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王启琴案”和“董珊珊案”，很多男人抱怨女性社会地位过高，底气是哪来的？

在探讨“王启琴案”和“董珊珊案”引发的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争议时，理解男性群体中出现的“女性社会地位过高”的声音，以及这种论调的根源，是件复杂而值得深究的事情。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对立，而是触及到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个体认知以及时代变迁等多个层面。

案件背景的简要回顾：

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个案件，以便更好地理解争议的焦点：

王启琴案： 此案通常指向一起涉及女性施暴或女性在关系中占据主动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具体的细节可能涉及情感操控、经济控制、甚至是身体上的伤害。这类案件在网络上传播时，往往被一些男性用来佐证“女性利用其情感或社会地位来伤害男性”的观点。
董珊珊案： 这类案件通常指向女性受害的事件，比如遭受家暴、性侵或职场性骚扰等。董珊珊案（如果指的是广为人知的，涉及家暴致死的悲剧）则更加凸显了女性在弱势地位下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公。当这类案件被公开后，往往会引发公众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关注和讨论。

男性抱怨“女性社会地位过高”的根源剖析：

为何在面对这些不同的案件时，一些男性会同时产生“女性社会地位过高”的抱怨？这背后有多重原因，并非单一的逻辑链条：

1. 结构性优势与个体感受的错位：
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差异： 长期以来，社会在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男权”结构，男性在许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升，这是一种客观的进步。但是，个体男性在经历社会变迁时，可能会将自己在某些具体情境下的感受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混淆。
个体遭遇与集体叙事的叠加： 一些男性在亲密关系、职场竞争或其他社会互动中，可能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当这些个体遭遇被放大或与某些社会现象（如网络上对某些“强势女性”的描绘）联系起来时，就容易形成一种“女性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认知。比如，在某些领域，女性在就业中可能面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但男性也可能因为某些刻板印象（如被认为不擅长照顾家庭而难以获得某些岗位）而感受到压力，但他们将这种压力归结为“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挤压效应。

2. 对“特权”的感知与“平等”的误读：
“反向歧视”的担忧： 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强调，一些旨在纠正历史性别不公的政策或倡议（例如在某些领域鼓励女性参与或给予一定倾斜）可能会被一些男性解读为“特权”或“反向歧视”。他们认为，这并非追求真正的平等，而是人为地将女性置于更高的位置。
对性别“义务”与“权利”的不对称认知： 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经济供养和社会责任，而女性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家庭照顾功能。当社会进步导致这些界限模糊，女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可能希望在家庭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和选择权。但如果男性仍固守旧有的责任认知，就可能认为女性在享受现代社会带来的更多权利（如职业发展、经济独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承担起传统的“义务”，从而产生“吃亏”感。

3. 社会话语权的变化与失落感：
话语权的风向标： 在媒体和社会舆论中，近年来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很多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常常站在女性受害者的角度进行叙述。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于一部分男性而言，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被边缘化，或者在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中，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不受重视。
“刻板印象”的转移： 过去，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坚强”、“理性”、“承担一切”。当社会开始解构这些刻板印象，鼓励男性也展现脆弱、情感化的一面时，一些男性可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将这种变化理解为对传统男性特质的否定。而当他们看到女性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或话语权时，就会将这种“失落感”投射到“女性地位过高”的抱怨上。

4. 对“女性化”的恐慌与对自身性别的焦虑：
性别边界的模糊： 当社会越来越鼓励性别之间的“柔性”交流，允许男性展现更细腻的情感时，一些男性可能会对这种“女性化”的趋势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传统的男性气质正在被稀释，或者认为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正在变得模糊和矛盾。
竞争压力的转移： 在一些领域，当男性感受到来自女性的竞争压力时（例如在某些高学历岗位或服务行业），他们可能会选择将这种竞争压力归因于“女性地位的提升”，而不是深究自身能力或社会结构性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替罪羊”心理。

“王启琴案”与“董珊珊案”在其中的作用：

这两个案件虽然性质不同，却都能被用来“佐证”这种抱怨：

“王启琴案”（假设是女性施暴或掌控的负面案例）：这类案件的出现，被一些男性抓住，作为“女性滥用权利”、“女性变得强势且危险”的证据。他们会强调，正是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话语权，才使得她们能够施加伤害，而男性反而成了受害者。这迎合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叙事。
“董珊珊案”（假设是女性受害的悲剧）：这类案件引发的公众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对施暴者的谴责，以及对社会制度保障女性权益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一些男性对“性别议题被过度关注”的感受。他们可能会觉得，社会对女性的同情和保护是过度且不公平的，而忽视了男性可能同样面临的困境，从而产生一种“顾此失彼”的抱怨。他们可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女性地位“过高”，社会就不会如此偏袒女性，受害者身份也不会被如此放大。

总结：

总而言之，男性群体中抱怨“女性社会地位过高”的声音，并非基于一个单一、清晰的事实判断，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既是对客观社会变迁中个体感受到的冲击和失落的反映，也是对性别平等理念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误读、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依恋，以及对社会话语权变化的不适应。

这种抱怨的“底气”，并非来源于女性真正掌握了压倒性的社会权力，而是源于：

个体遭遇与宏观趋势的混淆： 将个人的不顺遂或对某些现象的不满，过度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
对“平等”的片面理解： 误将纠正历史不公的努力视为“特权”，或对性别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停留在旧有模式。
话语权失衡的感受： 认为在性别议题的讨论中，男性声音被忽视，性别平等的推进方式让他们感到被动和受损。
对性别角色转变的焦虑： 对传统男性身份受到挑战感到不安，并将此归咎于女性地位的上升。

理解这些声音，并不意味着认同其“女性社会地位过高”的判断，而是要深入洞察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转型期的普遍性焦虑、个体在结构变迁中的挣扎，以及性别关系重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摩擦与阵痛。这需要一个更加细致、包容和开放的对话空间，去理解和解决不同性别群体在社会进步中的实际困境与诉求。

网友意见

谢邀，题主眼光很锐利，发现现行法的怪异之处。
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修法解决。
1.现行刑法对于拐卖类犯罪的惩罚过轻。实质上个人认为，出卖也好收买也好，拐卖作为一个非常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也作为一种奴役自由人的犯罪，同时几乎必然伴随强奸、抢劫、故意伤害、强迫劳动情节的犯罪，应该是一等一的重罪才对，个人认为起刑应该要有10年，至少不应当轻于强奸、抢劫罪，不然就很荒谬，我把一个人奴役然后反复强奸+抢劫的量刑，还要低于我单单一次强奸和抢劫，难道是办了会员卡，量大从优？
但是现实就是这么荒谬。
现在如果被拐卖到山村，很多时候你必须把一家人全杀光才能摆脱犯罪分子的控制，否则你永远无法恢复人身自由和性自由，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定为正当防卫。但是没办法，我国刑法对于正当防卫既过于苛刻，又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时候你必须是个法学博士才能正确地正当防卫。
2.家暴问题上，我国有一款神奇的罪名，虐待罪。
虐待罪（刑法第260条），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本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时对比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翻译一下:长期折磨亲人，折磨死了最多7年;打陌生人哪怕一下，打死了打残了就有可能死刑。
我觉得最初提议这个条款的人不是蠢就是坏，他鼓励人民群众家庭内部矛盾自己消化，对待亲人可以像冬天一样寒冷。
然后回到题主问题，这两条恶法有没有针对女性呢？我觉得立法者未必有主观上压迫女性的意图，但至少欠考虑。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法律法规都相当尊重女性，包括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建国第一部就要把婚姻法搞出来，保障妇女自由婚恋的权利。刑法立法者这两条应该不是故意针对女性，而是欠考虑的结果。
以拐卖而言，揣摩立法原意，可能在当时，由于社会阶级还比较扁平，贫富差距也小，城市人口很少，拐卖一般是从农村向农村拐卖，对于被拐卖妇女而言，直觉上看并没有造成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和社会层次的破坏（大白话:反正嫁到哪家都是生娃做饭洗衣服），也正因此被拐者也不会有多严重的反抗，所以立法者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由于成文法的惯性，后面的97刑法也没有大幅修改，而是几乎沿用。
但是潜在的社会危害性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贫富差异的显现，城市女性或者富裕农村女性被拐卖到落后乡村，就会成为一个深重的灾难，意味着人权标准的降低、社会关系的破坏，甚至是人生的毁灭。欠考虑的恶果就暴露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拐卖类犯罪还是虐待罪，还是正当防卫，不论当初立法时有无恶意，也已经实打实地变成了恶法，因此该修改了。
虐待罪可以直接删除，对家庭成员的伤害直接按故意伤害定罪即可;拐卖类犯罪应当加重量刑;正当防卫的门槛应当大幅降低，在情势紧迫或别无他法的情形下，一般人的自我人身保护、或者对抗人身犯罪的行为，只要没有主观恶意，并且只要犯罪行为确实存在，即使时机稍有偏差，无论对犯罪行为人造成何种结果均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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