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在十七世纪开要广泛实行包税制？
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充足是维持其统治和扩张的关键。在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包税制（Iltizam），这并非偶然，而是帝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应对内部和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重要举措。要理解为何会如此，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就像解剖一个古老的物件，细致观察每一处纹理和连接。
首先，我们得承认，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并非总是稳如泰山。自十六世纪末以来，帝国就已经显露出一些财政上的疲态。这主要是因为几大因素在相互作用：
军事开支的持续增加： 十七世纪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如哈布斯堡王朝、波兰）以及波斯萨法维王朝进行频繁战争的时期。战争意味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包括招募士兵、维持军队、制造武器装备、供应粮草等。这些开销如无底洞般吞噬着国库。尤其是在长期战争中，战利品和贡品的收入难以完全覆盖这些支出。
通货膨胀的侵蚀： 十七世纪是全球性的价格革命时期，大量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从中南美洲涌入欧洲，导致欧洲物价飞涨，也间接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虽然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商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其军事力量的维持和对外贸易都需要购买欧洲的商品或货币，通货膨胀使得帝国获取这些必需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一步挤压了财政空间。
旧有的税收体系效率低下： 在包税制全面铺开之前，奥斯曼帝国主要依靠两种税收方式：一是中央政府直接征收（如土地税、人头税等），二是地方官员负责征收。然而，随着帝国地域的扩张和官僚体系的膨胀，直接征收效率不高，存在很多漏洞和腐败。地方官员可能在征收过程中贪污舞弊，或者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活动。而且，中央政府对于偏远地区的税收控制力相对较弱。
面对这些挑战，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有效地将资源从广大领土汇集到中央政府的方法。这时，包税制就显得尤为“实用”了。
包税制的核心是一种“委托代理”式的税收筹集方式。 政府不再直接派遣官员去征收每一笔税款，而是将某个地区、某个特定税种（如土地税、市场税、渡口税等）的征收权，在一定期限内（通常是几年）以公开拍卖或合同的形式，出售给有能力的个人或团体。这些人被称为“包税人”（Multazims）。包税人支付给政府一笔固定金额的款项（称为“马哈拉吉”或“穆卡塔阿”），然后他们就被授权在该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向当地居民或生产者征收税款。包税人的盈利就来自于他们实际征收的税款总额与他们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之间的差额。
那么，为什么这种方式在十七世纪对奥斯曼帝国具有吸引力呢？
1. 即时获得现金流： 这是包税制最直接的优势。政府可以将未来的税收收入提前变现，一次性获得一大笔资金。这对于急需军费开支或填补财政赤字的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政府不必等待漫长的征收周期，而是能够迅速获得所需资金，用于支付军队工资、购买军需物资或应对突发事件。
2. 减轻中央政府的管理负担： 包税制将税收征收的实际操作转嫁给了包税人。政府只需与包税人签订合同，收取固定款项，然后在合同期满后重新进行交易。这大大减轻了中央政府在人员、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建立和维持一个高效的直接税收网络成本高昂且困难重重。
3. 利用私人资本和效率： 包税人通常是帝国中相对富裕的商人、地主或地方显贵。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本和地方关系网络，并且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提高征收效率，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他们比政府官员更有动力去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去追缴欠税，去发展生产以增加税基。从理论上讲，这种机制能够利用私人的经济活力来提升国家财政收入的效率。
4. 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 随着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政府直接征收的固定税额会贬值，导致实际收入减少。而包税人通常会签订固定期限的合同，他们会根据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来评估和支付税款。如果通胀预期高，他们会提高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以确保自己未来能够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通胀风险转移给了包税人。
5. 应对地方权力分散的现实： 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地方上的权势人物（如地方的军事指挥官、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强大的家族）在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包税制可以通过将税收权交给这些地方显贵，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家财政管理中，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缓和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这是一种“收买”或“融合”地方精英的方式，以换取政治上的稳定。
然而，包税制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本身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并在短期内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负面效应：
加剧对农民的剥削： 包税人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许多包税人为了弥补其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并获得超额利润，会变本加厉地向农民征收重税，甚至榨取额外费用。这种过度剥削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生产积极性下降，甚至被迫逃离土地，从而损害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基础。
地方精英权力的固化与地方自治： 包税人往往利用其职位和财富，在地方上积累起更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可能将征收权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世代相传，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央政府的指令。这导致了地方权力的分散和固化，与中央集权的理想背道而驰。
税收流失与腐败： 尽管包税制旨在提高效率，但如果政府的监管不力，包税人依然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税款，或与地方官员勾结以减少其支付给中央的固定金额。长此以往，反而可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
经济的短期化： 包税人的关注点在于短期内的利润，他们可能缺乏长期投资的动力，例如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鼓励新的生产方式等，因为这些收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远超其包税合同的期限。
总而言之，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广泛实行包税制，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通货膨胀以及传统税收体系的低效。包税制能够为帝国提供即时的现金流，减轻中央管理负担，并利用私人资本。然而，这种制度也伴随着对民众的剥削、地方权力的固化等风险，并在长期来看对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帝国在面临财政压力时，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短期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得承认，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并非总是稳如泰山。自十六世纪末以来，帝国就已经显露出一些财政上的疲态。这主要是因为几大因素在相互作用：
军事开支的持续增加： 十七世纪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如哈布斯堡王朝、波兰）以及波斯萨法维王朝进行频繁战争的时期。战争意味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包括招募士兵、维持军队、制造武器装备、供应粮草等。这些开销如无底洞般吞噬着国库。尤其是在长期战争中，战利品和贡品的收入难以完全覆盖这些支出。
通货膨胀的侵蚀： 十七世纪是全球性的价格革命时期，大量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从中南美洲涌入欧洲，导致欧洲物价飞涨，也间接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虽然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商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其军事力量的维持和对外贸易都需要购买欧洲的商品或货币，通货膨胀使得帝国获取这些必需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一步挤压了财政空间。
旧有的税收体系效率低下： 在包税制全面铺开之前，奥斯曼帝国主要依靠两种税收方式：一是中央政府直接征收（如土地税、人头税等），二是地方官员负责征收。然而，随着帝国地域的扩张和官僚体系的膨胀，直接征收效率不高，存在很多漏洞和腐败。地方官员可能在征收过程中贪污舞弊，或者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活动。而且，中央政府对于偏远地区的税收控制力相对较弱。
面对这些挑战，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需要一种能够快速、有效地将资源从广大领土汇集到中央政府的方法。这时，包税制就显得尤为“实用”了。
包税制的核心是一种“委托代理”式的税收筹集方式。 政府不再直接派遣官员去征收每一笔税款，而是将某个地区、某个特定税种（如土地税、市场税、渡口税等）的征收权，在一定期限内（通常是几年）以公开拍卖或合同的形式，出售给有能力的个人或团体。这些人被称为“包税人”（Multazims）。包税人支付给政府一笔固定金额的款项（称为“马哈拉吉”或“穆卡塔阿”），然后他们就被授权在该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向当地居民或生产者征收税款。包税人的盈利就来自于他们实际征收的税款总额与他们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之间的差额。
那么，为什么这种方式在十七世纪对奥斯曼帝国具有吸引力呢？
1. 即时获得现金流： 这是包税制最直接的优势。政府可以将未来的税收收入提前变现，一次性获得一大笔资金。这对于急需军费开支或填补财政赤字的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政府不必等待漫长的征收周期，而是能够迅速获得所需资金，用于支付军队工资、购买军需物资或应对突发事件。
2. 减轻中央政府的管理负担： 包税制将税收征收的实际操作转嫁给了包税人。政府只需与包税人签订合同，收取固定款项，然后在合同期满后重新进行交易。这大大减轻了中央政府在人员、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建立和维持一个高效的直接税收网络成本高昂且困难重重。
3. 利用私人资本和效率： 包税人通常是帝国中相对富裕的商人、地主或地方显贵。他们拥有一定的资本和地方关系网络，并且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去提高征收效率，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他们比政府官员更有动力去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去追缴欠税，去发展生产以增加税基。从理论上讲，这种机制能够利用私人的经济活力来提升国家财政收入的效率。
4. 抵御通货膨胀的风险： 随着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政府直接征收的固定税额会贬值，导致实际收入减少。而包税人通常会签订固定期限的合同，他们会根据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来评估和支付税款。如果通胀预期高，他们会提高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以确保自己未来能够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通胀风险转移给了包税人。
5. 应对地方权力分散的现实： 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地方上的权势人物（如地方的军事指挥官、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强大的家族）在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包税制可以通过将税收权交给这些地方显贵，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家财政管理中，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缓和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这是一种“收买”或“融合”地方精英的方式，以换取政治上的稳定。
然而，包税制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本身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并在短期内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负面效应：
加剧对农民的剥削： 包税人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许多包税人为了弥补其支付给政府的固定金额并获得超额利润，会变本加厉地向农民征收重税，甚至榨取额外费用。这种过度剥削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生产积极性下降，甚至被迫逃离土地，从而损害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基础。
地方精英权力的固化与地方自治： 包税人往往利用其职位和财富，在地方上积累起更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可能将征收权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世代相传，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央政府的指令。这导致了地方权力的分散和固化，与中央集权的理想背道而驰。
税收流失与腐败： 尽管包税制旨在提高效率，但如果政府的监管不力，包税人依然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税款，或与地方官员勾结以减少其支付给中央的固定金额。长此以往，反而可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
经济的短期化： 包税人的关注点在于短期内的利润，他们可能缺乏长期投资的动力，例如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鼓励新的生产方式等，因为这些收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远超其包税合同的期限。
总而言之，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广泛实行包税制，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通货膨胀以及传统税收体系的低效。包税制能够为帝国提供即时的现金流，减轻中央管理负担，并利用私人资本。然而，这种制度也伴随着对民众的剥削、地方权力的固化等风险，并在长期来看对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帝国在面临财政压力时，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短期解决方案。
网友意见
太长不看：无饷则军畔，加税而民反。
在罗姆苏丹国晚期的伊克塔制度瓦解后，因为无人管制造成大量土地兼并，这些大封建主自立新的王朝，诸多突厥贝伊国和基督教土豪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数之不尽的独立领地，他们扎根基层，无孔不入。
奥斯曼帝国早期与这些土豪合作时，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基础，在奥斯曼帝国包税制度一直存在，而对于依靠军功成长的新的利益阶级，则使用一种新的方式分配土地。
蒂马尔制是典型的军事征收体制，军人的土地可以得到世袭（很少的一部分）当然这要土地的主人以服兵役为条件，拥有更多土地的封建主，除了自营自己的世袭耕地以外，还可以监督其他土地的使用和接受其他农民的租税（税率一般由卡迪监督），他们将一部分税款返还中央政府后可以保留相当一部分利润，压榨的效率极高，奥斯曼能够动员的资源就更多。
在早期的奥斯曼帝国，这些军人们主要靠军事俘获品发财致富，并不把地产看作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通常只限于征收地租的作用，在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无力再对欧洲奉行扩张政策，征服来的土地大部分被当地土豪和新的征服者瓜分，虽然很多名义上是由国家拥有的土地，但是也被拍卖所有权，实行包税制度。
由于没有了战利品，加上东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奥斯曼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进一步逼迫政府开放包税制度，而军人们开始从拍卖得到的土地上想办法，由于额外的土地都有时间年限，非常容易刺激这些军人的过度征收行为，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征收的税收越多，他们得到的利润越高。
但是 , 对于土地税这样的直接税来说，过度征收就会损害税基，也就是土地的生产率，从而损害国家长远的税收收入，从1695年开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使用终生的包税合同，这种终身的包税合同就来吸引他们放弃短期性的掠夺行为 ，土地在封建主死后被国家回收。
但是如同一切看上去很完美的制度一样，时间改变了一切，大地主阶级又出现了，他们选择把土地交给子孙而不是交还国家进行下一次拍卖，并且逃避兵役义务，拒绝上前线作战，又加重农民的负担，滥征捐税，任意扩大自营耕地，从而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甚至有些截止税金，不送往君士坦丁堡，成为彻彻底底的国中之国。
蒂马尔制逐步开始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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