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中国式阉割背后的盛世戾气——读《叫魂》

我有心好好谈一下中国“心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写《叫魂》读后感，并不是想跟着鼓吹这本书写得多好。我是被里面这种从草民到皇帝的各种“心理”所触动着。人类是可怕的，我前天因为一个朋友的可怕的欲望写了一句话:众生如渊，如谜，如蛆虫，如蛇隐大泽，我路过，我听说，我很害怕……

我并不是圣人，缺点很多。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时刻保持善良慈悲之心是如此重要。我越来越体会到孔子“十五二十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年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之不易。

当你发现你生活的社会，一直是被政治左右，可是这种左右是必须且一定会存在的，我想作为处在前史和后史中间的我们，仅仅能做的，大概就是看得更多一点，把眼界和心胸更扩大一点，学为好人。并更多的传播一些温和的，有穿透力的思想。后面会附一篇关于《风雪定陵》的。

希望，有朋友会喜欢吧。拱手～～

读这本书时，我突然想起一件跟书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今天先把这件事讲出来，聊做破题吧。

我爸有两大兴趣，其一是抽烟，其二是打牌。他烟瘾大，一天能抽好几十支，一支烟眼看要抽完，赶紧抽出另一支续上。打牌也是，经常是通宵通宵的打，从来不会厌烦。

他如此喜好抽烟和打牌，但是对我管教极严，决不允许我沾烟和牌，只要敢碰，一定往死里打。

家乡曾经有过一个谈之色变的“恶人”，坑蒙拐骗偷，混女人偷情，穷凶极恶。但是也很奇怪，对小孩子管教极严，家教极好。我记忆中有一件事，曾经我们一起放牛，他的女儿只是疑似偷了同行的伙伴的猪草，回来他便狠狠揍了她一顿。

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我很震惊，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坚决不让孩子沾染某些不好的东西，可自己却对这些东西甘之如饴。顺便说一下，我爸直到死里逃生，才算勉强不抽烟了。

你看，这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很多人或许自己并不认同某些现象或者事物，但他很享受这些现象或事物带给他的体验。所以他一面自己享受，一面禁止别人享受。

这些现象或者事物好比烟酒麻将，吃喝嫖赌，钱权色诱。这些别人好比布衣平辈，后代子女，徒弟学生，佣人下属。

这种现象很寻常，很多见。它存在于夫妻之中，父子之中，兄弟之中。也存在于君臣之间，雇佣之间，附属之间。从古到今，少有人能幸免。

我有时候是很怀疑历史的，比如李世民怎么跟臣工、嫔妃、诸子谈忠孝节义，比如武则天怎么跟人谈操守、谈妇道、谈母爱。当然了，或许他们并不谈。

不过人为粉饰的历史，终究要被拆穿。口口相传的一叶障目的知识，终究会因为那些认真的人的认真解剖，变得清晰、透彻，发人深省。我以为这是大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世界是属于智者的，而智者的意义，又是带来启迪，让世界更平和，更具理性。

我讲了这许多题外话，但愿读者不要厌烦。《叫魂》的文章如下水道，千万线索，四通八达。孔老师用转了好大一圈的精力，把叫魂和清庭统治下的世道人心仔仔细细分析了一遍，如蜘蛛布网。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自己也能用同样的态度，谈谈我的读后感受。

我猜想，也许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语能够相对容易的让人认识中国。

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都存在特权。

但是，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比中国的“强制主义中央集权”更特权。自古到今，自家庭到国家，中国贯彻的强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权，已经成为惯性。用强制的特权管住人，一般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特权未必全是政治形式上的，但一定是意识形态上的。它从意识形态上把愚昧的中国人阉割，使得中国稳定而奴役，繁荣而悲苦。

《叫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阉割盛行的土地上，最开始有焚书坑儒，后来又有罢黜百家，再有后来的锦衣卫，文字狱。强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来越强制，矛盾就越来越多，甚至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剪头发这么一件小事，也足以成为“杀人取命”的象征。

1768年，“叫魂”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然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谣传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作为媒介，摄取生人魂魄为自己服务，失魂的人会迎接死亡。

从正月间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叫魂”的紧张态势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全国迅速陷入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身处在皇帝和百姓中间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要维持社会稳定秩序。

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焦虑的人们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则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

滑稽的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砍了无数冤魂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乾隆只得叫停这一切。

这很容易让人看到1966-1976年间的那种兴奋、急躁、血腥。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我爷爷经常给我讲那段事。阶级斗争的癫狂时期，红卫兵砍倒大树做成巨型弹弓，砸锅砸铁制作成海碗大的铁坨，用车推着射别人的房子，射祠堂庙宇，射城墙高楼。有人在家吃饭，窗子被铁坨“咚”一声就射垮了。被射中的人，运气好，砸个残疾，运气不好，脑袋开花。《南渡北归》中，陈寅恪晚年，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整死的，那些愚昧的红卫兵，仗着小小的红袖章，逼迫又老又瞎的“走资派”老先生背书，拿扩音器在他耳边吼，生生把他吓死了。

那些奇怪的疯狂的红卫兵，把一切曾经比他过得好，以及过得有尊严，有风骨的人，践踏在地上。引以为荣。

渐渐地我发现权力集中的地方，权力下放时最肮脏。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齐桓公之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匡胤斧声烛影的传说，清代九子夺嫡这种。然后在权力越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时最野蛮，比如黄巢起义时，随身带着杀人吃肉的套用器械，张献忠屠蜀的传闻，以及上面我爷爷讲的这些疯狂的红卫兵。

在谋取权力的过程，制造权威和恐惧，露出一切丑态恶态。

这是强制主义中央集权结出来的恶性基因，只有中国才有。中国强调家天下，用武力强制统一以后，充分贯彻管仲“尊王攘夷”的帝王之道，治下的人民，众星拱月往权力最集中的地方看，臆想着某种其罪当诛的非我族类，众志成城的仇视之，然后权力一层结一层的支配着愚民为之争斗，顶端的人坐享安稳和富足。

这样，“大家长”的情愫无处不在，泛滥的“大人物”思想无处不在。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都可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坏处就是任何一人都可以以“主人翁”的姿态，干涉与他不对等的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而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悲剧的戾气酝酿和蔓延。往往一件只关乎衣食住行的寻常事，很快成为上下骚乱的借口。一旦上面的权力下放得不均匀，下面的权力集中得不均匀，社会瞬间肮脏野蛮到极致，血流成河。

很不幸，在叫魂发生八十余年后，清庭遭遇了动摇国本的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还真就是用剪头发，来诛杀清朝的魂魄的。

今天要是有人深刻研究历朝历代的太监，或许能从太监们阴刻、刁毒的心理中窥破中华民族被阉割两千多年而戾气深重的源头。

2016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老头。这人姓戴，他给我们举报他们的镇党委书记三十年前抹掉了他的工作，让别人冒名顶替他当了领导干部。

我去采访了才知事情不是全是如他所说。从形势上看，他应该是三十年前迫于党委书记的威势，被吓得自甘丢了工作。而在三十年后今天，一是因为买保险买不上，二是看到现在反腐高压，媒体舆论效应越来越大。他遂想翻案，欲狠狠的从党委书记那里榨一笔油水出来。当时我采访他，他无不兴奋的告诉我“光工资赔偿都是好几十万呢！”

这人自己瞎看了一些法律条款和字典。时时把法律挂在嘴边，动辄“你们做新闻的是党的喉舌，一定要声张云云”，我在采访以后，发现他确实有一些隐情，但无凭无据，自作自受，便没理他。不想这人后来咬定了我，天天打骚扰电话，最后还威胁我，说我采访了他破坏了原始证据，要告我。

此人三十年前极度懦弱猥琐，丢了工作，三十年后却突然抓住形势，自以为是的趾高气扬，像个疯狗一样逮着谁就咬。恐怖至极。

我当时翻看他的申诉书，发现他居然把他们当地的政府，纪委，档案局的每个人都点名道姓的谩骂过。其实这些人都曾实心帮他，只不过他自己把档案弄丢无处可找，他便诬陷他们阴险奸刁。

这做法很想《霸王别姬》里面的小四，没有机遇的时候唯唯诺诺，稍有机会发起疯来，就敢欺天灭祖，无所不作。

究其原因，那个党委书记当初把他的权利阉割了三十年，物极必反，如今他好不容易逮这机会，他要连本带利的阉割回来。

这是一种太监心理衍生的，当皇帝最爽的就是对女人和权力的占用，皇帝不允许这两样特权旁落，但他又必须使用太监。为了最大限度的杜绝太监对女人和权力的染指，自然只能阉割太监，从身体和心理上阉割他们。割命根，不给上学，设极刑不许干政。用尽一切方法，不许太监做这，不许太监做那。

在中枢是皇帝和太监的，扩展下来就是国家和臣民，官府和臣民。夫和妻，父和子。

这是一套的东西，三纲五常之所以存在那么久，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有其伦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贯彻这种阉割行为。

中国的政权是把人之欲望，扩大到最大化，也缩小到最小化。最大化是为了强制中央集权特权体系内的独享，最小化是为了让体系外的安分守己。越想得到，越不能让旁人得到。因为自己最想接近权力，所以不会允许别人接近。典型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因为自己最想得到美人，所以不会允许别人得到。

因为自己最想任意杀人，所以不会允许别人任意杀人。

这种阉割就是这样的，一级级往下，处在最顶端的皇帝没有被阉割，是无暇的，是圣人，金科玉律，上达天听。最下端的老百姓只能是狗才，至贱，所以也不敢妄想，只能好好听话。

如此，国家才好治理，在乾纲独断的中国，皇帝以一己之力进行统治。成了，他是盛世明君，败了，他是亡国之君。

为了施行这套阉割体系，“听话”就成了一种标志性的赞赏。因为只有听话，你才会被视为优秀，获得晋升机会，阉割自己的同时，阉割他人。在这种滑稽的阉割之下，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

我爸不让我打牌抽烟喝酒，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吸烟喝酒多不好，对我有多大伤害。他只是在行使家长的特权——你没到这个年龄，我要管你，你不听话就挨打。

事实上很多中国家长，也可以说中国式的教育为什么让人鄙夷，就在于“师长”们在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并不是以身作则，而只是在享受他们作为“师长”的权力，苛责你，管教你，殴打你，让你听话。

我现在这个年龄，再抽烟喝酒，我爸就不管，或许我一个人在家酗酒他也只会提醒一下注意身体，但如果是我陪领导，他肯定还会鼓励，当然了，从父爱的角度考虑，他鼓励你喝酒讨领导欢喜，他也会提醒你耍一点滑头。

高中的政治老师是个嗜烟的烟鬼，一天到晚几乎都要抽烟。可为了杜绝学生抽烟，居然变态到穿着校服转宿舍。那些抽烟学生都很洒脱，往往抽烟时候你伸手他们就给你，这位老师穿着校服摇摇荡荡伸手要烟，等学生们看清，已无法逃跑，第二天遂在国旗下忏悔。

这老师常常以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正义之事，可是在我整个高中期间，从没见他断过烟。坊间曾经传说此人有两套烟，一套高级，一套低级，见领导用高级，见一般的家长用低级。此话真假不可靠，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们已经有不少人看出，烟不过他的习惯，和他笼络人的一套手段而已。跟烟的好坏，和教育人并无关系。

圣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类似的师长也许可以轻易诵出这句话，但你看，他们不会照做。我入社会后常常感叹圣人学问当怀着圣人之心来读，你如果没有圣人之心，你对圣人学问的任何一种解读和运用，都深刻显示这你的居心叵测。

我父亲常年吸烟，那位老师也因为类似禁烟禁恋爱禁小说这样干练的事，步步高升。但无论怎样，这跟他当初打我的态度绝对是判若云泥。

当师长们过了还能阉割你时，他会助你，也会祝你，如此简单。这无非是他们觉得你可以有这个资格了。他不必形使对你管教的权力。但如果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什么什么的，他们又会管教你，跟前者一样永远以关心你的名义，让他们自己爽。

这样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生存下来都是不开心的。他从小过着不开心的童年，上着不开心的学，见着不开心的亲戚。往后了，做着不开心的工作，娶着不开心的人，维护着不开心的家庭，教育着不开心的孩子。整个国家就在这种不开心中畸形的稳定，一点点火星就可以点燃戾气的火药桶，爆炸效应，万人起哄。

为了“听话”二字，痛苦无限循环，子子孙孙都这样。逃出去的只有少数。

当年清朝为了自己的统治，为了让治下的“奴才”听话，让汉人剃头留辫子，高压的统治其实都一样，杀人，皇权更集中对于中国人而言，都是麻木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痛苦，只是找到临界点才会爆发，刚好他们碰到了叫魂的谣言，所以一时炸了。

满族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挖空心思要名正言顺的统治中国。为了让天下人听话，他们抓得太紧，精神一直是绷着的。

当父亲的若是天天警惕儿子是不是对继母有非分之想，父亲，继母，儿子，难道不会出事？

从满清结局来说，假如不是剃头，也一定会有其他的妖术的。汉代有巫蛊之祸，唐以后有三武灭佛，本朝有文革，千古之镜像，从来如此。

我同几个人交流过这本书，有人以为它具有很强的映射性，矛头只指文革，我以为是不正当的。

这本书从百姓、百官、皇帝、朝廷气象，四个维度上帝视角看待一件小小的叫魂事件。其实是在非常费力的试图剖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解读中国的权力构成，从而让人看清中国人情百态后面隐藏的玄机。

两千年的帝制，沉淀下来的终究是权力，一切文化风物，都是权力世界的复杂呈现。叫魂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他并没有给你提出一个显著的观点，而是将大背景下分割却确实连续不断的故事粘连出来，一步步，引人入胜，最后侧重到权力统治的分析上来。高妙的研究就像小说，行云流水。可是又能在这行云流水之下，独具慧眼，别出机杼。一流学者不单胸罗万卷，天眼已开，自辟蹊径。本身亦是一流的文字高手，循循善诱，舌灿莲花，以理服人。诚然此理。

最后用一小段话做结尾吧:

越是万事基业，越是在肇始之时达到极盛，基业由盛转衰，权力的罂粟之花盛开，然后花落人亡。越是盛名的皇帝，越是在万民俯首的时候，万民穷极而静默，敢怒不敢言，戾气的瘟疫大音希声，然后天崩地裂。

《风雪定陵》读后感

无知无畏的人，拥有毁灭的蛮力和暴力。无知到极点，亦自以为是到极点，无知遂成为一种途径，一种骄傲。

《愚公移山》是我不喜欢的一则寓言。我小时候读就很讨厌愚公这个角色，可是这是个被理解为坚持、毅力的故事，我不喜欢，也还是得背诵。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将错误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引愚为傲，实在不值得鼓吹。

故事的主人公愚公，快九十岁了，闲来无事开家庭会议，要挖山。然后召集整个家庭的人，日日挖，往返数千里运送一筐土，一年才能走一趟。面对质疑和指责，他理直气壮的以子子孙孙无穷也为辩驳的理由，证明一定可以把山搬走。

让我无法接受的不是去山难，就山易，他偏偏选择了前者。而是他一个九十岁老头，半截已经入了黄土，却要给他的子子孙孙下一道不知何年才会终止的移山的诅咒。

他还自以为做得对。 愚公真是一个很无知的人，他将自己对山的讨厌，转化为子孙的使命，丝毫不顾忌子孙的生活和未来。强行以自己的“毅力”动员一帮子人围着他转，跟山赌气。这不是执着，而是把自己的愚昧，用长者的威风专递给他人。

假如不是操蛇之神被他一家吵得烦，禀告天帝将山搬走，他的子子孙孙可以说被他还惨了。邻居家寡妇的孩子就是个例子，跟着挖山，沉迷其中，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另一个愚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极有可能隐喻的是愚昧的无解。没有操蛇之神的禀报，愚公的影响力深入人心，移山成为大势，更多的人被卷入其中，最后山移走了，证明愚公是对的。有操蛇之神的禀报，山被移走，更证明愚公是对的。

总之，横竖愚公都被赞扬，被神话。愚公，是对的！但没有人会在意，也许愚公的子孙们并不爱移山，也许他们更应该识字读书，也许智叟一家热爱看太行王屋雄伟的景色，也许隔壁寡妇的儿子更应该在山上和小动物玩。

愚公干扰了他的子孙，他的邻居，周围的神仙，让天帝兴师动众，他一个人的逞能，从他的家庭开始，扩散到一个方圆。

愚公成功了，没有人苛责他，所有人都在愚公愚昧的法则里过生活，没有智叟，愚公成为智叟。 我想我永远不会苟同这种执着。

这是愚昧的蛮霸的胜利，损人利己，永远不会自知之明，只会助长自私和自以为是。

还好这只是个寓言，否则的话，千千万万的愚公拿着铲子、锄头挖得不亦乐乎，想想，太毛骨悚然了。 好在这只是个寓言，不会产生实质性的荼害，好歹是个世俗意义上的有始有终的完美结局。

不过不幸的是，有时候，现实跟寓言一样愚昧，但结局比寓言惨一万倍。 这本叫做《风雪定陵》的书，就让我看到了无奈的太行王屋二山，看到了愚昧又自大的愚公，看到了愚公和他的子子孙孙。

其实不明白为何有人评论这书是在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我想这么说的人，或许压根儿就没耐心把书好好看完。 也许他们恰好应证了不如意事古今多，真读书人天下少。

开始读也觉得奇怪，书一会儿写万历一朝的历史，一会儿写定陵的发掘进程，一会儿古一会儿今，在写法上似乎有点散，有点混乱。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感受到这样写的目的，我开始深深为之感叹。

这是一部深有画面感的纪实文学，翻开它以后，你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胶片中间，看到胶片两头的故事往中间靠拢。

当一头的万历皇帝登基，接受老师张居正的教导，日渐与群臣矛盾激化，到他死去。另一头关于定陵的开启研究也在步步进行。

两方的故事向中间靠，你站在中间，中间是文革，万历皇帝一切的神秘在这里灰飞烟灭，考古队的梦想也在这里灰飞烟灭。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敏感，懦弱却还有些想法的早成之君，经历受教、立志、挫折、“堕落”，成为一个深居简出，诸事不问的疲惫皇帝，从励精图治，到聊胜于无？

万历一生太具有传奇色彩，这种传奇并不因为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圣主，而恰恰是作为有明一代践位最长的皇帝，他留给世人的疑惑实在太多，为何偏偏是他创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假设我们有幸走近他，是否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更人性化的观察，发现这位君主和他的朝代嬗变的前因万果？

这种好奇，疑问，假设几乎是每个好史之人都会有的念头，考古学家自然不例外。

而在当时的背景下，除了这种常理就会产生的念头，更有一代明史专家吴晗，考古大家夏鼐的“志趣相投”。

定陵的发掘，是带着有心震惊世界的学识信念开始的。不得不承认，当时所谓的研究封建势力而为共产主义建设找经验找教训的说辞，看起来有点滑稽。但对于这个受到李济，傅斯年，斯文赫定影响的考古队伍来说，政治显然不是目的，学术才是归途。

作者用古今交换的写法，把万历留下的悬念，和考古队对揭示这个悬念的心酸的坚持如实的写了出来，没有夹任何评论。

但这是一个没有附加议论，却让你感到无比沉重的讲述过程。作者通过串联万历的素材，让你深感这一朝的神秘性，深感到定陵开启的神秘性。然而最后，定陵约却等于白开了，那种失望，以及在失望中备受迫害的人，让你看到某种来自于愚昧和暴力的震慑力，这是最可怕的。

为何要一面讲历史，一面写当代。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文革回忆录，不想以一种激愤去控诉另一种，也不是单纯的万历研究，就历史说历史。

它要讲的，是一群研究文化的人，在研究历史和面对历史时所经历的一切。它要等待来者，从这讲述中披露出更深刻，更复杂的政治牢笼。

万历皇帝是一个可怜的人，他富有天下，却没有自我。而文革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它让卷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我。

当读出这个的时候，整本书畅通了。其实这两条分开的线本来就是写的一件事。既是字里行间的万历，更是字面之外的，对人性，对政治的思考。

书中有三个点是我最最印象深刻的，一是吴晗近乎谄媚的写信表示自己要学习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那是毫无文化人的傲气的一种妥协，然而最后，几乎彻底家破人亡，读来让人心酸。

再一个点就是赵其昌偷偷躲在地洞里写定陵发掘报告，那是青年文化人，不计生死对梦想的坚持，差点被杀头，让人感动。

最后一个点，是枉自下令把万历挫骨扬灰，将贵重楠木棺椁扔掉的主任，在半生坎坷以后，说的一句话，“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哪敢做那样的决定？”

如果一本书有书眼的话，我想主任的这句话就是吧。 万古一样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被付之一炬，谈笑间灰飞烟灭。在那样一个宣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时代，每个人被无知和暴力左右着，要么枉死，要么侥幸活下来，要么妖魔化。而胆子从何而来？也许从来没有胆子，只是盲目的跟随着，放肆着。

世乱时众生皆苦，但最深重的痛苦，还是在穷人那里和文化人那里，前者发现对己身生活难以延续，后者发现对文化的命运难以继续。

所以前者前者往往念死，后者往往后悔读书识字，文天祥说辛苦遭逢起一经，苏轼说人生忧患识字始，陈寅恪也写过悔恨平生识一丁。与此相通。

愚公移山一文中，智叟无已应。哪里是因为找不到理由辩驳，不过是愚公是“公”，而智叟只是“叟”，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他无处安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