国政府很礼遇知识分子，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或者说，这就是全部事实了吗？为此，我一直都是存疑的。
一，国民政府的权力松散与掷鼠忌器
一种很流行的意见认为，鲁迅之所以能横眉怒怼政府、撕心裂肺骂公权而安然无事，是因彼时的国民政府为政开明，以及势力松散之故，是以对“街巷异口之议”，或佯装不见,或姑息纵容。
我个人不完全否定这样的观点，只是觉得将缘由解释止此，未免过于单纯。不仅一厢情愿，也有悖于历史实情，更美化了一些“老虎”的本相。因为，稍悉现代史即知，人家民国政府照样是暴力起家、造反立国、暗杀成瘾的，对待异见分子并不比此前任何王朝更显慈祥。
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有一大份黑账，就是牠的暗杀史。在很短的时间内，仅军政与文化领域，被他们刺杀掉的异已人物，比较有名的都可写本书。比如这份小名单：铁良、德寿、凤山、郑汝成、陶成章、汤化龙、唐绍仪、陈其美、张敬尧、邓铿、曾仲鸣，邓演达 、张啸林、杨杰、杨虎城、杨永泰、廖仲恺、杨杏佛、黄竞武、史量才、王亚樵、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实难以尽数
恐吓、枪毙、活埋、虐杀、爆炸、灭门，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裂肠断手，伤心惨目，令人鄙薄，令人发指。 这些本是为反抗满清而起的“革命党人”，当后来居上也成为秉政者后，不少人奉“革命”为神圣圭臬，容不下丝毫杂音。这些旧事，但凡读过高金陵《同盟会的“暗杀时代”》、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书的朋友，想必都曾触目惊心。
国民政府实在不是一个吃素的佛系政府。1920年代以后，它对左翼力量的剿除也始终不遗余力，典型的案例，就是诸如“左联五烈士”、“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街头惨死。这些年轻人，在当时只不过是“左联盟主”的“下属”，尚且要蹀血送命，当权者独独会放过头领鲁迅？难不成真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周树人”笔名“鲁迅”？
鲁迅没有“享受”到暗杀的同等待遇，据杨奎松等研究者推断，主因有二：其一，他在彼时名声太大、名望太高了，抬手动脚都会关涉到国际观瞻及各方势力，如此人物国民政府自然掷鼠忌器，不好贸然。《沈醉回忆录》就说，“顾忌他名声，一直没敢下手”。
其二，鲁迅生前，是骂天咒地，誓不合作，可并非蠢驴，不会白白自陷死地。他极为谨慎，“对朋友可以裸体,上战场必须穿甲胄”，所以他一般不会公然去辱骂袁世凯、蒋志清这样一些主脑人物。冯雪峰回忆说，1930年时，曾有人希望他公开骂下蒋氏，他当场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国外去当寓公了”。
图：第四排右一为鲁迅
他所取策略，是含沙射影声东击西式的春秋笔法，国民政府感觉未伤及中枢，会警告会敲打会恐吓，可也无妨放他一马了。
二，作为光复会、同盟会及民国政府“老资格”的鲁迅
太多朋友还忽视了，鲁迅不止是“纯文人”而已，他还有彼时体制内，前资深“老革命家”的一面。他能保全自身，他这一身份，也是极为关键因素。
图：1911年的鲁迅，身穿自己设计的大衣
鲁迅至少在1906年6月，25岁那年，由仙台返回东京时起，就积极参与反清爱国运动，且是同盟会的一份子、光复会的资深成员。虽然，周作人说他未曾真入光复会，可是他的热心参预是有据可查的；其密友许寿裳，回忆录中更明确指他是会员，甚至该会曾有意栽培他为头领之一的。只是说，光复会是暗杀团体，“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是以即便其弟周作人，也不了解内幕。
这层隐秘身份，李敖特别提示过，“二周”研究专家倪墨炎，在《鲁迅的社会活动》这本2006年所出专著中，更有详细考证，确凿无疑。一般意见认为，是光复会在1907年要安排他回国刺杀清廷某位重臣，他觉得无甚意义，才逐渐淡出而已。可以说，摆起革命资历，他也是留日分子、革命党人、“二会”成员、“民国元勋”章太炎高足、民国政府日后一干要员的“好友”，资深程度只怕比蒋氏还要高出一筹。
图：民国时代的绍兴城
1903年前后，光复会密谋组建，活动中心在日本，大本营则在绍兴。其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核心骨干徐锡麟、许寿裳等，不是鲁迅的同乡，就是其至交，不是其通家，就是其师长，鲁迅与当时的革命大业渊源极深。这些材料，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
职是之故，论学历不过杂牌医专肄业的鲁迅，尚籍籍无名的周树人，1909年底一归国，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缔建，他能够立即“当官”，火速进京，受蔡元培直接任命，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他历经14年的高级公务员生涯，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闹矛盾，差点升任司长，还受过袁世凯两次接见。
图：鲁迅知己蔡元培
鲁迅能有如此“官运”，当然绝非仅因与蔡元培有着绍兴乡谊、累世通家的“人脉”，凭借更多的，其实是他自身的“革命资历”。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在日留学时就知读书，与革命党人关系较疏远，属于圈外人，就不可能有这官荣，只能到大学教书。
可以讲，鲁迅论起身份，本身就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老同志”，他的指斥虽狠虽越界，可即便是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不仅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在外面炮火四射，国民政府却依然给他发高薪呢。
三，辛亥革命“绍兴会”与民国政府中坚势力“江浙帮”的庇护
我们都清楚， 清末革命党人及其国民政府，上层最核心力量，是由广东人和江浙人主导的。到了北伐后，随着孙文病逝、汪季新背离、廖仲恺被暗害，广东势力一落千丈，“江浙帮”基本把持了国民政府。
江浙革命党人，论人数、声势、财资、骨干、力量、背景，自辛亥革命起，都几乎盘踞中心。光复会成立比同盟会还早，冯自由《前革命史》就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直白讲革命刚兴起时，内部都是浙皖两省人。这一趋势，到了蒋志清时代的国民政府，更是变本加厉，江浙人完全占据为内部最核心的上层圈。
而据今人谢一彪《陶成章传》考察，革命党高层委实安徽人都少，最具声势的是浙人，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绍兴人。彼时最著名的一线人物，诸如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陶成章、陈伯平等，均为绍兴人。光复会的会长、副会长及其重要骨干，几乎皆出自绍兴。
正因其主持者几乎都来自绍兴，是以光复会中，绍兴籍会员也是此响彼应，父子联袂、兄弟相邀入会者，不知凡几。仅《绍兴市志》所记，城内登录在案的光复会成员，就达265人。大概也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依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鲁迅自1930年代彻底“左翼化”转向之后，选择与国民政府对抗，是好多次都深陷险境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并非真的安然无忧。例如1930年，这位民国政府的“老前辈”，就因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当局通缉，沈醉明言曾“动议要干掉他”。
而他能安然无恙，与他的“人脉”强大、及地方背景不无关系。他遭到一些当权者嫉恨的同时，国民政府内部另一派系，诸如宋庆龄等，尤其是“江浙帮”、“绍兴会”的许多要员，其实也在暗中保护他。这其中，就有蔡元培、邵力子、朱家骅、陈布雷等身居要冲的江浙故人，连“上海滩皇帝”杜月笙都出过大力。更别说，许广平娘家，那是何等势力，其堂哥许崇智，连蒋公见了都得口口声声叫声“二哥”，焉能不“关照关照”？
图：“妻舅”许崇智
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当国民党准备登报，造谣污蔑鲁迅拿日人津贴，从人格上破坏他形象时 ，陈布雷立即制止。就连蒋氏，对鲁翁都似乎颇尊敬，据增田涉写于1947年的《鲁迅的印象》这本书，彼时“行政院长（即蒋）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蒋也是浙江人，他的一生，对江浙人、对黄埔系，都比较宽容。
图：沈醉等
后来，鲁迅逝世时，蒋还派人送去10万丧仪费。甚至，鲁迅病重时，蒋还曾指示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四，练就“防身的本领”，藏身租界并受多方势力保护
鲁迅抨击国民政府，与之对抗，并非无理取闹，并非单枪匹马，更无意专程自寻死路。他是有极深厚的人脉基础作保障，有着绝佳的斗争策略，并有多方势力在暗中回护他的。
图：杨虎城一家
他从来都不是天真的书生，也不是莽撞的粗汉子，枪林弹雨，赤膊上阵，作无谓的牺牲。鲁迅嘲骂丑恶势力，的确是明火执杖，是敢冒被逮捕被杀头的风险的，可他在公然抗争的1930年代前后，也的确聪明地“乱邦不居”，所借住乃上海日本租界领域。这是国民政府没有管辖权的地方，想查禁乃至谋害他，委实并不容易，引发的将是国际争端。
所以，作家李敖，对于同属“文坛英雄”的鲁迅，一辈子都不服气。当年，他作《李敖有话说》的节目，公开“炮轰”，说鲁迅之所以敢骂当权者，是因为他很“怂”，只会躲在租界里搞事情，受着洋大人与日本鬼子的庇佑，“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之下写的文章”云云。
图：上海鲁迅故居——“租界”各拆一半，是为“且介亭”
他还批判说，鲁迅的文章，“卖出去也许会被骚扰，可他的人身非常安全，不像我们，动不动就要被关起来，他不会。所以鲁迅的勇猛，在我看来，必须得说，是来自租界的保障”。鲁迅地位比他高，他很不满，“今天将鲁迅捧为英雄的人，指他怎么敌视，或者如何跟国民党政府对着干，把他说得那般高风亮节，我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李敖的话，虽然偏执，可细想也并非纯然信口雌黄。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鲁迅在彼时，虽说孤军奋战，可暗地里至少受到三方势力庇护，可能连他自己蒙在鼓里：1，国民党上层中的开明派，诸如宋庆龄、蔡元培、陈布雷等要员；2，日本的某些同情人士与进步势力；3，来自延安的力挺者。三方虽并非一伙，甚至时常敌对，可都有自身考量，反倒歪打正着不谋而合。
图：在日本友人家中
不然，假若国民政府真动真格，真通缉你，真暗杀你，连廖仲恺、唐绍仪、杨永泰这等守备森严的权要，都难逃一死，一介文人的鲁迅，不要说啥租借，山陬海澨照样分分钟让你丧命。通缉令的发出，很大程度上，不过申饬他不要太过分，要留心言行分寸而已。
鲁迅骂人20多年，尤其爱怒斥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以上不过几点推测而已。
我下午蹲窗边闲谈这些，私心所期，是能多少还原一点历史的真实状况。另外需要补说的是，我个人极为喜欢鲁迅，最近所重读书，依旧还是他的杂文集。我谈这些，主观上没有丝毫用意，要去降低周公的“伟大性”。我重点想提及的，是我们应尊重历史，同时也有必要将迅翁复原为真实的“人”——惟有真实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图：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偶像鲁迅故居门前
鲁迅不是刀枪不入无所畏忌的神。他也有老婆孩子，也有顾虑之事。他的一生，都在顽强地斗争，与权贵斗、与权力斗、与虐政斗、与国民党斗、与国民政府斗、甚至还要与愚民斗，几乎与四面八方结恶。最终，不至于潦倒落魄，且能保全而退，依仗的不是侥幸，不是虎狼们突然良心发现，更不是险恶社会施予慈悲，而是靠策略。
鲁迅是勇者，也是智者，其勇足以达其道，其智又足以自保。当年，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这样评价他，"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全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极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从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的，每下一着棋，都是有其谋略的”。
为什么鲁迅如此凶猛，如此火力大开，狙击当权者，抨击国民政府，却安然无恙，我觉得理解通曹聚仁这段话，就可以领会全部了。
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结合我自己在知乎写东西被夹的感受：
历史隐喻
拿历史骂今天的事件和现象，当然就没事。这中间需要脑补，知识严重不足的人看不懂，还脑补不出来，能脑补出来的人呢，很多举报你都不敢，因为他们自己脑补的过程说出来也犯法。
以洋喻华
你骂中国的事肯定有问题，但骂洋人就没事。所以可以骂越南（字面意义的越南）、朝鲜、古巴、俄罗斯、伊朗、阿根廷、美国、英国等。空间转移。
装行为艺术
《狂人日记》就是典型。骂得再狠，不会有人跟行为艺术作品较劲。故意引入魔幻、游戏、想象、传说等因素，就让人哭笑不得，要不然怎么说P社玩家都该杀呢，各个装着玩游戏为神罗说好话。
开小号
鲁迅靠的就是马甲多。哎我又跳出来啦，哎我又跳回去啦，打我呀打我呀笨蛋。
拿洋人挡枪
这个不用说了过去100年都是如此。鲁迅往租界一躲，谁敢造次？张作霖那种土匪出身敢抄苏俄人家的，还是极少数。
绝不硬刚
任何时候不在塔的射程范围内造次，帕提亚·蒙古轻骑战术：轻骑兵永远不肉搏。被队友骂刮痧也无妨。
不撞热点
人正火急火燎的一肚子气，你在那里说风凉话，这叫做不会做人，说好听点叫做头铁。鲁迅先生就不撞中日摩擦的热点。
我在知乎最近被夹的两个答案你们都想不到：一个是郑爽daiyun，一个是Sinya大哥被挂我去声援了嘲笑对方是李鬼。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鬼，但我体会撞热点就大大增加送死概率。
其次得考虑到对方的逆鳞在哪里。知乎就特别明显，特别怕跟某些传统正规媒体冲突，答案不能骂他们，除此之外人懒得管你。
散弹枪射击法
你盯着一个人一个事件咬，人早晚过来收拾你。但你用散弹枪射击，伤到很多人，就会有人认为你是喷子。鲁迅动辄开地图炮、全屏攻击，攻击所有中国人，自然就“人人都被攻击，等于人人都没挨打”。所以你骂邯郸大学或是华为，答案可能被夹；但是你骂所有985、211，或是“国内互联网大厂”，肯定没事。
适当降嘲讽和恶名
鲁迅不光骂人和写杂文，还写小说当教授，都非常降嘲讽和恶名；骂人也经常捡软柿子往死里敲（讽刺人家做女婿之类的），碰到硬茬子就去刮痧。有作家江南的例子，恶名太高就是躲在美国，台湾也敢派竹联帮去杀人，美国当时已经吓傻。
相信政府
中国的言论自由一直还是很不错的。不能追求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实际上大部分国家能有相对的就行了。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 “谁叫你赤膊?”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空谈》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鲁迅在《空谈》里推崇壕堑战。什么叫壕堑战？有沙袋，有炮台，有马刺，有机枪巢，有铁丝网，有支援壕，有储备壕，有交通壕，有防炮壕，有远程支援火炮，有各种永久半永久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甚至有食堂和卫生间。战壕不止一条，而且必须修筑成弯曲状，防止敌军的炮弹和手榴弹一次性杀伤过多士兵。如此就是一个既足以自保、又可以持续不断输出火力、即便有一点被突破也有足够的纵深和空间与敌周旋的坚固阵地。
鲁迅作为真正的猛士，不仅仅因为他敢于斗争，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斗争。革命资历颇老、堪称辛亥元勋的他比很多人更明白反动者的残忍与无耻，也更加讲究斗争策略。他从来不怕死，但他坚决反对无意义的、送人头式的死。正如鲁迅所言，我们的敌人既不是刚勇的斗士也不是堂堂正正的英雄，相反个个都是只要没被彻底打死就会找机会反扑的咬人之狗。偏偏这些自诩高等的家伙还喜欢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杀人。从城墙到钢马甲再到铁甲车、坦克，皆是如此。甚至保护高等人的法律（古有《大清律》，今有《训政时期约法》），埋葬高等人的棺材，以及高等人的脸皮，都是厚得不能再厚。这些家伙自然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自己的优势，同时还费尽心机地蛊惑革命者毫无防备地走进他们的射程范围内。
但是革命者何必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走？敌人指望我们赤条条地来到城楼下然后再放乱箭射死，我们何不全副武装地身穿板甲再挖个地道把敌人的老家给偷了？敌人指望我们毫无防备地来到坦克前然后再一炮轰杀，我们何不待在坑道里看着敌人的坦克一头栽进反坦克壕沟？
毕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一位真正勇猛的战士，为了向本就居心不良的小人证明自己并非“不负责任”，而选择赤手空拳地走向敌人的军阵，却最终被丝毫不打算“费厄”的敌人一枪击杀，还被帮闲指指点点：“谁叫你赤膊的？”
因为鲁迅先生休息的早。
备注：为了防止某些人疯狂恶意揣测，我必须备注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休息晚点，那肯定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就像闻一多先生一样。
因为鲁迅虽然有医学知识，寿命却短。如果再活13年，相信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鲁迅一直打擦边球，虽说惹厌，但不至于被杀。纪念刘和珍君是直接对准段祺瑞的，骂完了立马转天津，然后一溜跑到厦门，到广州，不给人杀的机会。
在厦门不骂了，改写朝花夕拾，回忆性质的散文，到广州干脆封笔，那叫一个乖。这就是他自己说的“躲进小楼”。
进了租界，重操旧业，继续打他的擦边球。听说他的小朋友柔石等人被抓，带着老婆孩子半夜跑路。这段是“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
参加自由大同盟，他自己说是跟着捧个人场，但是发起人后面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为这个得了个“堕落文人”的号，浙江全境通缉。后来同为发起人的杨杏佛被杀，他去吊，许广平有怕他回不来，结果回来了。（注）
就像有个人答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抓住一个归来的问他怎么竟能归来，自然也有原因，他能记起有一回跑得慢就没了，有一回幸好躲得远。但最根本的是，只要没死绝，总要有人归来。
原回答不改，（注）了一下。
我这个回答草率，禁不得分析，我知道。我也知道这里的回答是不常被分析的，所以就从没有过担心。不巧的是，它被分析了，“逐句分析”。分析者虽然没圈我，但他在评论里有贴给别的人的链接，说是“实名反对‘是撒’的回答”，我早知道。
先前我没回复，怀揣的想法是观念不同。观念不同的人，交流起来都是费劲的，说服，共识更是奢谈，因此我也就放弃了尝试。然而，这个话题显然还有人在关注，我的回答还有人看，通过角上的红色提示，我能知道。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这个草率的回答大体上还是靠得住的，并不如分析者所说的”篡改“，”隐瞒“事实，”混淆视听“。
一切主观的臆断我都不反驳，只说一下他的评论下对我表示支持的同学也给我遮拦不住的”很多历史事实错误“。
如果真如分析者所说，我也能算是个天才了，每一句话都能有问题，很少有人做到的。
关于第一句，有评论替我辩解（在此谢过）说”至于你说的中间间隔四个月才到厦门，人家说的是立马转战天津，才一溜烟跑到厦门。题主你找时间上的纰漏也应该是从天津开始吧。中间隔了个天津，你这四个月没有说服力呀。“分析者回说”并没有什么“立马转天津”的情节“。
所以，分歧在”天津“。
刘和珍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称作318惨案的事件中，鲁迅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在《纪念刘和珍君》之前，已经发表好几篇了。凡看过这一名篇的人（没看过的应该极少吧）也都能知道，这不是即时文章，鲁迅的话是”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很显然的，当时的人们跟现在并不两样，多激愤的群情都抵不住”时间的流驶“，鲁迅写这文章算是打卡（我这句话怕也是能分析出恶意的）。现在的精明人是不把打卡派放在心上的，可当时的北京z府飘飘摇摇，脆弱敏感，没法沉稳的，于是据说把鲁迅收进了一个搜捕名单。搜捕名单竟提前泄露，鲁迅知情后，立马转天津，盘桓于各大外国医院多日。这算是我的”立马转天津“的详解。
经这位分析者一分析，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忆了。又查了一下，网上所能得到的信息全不具体，能肯定的是鲁迅确实在医院躲了一段时间。我印象中是天津的医院，天津有租界嘛，但一时查不到，只能待有识者了。许寿裳对这事有较详实的记述，有条件的同学可以查一下，愿意告诉我的告诉我，接受反驳，但分析者所说的”而是一直待在北京，有时候还公开活动。“立马转天津”就是说鲁迅先生“骂完就跑”，显然就是一种污蔑“，这种层次的反驳，不接受。
鲁迅在厦门”确实也是在写《朝花夕拾》“，分析者也是同意的，但他依然认为我意图”误导“不知情者。说鲁迅还有在写”骂人“的文章，而且举出一例，他数了，整整八句，后来是做了《而已集》的题词的。这个例子能驳倒我的说法？我表示怀疑。鲁迅有原话，大概意思是:在厦门四个月，写的少，能收入集子的就六篇。这六篇的题目我倒是查到了七个，五篇通信，两篇是写给同一人的，鲁迅算作一篇，另外两篇是《<阿q正传>的成因》和《关于<三藏取经记>等》。由此看，谁在”误导“？
我说鲁迅在广州封笔竟也被驳斥了，眼见了我还不能理解，因为鲁迅本人就有说过他的封笔。分析者说我”混淆视听“的论据是一篇演讲，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思路。虽然有演讲，但鲁迅在广州经过了一段封笔期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
至于鲁迅的跑路，我被驳斥的是把”下午“说成”半夜“。这确实是我错了，我想当然了，跑路是半夜合适，鲁迅也说”长夜过春时“，我就以为是半夜了，实际是下午。我对待这种程度的错误的方式一向是轻描淡写，不当回事的，所以我把这事略了，由此就达到了虽然错了，但是没有错的状态。
我所愿意承认的分析者指出的唯一错误就是把”自由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搞混了。这个是因为……………………好吧，我争辩不了，确实是搞错了。
所以支持我的那位同学，没有”很多历史事实错误“哦，有，但并不很多 @津津有味
首先是幸存者偏差，被杀的人就不能工作到休息了嘛。
鲁郭茅巴老曹都是“休息了”。没有“被”英年早逝，是他们创作出成就并被认可的因素之一。
其次鲁迅笔名多、消息广、跑得快、朋友多、脑袋灵活。对手也比较菜鸡。
我们今天看到整理过的全集一大堆，当年很多文章可未必就知道是他写的。
有人说鲁迅不光明正大对线，鲁迅回答前人的血还没干，你当我傻？
他们也不是不想动鲁迅，结果鲁迅提前得到消息跑了。“城头变换大王旗”就是跑路路上所写。
当时的反动派，用王蒙的话说其实是“弱势政府”。所有墙全在透风。靠的就是残酷来替代效率。但是空子还是很多。
另外就是当时的中国事实上不统一，是半殖民地。
可以跑到另一个大王的地盘、租界以及外国朋友家里。
鲁迅最聪明的一点在于，他的文章大部分都针对社会，小部分针对政府，极少针对事件或个人；
不要把政府或者国家人格化，政府不会爱或恨某一个人，更不会组织对某一个的暗杀；想要干掉鲁迅的必然是政府里的某一个要员，而鲁迅很少对个人进行抨击；
至于社会很烂，这是人尽皆知的；政府很烂，这点北洋或者国民政府也都承认；他们自己骂自己的时候甚至更凶更直接，这是国民党四老之一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在浙江土改失败后的发言，所谓的激进党就是共产党，他在这里直接预言的了国民党的灭亡：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这是国民党时任内政部长张厉生在重庆谈判后的发言，这骂的也相当直接了：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北洋和国民党里的人，只要不傻都知道自己控制的社会和政府是怎么回事；鲁迅骂社会和政府烂，这根本触动不了他们，他们只会认为这些都是同僚们的错误。像《记念刘和珍君》里那样，直接针对318惨案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文章，鲁迅写完之后直接跑路了。
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有不经常针对个人开炮，所以他和许多国民党高层的关系其实不错；浙江党部虽然通缉了鲁迅，但是没啥动力去执行。鲁迅去世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还送了挽联，其夫人宋霭龄参加了送葬；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门在鲁迅死后的指示，基本上还是正面的：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
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
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
至于蒋介石本人，那就更不厌恶鲁迅了；当时点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人都抓不过来，鲁迅只是影射一下，已经很给面子了。再加上鲁迅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元老，就更没动力去杀他了。
抢个爱国生态位，混口饭吃而已，老蒋这点气度还是有的。
至于日本人？我鲁迅从没骂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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