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谢宇、周晓虹、翟学伟的社会学本土化之争？
谢宇、周晓虹、翟学伟这三位学者在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本土化”的深刻讨论，这场讨论并非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碰撞，更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理论根基乃至研究范式的一次集体反思。要理解这场争论，得先捋清楚他们各自的立场和切入点。
谢宇：坚守普遍性，警惕“中国特色”的陷阱
谢宇教授，以其严谨的计量方法和对国际社会学前沿的深刻把握而闻名。他看待社会学本土化，更多是从“普遍性”的视角出发。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
社会学是一门普遍性的科学： 他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科学，其基本原理和理论不应因国界而截然不同。尽管不同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人类的许多社会现象（如贫困、不平等、教育机会、家庭结构变化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警惕“中国特色”的过度强调： 谢宇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会导致社会学研究脱离国际学术对话，形成孤立的“中国式社会学”，从而失去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他认为，虽然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经验，但这种关注不应是为了制造一套独立的“中国理论”，而是为了检验和发展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
强调方法论的严谨： 他推崇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量化研究，认为这些方法能够提供更客观、更可比的数据，有助于跨文化、跨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发现普遍性的社会规律。
本土化应是“中国经验”的贡献： 谢宇认为，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不是从零开始创造一套理论，而是将中国社会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案例，置于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中国的经验应该为全球社会学理论贡献新的证据和视角，而不是被视为需要特殊理论来解释的“例外”。
简单来说，谢宇更倾向于一种“中国经验置于普遍性框架下”的本土化路径，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应该拥抱世界，与国际社会学界保持对话，用严谨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并以此贡献于全球知识。
周晓虹：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
周晓虹教授，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他在本土化问题上展现出一种更为“策略性”和“平衡性”的视角。他的观点可以理解为：
承认“普遍性”的价值，但强调“特殊性”的优先性： 周晓虹同意社会学存在普遍规律，但他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历史、文化、制度、变迁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独特性。他认为，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本土化是“基于中国土壤的生长”： 他不排斥西方理论，但主张在引入西方理论时，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化。更重要的是，他鼓励社会学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自主提出问题、设计研究、建构概念，从而发展出更贴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解释。
重视“中国经验”的原创性贡献： 周晓虹更强调中国社会研究的原创性，认为我们不仅要用理论解释中国，更要从中国经验本身提炼出新的理论洞见。他可能会更关注那些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现象和逻辑。
对“普适性”理论的审慎： 虽然不否定普适性，但周晓虹也可能对那些被宣称“普适”的理论保持一定的审慎，认为很多理论的形成本身就带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烙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周晓虹的立场，更像是一种“中国中心”的视角，但并非排斥外来，而是强调本土资源的主导性。他希望中国社会学能够真正“长在中国自己的土壤里”，长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树冠。
翟学伟：反思“西方中心”，强调“本土视域”的建构
翟学伟教授，他的声音则显得更为“批判性”和“解构性”，他直接挑战了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可能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他的观点可以这样解读：
质疑“普适性”理论的“去本土化”： 翟学伟认为，许多被视为“普适”的社会学理论，其背后恰恰隐藏着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文化逻辑。当我们将这些理论不加审视地应用于中国时，实际上是在用西方视角来“观看”和“理解”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被殖民”的思维方式。
本土化是“主体性”的回归： 他主张，社会学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谁在定义和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摆脱依附于西方理论的姿态，确立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性，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和概念体系来构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建构“本土视域”： 翟学伟提出的“本土视域”是一种更加积极和原创性的主张。他认为，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填补”或“修正”西方理论，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价值观念中，提炼出独特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建构一种全新的、独立的、中国的社会学“视域”。
批判对“先进性”的迷思： 他也可能反思中国社会学界在追求“先进”时，往往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模仿，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发展路径。
翟学伟的观点，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反思西方影响，并致力于建构原创性理论”的路径。他更关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和“学术上的自主”。
这场争论的核心与张力
这三位学者虽然立场各有侧重，但他们的讨论触及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
1. 理论的来源与性质： 社会学理论是普适的，还是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文化根源？我们是应该在全球理论的框架下贡献中国经验，还是应该首先发展一套具有中国特质的理论？
2. 研究范式与方法：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优劣？哪种方法更适合理解中国社会？或者，我们应该探索更适合中国情境的研究方法？
3. 学术的自主性与国际对话： 如何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学术对话中？过度“本土化”是否会造成学术上的孤立？而过度“国际化”又是否会导致学术上的“西化”？
4. “中国特色”的内涵： “中国特色”究竟指的是什么？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还是最终形成的理论？
这场争论的意义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它迫使中国社会学界不得不认真审视自身的发展路径，直面那些被长期忽视或被简单处理的问题。
激活了学术讨论： 它打破了过去一些陈规，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思考，让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再是单线程的模仿，而是多元探索。
提升了反思能力： 学者们开始更深刻地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我们自身在吸收和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点。
推动了理论创新： 这种争论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解释中国”，更要“生成中国”。
明确了发展方向： 尽管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这场讨论勾勒出了几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路径，为年轻一代学者提供了思考的参照。
总而言之，谢宇、周晓虹、翟学伟的这场“本土化之争”，是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学“魂”的辩论。它关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待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理解中国，以及最终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讲述中国。这场讨论的价值，在于它持续地搅动着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土壤，鼓励着我们去追寻一种更加独立、更加原创、也更加贴近中国人民自身经验的学术之路。
谢宇：坚守普遍性，警惕“中国特色”的陷阱
谢宇教授，以其严谨的计量方法和对国际社会学前沿的深刻把握而闻名。他看待社会学本土化，更多是从“普遍性”的视角出发。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
社会学是一门普遍性的科学： 他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科学，其基本原理和理论不应因国界而截然不同。尽管不同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人类的许多社会现象（如贫困、不平等、教育机会、家庭结构变化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警惕“中国特色”的过度强调： 谢宇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会导致社会学研究脱离国际学术对话，形成孤立的“中国式社会学”，从而失去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他认为，虽然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经验，但这种关注不应是为了制造一套独立的“中国理论”，而是为了检验和发展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
强调方法论的严谨： 他推崇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量化研究，认为这些方法能够提供更客观、更可比的数据，有助于跨文化、跨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发现普遍性的社会规律。
本土化应是“中国经验”的贡献： 谢宇认为，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不是从零开始创造一套理论，而是将中国社会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案例，置于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中国的经验应该为全球社会学理论贡献新的证据和视角，而不是被视为需要特殊理论来解释的“例外”。
简单来说，谢宇更倾向于一种“中国经验置于普遍性框架下”的本土化路径，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应该拥抱世界，与国际社会学界保持对话，用严谨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并以此贡献于全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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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普遍性”的价值，但强调“特殊性”的优先性： 周晓虹同意社会学存在普遍规律，但他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在历史、文化、制度、变迁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独特性。他认为，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水土不服”，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本土化是“基于中国土壤的生长”： 他不排斥西方理论，但主张在引入西方理论时，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化。更重要的是，他鼓励社会学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自主提出问题、设计研究、建构概念，从而发展出更贴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解释。
重视“中国经验”的原创性贡献： 周晓虹更强调中国社会研究的原创性，认为我们不仅要用理论解释中国，更要从中国经验本身提炼出新的理论洞见。他可能会更关注那些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现象和逻辑。
对“普适性”理论的审慎： 虽然不否定普适性，但周晓虹也可能对那些被宣称“普适”的理论保持一定的审慎，认为很多理论的形成本身就带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烙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周晓虹的立场，更像是一种“中国中心”的视角，但并非排斥外来，而是强调本土资源的主导性。他希望中国社会学能够真正“长在中国自己的土壤里”，长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树冠。
翟学伟：反思“西方中心”，强调“本土视域”的建构
翟学伟教授，他的声音则显得更为“批判性”和“解构性”，他直接挑战了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可能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他的观点可以这样解读：
质疑“普适性”理论的“去本土化”： 翟学伟认为，许多被视为“普适”的社会学理论，其背后恰恰隐藏着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文化逻辑。当我们将这些理论不加审视地应用于中国时，实际上是在用西方视角来“观看”和“理解”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被殖民”的思维方式。
本土化是“主体性”的回归： 他主张，社会学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谁在定义和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摆脱依附于西方理论的姿态，确立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性，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和概念体系来构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建构“本土视域”： 翟学伟提出的“本土视域”是一种更加积极和原创性的主张。他认为，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填补”或“修正”西方理论，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价值观念中，提炼出独特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建构一种全新的、独立的、中国的社会学“视域”。
批判对“先进性”的迷思： 他也可能反思中国社会学界在追求“先进”时，往往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模仿，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发展路径。
翟学伟的观点，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反思西方影响，并致力于建构原创性理论”的路径。他更关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和“学术上的自主”。
这场争论的核心与张力
这三位学者虽然立场各有侧重，但他们的讨论触及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
1. 理论的来源与性质： 社会学理论是普适的，还是具有强烈的地域和文化根源？我们是应该在全球理论的框架下贡献中国经验，还是应该首先发展一套具有中国特质的理论？
2. 研究范式与方法：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优劣？哪种方法更适合理解中国社会？或者，我们应该探索更适合中国情境的研究方法？
3. 学术的自主性与国际对话： 如何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学术对话中？过度“本土化”是否会造成学术上的孤立？而过度“国际化”又是否会导致学术上的“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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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意义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它迫使中国社会学界不得不认真审视自身的发展路径，直面那些被长期忽视或被简单处理的问题。
激活了学术讨论： 它打破了过去一些陈规，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思考，让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再是单线程的模仿，而是多元探索。
提升了反思能力： 学者们开始更深刻地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我们自身在吸收和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点。
推动了理论创新： 这种争论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解释中国”，更要“生成中国”。
明确了发展方向： 尽管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这场讨论勾勒出了几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路径，为年轻一代学者提供了思考的参照。
总而言之，谢宇、周晓虹、翟学伟的这场“本土化之争”，是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学“魂”的辩论。它关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待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理解中国，以及最终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讲述中国。这场讨论的价值，在于它持续地搅动着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土壤，鼓励着我们去追寻一种更加独立、更加原创、也更加贴近中国人民自身经验的学术之路。
网友意见
先说结论：我支持谢宇的大部分观点。我也认为本土化是伪命题。
其实翟学伟他们使用的那些本土化的学术词汇，都能被囊括进西方社会学体系里，只不过本土化词汇更精准、更接地气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用这些词汇取代西方社会学，也不意味着你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非指力量平等）。出问题的是非中即西的观念。我一直认为，树立中西对立，毫无必要。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西对立？以及为什么偏偏是社会学而不是其它学科出现这么强烈的本土化的声音？这个问题才是探讨价值的。我还没有能力去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抛砖引玉，让大家来拍砖：
第一，这可能跟晚清的一系列改革有关。包括洋务运动、新政等。因为现当代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就是梁启超、康有为那波人。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或与民族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
第二，可能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强大的革新除旧、大呼德赛先生有关。白话文和简体字改革等各类本土化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极强的。但这一点比较难阐述，因为社会学本土化既有可能是这类思潮的簇拥，也可能是这类思潮的反叛，也有可能兼而有之。其背后的机制问题有待知识社会学家去探讨。
第三，肯定跟吴文澡、费孝通等人的本土化工作直接相关。“差序格局”一词的提出，奠定了整个本土化的概念基石。
第四，肯定跟西方文化内部出现的“东方学”有关。它为其它国家地区提出本土化诉求提供了来自西方世界本身的思想养料和有力证词。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学，既需要翟学伟这样的努力用本土化词汇解释本土现象的学者，也需要将这些词汇与西方社会学融汇起来实现对接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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