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蔡元培“力主清党”一事？

蔡支持“清党”，但是蔡不支持屠杀。这点事实都不清楚，最好不要胡乱答题。

李石曾，你们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吗？我狠讨厌某些答主篡改历史。

下面讲一讲1927年蒋介石叛变时期的蔡先生。

1927年3月28日，蒋介石指使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四元老等，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推蔡元培主持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实行所谓“护党救国运动”；这次会议，就是后来被视为蒋介石清党反共的发端。

同年4月2日晚，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党派党员案”，经通过决议“照原案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咨文要求中央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这样，蒋介石就完成了他所导演、所希望中监委、中执委通过的所谓合法程序，据此，他便可以放手进行大逮捕和大屠杀了。 3月28日和4月2日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看起来的确是两次重要的关键的会议，但是实际上，3月28日会议之前，一切都在前一天即27日蒋介石在龙华召集的秘密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同样，在4月2日晚上召开的中监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之前，即4月2日的白天，蒋介石在召集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及吴稚晖等四元老，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蒋介石就说了：“十三年国共合作，共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就不怀好意……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现在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共党所篡夺……”等等；会上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白崇禧、吴稚晖等都大讲反共清党之必要，与会者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样，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反共清党的方针，在会上就这么确定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述所通过的反共清党决议，只不过是一种过场。当然，它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上述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是蔡元培主持的，会议作出的决议也是他同意的，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蔡元培是1926年2月3日才从欧洲回国的，对当时国内的局势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第二天即2月4日他在回答《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所谈的第一个问题“政治问题”就讲到：“去国二年余，国内政治变化，至速且多，间于外国报纸电讯中略知梗概，或积一二月读中国报一次，然于最近状况，旅途久稽，知之不详……”。在这种情况下，他到达上海后也只能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这几位元老那里了解当时的局势，蔡与他们有着很深的交谊，包括他们一同在法国的时候，蔡先生1899年就与吴稚晖在上海南洋公学共事了。所以比较可信的是，1926年至1927年期间，蔡先生受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的影响，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构成对国民党的威胁，其中尤以受吴稚晖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包括蔡元培之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支持清共。

其二，蔡元培在《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所谈的第三个问题“共产主义”时，又谈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实为最好的方法……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求效过速，为害无穷，……绝不适宜于中国……中国之事当由中国人自己努力，客卿（按：指苏联）即赤诚友谊相助，然中外历史不同，情形互异，决不能以外国之方法，移植中国……”，等等。说明他对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学说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同样影响了他1927年在清共问题上的态度。

其三，蔡元培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张清共，他不会估计到蒋介石之后会大开杀戒，蔡先生这位忠厚长者，如果他预计到了的话，即使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他也不会支持蒋介石实行大屠杀的，有以下的事例可以说明。 在《蔡元培先生史事数则》中记载：“朱宜权原系共产党人，1927年初，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4·12政变开始，蔡先生获悉有……告密朱宜权是共产党员，势将被捕，先生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沪，因而免遭毒手。” 1927年5月初，即4·12政变后20天左右，韦悫由武汉到上海，往访蔡元培。蔡告诉韦：“蒋介石……准备大规模清党，你也是清党对象之一。”蔡建议韦从速到外国去。“就这样，韦悫在苏联顾问和蔡元培的帮助下，共筹得旅费美金2000元，于6月初赴加拿大温哥华。”

又据姜绍谟回忆：“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六日清党……我兼情报处及审查处主任……清党委员会主张用最严厉手段对付共产党……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杀。当天晚上，就从陆军监狱提出20余人枪决。”第二天早晨，蔡先生就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厉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 4·12政变后，蔡先生还曾以追怀孙中山先生嘉言懿行的方式，撰文《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以调劝国民党停止屠杀。（此手稿尚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并曾影印登载在《团结报》上）亦可见蔡先生当时的态度。

又：有不少人认为，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中，“……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动行为。仍须和平待遇。……”在前一句号之后，又出现“仍须和平待遇”独立的一句，显得是加上去的，而且除了蔡先生，不可能为其他元老或政要所加；我也同意这一看法。这些都可以表明，如果蔡先生估计到蒋介石在会议之后大开杀戒，他是不会附议的，也就是说，他是不会为蒋介石的4·12大屠杀背书的。

以上是从蔡元培这方面来分析。 如果从客观形势上来看，则完全可以断定，即使当时没有蔡先生参与，蒋介石也同样能操纵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这些议案，并继之以断然行动的。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这时认为已羽翼丰满、时机成熟了。实际上，1926年他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就已经蠢蠢欲动了，3月20日那天，以中山舰企图肇事，“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突然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等人，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宣布广州市戒严，扣押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第一军中以副代表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4月通过了国民党“党务整理案”。只在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以后，与鲍罗廷谈判达成三项君子协定，以共产党接受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对蒋介石继续提供军火支持进行北伐，来换取蒋介石同意在国民党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蒋介石这时在口头上的允诺，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而已。等到同样获得苏联军火支持的冯玉祥，从原来支持汪精卫转而支持蒋介石，北伐取得胜利的蒋介石4月初兵临上海城下的时候，他便感到动手的时机成熟了，遂发动了4·12政变。这便是当时的客观形势。

这时期，国共双方的报刊，也成了互相对垒的战线，上海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大量登载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和欢迎蒋介石的文章，甚至广告上也以很大的版面刊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布告：“打倒后方捣乱分子！”后来又刊登“由纯粹的国民党员来提高党权！”火药味十分浓厚；在《布尔什维克》上，则不断揭露蒋介石新军阀集团的种种谎言和图谋，陈独秀以“寸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短文，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如批评吴稚晖《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等檄文。当时委婉地批评了蔡元培在两路党部的讲话：“及国民军到上海……（共产党）当时主张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陈独秀批评说：“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攻入上海租界的主张（有许多宣言布告可证）。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宣布解散，屠杀总工会纠察队的理由，只好说是工人互斗。然而吴稚晖……却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此文的标题用了“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

之前，对蔡元培主张“联省自治”，陈独秀也只是正面说他不能同意的理由，即在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当时情况下，“联省自治”只会助长大小军阀的地方割据，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的发展；等等。在《译蔡校长宣言》中，对“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恶浊空气所逼，愤而辞职，……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比一班仍在北平……助纣为虐……的学者高明得万倍”，但是我们以责备贤者之意对他“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认为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碍。“拿消极的不与政府合作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会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的退让的路上去。”“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对蔡先生批评的语调是平和的，毕竟他对蔡元培相知较深。

蔡元培在参加和支持南京政府以后，1928年8月便请辞国民政府委员和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携眷离开南京，定居上海。10月又致信蒋介石，坚决辞去挂名的监察院长。声明“监察院长，决不担任。”声言“余生几何，能力有限”，“自知甚明，决难迁就”。至30年代初，蔡元培就进而疏远南京政府了。后来，又与宋庆龄等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镇压民主运动，迫害进步人士。这一过程，虽然经过1927年的曲折，但最终并未妨碍这两位老人的君子之交。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蔡元培致电营救，并推荐汪有龄律师为陈独秀辩护。1936年，他又力保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出狱，以后又写信保释关在南京军人监狱的郑超龄等，以致遭到南京市党部的书面警告。当初，1926年蔡元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见面时，陈曾婉转地劝告过这位好好先生要“防止党内左倾，防止党外右倾，”防止党外右倾，显然是暗示当时国民党有清党反共的倾向。防止这位老友卷入可能发生的事态之中。 蔡先生在1933年为《独秀文存》所作的序言曾说，这一年曾两次去看守所探望陈独秀，陈独秀是1932年被捕后解往南京的，1933年蔡先生去看他，肯定是在南京老宪桥第一监狱，这时期胡适之也正好在南京，却没有去监狱看陈独秀。陈独秀很生气，说他要与胡适之绝交，这当然是一时的气话。

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的那几年，蔡先生也是经常在关心有关他的情况的，如蔡先生在1937年的《日记》中，就记有：“第三十四卷《东方杂志》有《实庵字说》，为陈独秀所作，取声近之字说明相关之义，触类旁通，逼近太炎，惟太炎不信金文及甲骨文，而独秀不然，故更有理致。”在同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又记有：“报载，国府二十一日令，……宣布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等语。 两年后的3月5日，蔡老夫子就在我国香港去世了。陈独秀得悉此讯后，就写了这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最后一段他回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又过了两年，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也去世了。 回顾他们这几十年，彼此相知是很深的，他们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但他们始终相互很尊重；陈独秀答北京《晨报》记者一文中，尝称“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蔡元培在北大时则力排众议，为陈独秀辩护，称陈独秀对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可以与太炎先生相比，等等；陈独秀在北大则极力推行文科改革，推荐胡适之等一些有新思想的人到北大来，教育、培养新的青年一代；更在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境况下，利用《新青年》等阵地，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宣传新思想，提倡民权，启发民智；在五四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中，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蔡元培作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作为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曾于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追随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个时期蔡元培表现了明显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吗？回去好好查）等的蛊惑、怂恿下，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列名附和清共，并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34年1月间，中国香港《平民日报》载有《辽海梦回室笔记录》一文，在所述“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节，称“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面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按：指蒋介石）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蔡元培在这份报纸的本文剪报上写下这样批语：“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这表明他不回避自己在此事上应负之责任，同时包含了对此事的内疚自责之意。

这里应当指出，蔡元培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导致政治上的失误，但他同蒋介石仍有质的不同。第一，他不赞成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做法，当时他曾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他不赞成乱捕乱杀的行为，要求在“法治”的范围加以解决，要求给青年以“改过”的机会。这虽然是书生之见，于事无补，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不同态度。第二，当他逐步认清蒋介石的法西斯真面目后，很快回到了民主革命立场上来。蔡元培目睹蒋介石日益专制独裁，不择手段消灭异己的恶劣行径，特别是对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更感愤怒和憎恶。蔡元培曾对鲁迅感叹道：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书信中也记述过他同蔡元培一起议论过中国的法西斯蒂即蒋介石的事。这些都反映了蔡元培思想变化的轨迹和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这时，他不但同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而且采取了反对法西斯蒂统治，同情革命的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权。他痛诋国民党当局的暴行，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侯外庐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夫妇等人。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当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愤慨谴责当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缉凶，以维法纪。他亲自主持公祭并致悼词，当读至“人孰无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时，咽难成声。鲁迅参加送殓后曾对友人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也停止了。此后对于保障民权的斗争，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如据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记述，当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嘱人转告她，说是国民党高级人员开会，讨论是否杀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不可杀害。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顾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蔡元培在他的晚年，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抵抗，积极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痛恨国民党当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当面向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沉痛指出：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致书蔡元培，深情回顾了五四时期旧京集会，称赞了他的爱国进步主张，热切希望这位“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而继续努力。蔡元培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积极主张国内团结共御外侮，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坚定爱国立场。1937年“七·七”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他移居中国香港。重病中，他仍然关注抗战事业，热切盼望“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这时他虽年老体衰，仍关心国内的进步事业。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及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指出《西行漫记》“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指出《续西行漫记》“第五章之等他醒来的时候，对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表达了他的关切与欣喜之情。1940年2月，在毛泽东、吴玉章等的发起和赞助下，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随后召开的正式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何香凝、宋庆龄、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表达了对蔡元培的尊敬和推重。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中国香港病逝。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献身祖国，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唁电，中共中央说他“为革命奋斗40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联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全文如下：

中国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遽归道山，远闻噩耗，深为悲痛！窃念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本大会追念贤劳，当与全国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志。除电请国府明令国葬外，谨电奉唁，诸维节哀，以临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先生大会叩。

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会的挽联、唁电，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表达了党对自己盟友的崇敬，同时也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

引用资料

《蔡元培与陈独秀 》

吴孟明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梁柱

你说“为啥后来还名声很好？”这要感谢斯大林。后来斯大林发电报给俄罗斯犹太人鲍罗亭，要他解决掉国民党籍军官。印度人罗易，拿者斯大林的电报给汪精卫看......力挺莫斯科的汪精卫黯然下野，“出国考察”。大家觉得蔡元培能掐会算，千里之外看透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