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蒋介石“敌乎？友乎？”论文？

蒋介石的《敌乎？友乎？》这篇论文，在我看来，并非一篇严谨的学术论述，而更像是他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向国内国际传递特定政治信号而发表的一篇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政治宣传性质的文章。要评价它，不能简单地将其放在学术论文的标准下去衡量，而需要结合其写作背景、目的、内容以及产生的实际影响来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

《敌乎？友乎？》这篇论文，通常指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徐州会战前夕，针对当时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发表的言论。当时，中国正处于全民抗战的关键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寻求援助，尤其是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发表类似《敌乎？友乎？》这样的文章，其核心目的显然是为了：

1. 明确中国的立场：毫不含糊地将日本定义为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和敌人，凝聚国内抗战意志，表明中国绝不屈服的决心。
2. 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通过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唤起国际社会的正义感，特别是要促使英美等国认识到日本的扩张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它们的在华利益和远东的和平稳定，从而采取更积极的援助措施。
3. 争取同盟：在“敌乎？友乎？”的框架下，实际上是在划清界限，明确谁是敌人，谁有可能是潜在的盟友。在当时的语境下，蒋介石是在呼唤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

接着，我们来分析这篇论文（或其思想内核）的主要内容和论述方式。

尽管具体的“敌乎？友乎？”可能指的是一篇文章，但也更常被理解为蒋介石在那个时期反复表达的一种核心思想。其论述方式通常是：

直陈其事，逻辑清晰：蒋介石习惯于用相对直接、不绕弯子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会清晰地列举日本侵华的事实，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之后的全面进攻，以事实为依据，证明日本的侵略性质。
情感驱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论文中会融入强烈的民族情感，强调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唤起读者的同仇敌忾之心。这种叙事方式有助于凝聚人心，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战略考量，国际视野：在明确敌人的同时，也会提及国际法理，以及日本侵略行为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这显然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他需要让西方国家看到，日本的扩张野心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威胁性。
“友”的模糊性与现实性：蒋介石在明确日本是“敌”之后，对于“友”的界定，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期待和争取。他会强调道义上的正义性，希望那些奉行国际正义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能够站出来，成为中国的“友”。这种“友”并非绝对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那么，如何评价这篇论文（或其思想）呢？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坚定了抗日决心：在民族危亡关头，蒋介石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通过这种明确的表述，无疑起到了稳定军心、凝聚民心的作用，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的坚定立场。
争取了国际支持：《敌乎？友乎？》的论调，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奠定了道义上的基础。通过强调日本的侵略性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美等国对日本采取了更警惕的态度，并为后来的援助打开了通道。
划清了政治界限：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清晰地界定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对于国内政治团结和国际外交策略都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它潜在的局限性或可以商榷之处：

“友”的条件与现实：蒋介石所期待的“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英美等国自身的利益考量。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并非纯粹的道义支援，而是与它们自身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紧密相连。因此，将“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力量，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
策略的局限性：过于强调西方国家的“友”，有时也可能使得中国在外交上过于被动，或者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例如，为了争取英美支持，中国在某些国际事务上可能需要做出妥协。
非学术性：再次强调，这更多的是一篇政治宣言，而非学术论文。因此，在论证的严谨性、思想的深度等方面，不应以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要求。其逻辑的严密性更多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宣传，而不是为了探索真理。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敌乎？友乎？》这一思想（或类似主题的论述），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凝聚民族意志、争取国际支持而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和宣传手段。它在那个特殊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确了中国的抗战立场，并为争取外部援助创造了条件。

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友”的界定带有明显的现实政治考量，而非纯粹的道义结盟。评价这篇论文，需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理解其政治目的和实际效果，而非简单地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审视。它更多地是那个时代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和公开表达。

网友意见

这篇文章是　蒋公开小号【徐道邻】写的，人设是一名同情　蒋公的非国民党员，因此有的观点就更有意思。

例如：

中国方面断乎不应听任中日僵局无期延长下去，而不谋解决之道：

就中国方面说，现在支配中国政治的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应该崇信中山先生的遗教，是没有疑义的。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其它证明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话，散见于各种讲演文件的还很多。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以为目前中国，只有尽力消弭战机，才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战机，至少须将足为引起战机原因之一的中日问题，求得一个解决。中日问题解决了，世界局势将为之一变，俄美与日本间之战争或者可以不发生，即使还有俄日或美日战争，在中国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场，自由应付，而不受丝毫的牵掣。所以无论由中山先生的遗教及国家永久利害上着想，或是因应现在国际间局势着想，中国方面断乎不应听任中日僵局无期延长下去，而不谋解决之道。

东北四省丢失，对于国府且无宁谓塞翁失马：

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于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后，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于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于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日本侵华，双方都有错：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一八前后以迄于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着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
中国方面对于造成此巨大事变，虽然不能与日本负同样的责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后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难解的僵局，中国实不能说一无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属于政府的，有属于民众的，有政府与民间所应共认错误的。

我国错误有哪些呢？竟有七宗。

首先，没有听胡博士的，与日本直接交涉，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当民国十九年以前，我们也曾听得国民政府有解决商租权问题的倾向，彼时日本还没有签认关约，一切悬案尚在待决的时期，后来听说因为国民政府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把商租权问题搁起。本来日本对国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国国民党引不起对日的好感，是无怪其然的，但国际之间，友敌何尝有一定刻板的标准，苟利于国，应屏绝嫌怨而为之，可惜当局无此勇气，坐失良机，否则彼时日本军人派尚未抬头，政党威望，也未减低，两国关系或可借此好转，九一八事件的诱因，亦或可不致发生。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烛及危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其次，不能学列宁签布列斯特搞“革命方略”，“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愈益追思国家当艰危之际，尤需要有伟大之政治家”：

（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上面这一段话，或者有人以为事后论人，失之太苛，中国对日仇恨，造因既远，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当局综欲委曲谋国，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内部之不安，殊不知我们所言，乃以责望于革命救国自任的中国国民党。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具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绌，陷于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的地位。我们反顾九一八以来的经过，纵不言当局无挽回危急之意思，要不能不认为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于此吾人愈益追思国家当艰危之际，尤需要有伟大之政治家，今中国国民党当局既缺真诚，复乏智勇，结果自陷于进退不能的僵局，虽不谓为负国负民，亦何可得！

其三，相信抵制日货有用，相信九一八系军部独走：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情形之判断，谬误不止一端。当时一般见解，以为中国兵力虽不如人，而抵货运动，即可为代用之武器，所以对日万不能妥协，只要抵货运动支持一年半载，日本国内必大起经济及政治上之骚扰，虽欲不放弃东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国欲自固抵货运动的阵线，已将费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时又没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暂，以及其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国民心理，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再则中国在九一八以后，还以为日本虽肇此巨祸，毕竟不能不顾虑国际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抛却对国际条约的责任，而岂知日本这一个国家，为独霸太平洋，混一东亚的野心所驱使，处心积虑，早已视国际条约为具文，而且认各种条约为束缚其野心发展的锁炼，本不能以守约守信义的通常国家相看待。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份人以为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后来日本脱退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白昼被刺以后，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确甚流行。

其四，对军队自身实力认识过高：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对于自身力量，不是夸张太过，就是信赖过什，只判断敌人的缺点，无暇反省，亦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一般人民激于义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单靠无近代配备的陆军，可以参加现代的战争，高呼宣战，力促出兵，使当时政府解释无从，因应不易。这种虚骄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强中干的弱点，适以张日本军人的气势，固可叹惜，其实也不仅民间观察错误，就是政府判断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错误的所在。当时军事方，在日本发动侵入热河之时，过信东北军队为有利用险要，相当抵御的力量，以为日本如不从他国内再运六师以上的兵力，决不敢侵入热河，初不知东北驻守热河之军队，精神实力，颓败至此，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

其五，误信国联：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对彼我两方缺乏真切的认织，即观察第三者的实情，亦不能尽得其真相，当时中国自政府以至人民，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它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诸国方各有本身之困难，苏俄亦正埋头作外交内政之准备，显然不能有积极的行动，世界经济凋敝之秋，各国愈惴惴于和平之破裂，日本愈无顾忌。其后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以外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后的今日，也已证明。

其六，内部凌乱：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中国方面彼时一方面既以虚骄不能自掩其弱点，同时复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决策，民间已自喧腾，一举一动，世界咸得窥见其隐微。实力上顷刻之间不能强，而体面上又种种牵制不能弱，中国愈表示其虚骄，日本军阀气势愈盛，中国对于日本之逼进，既耻辱又愤恨，自只有诉于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当局，遂以中国信赖联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实，向日本国民高呼“中国袭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激刺日本国民的感情，使开明派的主张愈见没落，而事变扩大更无止境，其时中国内部，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而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更于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觉不忍毕言。

最后，感情用事，不愿妥协给日本台阶：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以上所举认识上及判断上措施上种种错误，有许多已成过去，也还有一部份沿袭未改。关于造成过去局势的诸种错误，已无须追求，所重只在自今以后能否不再沿袭从前观事不审，决谋不勇的错误，吾人默察国内，此事亦只能作为一种期望，而目前尚难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言中日僵局必须打开，吾人明知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打开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觉悟之诚意与放弃侵占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开始交涉时，中国方面恐尚有不能赞成直接谈判者，中国受此空前的屈辱与侵侮，感情之激张，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日本如横行到底，中国自然应该出死力以谋挣扎，凡在国民，谁不同感，但“死中求生”毕竟是最后无其它办法时的办法，如果能从“死里求生”，总应该抑感情以重理智，为国家民族计及于久远。此一观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留多少障碍，不能彻底打开，长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终非国家民族之福。

在文中　蒋公叫屈，国民党决无“排日”成分：

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日本方面还有两种错误的见解，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又是根本的错误。我在本文开始时已说明：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要算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最彻底。依理而论，日本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时机，正是清算两国过去不快之关系，而彻底更新国交的绝好机会。在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论，一个拥有百万以上党员的党，其党内各个份子行动之不能绝对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国皆然，伴于中日感情之恶化，国民党员与一般国民怀抱同样对日怨望之心理，当然不免，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自孙中山先生以下，与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谊交往与智识交换的，不在少数。所以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论，日本试一翻阅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对华输出贸易额，并检取一九三二年以后各年的对华贸易额，而视其消长之数，即可见日本对华贸易数量显出逐渐恢复的趋势，（日货输华的数目，仅从海关统计，不能完全表现）即为国民党当局不愿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的政策的反映。中国现在正有一部分国民对国民党此种缓和政策，深致其不满。余敢言国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两国关系益见紧张，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经济上之损失，必将不可以计数，所以日本如认国民党为策动排日中心，断然为一种错误。

最有意思的，在文中　蒋公并预言如果国府倒台，后起者将使日本面临更严峻局面：

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将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倒，然国民党目前之困境，为以一种革命的组织而正面当国家之难关，受了政治责任上的牵制与束缚，遂到处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态，一旦不居于政府地位，顾忌一空，行动自如，则其对外的力量必较居于政府地位时为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且国民党既居在野地位以后，其百余万党员及所能支配之军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顾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难想像其结果为如何。所以日本如真为其本国利害着想，此种谬误，应当要根本纠正。

【按】对此句，1952年　蒋公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阐释如下：

所以中正在九一八以后，一面倡导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抗日战争作精神与物质的准备，一面仍苦心孤诣，劝喻日本改变他武装侵略政策。我曾经明白指出，中日战争一开，无论谁胜谁负，必将为第三者所乘，使两国同归于尽。直到二十三年，我发表《敌乎友乎》长篇论文，有这样的话：“无论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后，中国也还必然的有领导对外的一种组织。”又说：“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这句话就是明白指出日本侵华战争一旦开始，即使是中国国民党被他击败，而中国国民党失败以后，就是俄帝挟共“匪”朱毛来统治中国，胁制日本，日本决无幸免之理。可惜当时日本军阀对于我这种忠告，毫无警悟，而且卢沟桥事变之后，又进逼平津，我们就不能不发动全面抗战。当时中央所持对日方针“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综合刘维开，杨天石老师观点最为客观公正。刘维开：《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蒋介石经与汪精卫达成一致，借徐道邻名义，由陈布雷代笔。向国内及日本方面发出缓和中日关系及外交政策转变的声音，并主动抑止国内排日或反日行动以示好。但提出“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对倭以不妨碍统一与不利用及制造汉奸，贩卖毒品为改正排日教育之交换条件”。同时试探各方声音。按蒋事后本人说法，有“以此为中日两份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警告日本军阀之书，期免东亚民族中日两份国同归于尽也”。

杨天石老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327页：“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绝交宣战”，蒋介石认为，在内无准备的情况下，绝交是危险的做法。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尽力维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并且几度想将这种关系向前推进，企图以此来消除交战危险，在两国间谋取和平。1934年12月20日，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敌乎？友乎？》，说明中日两份国犹如“唇齿辅车”，要求日方悬崖勒马，及此回头，和中国友好。1935年2月，蒋介石派王宠惠访问东京，以私人身份向广田外相传递“善邻”希望，要求日方解决东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维持国两份间的真正友谊。同年6月，发布《睦邻敦交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发表抗日言论。9月，又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广田交涉，提出基本原则三项，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正常轨道，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今后一切事件。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一种策略手段。他在日记多次表示，对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如1932年6月16日日记云：“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我认为“敌乎？友乎？”一文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蒋，汪经过1932年一二八事件，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面对日本对华北不断的侵略，又无力阻止的“病急乱投医”和“天真”的窘态。同时显示了作为弱国领导人的无奈。正如杜重远所说：劝日本归还东北四省，并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如不是与虎谋皮，至少也是对牛弹琴”。但蒋介石是有底限的，那就是“必须收复东北四省”“日本必须停止侵略中国”。另一方面，也显示蒋介石“拖延”对策略。当时由于中日差距太多，且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也没有统一的军事集团。只能先“做好足够的准备；否则无法'持久抗战'”。

这也得到中国国民党史史大师李云师先生佐证：“蒋中正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1933-1935）发表的言论，谈攘外的策略并不少于安内部署，而且认定安内的目的就是攘外的胜利”。当时发表《有名的《敌乎？友乎？》一文......检讨了中日双方的错误，也对日本提出忠告，希望日本人能悬崖勒马”。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近代中国》第119期载李云汉《国民政府战前对日政策之演变》。

请参看：刘维开：《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

《国民党对日备战史记，蒋介石隐忍备战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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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蒋方舟在圆桌派中的表现？

蒋方舟在《圆桌派》节目中的表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青年作家，她在这档以“闲聊”为名的深度对谈节目中，自然会吸引不少关注。要评价她的表现，得从几个维度去剖析。首先，从知识储备和见识来看，蒋方舟可以说是《圆桌派》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她并非那种坐而论道的学.............
如何评价蒋龙、张弛获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年度喜剧搭档冠军？

蒋龙、张弛摘得喜剧桂冠：一场意料之外的精彩收官《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落下帷幕，蒋龙和张弛这对“跨界搭档”最终以黑马之姿捧起了年度喜剧搭档的桂冠。这个结果，或许在很多人意料之外，但细究他们一路走来的表现，却又在情理之中。这场胜利，不仅是对他们才华的肯定，更是对喜剧创作多样性的一种致敬。初露锋芒，异.............
如何评价蒋方舟的新书《东京一年》？

蒋方舟的新书《东京一年》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居记录，更像是一场深入骨髓的自我探索。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蒋方舟，她在陌生的环境里，与自己、与日本文化进行了一场不曾间断的对话。首先，从内容上看，《东京一年》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非常细腻地捕捉到了旅居生活中的那种微妙.............
如何评价蒋方舟说自己不认识张佳玮后张佳玮的反应？

蒋方舟公开表示不认识张佳玮，这件事确实引发了不少讨论，而张佳玮的反应，也颇值得玩味。首先，我们得回顾一下事情的起因。蒋方舟在一次公开场合，被问及对张佳玮的看法时，直言“我不认识他”。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的信息量却很大。对于混迹于文学圈、文化圈的人来说，张佳玮的名字不算陌生，他以其独.............
如何评价蒋勋？

蒋勋，这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化界，尤其是艺术和美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提起他，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标签：作家、诗人、艺术家、美学教育家、文化评论家……但如果非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会说他是那个“唤醒我们感官的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蒋勋，可能是通过他那些充满诗意和温情的讲座或著作。他的语言.............
如何评价蒋龙张弛的喜剧作品《悟空》？

蒋龙张弛《悟空》：当“无厘头”遇上“齐天大圣”，是惊喜还是惊吓？蒋龙和张弛，这两个名字在当下相声界算得上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凭借着一股“敢说敢玩”的劲儿，以及时不时冒出的“包袱”，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当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个家喻户晓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时，观众的好奇心自然被吊足了胃口。那么，这对黄金搭档.............
如何评价蒋庆？

蒋庆，这位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异类”与“显学”，其评价之复杂与多维，绝非一两句话可以概括。他自成一家之言，以其对儒家经典深刻的解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构想，以及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尖锐批判，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激起了层层涟漪。要评价蒋庆，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维度深入剖析。一、儒学复兴的旗手与道统的继承者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