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依然在远东。
远东地区在民族学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地区,而是三个地区。一是包括马丹加州、勘察加州等地的极东北地区,这里有楚科奇人、因纽特人、科里亚克人、伊捷尔缅人(勘察加人)、尤卡吉尔人、阿列乌特人等,他们的语言属于爱斯基摩-阿列乌特语族。二是鄂霍茨克海沿岸的泰加-冻土地区,这里有埃文人、埃文克人(旧称通古斯人)等,他们的语言属于通古斯语族。三是阿穆尔河沿岸、滨海和萨哈林地区,这里有那乃人、乌利奇人、乌盖德人、涅吉达尔人、奥罗奇人、奥罗克人、尼夫赫人等,他们的语言属于通古斯-满语族。总的来说,这些民族每个的人数都很少,不过几百到万余人。
俄国人在18世纪到达了楚克奇和勘察加,19世纪到达了阿穆尔。各民族的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依然是半自然状态。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促进了父系氏族制度的瓦解。
远东地区并入俄罗斯后,无力缴纳的实物税、没有医疗条件、不卫生的日常生活条件、经常性的饥荒让原住民苦不堪言。最具代表性的是1769-1770年的天花流行和饥荒,这给勘察加各民族带来的巨大的损失,个别村子的人口损失高达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从统计数据上看,原住民各民族的数量的减少相当明显。
1905年俄国革命后,在勘察加出现了大型渔产品加工企业,来自日本、美国的外国企业主掠夺性地捕捞原住民赖以生存的鱼和海兽,原住民的生存受到威胁。但同时,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下游,许多原住民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他们被雇佣以在渔季繁忙时帮忙加工鱼,他们的工资一般是生活用品和粮食。
十月革命改变了远东原住民各民族的命运。玛尔果林在《苏联远东》一书中指出:
苏维埃政权给了北方各族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跃进机会,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转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铲除了自己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
不仅如此,按照列宁的指示,在这些民族当中还建立了临时性的氏族苏维埃。1925年,苏联在这些地区成立了北方委员会,帮助原住民建立了区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并召开了土著人代表大会、通古斯人代表大会、勘察加各土著民族代表大会、楚克奇各民族代表大会。
之后,随着各民族由游牧转为定居,这里建立了民族州和民族区,并进行了集体化改造——尽管存在着困难和严重的错误,但经济、物质技术基础依然得以巩固,劳动生产率依然得以提高。
在社会文化领域,苏联政府帮助一些人口相对较多的民族制定并创建了文字,并培养了一些民族知识分子;民族差异和语言差异逐渐被消除,不同民族的通婚经常发生。
到20世纪50年代末,极北、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文化状况已发生巨大变化。这里已建立了由现代技术装备的采矿工业、渔业工业,内河运输和空中运输都得到了发展。随着这些变化,城市和大规模村镇也在这里发展起来了,农村居民开始向这些地方迁移。[1]
总体而言,在苏联时期,远东地区原住民的物质条件相比过去极大地改善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方少数民族的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居民的平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据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计算,埃文基、涅涅茨、汉特、曼西、楚科奇、埃文、那乃、科里亚克、多尔甘、谢尔库普、尼夫赫、乌尔奇、萨阿米、乌德盖、因纽特、伊捷尔缅、克特、奥罗奇、恩加纳善、尤卡吉尔、涅吉达尔和托法拉尔这 22 个民族,在1959 年、1970 年、1979 年和1989年的总人口分别是13.1万、15.3 万、15.7万和18.2万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仍然不断采取措施,帮助北方民族克服困难,发展经济。首先采取坚决措施,保证及时向极北地区供应物资,以解燃眉之急。其次,积极采取措施,既发展现代工业,又注意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权益以及他们的传统经济部门,划定专门的养鹿、捕鱼、狩猎等传统的自然资源利用地区,并规定只有经过国家生态学家的认真论证才能在这些地区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第三,俄罗斯政府有意向极北、西伯利亚和远东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目前一般认为,远东地区尚有涅涅茨人、埃文基人、汉特人、曼西人、埃文人、那乃人、楚科奇人、多尔甘人、科里亚克人、谢尔库普人、乌尔奇人、尼夫赫人、乌德盖人、爱斯基摩人、克特人、萨阿米人、伊捷尔缅人、恩加纳善人、尤卡吉尔人、托法拉尔人、涅吉达尔人、奥罗奇人、奥罗克人、埃涅茨人和阿留申人等25个少数民族,共有20万人左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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