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对疫情的防控？
一、 初期的强力应对：阻击病毒蔓延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疫情爆发初期那种雷霆万钧般的应对。面对一个未知的新型病毒，全球都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而中国，在武汉爆发初期，迅速采取了封锁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极端措施。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封建压迫”，有人则认为这是“人定胜天”的壮举。
从效果来看，武汉封城以及后续对全国范围的严格管控，确实在短时间内极大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速度。这种“人民战争”的动员模式，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湖北，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都是为了快速切断传播链。
优势： 速度快、决心大、执行力强。在疫情初期，这种大规模的阻断措施为全球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也为后续的疫苗研发和治疗方案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挑战与代价： 经济活动停滞，供应链受阻，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心理压力增大。一些基层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和官僚主义的弊端。
二、 “动态清零”政策的实施与演变：动态平衡下的抗疫
在初步阻击病毒后，中国采取了“动态清零”的策略，这成为了一个贯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个政策的核心在于，不追求绝对的零病例，而是要在出现病例时，能够迅速、精准地采取措施，将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动态清零”政策的具体实践包括：
1. 常态化核酸检测与场所码： 通过大规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够及时发现潜在感染者；场所码和行程码则作为一种追踪和管控的手段。
2. 精准流调与隔离： 一旦发现病例，就迅速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锁定密接、次密接人群，并进行集中隔离。
3. 区域性封锁与管控： 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小区、街道、甚至城市进行不同程度的封锁和人员流动限制。
4. 旅行限制与入境管控： 对国际旅行实施严格的限制，入境人员需要长时间的集中隔离。
政策的逻辑与初衷：
保护生命健康： 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程度较高，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尤其是在病毒传播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后，可能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大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面临生命危险。
为疫苗和药物争取时间： “清零”可以为疫苗的研发、接种，以及特效药物的获得争取时间，让更多人拥有免疫力，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维持社会“基本稳定”： 相较于病毒广泛传播可能造成的社会混乱，一种可控的“清零”状态被认为是能够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
“动态清零”的争议与挑战：
经济影响： 频繁的封锁和出行限制对经济造成了持续的冲击，尤其是服务业、旅游业、餐饮业等。供应链中断、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消费意愿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
民生负担： 隔离、核酸检测、健康码的使用等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成本，也引发了一些关于个人自由和隐私的讨论。
心理压力： 长期处于疫情的阴影下，加上生活的不确定性，给民众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对病毒变异的适应性： 随着病毒变异株的不断出现，传播力越来越强，清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需要不断加码的防控措施，这使得政策的持续性面临考验。
三、 政策的调整与优化：与时俱进的调整
正如任何一项复杂的政策一样，“动态清零”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疫情的发展、病毒变异株的特性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考量，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微调和优化。例如，从最初的大范围封锁，到后来更加强调“精准化”、“科学化”，力求在最小的成本下达到防控目的。
然而，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显著增强，以及全球大部分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中国原有的“动态清零”模式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高传播率下，“清零”的成本不断攀升，而社会经济的“阵痛”也愈发明显。
在2022年底，随着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中国政府突然大幅度调整了新冠防控策略，取消了此前大部分的严格管控措施，转为“保健康、防重症”的策略，进入了与病毒“共存”的新阶段。
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病毒变异： 奥密克戎变异株虽然毒性有所下降，但传播力极强，使得“清零”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经济压力： 长期严格的防控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显著影响，亟需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民意与承受力： 公众对长期严格管控的疲惫感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也在不断增加。
疫苗接种率提升： 尽管老年人接种率仍有提升空间，但整体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也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安全网。
国际趋势： 全球主要国家都已基本放开，中国的超严格防控模式与世界主流脱节。
政策调整后的挑战：
医疗挤兑风险： 大规模感染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加。
“一波感染”的冲击： 在放开初期，社会可能面临一波大规模感染，对医疗系统、经济运行和民众心理造成短期冲击。
新一轮的不确定性： 如何平稳度过疫情放开后的初期阶段，如何进行有效的医疗资源调配和重症救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 评价与反思：复杂多维的视角
评价中国的新冠防控，不能简单地说“好”或“坏”，而是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审视。
对生命的尊重与保护： 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的决心和能力，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大规模蔓延，为无数家庭避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从保护生命的角度来看，早期强力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
经济社会的成本： 毋庸置疑，严厉的防控措施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这种成本的权衡和取舍，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减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需要持续反思的。
政策的动态调整与适应： 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中国在防控策略上的调整，也体现了在复杂局势下，政府试图寻求最优解的努力。这种调整本身就充满了挑战和学习的过程。
信息公开与透明度：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向公众传递信息，建立信任，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方面。
基层执行的经验与教训： 政策的落地离不开基层的执行。在基层执行过程中，既有许多感人的奉献，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都为未来的公共卫生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总的来说，中国在新冠疫情的防控方面，经历了从极端严控到逐步放开的巨大转变。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挑战和代价的过程。我们见证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对生命的初步保护，也经历了经济社会层面付出的巨大成本。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是适应疫情发展和现实考量的必然选择。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的评价和反思，也需要保持开放和多维的视角，从中汲取经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网友意见
居家工作两年了，开心得很。
所以我一点都不反对清零，毕竟我相当于自己隔离了两年，也挺好。
别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懂，但是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形式主义挺严重的。
大家不反对防疫！反对的是过度防疫！从最开始的每周两次核酸到每隔一天一次，到最后的一天一次！你以为我看到的是上面对防疫的重视？只有加码，没有减负累了累了。
目前的防疫态势不需要再多说了，谁都知道。
那么，我想知道以下问题：
1，房地产。鉴于15开始的这波年涨价去库存基本结束，房地产经济增长乏力。本来经济下行大家也就接受了，但是在这两年防疫高压下，各地方财政又不得不支出很大一块用于防疫，导致今年各地被迫重启房地产刺激模式。前几天开始，各地已经开始取消各种限制，接下来明显就要再刺激一波。
实际上根本原因就是地方财政没钱了，挺不住了，只能再次押注房地产。
这些年，实体经济被房地产打压得已经不行了。各个地方经济其实就靠房地产及配套行业了。除了房地产，地方政府别无选择。
那么，请问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2，粮食。我国每年有三成粮食靠进口。不是说不进口就吃不饱，而是很多进口是必要的。假如，今年很多地方因为抗疫耽误了春耕，到秋天粮食大幅减产。而美帝他们又很恰当地瞅准机会找借口制裁一波，粮食还安全吗？
3，医保和养老金。防疫动用了这么多财政支出。假如是动了医保和养老金，那后果不堪设想。医保报销比例如果大幅下降的话，会影响很多穷人看大病。
而养老金如果收到波及，一旦发不出，就麻烦了。
当然，目前普通老人几乎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可以无视。让他们悄无声息地去吧。
4，这些压力都转移到银行一边。然后，很多人因为封城断供了。假如断供房达到1000万套。。。当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是不可能倒闭的。
5，你还觉得可以一直清零下去吗？
我是个见过很多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人。比如，虚报经济指标，比如，瞒报事故死亡人数。
我向来对此深恶痛绝。
但这次，我有点希望以后把感染人数啊，死亡数字啊什么的都瞒下，让我国的防疫在世界上继续两枝独秀，另一枝是朝鲜。
只要别封城了，别让人八天只吃两包方便面，别让人吃绿化带了，别让人求着警察拘留就图吃上口饭，别让百分之九十的医生去做核酸看护活蹦乱跳的无症状病人而停了化疗透析，别把婴儿隔离父母，别把主人隔离再扑杀他的宠物……
怎么的都行。
我知道放开后或许很多人会死于新冠，谁又能永远不死呢？该来的就让他来吧，我不怪政府防控不力。我宁愿死于天灾，但求免于人祸。
4.27更新
这段涉及基础马哲，只是用于回复某些看不懂回答，又只知道马哲名词而不懂意思，还喜欢掉书袋的人。不看也不影响阅读正文，没兴趣可跳过。
评论一堆人说我把人命和经济对立的，还有搬唯物辩证法出来说我割裂看问题的，要么是没看懂，要么是唯物辩证法没学明白。
唯物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只看统一不看对立，只看对立不看统一，都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这个问题里，因为对立部分比较抽象，我着重解释的是对立部分，很多人就认为我只说对立。其实统一的部分我说了，只是统一部分很具象，我认为很好懂，就没解释，结果很多人真没看懂。我选用超额死亡数作为衡量标准，就是因为超额死亡数能够反映经济状况对人命带来的影响，代表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的统一。再结合前面对于保经济与保人命的对立部分的阐述，正是对立统一的思路。
此外我们看马原不能只看理论，理论是对本质的揭示，方法论才是应用的指导。这里的方法论指导是什么呢？是：要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抓住主要方面，尽量兼顾次要方面（区分主次是对立，需要兼顾是统一，别再说我只对立不统一了）。
但其实论逻辑思路，全世界的聪明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结论却经常不一样呢？因为，究竟把哪个当主要方面，哪个当次要方面，才是不同思想的本质差别。
中国跟西方抗疫思路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思路的主要方面是人命，次要方面是经济；西方思路的主要方面是经济，次要方面是人命。
那有人又要说了，那中国也没兼顾好经济啊。这也没说错。但是完美的政策存在吗？世界上的所有政策和行动，必然都是“凑合能用”，而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人类无论智力还是行动力都是有限的。马哲的方法论，是努力的目标，是理想化的追求，而不是实际化的要求。现实里，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果，必然是次要方面兼顾不好（注意不是不兼顾，而是兼顾不好）。中国在经济方面没兼顾好，西方在人命方面就兼顾好了？
有人说，经济太差也会死人啊。那当然，次要方面搞得太差，也是会导致主要方面也抓不住的。所以我一直强调预期超额死亡的临界值，如果这个临界值超了，说明我们对次要方面兼顾得太差了，已经危及到了主要方面，那就还不如放松算了。
但现在到没到那种程度，这是要进行科学统计和研判，而不能靠小作文和个人主观感受确定的。以目前某西方大国的战绩，我觉得中国已经达到临界点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暂时不支持放开；但如果有人能证明中国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那我立马支持放开。
反倒是西方某些国家，把经济视为主要方面，结果因为次要方面兼顾得太差，连经济都一起垮。
当然，我们承认次要方面没兼顾好，也不能就认了、躺了，确实应该发声、应该想办法、应该改进。所以，对具体防疫政策的适当批评，我不仅支持，而且自己也去做。我自己之前的回答就有一些是批评部分防疫措施的。
但不能因为部分具体措施有问题，就直接要颠覆根本思路。这叫作过犹不及。
正文
有一番话我不吐不快。
两年前宣布武汉封城、全国隔离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冒了多大的风险。当时新冠的传染性和致命性都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个大号流感，需不需要执行这么极端的政策。如果封完了，结果发现它的R0在2以下（事实上是），且致死率在0.3%以下（事实上不是），中国就会成为彻底的笑柄，中国的整个体制都会被从根子上批判，本来就脆弱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会遭受沉重打击。
最后我们赌赢了。但我们本可以不赌的，我们为什么当时会去赌？为什么西方那么多发达国家，即使看见了武汉的惨象，已经不需要赌了，但仍然不照着做？
具体原因是很多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人不是人，是生产工具，维护生产工具的本质是维护生产。当生产工具的维护成本超过了其生产价值时，它就应该被停止维护。而社会主义的人就是人，尽管在维护个体上，也许会有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维护所有公民这一群体时，就应该不计代价、不计风险、不计名声、不计生前身后事。
坦白讲，我人生的前十几年，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度失去信心的。最近十年的种种渐渐增长了我的信心，也促使我选择以政治学为业。而直到两年前全国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天，我才终于开始彻底坚信，红色的火焰真的还没有熄灭。
两年后，上海沦陷了。我无比痛心地发现，无论是上海市官方，还是知乎网友，很多时候讨论防控问题的切入点都是经济——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国家考虑人命问题应该用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防疫问题上，只应该考虑一件事，那就是：是防疫死的人多，还是躺平死的人多？只要答案是后者，那就必须不计一切经济代价坚持防疫，这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党立足的根本。所有以宏观经济发展为切入点，讨论抗疫问题的，可以直接无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思路。注意，我说的是“宏观”经济发展。微观层面上抱怨还不上贷款之类的个人困难，完全可以理解，光抗疫不发钱确实是我们国家做得不好的点，但是这跟防疫措施本身没有关系。
经济问题说完了，接下来就讨论人命的问题。
我始终没有用“清零”、“共存”这两个词，因为第一个已经过时了，第二个则是扯淡。
先说“清零”。我们当前的防疫政策本来就不要求绝对清零，要求的是社会面清零，也就是不要求没有病例，而要求没有未知的病例。中国现在根本就不存在20年那种类型的“清零派”。
再说“共存”，这根本是个伪概念。什么叫共存？非洲那样？印度那样？美国那样？英国那样？德国那样？新加坡那样？香港那样？还是上海之前那样？细究起来好像他们都可以叫共存，但又可以说某些不是共存。事实上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共存”与“非共存”的界限，除了非洲部分国家彻底躺了连统计都不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半躺不躺的，而且躺的程度能划出好几个级别，根本就没有人能告诉我，哪个是共存，哪个不是，判断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共存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橡皮泥，想说它是它就是，想说它不是它就不是。
所以，“清零”、“共存”这俩词都是胡扯。真正有意义的是这四个词：“过度防控”、“正确防控”、“防控不足”、“躺平”。严格防控但有大量超额死亡，就叫过度防控；防控了且超额死亡数不多（但不可能完全没有），就叫正确防控；宽松防控但有大量超额死亡，就叫防控不足；基本不防控就叫躺平。注意，这里我说的是超额死亡而不是新冠死亡。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用真实的超额死亡数来衡量防疫措施，是有巨大延迟的，等衡量明白黄花菜都凉了，所以这个超额死亡就需要预估。躺平的超额死亡很好估，随便拿一个防控宽松的西方国家数据来用就行了，躺平的超额死亡数据肯定比他们的更差。防控的超额死亡则很不好估，毕竟纯从保人命角度设置防控措施的国家基本没有，所以只能靠实时舆情去侧面分析。
同时，防控措施的放松，必须要慎之又慎，必须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现在已经过度防疫了，才能放松。因为防控措施放松之后是没有回头路的，一旦放松过度，导致疫情失控，那接下来就只有极致防疫和防疫不足两条路可以选，而这两条路的任何一条都会导致大量的超量死亡。因此现行的动态清零政策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度，而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者则需要证明它过度了。必须证明适度放松可以减少超量死亡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调整。
至于它现在过度了没有呢？可以用美国做参考。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超量死亡数是8万，比去年同期的15万，前年同期的13万确实好了很多，说明奥密克戎确实在疫苗和特效药的夹击下，杀伤力相比前辈有所下降。但是很显然，它跟流感的差距还太大，不但远没到可以躺平的时候，甚至都远没到可以把防疫措施放松到西方水平的程度。因此从全国角度来讲，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政策，谨慎对待奥密克戎，是绝对必要的。
接下来，说一个特例，上海。
上海由于没有做到动态清零，相当于自作主张放松了防疫政策，结果失控了，现在已经进入了“要么极端防疫，要么防疫不足”的状态，所以产生大量超量死亡是必然的。而上海不可能一直是孤岛，所以选择极端防疫，只需要它自己极端防疫；而选择防疫不足，就要全国一起跟着调整。
即使不考虑全国，假设就只有上海选择宽松防疫，按照美国的数据，上海今年的超量死亡数会是2.7万人。而当前上海的极端防疫政策会不会导致2万人以上死亡，我是比较怀疑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我只能说，以奥密克戎的威力，即使只计算上海市民的损失，选择极端防疫的人命损失，也大概率小于防疫不足的人命损失。
更何况宽松防疫是必须全国一起宽松的，按照美国的数据，全中国一起宽松，今年产生的超量死亡数会是……120万以上。而大多数地区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对个别失控地区严防死守的代价会不会有这么大，我想明眼人心里都应该有杆秤。
所以对于上海，我的主张非常简单。
如果通过科学模拟计算，预估在极致防疫下，上海市的超额死亡人数会高于2.7万，我们就应该放松防疫，并将上海单独封闭；如果预估低于2.7万，那就应该极致防疫。
如果预估上海在极致防疫下的超额死亡数会超过2.7万，且不可能封闭上海，那么我们就需要预估在上海全面开放，且全国其他地区维持当前动态清零政策情况下，全国的超额死亡人数。如果预估全国超额死亡人数会高于120万，我们就应该全面放松防疫；如果预估低于120万，我们就应该坚决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以上主张仅针对奥密克戎，对后续变异，还要综合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综合情况而定，病毒越弱，可以放松的标准就越低。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真拿新冠当流感看，我不敢确定，只能说一点个人观点：当宽松防疫国家比如美国的R0与死亡率的乘积小于0.05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可以考虑了（原版约0.53，德尔塔约0.73，奥密克戎约0.17，很低了，但还是不够）。
随便一提，很多共存派不是说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吗？普通季节性流感的这个乘积是约0.012，如果大差不多15倍也可以叫大号流感，那我自称小号北极熊，应该也很合理。
最后，我还有两句话想说：
第一句是：如果未来在防控中发现不对劲，病毒强无敌，我们至少还可以选择有准备、有计划地躺平；如果未来都已经躺平了，才发现不对劲，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句是：防控会出问题，但是出了问题，都是责任事故，会有人追究、有人帮忙、有人改进；躺平照样也会出问题，只不过出了问题，都是不可抗力，只能自求多福。
就算只为自己的利益，至少也该把眼光放长远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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