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安釐王对待信陵君到底是忌惮还是扶持？
首先，我们得明白魏安釐王上位之初的处境。 魏安釐王继承的是一个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魏国。他的爷爷魏惠王虽然雄心勃勃，但连年的征伐也消耗了魏国的国力。更重要的是，魏国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尴尬，四面受敌，赵、秦、楚等国都在崛起，对魏国虎视眈眈。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君，安釐王的首要任务是稳固自己的统治，维护魏国的安全和稳定。
信陵君，这位如雷贯耳的名字，其影响力并非来自血脉的天然亲近，而是源于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和极具吸引力的个人魅力。 他是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魏昭王的儿子。但要说他是安釐王一手扶持起来的，那并不完全准确。信陵君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招贤纳士，养士数千人”的结果。他散尽家财，广结天下豪杰，门下食客数千，这些食客中不乏诸如侯生、毛空、如姬这样的智囊和勇士。这种庞大的私人势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说安釐王对信陵君有“扶持”的成分呢？
政治现实的需要： 在列国征伐的残酷现实中，魏国需要一个能够支撑门面的将领，尤其是在抵御强敌如秦国的时候。信陵君在长平之战后，通过“窃符救赵”的惊人之举，在魏国危急存亡之际，率军大破秦军，解了赵国之围，保全了赵国的国力，也间接维护了魏国在天下格局中的地位。这无疑为魏国赢得了喘息之机，也让安釐王看到了信陵君的军事才能和政治价值。
安抚和利用： 信陵君声望日隆，如果安釐王一味打压，很可能会激起士人的不满，甚至引发国内动荡。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安釐王也需要以一种“扶持”或至少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信陵君，将他的才能和声望利用在对外防御上，以彰显魏国的实力，稳定国内人心。在早期，安釐王确实也给予过信陵君一定的权力，让他能够发挥作用。
然而，这种“扶持”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深刻的“忌惮”。
威胁到王权的潜在可能： 信陵君的声望、能力以及他所掌控的庞大士人集团，都让安釐王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在中国古代，一个权力过于集中在宗室或大臣身上的情况，对于君主来说，永远是一颗定时炸弹。信陵君的贤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对王权的潜在冲击。君主最忌惮的，永远是那些拥有独立力量、能够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信陵君的“挟外名而倚内贤”，就是安釐王最大的不安之源。
“窃符救赵”的阴影： 尽管“窃符救赵”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从君主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王权的直接挑战和僭越。信陵君为了救赵，不惜冒犯国法，擅自动用兵符。这种行为无论动机多么正当，都代表了对君主权威的蔑视。安釐王对此必然心存芥蒂，表面上或许会因为国家利益而容忍，但内心的忌惮肯定已经深深埋下。
对信陵君“功高盖主”的担忧： 随着信陵君的功绩越来越大，他在百姓和士人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将他的名声与当年的吴起、孙膑等名将相提并论。这无疑加剧了安釐王的忧虑。一个功劳滔天、深受拥戴的大臣，很容易让君主产生被边缘化的恐惧。
安釐王的实际操作：分而治之，削弱其影响力
从安釐王后期的行为来看，他的“忌惮”最终占据了上风。他并没有真正将信陵君视为可以放心重用的臂膀，而是采取了一些手段来限制和削弱信陵君的势力：
不让他掌握实权： 虽然信陵君声名远播，但安釐王并没有把关键的军事大权长期、完全地交给他。很多时候，信陵君的权力是一种临时的授权，或者是在危机时刻的无奈之举。
利用信陵君的弱点： 关于信陵君的“好色”，史书中也有记载，比如如姬的故事。安釐王是否在利用信陵君的这些弱点来对其进行牵制，或者施加影响，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作为精明的统治者，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终的疏远和“闲置”： 最能体现安釐王忌惮的，莫过于在秦国攻打魏国时，信陵君主动请缨，但安釐王却“不肯许”，并进一步解释说“魏王恐其有功，而不用也”。这句话直接揭示了安釐王对信陵君的顾虑，他宁愿让国家承受风险，也不愿意让信陵君立下更大的功劳，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威胁到自己的王权。最终，信陵君在绝望中离开魏国，客死他乡，这本身就是安釐王压制和疏远政策的最终体现。
总结来说，魏安釐王对待信陵君，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平衡。
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会利用信陵君的才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扶持”，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容忍和利用，旨在维护魏国的眼前利益和君主的统治合法性。
然而，信陵君本身卓越的能力、极高的声望以及强大的个人影响力，始终是安釐王心头一根刺。他深知信陵君一旦真正掌握大权并取得辉煌战绩，很可能会“功高盖主”，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因此，他的“忌惮”是根本性的，贯穿始终。
最终，当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相对缓和，或者他认为信陵君的“功劳”已经足以构成威胁时，安釐王便会选择疏远和压制，甚至在关键时刻宁可牺牲国家利益，也要避免信陵君功劳的进一步积累。
因此，与其说安釐王是“扶持”或“忌惮”，不如说他是在政治的夹缝中，既想利用信陵君的力量，又时刻提防着信陵君对自身王权的潜在挑战。 这种矛盾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信陵君“贤而不用”的悲剧结局。
网友意见
1，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的段子是怎么衍生出来的：
就继承权的所有者：
在魏昭王一朝，继承权为魏安釐王占有——如果魏安釐王在继位前死亡或其他原因丧失继承权的话，也应归于其他嫡弟而非异母弟占有；
在魏安釐王一朝，继承权为魏景闵王占有——如果魏景闵王在继位前死亡或其他原因丧失继承权的话，也应归于魏安釐王诸子而非王弟占有。
就个人猜想，估计是有一部分朋友还不大能理解金朝、清朝与其他朝代继承法之间的区别，再或者不大能理解继承权与公室夺权法统依据之间的区别。
这里必须要澄清一点：
这里提到的思维能力倒也不绝对。比如，有些朋友是单纯没注意过，一经提醒马上就能反应过来；再比如，有些朋友确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常见的原因有年龄低、阅历少、知识积累有限等原因。
但总之，在网络上很多历史话题下的争议并不是来自于言论本身，而是来自于一部分参与者无法理解客观现实的基础常识——这当然不是说我的任何观点全对，更不是说不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不懂常识——而是说很多讨论其实并不是建立在相同的常识基础之上的，所以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我把魏安釐王归纳为“历代魏君中最昏庸的一个”，但有一部分朋友看了我的归纳以后坚称我把魏安釐王“吹得英明神武”——究其根本在于，一些基础的政治运作已经超越了这部分朋友思维能力的极限，因此魏安釐王只要干出点正常范畴内的基础操作就会被认定为是“英明神武”。
你觉得可笑么？
我觉得不可笑。
因为谁都是从小到大过来的——你在学四则运算的年龄里客观上就理解不了微积分，你在学微积分的年龄里客观上就理解不了社会和政治运作相比于高等数学而言会暧昧、模糊、复杂得多——作为过来人，你感觉到的“可笑”更多是在嘲弄从前的自己。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对“中学生”经常是那个态度。
2，
先探讨这么一个话题：
信陵君是怎么招募来上千号门客的？
有件事我也不掩饰——我在上中学那会认为只要靠道德、仗义及公子的身份就足够。
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基础常识，想结交天下豪杰乃至为己所用最少需要两个基础：
一个是钱；
一个是权势。
至于信陵君的这两样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起码在邯郸之战以前只能从他哥哥那里来。
当然，你非要聊有“魏公子”的身份就一定有这两样东西那当我没说——毕竟，有太多的少年都在臆想自己赶上个有钱有势的亲爹或者后爹就能横行天下——顺便打个岔，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把自己臆想成超级英雄片里的怪博士，不过这个话题就扯远了。
那么，魏安釐王给予或容忍信陵君拥有钱和权势是否就等于扶持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另一个基础常识：
古代的君臣关系。
3，
题主的原问题是这么写的：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在古代，任何一个君主对任何一个臣仆都会存在忌惮的心理——无论是位高权重的重臣，还是只握一把单刀的近卫，再或是在宫里负责擦地板的宦官——忌惮只有多与少的问题，而非有或无的区别。
我见过有个别青少年认为一些权力很大的政治人物完全可以不用忌惮比自己权力低的人。就这种想法，或许是来自于电子游戏，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青少年认为现实政治就是决策者动动鼠标就可以等着下面的人像机器人一样坚决落实。
估计有些朋友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的“某个君主忌惮谁谁谁”、“某个君主扶持谁谁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忌惮和扶持从来不是绝对对立的——君主在重点扶持某位重臣时不代表对其毫无忌惮，君主在重点忌惮某位重臣时也不代表对其毫无扶持或者说“容忍”，确切的说这也是一种支持——具体要看君主的政治诉求和取舍。
那么，魏安釐王对魏无忌是否存在着某些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又是否胜过了他对魏无忌的忌惮呢？
4，
这里纠正题主的一个错误：
“阴谋论”这个东西在任何时代都盛行。
至于战国时期，当时的阴谋氛围较为浓重。
注意这里的区别：
“阴谋”不等于“阴谋论”，“阴谋氛围浓重”不等于“只有这个时代搞阴谋活动”或“其他时代不搞阴谋活动”。
魏廷的政治惯性源自于晋廷。从魏文侯一朝以降，魏廷对公室的重用并不算很多见，尽管它并未出现晋廷的极端化，但相比于他国而言依旧偏低了。
此时，就存在一个问题：
为什么魏廷在魏安釐王一朝会出现一名公室重臣骤然崛起的情况？
在少年时，我也会认为单纯是魏无忌的能力太强所致。
早年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估计相对有点岁数的朋友都会给出这么一个答案：
要么是魏廷的王权失控，要么是魏王故意为之。
从惯性来看，魏廷本身有在特殊时期重用公室重臣的习惯。
具体来说：
在魏文侯一朝，魏廷在国内外压力较大的前期任用文侯弟季成子为相；
在魏武侯一朝，魏廷在主“少”国疑又悍臣满朝的时期任用某位可能有公孙身份的重臣为相——不过也有可能身份并非魏公室；
在魏襄王一朝，魏廷在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间节点任用时为太子的魏昭王为相；
在魏安釐王一朝，前期是以魏齐为相。对于魏齐的身份，有历史学家猜测此人应属魏公子。假设此说属实的话，这一人事任命应与华阳大败、魏相芒卯失踪后魏廷的窘境有关。
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魏廷在魏安釐王即位以后所处的环境：
一者，田文大约在魏昭王末期淡出了政治舞台，魏廷失去了当时最具政治资源的超级重臣；
二者，芒卯在魏安釐王前期因战败而失踪，还留下了华阳惨败的一地鸡毛，此时魏廷在纵横领域的出现了相对的人才短板；
三者，秦廷的超级重臣魏冉正利用自身的权势不断折腾大梁方面，而北方的赵廷和南方的楚廷均出现有超级重臣崛起之势。
在上述三者的刺激下，魏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一个诉求：
扶持魏廷的超级重臣，以应付魏冉、赵胜、黄歇对纵横走势的把控。
但同时也要警惕两个因素，一是这位超级重臣绝不可以超越王权，二是这位超级重臣绝不能引起他国的警惕，那么人为的控制和公开的“猜忌”态度就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和政治表象。
以上诉求在当时魏廷表现出的公开信息中非常明显：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我在中学的年龄里也会认为以上公开信息是魏王猜忌魏无忌的“证据”——这当然是年少时思维能力发育有限的表现——在文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魏安釐王虽然在“主观”上“畏公子之贤能”，在“实际行动”上“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但从未实质性对魏无忌的“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进行过掣肘抑或是限制。
这一点在侯嬴事件中非常明显：
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
从这一公开信息显示，魏无忌对侯嬴的拉拢使用了金钱攻势——可见，魏无忌的财源并未受到明显限制；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
在这一公开信息中，与会的“宾客”包括了魏相、魏将、魏宗室这些朝中权贵——可见，魏无忌的政治资源并未受到明显的限制；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在这一公开信息中显示，侯嬴是在宴席中公开表示出对魏无忌吸纳门客的支持，而宴席中就有魏相、魏将、魏宗室等重臣参与——可见，魏无忌给自己养了上千人的私人精锐部队兼间谍部队兼官员预备队在大梁是公开的且毫无顾忌的。
对比一下齐廷在齐闵王一朝对田文的限制和当时田文门下的凄凉情况，魏无忌在当时显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实质性限制。
所以，所谓的“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实际情况是：
魏廷在政治表象上维系一种“猜忌魏无忌”的态度，但在实质上从不对魏无忌在经济、政治及私属军事力量等方面有任何限制。
我岁数大了，已经忘了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了，实在理解不了这都不算扶持的话什么才能算扶持。
除非当时魏廷的王权业已失控——但从之后的所有表现来看又无法支撑这种假设。
估计有年轻的朋友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魏无忌的存在是魏廷需要这样一个超级重臣的存在，而非他的个人能力使然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问题。
所谓的客观环境和个人能力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具体来说：
只有魏廷产生出这一诉求之时，魏无忌这个自然人才有条件展示出自身拥有满足这一诉求的能力；也只有魏无忌产生出拥有吸纳天下士人的能力时，魏廷才会产生出这一诉求。这者无所谓何为因、何为果，非要讨论就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5、
当然，以上内容全部是我个人根据目前对当时政治表象的记录进行的个人基础分析。
如果你的分析和我差不多，那正常。
如果你的分析和我的有很大出入，也正常。
这种事情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即使当事人亲口所说，我们一样也要以政治语言的态度对其进行分析。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网上对以上分析的直接反驳并不多，而更多的反驳声音是——你不能进行分析，你一分析就是“脑补”、就是“臆测”、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如你所知，发出这种反驳声音的以中学生为主。
至于原因，应于中学教育不鼓励个人分析能力有关，也应于大部分媒体版块的信息里不涉及分析有关。
不过有个例外——在经济领域这个版块里，经常会出现对某些政策的分析——只是大部分中学生不大接触这个领域，所以有上述表现实属正常。
最后，提供一点点个人的生活经验：
听任何人说话，信三成，琢磨背后四五成的画外音，排除掉剩下两三成的客气话。
这一点并不专属于国内的世故。
中外如此，古今如此。
只要是成年人的世界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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