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生跟患者谈话签字被偷偷录音录像你怎么看？
首先，这事的“因”是什么？
我理解，很多人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方式，往往是出于一种 不安全感 和 自保意识。
担心被误诊或漏诊： 医疗过程本就充满不确定性，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病人心里肯定着急。通过录音录像，可以留存下医生当时说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关键信息被忽略，万一将来真要追责，也能有个“证据”。
担心沟通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 有些时候，医生可能忙，或者表达方式比较专业，病人听得云里雾里。录音可以让他们回家后反复听，仔细琢磨，或者找家人朋友一起分析，确保自己真正理解了病情和治疗方案。
应对医疗纠纷的顾虑：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医疗纠纷是存在的。一些患者或家属，可能经历过不愉快的就医经历，或者听说了别人的遭遇，自然会觉得多留一手总没错。万一真走到对簿公堂那一步，这段录音录像可能就成了关键证据，能证明“我当时问了，你当时说了”。
信息核实的需要： 有时患者或家属可能记不清医生说过的话，或者怀疑医生前后说法不一致，录音可以用来核对信息，确保自己掌握的信息是准确的。
那么，这事的“果”呢？有什么影响和看法？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患者和家属来说：
可能的益处：
增强信心和安全感： 知道自己留了“底”，心理上会感觉踏实一些。
更好地理解病情： 可以反复回听，深入理解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为维权提供依据： 如果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或纠纷，录音录像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
可能的弊端：
破坏医患信任：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医生会觉得不被信任，病人也可能被贴上“难缠”的标签，影响后续的沟通和治疗。
可能导致信息失真： 偷偷录音录像，往往是在不公开、不坦诚的状态下进行的。医生在不知道自己被录的情况下，说话方式和内容可能与坦诚沟通时有所不同。而且，断章取义的剪辑也可能造成信息失真。
可能触犯法律： 在一些地区或情况下，未经对方同意录音录像可能涉及侵犯隐私权，虽然医疗领域有其特殊性，但法律的边界需要明确。
对医生来说：
可能的负面影响：
丧失职业尊严和信任感： 医生也是人，被偷偷录音录像，会感到被怀疑和不尊重，这无疑会打击他们的职业积极性。
沟通顾虑增加，可能“不愿多说”： 担心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被断章取义，或者被放大解释，医生可能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说太多，尤其是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或者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这反而不利于充分沟通。
影响工作效率： 医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种可能存在的“不信任”局面，长此以往会影响工作效率。
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如果录音内容被不当使用，或者录音过程本身有法律问题，医生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可能的（极少数情况下的）正面影响（但这不是首选）：
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果医生在沟通中有不当言论，录音也可能起到反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鼓励这种行为，因为它不是一个健康的解决方式。
从医疗机构和社会角度来说：
加剧医患矛盾： 如果这种行为普遍化，整个社会的医患关系会更加紧张，不利于医疗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增加医疗纠纷处理成本： 处理录音录像相关的纠纷，需要时间和资源。
影响医疗服务质量： 医生因为顾虑而不敢充分沟通，医疗服务质量可能会下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我个人认为， “偷偷录音录像”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它暴露了医患之间信任赤字的问题，但如果双方能够坦诚沟通，也许根本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坦诚沟通是关键：
对于患者： 如果对医生的诊断或治疗有疑问，或者觉得信息沟通不清楚，最直接的方式是 坦诚地向医生提出。“医生，我有些担心，能否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我记不太清楚您刚才说的某个内容，您能再重复一遍吗？”或者“我想把您说的话记下来，您介意吗？” 很多医生其实是愿意配合的，尤其是在告知病情、治疗方案等关键环节。如果遇到医生不配合的，可以尝试和医院的医务科或患者服务中心沟通。
对于医生： 医生也应该意识到，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非常重要。在病情告知、征求同意、解释治疗方案时，尽量做到 清晰、耐心、易于理解。如果患者提出录音录像的要求（并提前告知），在不违反医院规定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协商的。很多医院也在探索更透明的沟通方式，比如提供详细的书面材料、使用更易懂的图示等等。
制度和规范需要完善：
明确录音录像的合法性边界： 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在医疗场景下，患者单方录音录像是否侵权，以及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医院应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机制： 医院可以出台政策，鼓励医患双方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比如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双方同意的录音，或者提供官方的沟通记录工具。
加强患者教育： 提高患者的医学素养和法律意识，让他们了解如何理性地与医生沟通，以及如何通过正规途径解决疑问和纠纷。
正视“偷偷录音录像”的背后：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谴责患者“偷录”，而是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医疗资源紧张导致沟通时间不足？是因为某些医生确实存在沟通问题？是因为患者对医疗体系缺乏信任？ 解决问题的根源，比单纯指责单方面的行为更重要。
总而言之，偷偷录音录像这事儿，就像是在一张信任的纸上偷偷戳了个洞，虽然可能暂时洞察了什么，但却破坏了这张纸的完整性。最好的方式，还是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张纸糊得更牢固，让沟通变得更加透明和坦诚。在这种前提下，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医患关系，让医疗服务更加顺畅和人性化。
网友意见
曾经陪着一个朋友的长辈去住院做手术。
那位朋友……职业我就不说了。
那位长辈是急性阑尾炎伴脓肿住进来的，急诊进来，收在另外一个组里面。
刚好我在普外科规培，虽然这个病人不是我管，但也多留意了一下。
手术进来要谈话，我作为规培医生，也作为病人的熟人，放下自己的事情去观摩了一下。
那叫一个修罗场啊！
那位朋友录像倒是没有录像，但是一个录音笔打开，轻轻地放在了桌上。
我看到主治老师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过他也不动声色，未置可否。
他说：办公室里太吵，谈话不方便，我们去小房间谈话吧。
(各位医生懂的，小房间里有摄像头，有录音机，是专门的谈话间)
进了房间，那位朋友就成了C位，开始了连环提问：
“医生，手术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手术需要花多少钱呀？”
“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吗？”
“你们医院一年下来要做多少台手术呢？”
“手术切口大吗？要留疤吗？是几cm呢？”
“手术完了还要挂盐水啊？挂几种啊？有什么副作用啊？”
“副作用这么大怎么行啊，有没有副作用小的？”
“用药有风险，手术也有风险，你们是不是想要推卸责任？”
主治老师不愧是老油条，没有上他的当，只是把知情同意书读了一遍，讲解了一遍，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可能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上。
不是录音吗？以后万一要告医生，突破口就在“告知不充分”上。现在满足你，风险充分告知，满意伐啦。
效果很明显，朋友被吓得不敢签字，一边还很强硬地对线，一边说要再商量商量。
拖了2天2夜，老头实在是受不了了，又在医务科老师的介入下，最终还是签了。
最后主治老师也不敢去做这个手术，请带组的主任来做了这个手术。
……
本来收进来的时候只是阑尾脓肿。
等手术开进去，已经是穿孔伴弥漫性腹膜炎了！
主任手术做完，把手套一摔。
“我操！难搞的人，果然手术也难做！”
我真为他们觉得不值。
本来如果足够信任，只是一个脓肿，把阑尾切掉就完事了，术后三四天也可以出院了。
结果搞得肚子里一塌糊涂，手术做完肚子还要痛，还得放引流管，还得用药消炎，再观察、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让你录音。
让你魔鬼式提问。
活该。
把医生的自保意识激发了，对病人来讲就是软刀子出鞘，软刀子捅你，你啥苦都叫不出。
而且，还是你自己祭出的软刀，捅了你自己。
啧啧啧。
主任的那句“难搞的人也难治”，是很有道理的至理名言。
————————2020.7.7更新——————————
仔细想想，录音、魔鬼式提问，确实可以让庸医和坏蛋医生现形。
确实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但是。
这个方法用在好医生身上，只会让他们觉得你这个病人好恶心。然后在治疗上对你有所保留。
这还是假设你问的问题都很好的前提下。
事实上大部分问问题的病人，问的问题都很奇葩，根本问不到点子上。
比如这种“治愈率有多少”，拜托，连教科书和论文上写治愈率都只敢写大范围的区间，比如“33.1-73.5%”，你让医生报一个率……
何况放到你自己身上还是100%的个案，你问率……
何况，手术仅仅是大治疗方案里的小小一环。手术仅仅是为了止损，和其他的用药、护理、观察、调整、随访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治疗。
还有“手术完了还要挂盐水啊？挂几种啊？”每个病人情况都不一样的，你让我做手术之前就预知要用几种盐水几种药……真以为医生是一个套餐用到死吗？（此问也反映出病人本人的认知水平低下，不懂医疗的个体性）
真的懒得吐槽，医生私底下都一致觉得这种病人搞不灵清的。
反正这种搞不灵清的病人，经常一句话挂嘴上：“我去看了好多医生都没用。”
“名医杀手”无误了。
各位医生朋友，也请当心“名医杀手”！
随便，你爱录就录。
人与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没法假定对方的动作一定是出于恶意，也没权力限制别人的行动自由，更没精力去追究我的肖像权神圣不可侵犯。
既然你录音录像，那我就当教学谈话好了。
医患之间的沟通术本来就是医生业务能力的外在表现，勤修苦练精益求精是天经地义，说话滴水不漏是基本操作。要是我的签字谈话经不起检验，那也是我的问题，没什么好怪他人找茬的。
而且，病区的「谈话间」原则上本来就装备了摄像和录音设备，这是为了保护医生才有的安排。同时我也强烈建议，在需要签字的那种高规格谈话场合，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有监控的地方（硬件设施齐全的谈话间最好），如果这个病例预估医疗风险较高，更要做到两点：
一、反复谈话，谈尽生前身后事，谈到家属怀疑人生，必要时请上级医师包括科主任再次谈话。
医疗责任是全科室扛的，只要你认定这个患方存在高纠纷风险，正常的上级医师和科主任都不会拒绝你的请求，否则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就变成自己玩忽职守背锅了。
二、拿出自己的手机对谈话内容录音备份。不管场合里有没有做记录的硬件设备，自己亲自留底总是最有安全感和底气的。医院监控的保存时间一般是半年，林子大了，就会遇到那些经过“高人指点”的患方家属，出院的时候客客气气，半年以后律师函相见，问医院消控室调取证据？不好意思，删了。删了等于没有，于是人家就会跟你分享他刚编的故事。经验丰富的医务科一看就有数了，这都不用上法庭，院方铁定吃责任，只不过是几几开的问题。调解吧，能少赔点是一点，谁教遇到高手了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泰然自若翻出当时的多次谈话记录存档，你就是科室和医务科的救世主，你就是全院最靓的仔，我仿佛看到四代目火影手持飞雷神以瞬身之术挡下致命一击，面色如常，斗篷在空中飞舞的身影。
借题发挥了这么多，现在回到原题：遇到这样的患方，我作为谈话者，自然是随便他怎么做，我谈我的，但是同时，我会调高这个人（我依然善良地相信，这可能是个人行为）在我心目中的风险评级。接下来，我会叮嘱护士和同事留意此人行为举止，警示医疗纠纷的风险，并且汇报科主任，这也是我该做的。
对于签字谈话这种千锤百炼的保留环节来说，就好比一个盾中最坚固的部分，指望从谈话里挑刺的铁汁段位实属不高，真正棘手的场景其实是抢救的时候家属不在旁边着急，反而冷静地录像看戏。碰到这种情况，你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绝望，这样的患方必然是存心来砸场子的，几乎没有一个医疗机构能够完全规范地抢救住院病人，我甚至可以把「几乎」去掉：如果一定要全程上帝视角挑毛病，一定能挑得出各种细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原则性的，但一旦抢救患者发生了不良预后，你要让医疗鉴定组判定「完全没有因果关系」也是很为难的一件事。
医疗安全永远是医生的底线。而医疗安全的学问本质上是沟通的学问，有的人一点就通，有的人则是木鱼脑袋，不知重点，无谓较真，不可救药。这不叫高风亮节，这叫智商有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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