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莫言被批媚外？
一、 “媚外”的指控来源与表现形式：
简单来说，指责莫言“媚外”的观点通常集中在他作品的某些主题、叙事方式、语言风格以及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借鉴”或“模仿”上。具体表现为：
题材选择与视角：
关注底层与苦难： 莫言的作品大量描绘中国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苦难、历史的创伤、人性的阴暗面，例如《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过度”的对苦难的聚焦，尤其是在向西方读者展示时，似乎是在迎合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一个落后、愚昧、充满苦难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丑化”，目的是为了赢得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批判性叙事： 莫言的作品并非一味歌颂，而是充满了对历史、社会现实、甚至人性本身的批判。这种批判性，尤其是当它涉及中国近代史、政治运动以及社会转型时，被一些人视为“不爱国”，是“为西方唱赞歌”。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应该多展现中国的光明面和伟大之处。
文学手法与风格：
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莫言的作品深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将中国本土的民间传说、神话、历史事件与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批评者认为，这种风格的模仿痕迹过重，是一种“照搬”西方文学模式，而非真正根植于中国传统。
对西方文学巨匠的借鉴： 除了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作品也被认为吸收了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些创作技巧和思想。例如，意识流的运用、破碎的时间线、复杂的叙事结构等。这种借鉴被一些人解读为对西方文学的“崇拜”，缺乏原创性。
语言风格：
“洋腔洋调”的争议： 有些评论认为，莫言的语言风格有时显得“洋腔洋调”，不接地气，过于追求文学的“高级感”和“艺术性”，而忽略了中国民间语言的质朴和力量。这种批评往往带有对“纯正”中文的强调，以及对西方文学影响下的语言变异的抵触。
获奖与国际声誉：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支持他的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的巨大荣誉。但反对者则认为，这个奖项是他“媚外”的最高证明。他们认为，西方评委之所以选择莫言，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满足了西方对“东方异域”的猎奇心理，以及对中国内部批判声音的偏好。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人选莫言是为了“驯化”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朝着西方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向发展。
二、 “媚外”指控背后的深层原因与辩护：
理解莫言被批“媚外”，还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他有利的辩护观点。
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社会中有所抬头。在这种情绪下，一些人对任何被视为“不忠诚”或“损害国家形象”的行为都可能产生强烈反应。莫言作品中的批判性、对苦难的关注，以及他对西方文学的吸收，都容易成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靶子。
对文学“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认知： 在中国，文学长期以来被赋予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功能。这种认知下，文学作品被期待能够反映主流价值观，歌颂国家成就，鼓舞人民斗志。莫言作品中的复杂性、多义性、对人性的多重解读，以及对历史的审视，与这种传统认知存在张力。
对“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争论： 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着力展现中国的进步、发展和积极向上的一面，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莫言的作品则倾向于挖掘历史的深层伤痕，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这种“另类”的讲述方式自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适。
莫言本人的回应与辩护： 莫言本人并非没有回应过这些批评。他多次强调，他的创作是出于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真诚反思。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和深刻，而并非迎合某种特定的政治或道德标准。
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 莫言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单纯的模仿，而是他探索中国现实的一种独特方式，是将中国民间文化和历史经验融入到现代叙事中的一种创新。他认为，这些手法是中国故事的载体，而非西方文化的复制。
对“泥土”的情感： 莫言反复强调自己对“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他认为自己笔下的苦难和黑暗，恰恰是他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爱与关怀的体现，因为只有正视和反思，才能真正走向光明。
文学的自由： 莫言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自由，认为作家有权选择自己的题材和表达方式，不应被过度的道德化或政治化解读所束缚。
三、 评价莫言“媚外”的复杂性：
理解莫言的“媚外”争议，需要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和片面性：
“媚外”与“国际化”的界限模糊： 在全球化的时代，作家吸收不同文化、借鉴不同文学传统是正常的。将这种吸收简单地视为“媚外”，可能会扼杀文学的创造力和开放性。莫言的作品虽然吸收了西方文学元素，但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内核仍然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地的。
对“中国故事”的狭隘定义： 认为只有歌颂才算“爱国”，只有光明才算“中国故事”，是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形象的过度简化和窄化。一个真正强大和自信的民族，应该能够容纳和理解文学中存在的批判和反思。
诺贝尔奖的文化解读：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本身就带有西方视角和价值体系。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但也必然会引发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语境下的定位和评价的讨论。批评者将其视为“媚外”，其实也是一种对这种文化交流的焦虑和不适应。
作者意图与读者解读的差异： 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的解读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莫言的意图或许是真诚地挖掘人性，反思历史，但他的作品触及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议题，自然会引起不同立场的人的解读和评价。
总结：
莫言被批“媚外”，是多种因素交织的产物。它既有部分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焦虑，也有对文学创作边界的争议。指责他“媚外”的观点，往往是将对中国现实的批评视为对中国的背叛，将对西方文学手法的借鉴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否定，并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解读为一种“西方的认可”而非文学本身的价值。
然而，从更广阔的文学和文化视角来看，莫言的作品深刻地挖掘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他通过吸收世界文学的养分来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这种开放和探索的态度本身就值得肯定。将他的创作简单地定性为“媚外”，是对其文学价值的矮化和对他创作自由的限制。这场争议，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面对全球化、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议题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思考和碰撞。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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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莫言他就是崇洋媚外啊
咱们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崇洋媚外份子，其中作家最多
比如说吴承恩，西游记朝代背景是什么？是大唐啊！玄奘三藏是什么身份？是御弟，皇帝的结义兄弟啊！
一个当世第一王朝的统治者的兄弟，要不远万里去国外取经，这时候国外有文明吗？不都是假的嘛？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还有，师徒四人+白龙马一路上还得有通关文牒盖章才能通过，而不是设定这些小国摄于我大唐威势而夹道欢迎，跪舔上宾，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吴承恩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吗？
同理，还有李耳，这个“老子”，占着无数中国人便宜，人人都得喊他一句老子的人，竟然是化胡为佛而不是化胡为道，我想着已经不止是崇洋媚外了，说是吃里扒外也不过分。
至于莫言巴金之流，更是罪上加罪，他们一个写WG，一个反思WG，笑话，WG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存在过WG吗？WG只是中国文学虚构出来的幻想而已，只要没有这些崇洋媚外的作家，只要他们不写，WG就不存在，什么？你问我WG中死去的那些人，破碎的那些家庭？很简单，人是自然死的，没有被人毒打过，没有被关牛棚过，就这么寿终正寝了，家庭嘛，也是自然破碎的，破碎的原因嘛，大概是因为成员之间勾心斗角罢了
像吴承恩老子莫言巴金这种人，我认为应该封杀，我们应该将道德经焚烧，将西游记踢出四大名著，将当初举国为傲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光环让给国外势力，让何新教授的希腊伪史考以及一众伪史宇宙的学术作品纳入四大名著的范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我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才能有机会超越韩国，成为地球文化之渊源
先说原因，因为嫉妒。大量中国人，就是ds心理作怪，见不得别人好，例如我前日写了一个回答。
有人就评论了；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相信有八岁智力都不难搞清；
再放一个更搞笑的；
所以我很认同知友的那句话，“扫盲工作任重道远！” 知友建议我拉黑加删除，我觉得拉黑可以，删除就算了，当反面教材吧，也算对社会的帮助。
近年来，有件事我特奇怪，就是很多人说他们自信了。在我看来，自信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自己努力加环境成就，二者缺一不可。我觉得，我算比较自信的人。自信大概来自三点。
第一点，形象。有句话叫“始于颜值，忠于人品”，感觉好像是人品＞颜值，但问题是，没有颜值这个始，谁有闲心观察你的人品？男人不一定要追求颜值，但干净健康的形象很重要。同一个人，状态好与状态差时，自信程度也是不同的。国家注意形象，个人也一样，形象是1，其余是0，没1，0再多也没用。
第二点，现实物质生活。人穷则志短，如果没有家人提供大量全国各地生活学习选择，让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古物真迹，我觉得我的自信也会相当有限。
第三点，学识和见识。我觉得见识＞学识，但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世界要多去多看，这没问题，但问题是，我有很多空姐和企业家朋友，他们也去了很多地方，但积淀和收获并不多，原因简单，他们平日还是比较忙，能静心读书的时间有限，我的建议就是争取多读书。
总结一下，自信不会从天而降，形象（这个需要天赋），财富（可以继承，可以创造），文化（见识，知识）缺一不可。至于批评莫言的人，你看他有哪个？说什么话不重要，重要是谁说，如果身价百亿的大藏家，或著作等身的大文人批评我，我会反思，但问题是，现实中他们很多人都称我毛兄，虽然他们年纪远大于我，但依然如此称呼，他们尊敬我不是因为我优秀，我非常平凡，而是因为他们优秀，他们永远是向人学习请教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成就了他们的成功。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发现你的长处，并学习利用，譬如我对东南亚较为了解，他们就会反复问我关于东南亚和小乘（上座部）的问题，弥补自己的短板。我就会问他们关于书法、汉藏佛教艺术的问题，弥补我的短板。但差的人他没有弥补的能力，抹黑就是唯一生活寄托。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五十年后，在座的各位和子孙后代提起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说：“那个时候国内互联网管得还是很严的，经常莫名其妙就被删Tie封Hao。”
旁听的年轻人立马反对：“怎么可能呢，互联网账号是私人财产，ZF保证言论自由……上了年纪的人果然都比较媚外啊。”
我这是乐观主义，因为我推测五十年后会比现在自由。
悲观主义者认为无需跟后代解释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将亲身体会。
有些时候，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任何当事人亲历的一些事件，几十年之后都可能被认为是虚假的。
就现在，要说50年前的历史什么样，都会引起很大争论，哪怕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都还在世。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谁的功劳更大？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社会是不是很乱？
产生分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当事人也是管中窥豹，个例不能代表整体；二是当事人的记忆力衰退，真实性出现偏差；三是主观刻意的歪曲篡改。
我想到人们曾这样形容慰安妇群体：“她们在等日本道歉，而日本在等她们死去。”
有些历史，一旦亲历者消失，就会被逐渐淡忘、抹去。
比这更可悲的是，有些历史，即便亲历者还活着，集体记忆就已经出现偏差。
我之前曾说，不同年代的人很难相互理解。
上世纪出生的人有很多公知，那是因为他们的亲身经历；
00后、10后有很多粉红，也是因为他们的亲身经历。
前不久，作家莫言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身为国内目前唯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国内大众对于莫言始终有一个疑问：他的作品是不是通过媚外来获奖？
其实莫言写的那些东西，放在几十年前可能就不叫媚外，叫还原现实。
莫言出生于1955年，张艺谋出生于1950年，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常以那十年为题材；贾樟柯生于1970年，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下岗潮为题材。
贾玲出生于1982年，她执导的《你好，李焕英》同样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却是一个鲜艳明亮，活力四射，人际关系和谐的时代，与贾樟柯作品里灰蒙蒙的滤镜完全不同。
如果真要对比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贾樟柯是一名正在上学的青年，面临升学、就业等现实问题，而贾玲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你觉得他们谁对那个时代的印象更真实一些？
集体记忆是被塑造的，每一代人的记忆都会有所不同。
防止被夹，文章同步发表于“大海里的针”公众号
真当注意过当时莫言得奖风波的人全死了；
当时海外的皿孕分子怎么骂他的，还有些海外媒体如何拿他当过20多年兵说事的，这些不用架梯子，应该还能搜到一些；
莫言真像他写的《檀香刑》一样，两方面都在骂他……
因为现在的风气就是你不能说一点不好。
根据事实提出批判，表达意见就是恨国贼。
但凡说了一点不好就是喷子，就是公知。
莫言被喷的书主要集中在书里的故事大多数都带有近几十年现实所发生的事的影子，像蛙，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尤其是蛙（讲的是计划生育）得了诺贝尔奖，这就触碰了某些人对于西方的敏感神经，凡是西方赞同的，我就反对。西方提倡什么，我就贬低什么。而他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写的是万恶的旧社会就没什么人说。
接着类比一下陈忠实，写了本白鹿原，几乎没什么人说他写的不好，因为他主要写的是万恶的旧社会，而到了新的，他就戛然而止，不写了，挺聪明的。同样聪明就是电视剧亮剑没有把小说的结尾给拍出来。
还有余华，大多数人知道他，就是因为一本活着，说的同样是万恶的旧社会，而他后来的书，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就没有那么广为人知。
总之，你要说万恶的旧社会（几千年前到几十年前这一段时间）的不好，你随便说，没有人会给你戴帽子，说你是喷子。但只要你说的是几十年前（具体多少年，我也不好说。）到现在的不好，那你就是一张拜登手里的牌，拿了外务省工资的狗，接着扣上喷子，公知的帽子，再呈上开除国籍套餐。最后再得到一句：你觉得不好，你可以滚出去。然后还不给安排机票，就要滚出自己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想想就觉得挺好笑的。
最后希望大家有空可以读一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要重蹈覆辙，对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友善一点，批评并不代表不爱，只是是希望更好。
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的老一辈国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惧内。
受过教育，八九十年代中外差距最大的时候出国见过世面的那部分老一辈国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些媚外。
有些人实际素质不怎么样，靠着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理由，成了时代先锋。
他们见世面却没有自己思考，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再没脑子、没点智商情商，就很容易成为公知，带路党，甚至汉奸。
公知是些什么人，不用我赘述吧。
而这些老一辈媚外者，如果现在还在体制内甚至领导岗位，就会干出一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比如替老外找自行车，山东学伴，上海骂中国人的美国人不犯法。
极端的，就是宁波这种，替外国杀人犯洗白，犯罪说成纠纷。
这些体制内的媚外领导，其实和公知没什么两样，都是德不配位、脑子跟不上屁股的家伙，因为一点父祖余荫或投机倒把的运气踩在时代的风口上，上了天的猪罢了。
请问，莫言符合上面说的哪种？
恐怕只符合第一种。
惧内我是认同的，时代的伤痕没那么容易消除。
对大跃进文革的适度恐惧，是有意义的，可以防止我们再犯错误。
但有些人听风就是雨，看见短袖子就想起计划生育，莫言对时代的反思能直接联系到崇洋媚外叛国求荣。
这些人和猪也没什么区别。
更
看不懂“有些”、“部分”、“某些”这些词的意思，揪着我一个定义使劲杠的，建议回炉小学。
人类果然都一样，当年的红小将大部分没脑子，现在美国的川粉没脑子，知乎的年轻用户依然大部分没脑子。
说莫言丑化中国的估计就没几个真正看过小说的。莫言当初得诺奖的时候很多人跳出来说莫言不配，xxx的xxx都没得，xxx比莫言差在哪，这类话可是满大街的。而那些xxx的基本上也都是以中国近百年为背景的小说，“丑化”的内容其实都一样的。
写写时代的艰难，人性的丑恶就叫做丑化了，南京法院门口怎么没见你拉横幅说丑化中国丑化法院形象呢，这种行为可比几个小说情节恶心多了。
现在的人看个情节曲折的小说或者电视剧都受不了，现实主义从上千年的文学历程里走出来就是要告诉你生活没那么艺术化没那么美好，尼采几个世纪前就告诉你上帝死了你现在还在追求你的完美乌托邦呢。
如果莫言乳化的话，马尔克斯是不是也要被钉上十字架，拍纸牌屋的应该被暗杀了，歌词里带usa那些rapper直接分尸好了。
因为莫言他真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当年培养“文化自信”时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让大家了解诺贝尔奖有“曾被提名的中国作家”存在（名单包括鲁迅、胡适、沈从文和林语堂这些），以佐证中国文学有能力在世界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莫言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就和奥运会一样，中国既然有过第一次体验了，也就不太关注这些了，或者说，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变为评价此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和举办奥运会资格的人与国家，到底配不配，以及究竟他们是靠什么得到的诺贝尔文学奖和举办奥运会资格的。
同时，因为近些年（其实早已有之）国内外文体的政治化，得到国外的文化类重要奖项，除非是第一次得（像《三体》）或者尚未得到的那种，不然就会有“迎合西方价值观”之嫌（像《北京折叠》），也就成为了疑似“媚外”的某种“证据”。
而莫言的作品，由于并不是很符合国内“主流市场”偏爱的那种，他的这种“媚外”嫌疑，似乎就人云亦云，更难被证伪了。
现在风气很值得反思。
莫言是一个作家。
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每个具体的人需要与国家所有的观点保持一致。包括YSL国家。
人的视角是天然的，不与所有人一样的。
作家只是因作品的传播，观点思想更裸露在大众面前。文学、艺术大多如此。
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文艺要百花齐放。
就是说表达在大框架内，是自由和多样化的。
不明白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需要批文人，因为这类人没背景，还话多吗。要知道整齐划一的时代，是最没有个人空间的时代。这些人到底是没经历过，是天真，还是坏？
莫言的作品，陈忠实的作品，还是大江健三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要以认知的缺失，来对作品，来对下蛋的母鸡，进行攻击。
什么叫媚外，谁批的媚外？
我们政府也没有这样定过性，怎么到您这里，就媚外了？您确定的媚外标准？
只有伟光正的年代，你们真的想体验？你们确信你们是胜利者？
“蛙”里所描述的，小人物的痛，是实实在在。不要把写出他们的痛的人，人群说成猪，你对人民没有感情，才是猪。
因为西方赞扬，我们就要批斗，那是反智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莫言？究竟多少读过马尔克斯？究竟多少人还在读书？
我读过莫言，也读过马尔克斯，还在读书。
假如我们认同读者中心论，反对作者中心论，那么解读作品的关键在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未来。
大可不必把所有反思民族历史的作品都扔进某个筐子里。举个例子，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一系列斗争历史的背后，都有前辈们的论战。他们反思民族的历史、期望民族的未来。他们在当时被人追捧，被人攻讦，被人批判，被人抓捕，被人营救，被人暗杀，被人追随……他们在历史的大潮里，做着一种“自觉”的事业。今天到了我们如何看待他们、如何启迪后人的时候了（吹牛一下，反正不纳税）。
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在批评前辈的时候，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就莫言来说，他能获奖离不开他的作品。应当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及风格也不错。可是呢，只要读过的人往往会自动二分。
比如《蛙》《生死疲劳》《红高粱》。《蛙》可以说是与人们既熟悉又陌生了。那《蛙》讲了什么故事呢？中国人生育的多彩历史。手法上，我还是很喜欢的。里面的主人公是个妇产科医生。她有着两幅面孔，一个是接生的女娲天神，一个是死亡的无情魔鬼。我们会发现这种二分合一的人物塑造在莫言的笔下比较常见。作品里的主人公往往是可以极端地二分法理解、二分合一地调合。这个医生的功过怎么评价？我们会发现这就和问我们怎么评价民族的历史是一样的。是的，我们可以抨击小说中的医生及时代的偏执、狂热、撕裂、愤怒、无可奈何，我们也可以称赞小说中医生及时代的纯真、大义凛然、人性光辉。莫言小说在于负面评价的部分我们很容易看到，但我们不满意。因为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人们前进，人们的选择既无奈也动人，时代人们被迫二分，人性使人们二分合一。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了，人们要么遵照政策，要么遵照历史。莫言使我们去反思政策与人民的关系（战后文学比较常见了，他们都喜欢日本文学，喜欢村上春树等等）。这种“反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个人对历史的深刻体悟，体验中超脱会在其中成长散发魅力，体验中沉沦会在其中变成老妖精。这也是河殇派公知搞启蒙的原因。读者也容易二分合一。问题就很大。读者要评价《蛙》，就要评价《蛙》背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就在这里二分了。评价《生死疲劳》就要回到我国的土地政策与时代变革。我们甚至可以说莫言包藏祸心用心不良，但我们却不能回避这个评价。我持的态度是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这种态度上，否定论者可以认定为河殇派、走狗。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30岁以上与20岁以下会出现极大的撕裂感，双方不会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仿佛是时代的鸿沟。这两类中间的人在新政策的裹挟之中。我们能够选择吗？我们有的选吗？照样可以有人写一部新的《蛙》《生死疲劳》。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莫言深刻地体察了民族的伤痛。
问题是今天的我们不愿意揭伤疤了。我们更希望超越苦难，寻求光明，享受生活。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渴望汉唐风骨。我们读者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与光明的未来。所以，我们在当今的文学里找不到一个人，说他是可以代表时代的人物。优秀的作家很多，服众的没有。说实话，很多人在莫言获奖前根本不知道莫言是男是女，很多人在刘慈欣获奖前根本看不起科幻小说。
莫言在这种时代潮流变迁的背景下，被捧被批都是正常的。确实我们在这个历史时期二分很容易，合一很痛苦。走极端让人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回归现实，一夜暴富与一步错一切皆空这种二分不也正在上演？
2016年以前，我还遇到过中美和亲论里中国做妾的支持者。那时候，骂可比捧容易。那个人动不动国外媒体怎么报道，国外学者怎么评价，国外怎么先进。这种叫媚外求荣吗？我读大学的时候（2016始），学习了美国的制度设计，就坚定地认为，美帝不拉挎不拆台是不可能的。2017年还遇着鼓吹三权分立的法律学者（从此我成了坚定的反废死派）。
我们不也在历史洪流里前进吗？
举个例子，某加麻大籍男性艺人，道德沦丧早成事实（至少2016左右就已经问题很大），可到了2021年才人人喊打。问：如何这种前肯后否、表里不一的现象？保持其粉丝体面的唯一办法是体面的前后互不否定论。
就像鲁迅文集，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形象过时了吗？我们又能全盘接受鲁迅文集吗？鲁迅笔下的某些中国人形象可能永远都存在，但鲁迅笔下的所有中国人形象不可能永远存在。
回到莫言等作家，我想我们还没有到可以盖棺定论的时候。尽管他们有被扫尽垃圾堆的迹象了，有些已经是露出垃圾本性了。莫言小说里，还有着民族精神里值得肯定的一面。莫言的问题究竟怎么评价，还是要基于历史而不是静止。我个人支持莫言刘慈欣继续创作。发奖给他们的某个作品是别人认为该作品迎合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本人所持态度关系不大。比如《三体》系列，为什么给第一部发奖而不给第二部第三部发奖？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唯一合理的还是后面两部展示的精神面貌不符合别人的偏见，甚至批评了别人的偏见。
有些批评者真可能是过度解读的红学爱好者。红楼艺术含量固然庞大，但每家都能“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就有些离谱了。在很多学术专著里，引用《金瓶梅》做民俗文化研究的比引用《红楼梦》的要多，这是学者偏爱还是学者偏见？
同样地，大家是偏爱还是偏见？我认为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就其作品被批媚外合情合理，就其作品吹捧也是合情合理的。像红学天天吵，啥都能吵，正说明了其价值和堕落。
莫言并没有媚外，只是那一批作家经历过文革，面对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学，表现出极大热情后，又以西方哲学为核心，加上中国故事，创作的文学作品，让西方人甘之如饴。
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西方哲学观来写中国社会百态。
西方哲学观继承自柏拉图，社会观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学观和中式哲学观的不同，导致个体与群体关系之间关系不同，让西方小说主人公只适合西方社会存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观，其中的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诞生在希腊社会盛行的众神崇拜，盛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发扬于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假说的延续，并且在其理论上继续添砖加瓦。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个人对于群体远离，才能保持个人清醒与立场，不被以神信仰为主题的社会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对神的存在。
在西方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分封制的神权时代，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的团体格局，群体以上帝为主要崇拜对象，任何质疑神存在的人，都将会受到极端惩罚。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用直观映像质疑神的存在，个人和对群体理性的半脱离。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家成长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还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战后基督教开始被现代社会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学和神权社会的对立关系依然如此。
而西方自文艺觉醒（所谓文艺复兴）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说的主角是独立于群体之外，个人永远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说，主人公永远都是孤独的，群体对于个人，大部分小说里都是群体愚昧，个人独醒。
宗教带来的原罪理论和拯救理论，仍然影响着西方，所以西方的小说是柏拉图理论和宗教理念的复杂混合体。
中国永远都是另一个景象，儒家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社会的影响，不必晦涩的映射群体的无知愚昧，儒家的核心哲学不是去质疑神，也不必脱离群体才能保持清醒，而是直接进化到，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然后进入群体管理结构中改造群体。
中国人不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通过基督山伯爵式的奇遇改变自己，而是相信通过一番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后，才能进入管理层，改变国家与群体。
所以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个人融入小团体，然后进入大团体取得地位。
《水浒传》是无数个体组成大团体试图改造社会。
《三国演义》是个人直接领导群体，改变国家命运。
《红楼梦》是一个小群体与大群体的关系。
今天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仍然占据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仍然影响政治与经济，大量人群依旧以基督教为主要凝聚手段。
大量小说作者依然保持自己独立于群体之外，这样才不会被群体意识绑架。
这都是柏拉图式假说和西方宗教社会矛盾的体现，群体对于个体超然的恐惧，其实就是宗教社会里对于哥白尼式人物的处理方式，宗教对于觉醒者的态度就是恐惧，然后毁灭，而哥白尼也正是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最极端的映像投射。
但是西方观众们喜欢哥白尼式的悲情，总期望有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但是自己却沉沦在宗教里拖着改革者的后腿。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中国永远都是个体要通过磨练和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的资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本质都是个体人物，通过磨难与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资本，进而改变社会的能力与地位。
中国人不需要哥白尼式的悲情，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其实没人理解，因为不需要，中国是盘古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改造自然，神农尝百草改善人们体质。
喜欢西方哲学的的人 ，在哪里都是孤独的，在西方是注定孤独，在中国是没市场，中国主流社会从来就没有神权社会，所有以质疑为主题的哲学观念都没市场。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在中国的孤独感也来自于此。明明每句都是人话，但是整个人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
而西方小说主人公，面对整个人群的非理性成为主流，群体的愚昧就是衬托主人公清醒的最好工具，同时脱离人群的人，比如是悲惨的，宿命般的孤独总是存在西方小说里。
可是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群体陷入神权的，中国人向来欢迎改革者，刘邦起义天下英雄来投，刘秀如此，曹操如此，李渊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亦如此，孙中山如此，延安亦如此，这就是中国读书人都希望能改变社会，并且不会因为神权和贵族群体压制而失望。
西方至今特权阶级仍然存在，中国在唐朝解决的问题 ，西方直到二战的大规模死亡，才解决贵族群体问题，而群体神权化，这个只解决了一半，社会却又被各种理念构成的群体绑架，西方小说里最终其实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立问题。
西方小说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才是主角一生要面对敌人，他们恐惧主角的力量，害怕他们改变社会，同时人群被各种舆论所引导，趋向与愤怒与无知。
而莫言的小说里，太多主人公都是在面对群体的麻木与迷茫，这是文革那个年代养成的人群观念。
儒家社会影响的中国人，都是期望自己思想能改造社会，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里最基本的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成就事业，改造影响社会，个人引领社会进步，个人致力于改造影响群体，才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体现，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根本的不同，让中国这些文学家们走进西方文学创作路径里，但是又苦苦挣扎，找不到国人认可的方向。
莫言的诺贝尔奖，就是来自于其小说里面，个人与群体的对抗，这种从柏拉图哲学观衍生出来的东方小说，外国人自然一看就懂。
中国传统评书《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里面，都是个人进入群体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种基因根植于国人血液之中，西方小说永远都是少数人读物，就是那种哲学观在中国土壤极小。
欧美那种神权社会人群，在中国就是没有土壤，欧式哲学观诞生的文学土壤，会催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可是在中国，这种个人改造社会的，并且和群体融合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观是相互冲突的。
中国的大部分文学家还在西方的哲学观里挣扎，一心想要寻找个人与群体之间对立关系，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超越《白鹿原》的小说，那种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合关系，大部分小说家并不明白。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并且寻找生活中极端孤独的个人案例去创作，无论他们多么痛苦，他们都是走在欧洲人晚上写的老路上，他们永远不会在这条路上有新的发现，因为欧洲人比他们早了几百年。
中国需要属于自己哲学观的小说，那不是痛苦，而是中国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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