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残暴的事件有哪些？

亡国灭种甚至亡天下。

看看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开拓。

现在拉丁美洲的人种是棕色，都有西班牙人的血统或者葡萄牙人血统。

在打败了原住民以后，西班牙人通过一整套很连锁的方式，成功的在不到200年内形成了文化替换和种族替换。

1，毁灭原住民的书籍，记录，逮捕和肉体消灭知识分子阶层。原住民的语言，历史，文化，科技，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2，强制要求原住民部落给出劳力 用于开发矿山和基建，西班牙人要求原住民每天工作20小时。人死了，要求部落补齐。

3，发生了大规模有计划的持续的强暴，很多原住民都染上“法兰西病”（这个病法国人称为“西班牙病”），生出来大量的混血儿。

4，西班牙人给混血儿以较大权利和上升空间，然后带领这些混血儿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继续有组织的强暴。

5，四代人以后，原住民基本消失了。文化，语言，信仰以外，肉体也消失了。

以上。

说句题外话，中国牛逼的时候，欧洲人一直说中国人高贵，且是白种人（肤色与意大利人接近）， 后来呢？

落后就要挨打，不要对海盗出身的白人文明有任何幻想。

华夏强了，这群人才会懂得讲道理。

加油诸君。

一、地狱撕开的口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这原本是一个值得人们欢呼雀跃的日子，因为人们所支持的“hongsegaomian”部队攻占解放了金边，这似乎意味着这个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天 “hongsegaomian”就命令城里的居民除极少数之外，都要全部疏散出城撤往农村。

第二天，金边全城都听到一个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

据王晓林《boerbute：并不遥远的教训》一文描述：

“年轻凶悍的hongsegaomian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

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

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

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当时hongsegaomian给人们的解释是：美国人要派轰炸机群对金边进行轰炸，后来又说是避免美国中情局组织反抗暴乱，再后来说是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市。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3年零8个月中，hongsegaomian进行了9次大清洗，有大约200万柬埔寨人丧失了生命（相当于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臭名昭著的s21和钟屋监狱里，“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

其范围之广、手段之残忍令人难以想象，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无一能够幸免。

这是地狱在地表撕开的口子，柬埔寨完全沦为一个屠宰场，而在这背后领导这一切的是柬共最高领导人shaluoteshao，化名boerbute。

二、boerbute

shaluoteshao生于1925年柬埔寨磅通的一个富农家庭，有华人和gaomian人（柬埔寨旧称gaomian）混血血统，在六岁时他被父母送到金边，由一个正在当王妃的堂姐抚养，虽然堂姐贵为王妃，但这并没有为shaluoteshao带来什么特殊权利，实际上连柬埔寨国王都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因为柬埔寨虽然是个君主制国家，但此时的柬埔寨却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国王莫尼旺只是一个傀儡。

不过毕竟和王室有些渊源，自然是寻常人家不可比的，后来shaluoteshao被送进罗马天主教小学学习，也是由他这个王妃堂姐帮他支付的学费。

1940年9月，日军占领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地，第二年16岁的shaluoteshao进入了西哈努克专科学校读书，而这一年国王莫尼旺逝世，由他的外孙西哈努克即位国王，此时的西哈努克也才19岁。

shaluoteshao正是在此时结识了许多后来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比如符宁、乔森潘、胡荣、朗农等，后来他又在一所职业技校里结识了英萨利，两人后来一直是柬共的核心。

1945年日本已经战败，法国又卷土重来继续殖民柬埔寨，但今时已不同往日，在世界大环境之下，柬埔寨独立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西哈努克致力于实现柬埔寨的独立，号召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斗争，其中柬共便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949年，shaluoteshao以优秀的学习成绩获得去法国留学的机会，这也标志着shaluoteshao成为柬埔寨少数的精英之一。

在法国留学期间，shaluoteshao熟读了许多马列思想的著作，并参加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1951年shaluoteshao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

而此时在柬埔寨国内正发生着剧烈的动荡，以西哈努克代表的王权、以山玉成为代表的相权、法国殖民势力、苏美列强及越南等邻国的势力都搅在柬埔寨境内纷争，最终在1953年由西哈努克胜利，宣布柬埔寨独立，西哈努克也成为柬埔寨的实权统治者。

在此之前，shaluoteshao在法国参加的马列主义小组便决定派人回国评估国内的局势，shaluoteshao自愿负责这次任务，他在1953年回到柬埔寨，担任杜斯木（gaomian人民革命党的主要领导，后来为柬共的总书记）的秘书和助手，并将法共的身份转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员的身份（此时还没有独立的柬共）。

这段时间中，shaluoteshao在金边以教员工作的身份作为掩护，负责金边和农村的一部分革命工作，并担任指挥部联络员的重要职责。

1955年，西哈努克退去王位，并上任柬埔寨首相，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与柬埔寨左派势力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开始镇压柬埔寨国内的马列主义运动，致使该运动成员损失一半。

shaluoteshao和其他成员认为造成惨重损失的原因，是过于从属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于是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柬共。

1960年9月30日，柬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劳动党”，选举杜斯木为总书记，农谢为副总书记、shaluoteshao、英萨利为中央委员会常委。

shaluoteshao的地位在党内位居第三，负责城市工作，他的好友英萨利位居第四。

1962年7月杜斯木神秘失踪，有人怀疑他是被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谋杀，也有人将矛头对准shaluoteshao。但shaluoteshao在后来去世前曾否认了这一点，他说杜斯木是在去给孩子买药的时候遭警察逮捕，随后在一个寺庙被杀害，据说是被开膛，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无论怎样，杜斯木死后，shaluoteshao于第二年当上了柬共的总书记，并正式化名“boerbute”。

三、柬共

这里有必要单独将柬共的历史简单说一下，以便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前文的脉络。

柬共的代名词便是“hongsegaomian”，最初是对柬埔寨左翼势力的统称，后来指代柬共及其后继者民主柬埔寨党。

早期在柬埔寨活动的共产党人并不是柬埔寨人，而是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逃往柬埔寨避难的中国人。

到1930年时，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指示领导，同年在柬埔寨建立一个支部，部分柬埔寨人开始参与共产主义运动。

此时柬埔寨作为法国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情绪越演越烈，在此过程中，山玉成和杜斯木在柬埔寨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开始脱颖而出，山玉成后来领导了柬埔寨右翼的“自由gaomian”，同美国结盟，而杜斯木后来成为柬共的领导人。

1945年，杜斯木领导了柬埔寨内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员成立了“gaomian伊沙拉武装小组”，继续在二战之后进行抗法斗争。

直到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按照“一国一共产党”的原则，将该党一分为三，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地方的组织分别成立共产党：分别是越南劳动党、老挝人民党和gaomian人民革命党。

同年6月28日，柬埔寨籍共产党员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gaomian人民革命党”，由山玉明（注意，不是山玉成）任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

“gaomian人民革命党”是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柬共在组织形式上从印度支那共产党独立出来，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制定行动纲领，也未选举中央委员会，所以此时的柬共在实际上仍然受越南劳动党直接领导。

此后不久，boerbute回到柬埔寨国内参加工作。如前文所述，柬共在接下来几年受西哈努克的压力打击，损失惨重，boerbute等人认为原因便是过于从属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即越南劳动党）。

于是柬共在1960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更名为“柬埔寨劳动党”，通过了党的路线、战略及指导思想，正式同越南劳动党分裂独立。

在柬共掌权之后，boerbute将此次会议定义成柬共的一大，不承认1951年那次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凡是将1960年这次会议看作第二次会议的人几乎全部遭到了清洗。这是因为当时柬共内部有两种倾向的势力，一种是亲越的，一种是以boerbute为首的自称“民族性”的，对此次会议认定是一大还是二大，实际上是boerbute等势力的反越政治斗争。

1963年boerbute成为柬共总书记，此时杜斯木已死，boerbute大权在握，把矛头对准了西哈努克，带领柬共进入丛林进行游击战争。

而此时的柬共在政治上非常薄弱，柬埔寨人民压倒式的支持西哈努克，在经济上柬共也没有任何可靠来源，只能在丛林中苦苦支撑。

世事如同命运一样难测，谁能想到这种情况到了1963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呢？这一变化是因为西哈努克放弃依赖美援，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世界寻求支援，而柬共也借西哈努克的势力逐步壮大。

四、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在1953年领导柬埔寨独立，于1955年担任首相后便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但美国中情局和西哈努克彼此互不信任，另一方面西哈努克也接受中国的援助，对中国颇有好感，为此他遭到国际和国内某些势力的指责，说他是亲共主义者。

1958年时，南越方面联合西哈努克的亲美内政大臣达春，策划了一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并获得了来自泰国、南越和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资金和军事的援助。但此次政变计划被西哈努克知晓并迅速扼杀，六个月后，西哈努克又收到一个来自原越南西贡美军基地的包裹炸弹，其礼仪主管当场被炸死，险些伤及西哈努克的父母。这些事情使得西哈努克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

而西方媒体又不停的对西哈努克进行攻击，有些更是歪曲事实、深怀敌意，令西哈努克大为关火。同时在西哈努克看来，美国的援助实在太有限了，还不及给南越的二十二分之一，且美国中情局一直暗中支持山玉成领导的自由gaomian来反对西哈努克，这些措施一步步将西哈努克推向了共产主义世界的怀抱。

1963年底，南越的吴廷琰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相继去世，西哈努克指责他们试图破坏柬埔寨的稳定，因而对他们的死感到庆幸。他组织了音乐会，并给予公务员额外的休假时间来进行庆祝。美国政府对西哈努克的庆祝表示抗议，作为回应，西哈努克召回了柬埔寨驻美国大使。

1964年初，西哈努克同越共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暗中支持越共，此时的美国正在打越南战争，当其得知柬埔寨东部存在越共时，便对其进行了轰炸，美国的举动促使西哈努克于1965年5月与美国断交。

但西哈努克并未完全投入到共产主义，他一直坚定的奉行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世界仅仅只是合作而已。在后来的几年内，西哈努克同共产主义世界仍有摩擦和矛盾出现，并曾试图和美国修复关系，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已经系统性腐败，经济也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柬共仍然在迅速壮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68年初，柬共正式成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正式的武装斗争。到1970年初，柬共党员发展到4000人，武装部队4000人，游击队约50000人，在全国拥有30万人口的游击基地，70万人口的游击区。

而就在此时，美国支持朗诺在柬埔寨发动政变，废黜了西哈努克，建立了亲美的朗诺政权，西哈努克被迫流亡海外，这一事件促使西哈努克与柬共紧密合作，结成统一阵线。

随后西哈努克在海外开展了一系列外交及后勤工作，而boerbute则领导柬共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hongsegaomian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响亮。

由于西哈努克在国内人民心中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和极广大的支持率的，所以柬埔寨人民对boerbute领导的武装斗争持支持的态度，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反朗诺政府的示威和起义。到1971年，柬共正式将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之前叫柬埔寨劳动党），所掌握的解放区已占全国土地的85%，人口增加到500多万。

美国每年对朗诺政府提供近2.5亿美元援助，后来增加到6亿美元，但仍然无法逆转态势。1974年首度金边政治经济一片混乱，通货膨胀率高达150%，各个阶层都开始反抗朗诺政府的统治。

1975年4月17日，柬共领导的柬埔寨革命军攻入金边，朗诺政府正式垮台，hongsegaomian掌权，接下来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而西哈努克也在数月之后回到柬埔寨继续担任首相，当他看到hongsegaomian强迫劳动和人口迁移的手段后感到非常震惊和无奈，于是他数次请辞，终于在1976年获得辞职批准，同时柬埔寨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由乔森潘任主席，boerbute任总理。

此时西哈努克也失去了海外势力的保护，被软禁在王宫之内，同外界失去了联系。西哈努克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其王室成员有不少却在hongsegaomian时期被清算失踪。直到1979年西哈努克才被允许离开柬埔寨，再次流亡海外。

五、hongsegaomian

hongsegaomian在掌权之后，便迅速的开展了一系列的极左改革，手段残忍而严酷，使得柬埔寨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

1、 政治方面

首先开展党内肃反运动，彻底摧毁原来的政府机构，让那些曾为朗诺政府服务的人得到惩罚，镇压反革命分子，处决了大批“阶级敌人”（包括其家人也一并消灭），即使对那些投降的朗诺部队也大开杀戒。

设立S21监狱，甚至按批按量杀人，这里原来是一所中学，却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魔窟，曾关押2万人，最后只有6人生还。切断与外界联系，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与极少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2、 经济方面

彻底废除私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化和集体化，将金边几乎所有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盲目制定夸大的生产计划；按财产共有、平均分配的原则，消灭货币，实行无商品、无货币、无工资的社会形式。

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各种学校，致使医院等各个机关无人管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

3、 社会方面

实行由组织配偶成婚制度，不允许私下自由恋爱，干部和军人可优先选择结婚对象；取消各种娱乐活动，电影、音乐、戏剧、宗教等均被取消；服装统一由国家发放，不允许佩戴首饰；婴儿哺乳期后就要交给“组织”，母亲一个月探望一次，父亲半年探望一次。

hongsegaomian试图以如此严酷的方式来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如此残暴和高压的统治之下，hongsegaomian最终也逐渐走向衰亡，而这次的导火索便是“巴祝大屠杀”。

柬埔寨和越南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领土纷争，在事态越演越烈之后，终于导致了1978年4月18日至4月30日，hongsegaomian在越南安江省知宗县巴祝社进行的屠杀，共有3157人遇难，几乎全部的被害者都是被射杀、刺杀或斩首。多数女性都遭强暴，子宫内被打入木桩，儿童在被杀害前都被刺刀突刺。

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订了军事性质的协议，得到苏联的支持，于12月出动14个师、超过12万人的军队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扶植韩桑林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boerbute被赶下台，推翻了hongsegaomian的统治。

但越南的入侵遭到国际上的反对，要求越军无条件撤出柬埔寨。而柬埔寨国内人民虽不满hongsegaomian的暴政，但面对目前的民族矛盾，也支持国内力量反抗越南势力。

hongsegaomian抓住这一时机，改变以往残酷的政策，号召柬埔寨人民共同建立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反抗越南入侵者。

当时除了hongsegaomian以外，柬埔寨国内还有宋双领导的“gaomian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阵线”，在民族存亡之际，西哈努克等人摈弃前嫌，与hongsegaomian再次紧密合作。

hongsegaomian也摆出姿态，于1981年宣布解散柬共，又在1982年由三派共同成立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但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仍是hongsegaomian的原班人马，boerbute继续掌握着实权。

柬埔寨人民再次选择了相信hongsegaomian，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投身到救国的运动斗争当中。这场抗争拉锯了10年之久，直至1989年越南才从柬埔寨完全撤军。

最苦的是柬埔寨老百姓，经过数十年的战乱，几乎所有的柬埔寨家庭都已是家破人亡，此时越南撤军，国内最大的呼声是“和平”。

在抗越斗争中，hongsegaomian不仅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巨大军事援助，此时hongsegaomian势力仍然强大，企图通过军事手段东山再起、独掌大权，暗地里排挤甚至暗杀西哈努克、宋双及洪森等势力集团。

但当下的局势已形成多方制衡，谁也无法消灭谁，于是在1991年，hongsegaomian与西哈努克、宋双、洪森四方签署了和平协定，以大选的形式来建立和平的政府。

而此时hongsegaomian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形式判断失误，拒不参加全国大选，其这一举动使其陷入孤立状态，不仅国内人民不再支持，国际社会也完全停止了对hongsegaomian的援助。

hongsegaomian只能继续对抗攻击由大选产生的政府，在各地进行游击战争，1994年7月7日，柬埔寨政府宣布hongsegaomian为非法组织。

而hongsegaomian内部也在加剧分裂，由于西哈努克开出了给与投诚的hongsegaomian领导人特赦的条件，英萨利等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boerbute独立，到1997年5月，hongsegaomian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

同年6月，hongsegaomian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boerbute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并用货车碾压尸体，惨不忍睹。

boerbute这一举动引起了众怒，特别是宋成的老部下更是拍案而起，发起了对boerbute的进攻。boerbute此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赶紧命令他的头号猛将切春组织抵抗，切春一直被人们视为boerbute的右臂，没想到这次切春却下令逮捕了boerbute。

1998年4月15日，boerbute从国外广播中得知一个消息：hongsegaomian将把他移交给国际法庭审判，此时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也有猜测他是中毒而死）。

1999年hongsegaomian四号人物，也就是逮捕boerbute的切春被柬埔寨军方抓获，至此hongsegaomian彻底解散灭亡。

六、后记

由于某些原因，关于这段历史能找到的资料有限，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在茫茫的资料中寻找，试图拼凑出接近原貌的这段历史，但仍有不少我无法确定的细节，于是在写作时便将不确定或有争议的部分尽量隐去，更有些内容不合时宜不便提起，还请各位见谅。

历史何其相似，天灾难以避免，但人祸却可以预防。

柬埔寨数十年的局势动荡其实可以避免，在这片炎热贫瘠的土地上，在茫茫繁复的历史资料中，总能看到一些幽灵般的影子在晃动，这些影子便是各个大国的势力。

凡是在大国角逐的地区，受苦受难的总是当地百姓，而如今某些地区的某些人，别被别人利用蛊惑，做出一些损害自己城市、损害自己国家的事情，你也许尽了一时之兴，却给自己和家人埋下了深重的苦痛。

柬埔寨一直都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直到2016年才成为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内乱才是这个国家衰落的主因。

历史曾经给过柬埔寨一面镜子，但hongsegaomian却不愿意照见自己，而现在的柬埔寨自己也成为了一面镜子，希望它能够照见别人。

说一个冷门一些的，咱们的北方邻国蒙古，那个被郭德纲在相声里无数次调侃过的国家。上世纪30年代，在老大哥授意下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的一切。

1937年9月10日，大清洗在蒙古国展开。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蒙古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蒙古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蒙古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蒙古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时至今日，作为成吉思汗子孙的蒙古人在面对描述祖先事迹的史籍时，却表现得像是一群外国人，甚至有传言说蒙古国在历史研究方面必须借助在中国的同族的帮助。

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完完全全成为了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五百年前，罗斯公国在金帐汗国的压榨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五百年后，伊凡雷帝的子孙们摧毁了征服者们故乡的一切，人才，文化，还有无数荣耀和辉煌

武器改变了

领袖改变了

唯一不变的，就是无数殒命的芸芸众生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每占领一地，就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所说，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率部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率部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杀害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满清的建立

满清入关前就在辽东搞种族大屠杀，一直到伪满洲国完蛋，满清以各种理由实行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甚至联合日寇。

直至今日还有满清遗老遗少怀念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