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埃博拉病毒首先爆发在中国，中国人会被一波带走吗？
一、埃博拉病毒的特性及其传播方式：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埃博拉病毒是什么。它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致死率极高，但它的传播方式并不是空气飞沫传播，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呕吐物、排泄物、唾液等）传播。这意味着，除非直接接触到感染者的体液，否则感染风险相对较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就容易控制。 它的潜伏期可能在2到21天，期间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但依然具有传染性。一旦出现症状，尤其是体液的排泄，其传染性会大大增强。在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的地区，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遗体、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医疗废弃物等多种途径传播。
二、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响应能力方面的优势：
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经历了SARS（非典型肺炎）的考验，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传染病应急响应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 中国拥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一旦出现重大疫情，可以迅速调集全国的医疗资源、科研力量和物资，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隔离、检测和治疗工作。这一点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COVID19的传播方式与埃博拉不同，但其快速反应和大规模动员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完善的医疗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队伍： 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虽然医疗资源分配可能存在不均，但整体而言，能够支撑起应对大规模疫情的需求。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可以迅速建立隔离病房、负压病房，并为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培训。
先进的病毒学研究和检测能力： 中国在病毒溯源、基因测序、诊断试剂开发等方面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一旦出现新的病毒，能够快速分离病毒株，开发出可靠的诊断方法，为早期发现和控制疫情提供技术支撑。
成熟的社区管理和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的基层社区管理体系相对完善，能够有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接触者，并实施隔离措施。
三、潜在的挑战和脆弱点：
尽管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有诸多优势，但面对埃博拉这样的烈性病毒，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病毒的隐匿性传播：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和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会给早期发现和隔离带来巨大困难。如果病毒在早期没有被及时识别，可能会在社区中悄悄传播一段时间，增加控制难度。
医疗物资的储备和分配： 虽然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像防护服、呼吸机等关键医疗物资的生产和全球供应链仍然可能成为瓶颈，尤其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时。
公众的恐慌和不配合： 面对死亡率极高的病毒，公众的恐慌情绪可能会蔓延，导致非理性的行为，如逃离疫区、拒绝隔离等，这会极大地干扰防控工作。
边境的管控： 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和海上边境线，如何有效防止病毒通过人员流动跨境传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有 एयरपोर्ट的检疫措施，但无法完全杜绝所有可能的传播途径。
城乡差距和信息传播： 尽管国家拥有强大动员能力，但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导致部分偏远地区在信息获取、医疗资源和防控措施的执行上存在滞后。
四、关于“一波带走”的判断：
基于以上分析，说中国人会被“一波带走”的说法，过于绝对和悲观，并且低估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应急方面的能力和经验。
埃博拉病毒确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一旦在中国大规模爆发，必将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会有人因此死亡，也会给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压力。但是，中国目前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国家动员能力，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疫情的蔓延，而不是被“一波带走”。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埃博拉病毒在中国爆发，将会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需要投入巨大的国家力量进行防控。尽管会有感染和死亡的病例，但在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完善的医疗体系和科学的防控措施下，疫情最终会被控制住，不会导致全国性的、毁灭性的“一波带走”式灾难。
重点在于“控制”，而不是“消灭”，也并非“被带走”。 任何传染病大规模爆发都会带来损失，关键在于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任何放松警惕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网友意见
不会 ，就这个问题，我当面问过中国解放军传染病医院（302）的医务部主任和传染科主任——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支埃博拉疫区救援队的成员。救援队从非洲回来，隔离结束的第一天就被我截住采访。上次这个采访稿摘到知乎，主要突出了军医在非洲的经历，估计很多读者忽略了背景描述。总之，埃博拉病毒是生物问题，埃博拉成为疫情是社会问题，而中国恰恰不具备它广泛传播的条件。
李进（解放军第302医院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队长、传染病防治专家）
记者:您在其他队员之前去了一趟塞拉利昂，带队出发前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认识？
李进:这个国家有600万人口，面积有大概有两个海南省那么大，属热带季风气候。纯粹的农业国，2003年才结束内战，非常贫穷。首都弗里敦有100万人，既没有污水管道，也没有红绿灯，全国唯一的一条等级公路是我们中国援建的。
记者:塞拉利昂原本的医疗基础怎么样？
李进:那是个前英国殖民地，都会说英语，好医生有机会就要移民到欧美。所以塞国只有100多个医生，人均医生比例是咱们的几十分之一，还有不到2000个护士。
他们的硬件基础也比较差，和咱们历史上的水平相比，最多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还得说是当时乡镇水平，当时我国城市医疗水平他们完全没法比。埃博拉疫情之所以这么厉害，不是因为病毒真的那么恐怖，而是与他们的整体医疗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差、国际援助不得力有很大关系。疫情发生后，当地的医务人员死了很多，剩下的也不敢接埃博拉病人，全靠外国援助。
记者:如果埃博拉疫情发生在中国，您觉得多久可以解决？
李进:这个埃博拉病毒现在被媒体渲染得很厉害，但放到咱们国家，我有把握在一两个月内能把它控制住。
为什么我敢于这么说呢。首先，咱们国家有非常成熟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其次，咱们国家的政府组织力很强，说做就做;最后，咱们的老百姓对防疫有了解，服从管理，对传染病的概念有认识。
他们(西非)那边不行，老百姓对疫情没概念，连“害怕”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满大街也都是人，再加上基本医疗条件缺乏，死亡率才那么高。
当地人有些风俗习惯加速了病毒传染，比如葬礼上要把尸体洗干净，亲朋好友都来抚摸甚至亲吻，埃博拉恰好就是接触传播的。只要正确的应对，埃博拉不是“沾上就死”的绝症。
咱们国家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队员从西非飞回来后，下飞机拍了张合影照后，走单独的通道进行检验检疫，然后用专车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地方进行隔离，根本不和外人接触，单间隔离了21天才出来。
记者:当地的基础设施怎么样？
李进:很差，首都弗里敦这么大的城市，连个下水管道都没有，污水横流，明沟排水。网络和电话还算通畅。每天都会停电，供水要让当地人运送净水，我们自己买了三个大水罐存储水。当地物流效率也很低，我们从国内刚出发不久，从北京寄出的物品，到我们回国之前几小时才送到。
记者:进出污染区的流程这么严格，塞方工作人员执行得怎么样？
李进:很麻烦，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很多人连11件防护用品都分不清楚。
举个例子，塞国卫生部有个协调员，非常能干，是个干事非常有效率的人，就是不注重防护规定，脱防护服随便一拉，用污染过的手去摸脸，他怀着侥幸心理觉得没事，十天后他就死了。这种级别的卫生官员，防护意识还这么差。我们能做到和我们一道工作的塞方人员“零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事。
记者:总结会的时候，有领导提到习主席指示“军队要走出去”，为将来的驻外行动做准备。这次我们会搜集当地的热带病资料吗？
李进:我们带了病例资料回来，将来会出一本关于埃博拉的书。解放军这次不仅在塞拉利昂开设了医院，在利比里亚也派了解放军医疗队，他们都会带回资料。
孙捷（解放军第302医院政治部副主任、援塞医疗队教导员）
记者:塞拉利昂的贫穷落后能具体讲讲吗？
孙捷:我给你说个细节吧。我在首都弗里敦要买50双拖鞋，跑到一个很繁华的大市场，算是他们那里重要商业中心了，结果凑不够。我开始还想给女同志买点小尺码的女鞋，跑了十几个摊位，不论尺码才凑了45双。这些小摊连拖鞋都不敢多囤货，全指望卖了这些拖鞋再进货，小本经营到这份上，你说是有多穷。
说起落后，我去他们的电信部门，给30人每人办一张20美元的电话卡，结果窗口的营业员算不清我该给他多少美元。他回头叫同事一起算，5个人算了40分钟才达成一致意见。看来平时也没多少人买这么多电话卡。
当地人对疫情也没什么认识。我们国家闹“非典”的时候，大街小巷基本上很少有人活动，大家都自觉减少外出，而塞国民众还是照常生活，街上人流熙熙攘攘，看了都怕。
记者:你们在当地开展工作，当地政府配合情况如何？
孙捷:我们通过大使馆去联系塞国卫生部。塞拉利昂军方出面组织成立了一个疫情紧急协调中心，不过他们没有军医，所以还是要和卫生部门联系。
塞国全国总共就100多名医生，这个国家规定护士不能抽血，都让医生来抽血。埃博拉必须验血才能确诊，不抽血的护士就很难帮忙，我们去了以后还得重新培训当地的护士。塞国首都弗里敦地区只有6辆救护车，还坏了两辆。
水电供应倒是有，但是每天都会遇上停电，所以我们自己搞了发电机，用柴油发电，还自己购买了三个大水箱，与其靠他们不如靠自己。
秦恩强（解放军第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一科主任、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记者:您之前对非洲有什么了解？
秦恩强:去过好几次，对非洲本身已经没什么心理压力。2009年去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做抗疟疾援助。后来跟着和平方舟号又跑了一趟东非，到过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等。西非虽然没去过，但多少有个概念性印象。非洲的确很穷，但各个地方之间差异很大，坦桑尼亚大家知道相对好一些，马达加斯加条件比较差。
了解当地情况后，非洲就没那么可怕。我自己在那边负责过抗疟疾工作。一般去非洲，很多人都会吃抗疟疾药，我就不主张乱吃。因为我自己搞这个，知道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的半衰期很短的，早吃了也没用。你知道疟疾怎么感染吗？蚊子叮咬之后，疟原虫要先进入肝，胀大破裂了才会进入血液，到这时候吃药才有用。之前吃了也白吃，反而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只要你掌握规律，传染病这个东西没啥可怕的。当然，埃博拉是个新问题，媒体宣传的那么厉害，去之前我心里也有点空，不是特别有底气。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看待埃博拉的。
秦恩强:到达非洲之前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这个病有几个特征是它的“弱点”。首先，这个病虽然很容易死人，但在发病之前，在有明显症状之前不会传染。其次，它主要通过接触传播，不碰上去不会传染，空气途径目前认为不引起传播。所以只要防护工作到位，也不怕。
从病情来说，你看欧美也传染了不少，没死几个人，美国人运回去也治好了，没有传染。所以我当时推测，这个病死那么多人不止是病毒自己的问题，和西非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也有关系。能改善这些条件，就能对付它。
记者:送来的早的话，应该怎么救他们？
秦恩强:我们对埃博拉患者的死因做了统计分析。实际上大多数死于并发症，死于严重的内环境紊乱，如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很多患者发烧四五天才来，这些天没人敢碰他，也没人给他补液。送水，甚至没人给他吃的，等到医院的时候，各项体征已经都不行了，都不一定是埃博拉病毒直接致死。
所以我们针对他们这个特征，重点是补水。保证足够的食物供应。敢于接触病人，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一半问题。有的时候他们病人自己不肯喝水，催着喝也不喝，我们就配一些中药汤给他们，实际上也是补水。他们喝了之后很感激，心理状态很好，跑过来谢谢我们。最严重的，我们还给他们输液。只要病情比较轻，到我们这里都能救过来。
记者:本地人对埃博拉是怎么看的？
秦恩强:当地很穷，人均寿命不到50岁，日常的卫生观念不是很强，平时用水冲一下就算保证防疫卫生了。不管怎么劝说，他们还是要按时去做礼拜，挤在一起。街上还是到处是人。对埃博拉不怎么害怕。
他们的病人也不太服从管理。根本不肯老实地在房间里等着治疗。院子里有棵芒果树，我们经常要到芒果树下面去查房，劝说他们回单间病房隔离，但效果不太好。
记者:之前也有很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去援助，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埃博拉在中国出现，会有什么后果？
秦恩强:这里我可以自信的说，欧美在对付重大疫情方面不如我们有经验，我们国家有一整套对付严重的暴发传染病的机制，这一点他们也没法和我们比。塞拉利昂绝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六七十年代还差，虽然有很多国家给予援助，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才导致疫情发展成这个结果。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内，最多也就是点状发生和有限传播，疫情很快就能控制，也不会有很多人死亡。
之前的媒体宣传，有点把埃博拉给妖魔化了。媒体也喜欢听西方医生说这种话题，渲染恐怖气氛，结果直接影响了埃博拉的治疗。比如说，出于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不许给埃博拉病人输液的标准，可很多埃博拉病人有脱水，不给他们输液，许多人就这么死了，再变成新的传染源。
实际上呢，是他们自己不严格遵守防护规范，所以容易感染，于是制定了过于严厉的规则，在耽误病人的同时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耽误的病人多，他们自己又继续恐慌，成了个恶性循环。这就是大家说起埃博拉就觉得是不治之症的原因。
李志伟（解放军302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援非医疗队外科负责人、医院改建现场指挥）
记者:您去之前对埃博拉是怎么看的？
李志伟:埃博拉的传染途径到现在还不明确。虽然国内还没有过埃博拉病例，但我们去之前经过充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查阅文献资料，研究数据，我观察到埃博拉的扩散并不快，呼吸道感染的可能性不大;传染方式也不是成群传染，判定一般也不通过消化道传染。总的来说，只要不直接接触患者和体液，感染风险就不会太大。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到了驻地就动手改造医院，尽管不通过呼吸道。消化道传染，但我们还是按照最严重的情况考虑，兼顾预防呼吸道、消化道传染病的要求改建医院。那里本来有一个小型综合医院，现在我们要建一所初步符合收治各类烈性传染病的专科医院。
记者:当地人员不规范操作，这是不是很大的隐患？
李志伟:对，不能说到了清洁区，就掉以轻心。我们的另一个深深的体会，或者说是亮点，或者说是原则是:清洁区消毒比污染区还要重要。因为在污染区大家都穿着严密防护服，只要操作正确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到了清洁区，所有人都混在一起，不分中方、塞方，都只穿着普通的便装，免不了近距离接触乃至身体接触。如果有一个人。一个角落感染，后果都完全不可控。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对清洁区进行反复消毒，控制人员出入，持有证件才能进来，进来之前先查体温。这才做到了塞方人员0感染。
塞方人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班后不走，聚在办公区聊天。因为我们这里免费提供食品，为了这顿饭他们也不愿意回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规定不上班的不能来医院，不到上班时间的也不能早来，下了班的及时走人，工作期间不能扎堆聊天等，尽可能减少无关人员进入工作区，大大减少了互相污染的机会。
我们总结的这两个原则:脱防护服比穿防护服还重要，清洁区消毒比污染区还要重要。各国来参观的都赞赏，表示要学习。当然学习归学习，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我们还提出过其他的标准吗？
李志伟:有。原来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疑似病人，被确诊后要在医院留观6天才出院。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标准。经我们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后，改为3天。现在美国CDC和WHO都接受了我们的标准，在整个塞拉利昂推广。
为什么要修改这个标准呢。因为病人很难管理，交叉感染的概率太高了。我们的医院算是硬件条件比较好的，还是管不住病人往一块凑。病人们不肯老老实实住在病房，从监控里看，他们经常半裸。甚至裸体到处游荡，哪里凉快就在哪里睡，我们查房经常要跑到大树下面。有的时候病人忽然就会少了一个，哪里也找不到，查监控也找不到，然后第二天就冒出来了。还有一次，病人莫名其妙多了一个，那么高的墙，不开门，也不知道怎么就多了，然后这个人过几天又莫名其妙出去了，我们都怀疑自己数错了。后来才知道，一个小伙子翻墙进来看他的弟弟，然后又翻墙出去了。
记者:秦大夫说，如果早点按照中国这套治疗方法，很多人不会死。您怎么看？
李志伟:的确，许多病人实际上不是出血而死，主要是并发症衰竭而死。之前的治疗方法不注意防护，不注意支持治疗，不注意给病人补水、补充营养，我们纠正了这些问题，效果明显。所以，我们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支持治疗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其后，我们才看到最新最权威的文献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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