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 所说的 治水社会 与 东方专制主义 的相关性有道理吗？
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核心：
魏特夫认为，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发展大规模、复杂的水利灌溉系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发展必然催生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模式。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地理与技术的驱动： 并非所有社会都必然发展出治水社会。魏特夫强调的是那些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依靠河流进行灌溉的文明，例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一些中美洲文明。这些地区，为了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如水渠、水库、堤坝）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2. 管理的需求： 建设和维护如此庞大、复杂的灌溉系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协调、技术指导以及长期的规划和组织。这远非个体或小型社区能够独立完成。它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和指挥大规模人力的中央权威。
3. 经济基础的塑造： 灌溉系统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规模。由于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至关重要，掌握水利资源就等于掌握了经济命脉。这种集中化的资源控制，自然会导向集中的权力。
4. 政治权力的根源： 魏特夫认为，正是这种对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管理需求，催生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通过掌握水利资源，控制了生产资料，进而掌握了社会资源和人口。这种权力结构，他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
“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社会的关联性：
魏特夫之所以将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治水社会中，政治权力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特征，这些特征与他定义的“东方专制主义”高度契合：
1. 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国家权力： 管理大型水利工程需要一个超越地方社区的、统一指挥的中央权威。这个权威负责规划、建造、维护、调度水资源，并征收相关的税费（例如劳役或物资）。随着工程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这种中央权力也必然会不断扩张和强化。
2.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灌溉系统是经济的基础，国家通过控制水源和水利设施，也就间接控制了农业生产。这种控制不仅仅是监管，更可能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活动参与，例如国家拥有或管理部分土地，或者直接征收高额的粮食税。
3. 官僚体系的形成： 庞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监督者和税收征集者。这些人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成为国家权力运作的工具，也成为权力集中的载体。
4. 缺乏独立的私有产权和强大的地方自治： 在治水社会中，土地和水资源往往被视为国家或统治者的财产。个体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这种权利往往受到国家水利分配的限制。同时，为了保证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任何可能阻碍工程或水流的个体或地方力量都会被压制，这削弱了私有产权和地方自治的力量。
5.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紧密结合： 与西方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后）权力相对分离的情况不同，在治水社会中，掌握水利资源的统治者（国王、皇帝）几乎等同于掌握了经济命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高度统一。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体现在哪里？
解释了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魏特夫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古代文明史中，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大河流域文明，都出现了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例如，中国的历代王朝，尤其是秦汉以后，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撑庞大的水利工程（如大运河、都江堰等）和农业发展。
揭示了特定地理条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魏特夫的理论提醒我们，地理环境并非只是背景，而是可以深刻塑造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驱动力。对于那些依赖大规模灌溉的地区，集中化的管理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提供了分析框架： 即使不完全接受其“东方专制主义”的定义（因为这个词本身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倾向），魏特夫提供的“治水社会”分析框架，即水利工程管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是理解许多古代社会组织模式的有力工具。
需要注意的局限性或争议点：
当然，魏特夫的理论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和批评：
过度简化： 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过度简化了东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将所有权力集中的原因都归咎于水利工程，而忽视了其他历史、文化、宗教、战争等因素的作用。
“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 “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词本身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可能是一种带有负面价值判断的标签，用来描述一种与欧洲模式不同的、被认为是“落后”或“不自由”的政治形态。很多学者认为，东方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多样化的，用一个单一的标签来概括并不准确。
例外和变体： 并非所有依赖水利的社会都必然走向极端专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权力分配和地方自治的例子。
后继发展：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一些曾经需要高度集权的工程，也可能通过技术进步或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而不再完全依赖于绝对的中央专制。
总结来说， 魏特夫关于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联性，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尤其是在解释古代那些依赖大型水利灌溉的文明中，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何会成为普遍现象。 他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地理环境、技术需求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他并不是说所有东方社会都是专制的，也不是说只有东方才有治水社会，而是指出，在特定的“治水社会”条件下，它往往容易催生出一种高度集权、以国家为中心、官僚体系庞大、私有产权和地方自治相对薄弱的政治形态，而这种形态，他将其归类为“东方专制主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魏特夫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区，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会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紧密相连。虽然对“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标签的适用性和普遍性存在争议，但其核心论点——水利工程管理对政治权力的塑造作用——仍然是理解许多古代文明的重要钥匙。
网友意见
魏特夫的观点有一定道理。近年来，有几位经济史学者致力于检验他的结论。他们的发现大体可以概括成两句话：适宜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一方面，社会的民主程度会更低；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民众对民主政体的赞同程度更低，集体主义立场也更强。
图1 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灌溉农业潜力（irrigation potential）。这个指标的定义是利用灌溉农业替代雨水农业，预期能够增产的比例。其中，颜色由深绿到深红，代表灌溉潜力由高到低，适宜发展灌溉的程度依次递减。灰色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区域，蓝色是水域。图片来自Bentzen、Kaarsen和Wingender 2017年发表的研究
先介绍Bentzen、Kaarsen和Wingender 2017年的研究——关于灌溉与民主。由于缺乏历史上灌溉农业的数据，他们采用灌溉农业潜力作为当地对灌溉农业依赖程度的代理变量。文章做了两个检验：首先，Murdock人类学数据集中，存在灌溉农业的社会几乎都分布在灌溉潜力最高的区域；其次，灌溉潜力和粮农组织AQUASTAT数据中，今天全球灌溉农业的分布显著相关。民主方面，文章采用了政治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Polity2数据库中的民主指数。
图2 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灌溉农业潜力与Polity2数据库中的民主指数。图片来自Bentzen、Kaarsen和Wingender 2017年发表的研究
文章发现：控制到赤道距离、海拔、气温、降水、油气储藏量、最近可通航河流的距离等诸多变量后，灌溉农业潜力与当地的民主指数显著负相关。为了检验这一结论，他们进一步加入了1500年时人口数量（如有）、2000年时人均GDP、是否曾是殖民地、疟疾易感程度、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信徒比例等诸多控制变量，这一结论仍然保持显著。在原文附录中，他们用了一点统计学技巧，利用灌溉潜力作灌溉农业分布的工具变量[1]，验证了因果性。
表1加入宗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即使同时加入四个宗教，灌溉农业依然保持显著。此时，只有穆斯林比例仍保持显著，对民主指数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文章中的其它一些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结论。首先，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一问题：你赞成民主政治吗？文章计算了各国民众总体的态度。回归发现：加入前述诸多变量，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后，灌溉农业与赞成民主政治的程度保持负相关[2]。同样是利用工具变量法，作者验证了灌溉农业与个人态度之间的因果性；其次，文章发现，当地的灌溉农业潜力，与Murdock数据集中，“是否精英控制资源”与“是否有复杂的社会结构“两个指标显著正相关。
那么，联系”依赖灌溉农业”与“低民主程度”的渠道是什么呢？由于建灌溉设施需要承担较多固定成本，而收益又相当分散。如果农民自己无力协调建造，他们就只能依赖地主等精英来建造，接着在精英的支配下劳动。集中的灌溉设施又降低了精英监督和执行的成本[3]。原文为此列举了许多案例：如10-15世纪时秘鲁的Pampa de Chaparri，或18世纪时巴基斯坦的Hunza社会，以及13-20世纪西班牙南部的Mula和Lorca，都可称是类似的案例。
图3 是否施行灌溉农业与集体主义程度。其中，灌溉农业数据来自前述Murdock数据，集体主义程度来自Hofstede编制的集体主义指数
Buggle 2017发布的工作论文是另一相关的研究——灌溉农业与集体主义。对集体主义，作者在这里沿用了Hofstede的经典定义：紧密的社会框架、内部与外部的区分、集体内部的互助与对集体的忠诚，并直接使用了Hofstede编制的指数；灌溉农业方面，作者使用了前述的Murdock人类学数据库。通过用灌溉农业潜力作灌溉农业的工具变量，文章发现：施行灌溉农业的地区，集体主义倾向更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了类似结果。
总之，从世界范围的数据看，魏特夫的猜测有一定道理。不过，最后需要说明几点：首先，具体到讨论“东方专制主义”时，我们仍然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民主指数低和集体主义强未必等于“专制主义”，今天也未必代表过去。不过，这些分析可以作有意义的参考；其次，即使这对因果关系存在，由于灌溉潜力与灌溉农业分布的联系在减弱，继续把灌溉一类自然因素和当代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未必会奏效。影响历代制度的，还有许许多多其它可能的原因。
[1] 具体处理方法，请见原文43-48页，对应期刊第43-48页。
[2] 仅有的影响结论稳健性的变量是穆斯林比例。
[3] 这一制度安排可能的后果之一是土地集中。作者用Murdock人类学数据集和Frankema整理的各国历史土地基尼系数验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Bentzen, J. S., Kaarsen, N., & Wingender, A. M. (2017). Irrigation and autocrac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1), 1-53.
Buggle, J. C. (2017). Irrigation, collectivism and long-run technological 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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