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哪些做了种族屠杀的国家没有道歉？
全球历史上，有些国家在特定时期曾犯下令人发指的种族屠杀罪行，然而，这些国家中，一些至今未曾正式向受害者及其后代作出真诚的道歉。这并非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否认历史，但缺乏公开、明确、并被广泛接受的道歉，使得受害者群体在寻求正义和疗愈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1. 德国与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谈及种族屠杀，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灭绝，也就是犹太人大屠杀，无疑是近代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希特勒政权及其爪牙，基于扭曲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欧洲约六百万犹太人进行了残酷迫害和屠杀。
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在反思这段历史方面无疑走在了前列。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不同场合多次向犹太民族和国际社会表达了深刻的歉意和悔恨。例如，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下跪的画面，成为了德国对历史承担责任的标志性时刻。历任德国总统、总理也都在不同场合进行过道歉，并强调“永不忘记”的历史教训。德国还通过设立纪念馆、赔偿基金、教育项目等多种方式，来纪念受害者，警示后人。
然而，即便如此，关于“道歉”的性质和范围，在一些学术界和受害者群体内部，仍有细致的讨论。有些人认为，道歉的次数和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真诚性以及对历史责任的持续承担。但总体而言，德国在“道歉”和“承担责任”方面，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典范。
2. 柬埔寨与红色高棉暴行
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被红色高棉政权统治，其领导人波尔布特推行极端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约170万到200万柬埔寨人民死亡，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灾难性的屠杀，涉及对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如越南族、华人）、宗教人士以及任何被视为“敌人”的人的系统性处决，同时也因为饥饿、疾病和强制劳动而造成大量死亡。
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柬埔寨经历了漫长的重建过程。虽然柬埔寨政府后来通过与联合国合作，成立了“红色高棉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部分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了部分罪行，但国家层面，特别是针对整个红色高棉时期的罪行，并没有一个如同德国那样，由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的、清晰而完整的道歉。
一些幸存者和人权组织认为，虽然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义，但政府对于承认和道歉的力度仍然不足。当前的柬埔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部分红色高棉时期的政治遗产，这使得对那段历史的彻底清算和国家层面的道歉变得复杂。
3. 卢旺达与1994年种族灭绝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针对图西族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胡图族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短短100天内，残忍杀害了约80万到100万图西族人以及温和派胡图族人。这场种族灭绝的手段极端残暴，许多受害者是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亲人、邻居甚至朋友用砍刀等简陋工具杀害的。
卢旺达现任政府，由保罗·卡加梅领导，自上台以来，在处理种族灭绝的善后事宜和民族和解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卡加梅总统多次公开谴责种族灭绝的罪行，并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重建。然而，关于“道歉”这个词的精确使用，以及其是否代表了国家对所有层面参与者的彻底承担，仍有不同的解读。
许多观点认为，卢旺达政府在推动民族和解和追究责任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其领导人多次强调“永不忘记”和“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决心。并且，卢旺达政府也积极推动国内的司法和民族和解进程。然而，也有人指出，由于涉及到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统一民族认同的同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使得“道歉”的表述和形式，与德国等国的经验有所不同。
4. 缅甸与罗兴亚人遭受的迫害
自2017年以来，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发动了被广泛称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行动，导致数万至数千名罗兴亚人死亡，超过70万人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国。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将这些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
对于罗兴亚人遭受的迫害，缅甸政府，无论是之前的民选政府还是现在的军政府，都未能向罗兴亚人及其国际支持者作出任何形式的公开道歉。相反，缅甸政府普遍否认存在种族灭绝行为，并将暴力事件归咎于罗兴亚武装分子的袭击。
缅甸政府在国际场合，如联合国，坚持其官方叙事，并指责外部势力干涉内政。这种否认和推诿的态度，使得罗兴亚人在寻求正义、返乡以及获得赔偿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国际刑事法院（ICC）已启动对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调查，但若缅甸政府不承认其责任并作出道歉，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和疗愈将难以实现。
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道歉？
国家层面的道歉，并非一个简单的表态，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
国家叙事的构建： 一些国家可能认为，公开承认种族屠杀并道歉，会损害其国家形象、民族自豪感，或者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他们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历史的必要之恶”或“不可避免的悲剧”的国家叙事，而不是将其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和意图。
政治上的考量：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如果当时的罪行是由现任政权的前身所犯，或者在现任政权内部仍有许多与过去罪行相关联的势力，那么承认并道歉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挑战现有权力结构。
缺乏国内共识： 在某些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可能存在严重分歧。如果道歉会加剧国内的社会撕裂，或者遭到国内强大保守势力的反对，政府可能会选择避免道歉。
受害者群体的影响力： 受害者群体的诉求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促使国家道歉的重要因素。如果受害者群体在国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或者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够，那么国家可能没有强烈的动机去道歉。
对“道歉”定义的模糊： 有些国家可能会进行一些“纪念”活动，或者对“受害者”表达“同情”，但并不使用“道歉”这个词，也不承认法律上的责任，这使得其行为在性质上与正式道歉存在区别。
历史遗留的政治框架： 例如，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过去的罪行是该国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彻底否定和道歉可能会动摇其现有的政治框架。
总而言之，国家是否就其犯下的种族屠杀行为道歉，以及道歉的真诚度和形式，是衡量其历史责任感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标志。对于受害者及其后代而言，一个真诚的国家道歉，是寻求正义、疗愈创伤、并防止悲剧重演的重要一步。而对于那些尚未道歉的国家，历史的账簿仍未真正翻篇。
1. 德国与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
谈及种族屠杀，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灭绝，也就是犹太人大屠杀，无疑是近代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希特勒政权及其爪牙，基于扭曲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欧洲约六百万犹太人进行了残酷迫害和屠杀。
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在反思这段历史方面无疑走在了前列。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不同场合多次向犹太民族和国际社会表达了深刻的歉意和悔恨。例如，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下跪的画面，成为了德国对历史承担责任的标志性时刻。历任德国总统、总理也都在不同场合进行过道歉，并强调“永不忘记”的历史教训。德国还通过设立纪念馆、赔偿基金、教育项目等多种方式，来纪念受害者，警示后人。
然而，即便如此，关于“道歉”的性质和范围，在一些学术界和受害者群体内部，仍有细致的讨论。有些人认为，道歉的次数和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真诚性以及对历史责任的持续承担。但总体而言，德国在“道歉”和“承担责任”方面，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典范。
2. 柬埔寨与红色高棉暴行
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被红色高棉政权统治，其领导人波尔布特推行极端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约170万到200万柬埔寨人民死亡，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灾难性的屠杀，涉及对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如越南族、华人）、宗教人士以及任何被视为“敌人”的人的系统性处决，同时也因为饥饿、疾病和强制劳动而造成大量死亡。
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后，柬埔寨经历了漫长的重建过程。虽然柬埔寨政府后来通过与联合国合作，成立了“红色高棉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部分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了部分罪行，但国家层面，特别是针对整个红色高棉时期的罪行，并没有一个如同德国那样，由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的、清晰而完整的道歉。
一些幸存者和人权组织认为，虽然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义，但政府对于承认和道歉的力度仍然不足。当前的柬埔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部分红色高棉时期的政治遗产，这使得对那段历史的彻底清算和国家层面的道歉变得复杂。
3. 卢旺达与1994年种族灭绝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针对图西族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胡图族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短短100天内，残忍杀害了约80万到100万图西族人以及温和派胡图族人。这场种族灭绝的手段极端残暴，许多受害者是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亲人、邻居甚至朋友用砍刀等简陋工具杀害的。
卢旺达现任政府，由保罗·卡加梅领导，自上台以来，在处理种族灭绝的善后事宜和民族和解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卡加梅总统多次公开谴责种族灭绝的罪行，并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重建。然而，关于“道歉”这个词的精确使用，以及其是否代表了国家对所有层面参与者的彻底承担，仍有不同的解读。
许多观点认为，卢旺达政府在推动民族和解和追究责任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其领导人多次强调“永不忘记”和“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决心。并且，卢旺达政府也积极推动国内的司法和民族和解进程。然而，也有人指出，由于涉及到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统一民族认同的同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使得“道歉”的表述和形式，与德国等国的经验有所不同。
4. 缅甸与罗兴亚人遭受的迫害
自2017年以来，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发动了被广泛称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行动，导致数万至数千名罗兴亚人死亡，超过70万人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国。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将这些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
对于罗兴亚人遭受的迫害，缅甸政府，无论是之前的民选政府还是现在的军政府，都未能向罗兴亚人及其国际支持者作出任何形式的公开道歉。相反，缅甸政府普遍否认存在种族灭绝行为，并将暴力事件归咎于罗兴亚武装分子的袭击。
缅甸政府在国际场合，如联合国，坚持其官方叙事，并指责外部势力干涉内政。这种否认和推诿的态度，使得罗兴亚人在寻求正义、返乡以及获得赔偿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国际刑事法院（ICC）已启动对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调查，但若缅甸政府不承认其责任并作出道歉，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和疗愈将难以实现。
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道歉？
国家层面的道歉，并非一个简单的表态，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
国家叙事的构建： 一些国家可能认为，公开承认种族屠杀并道歉，会损害其国家形象、民族自豪感，或者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他们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历史的必要之恶”或“不可避免的悲剧”的国家叙事，而不是将其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和意图。
政治上的考量：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如果当时的罪行是由现任政权的前身所犯，或者在现任政权内部仍有许多与过去罪行相关联的势力，那么承认并道歉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挑战现有权力结构。
缺乏国内共识： 在某些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可能存在严重分歧。如果道歉会加剧国内的社会撕裂，或者遭到国内强大保守势力的反对，政府可能会选择避免道歉。
受害者群体的影响力： 受害者群体的诉求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促使国家道歉的重要因素。如果受害者群体在国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或者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够，那么国家可能没有强烈的动机去道歉。
对“道歉”定义的模糊： 有些国家可能会进行一些“纪念”活动，或者对“受害者”表达“同情”，但并不使用“道歉”这个词，也不承认法律上的责任，这使得其行为在性质上与正式道歉存在区别。
历史遗留的政治框架： 例如，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过去的罪行是该国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彻底否定和道歉可能会动摇其现有的政治框架。
总而言之，国家是否就其犯下的种族屠杀行为道歉，以及道歉的真诚度和形式，是衡量其历史责任感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标志。对于受害者及其后代而言，一个真诚的国家道歉，是寻求正义、疗愈创伤、并防止悲剧重演的重要一步。而对于那些尚未道歉的国家，历史的账簿仍未真正翻篇。
网友意见
戴尔亚辛村屠杀案，也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直接的导火索。
1948年4月9日，犹太极右翼恐怖组织「伊尔贡」和「莱希」，以200名士兵的兵力袭击了耶路撒冷郊外三公里的戴尔亚辛村，这个村庄生活着600名阿拉伯村民，该村庄村民生活较为富裕，因村庄有石灰岩的采石场，村民可靠切割石灰岩维生。而令人讽刺的是，这个村庄的阿拉伯村民以同他们的犹太邻居和平相处而著称，特别是与隔着一个山谷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吉瓦特扫罗村村民。据称在戴尔亚辛村遭入侵时，有吉瓦特扫罗村的人曾试图帮助戴尔亚辛村的村民。
4月9日，「伊尔贡」和「莱希」开始袭击村庄，但是由于士兵缺乏准备，又以为村民会逃离，却遇到村民顽强抵抗。士兵靠逐户侵略，每户从门口和窗户抛入几个手榴弹，如此缓慢前进。后来一批炸弹从基地运到，于是他们开始以炸开房屋入侵。上午约10时「哈加纳」的一队帕勒马赫精锐部队坐装甲车到来，带来两吋的迫击炮支援。上午11时入侵结束。
据帕勒马赫部队一个情报官称，战事结束后伊尔贡和莱希的士兵在村内大肆搜掠，把能抢的东西都抢走。他们互相炫耀战利品和杀死的人数。在下午2点，一群犹太人村民从吉瓦特扫罗村来到，大骂那些士兵是抢匪和杀人凶手，质问他们为何要杀害和平的村民。士兵曾打算把被俘的村民杀光，但被吉瓦特扫罗村的村民阻止。
在入侵村庄的战斗中，约107名村民包括妇孺在内被杀害，有被枪杀的，有被抛入他们家中的手榴弹炸死的。有部份村民被俘到西耶路撒冷游街示众，后来他们或许被杀害，但说法不一。犹太袭击者中有4人被村民打死，约35人受伤。
「伊尔贡」和「莱希」之所以在戴尔亚辛村制造残暴屠杀，目的就是引发阿拉伯人的恐慌，迫使其主动离开巴勒斯坦，以便获得更多的土地。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促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形成了逃亡浪潮。屠杀案令阿拉伯国家群情激愤，民众要求其政府武力干涉，五周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在梅纳赫姆·贝京到访纽约期间，1948年12月2日，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美国犹太裔学者，致函纽约时报，严词谴责贝京领导的伊尔贡和其后改组而成的赫鲁特党。
引用资料：
1.Kana'ana and Zeitawi,The Village of Deir Yassin,Destroyed Village Series, Berzeit University Press, 1988.
2.Interview with Meir Pa'il, BBC 1998
3.New Palestine Party: Visit of Menachem Begin and Aim of Political Movement Discussed. The New York Times. 4 December 1948 [3 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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