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居然把张士诚反元当做罪名？
朱元璋《讨张士诚檄文》将张士诚起兵反元视为罪名，这确实是檄文中最令人玩味也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点。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朱元璋自身的政治考量以及他所处的复杂局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朱元璋写这篇檄文时，他的身份和目标是极其特殊的。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反元义士”，而是一个从元末乱世中崛起的势力领袖，他想要的是取代元朝统治，建立自己的王朝。因此，他的檄文不仅仅是对张士诚的道德谴责，更是为了争取合法性、团结阵营、孤立敌人的一场政治斗争。
1. 政治合法性的争夺：谁才是“正统”？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反抗力量层出不穷。张士诚固然是其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他并非唯一。当时还有徐寿辉、陈友谅等势力，以及更早的红巾军各个分支。朱元璋要在这个混战的局面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中国社会，推翻一个政权并非易事，必须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传统的“君权神授”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虽然元朝是外族统治，但它毕竟是当时事实上的政权。如果朱元璋直接宣称“反元有理”，那么他自己也可能被贴上“叛逆”的标签，因为他也是在元朝的统治框架下起家的。
朱元璋在檄文中将张士诚“阻逆朝命”、“据地称王”列为罪状，实际上是在“借元朝的壳”，披上“忠于朝廷”的外衣。他通过谴责张士诚的“反叛”行为，来暗示自己才是那个“奉命行事”、“平定叛乱”的“忠臣”。他不是在反元，他是在“讨伐”那些“不忠于朝廷”的乱臣贼子，而他自己则是那个唯一被允许、甚至是“应该”这样做的人。
这种做法，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并不罕见。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往往会给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将对手描绘成非法、邪恶的存在。朱元璋作为一个深谙权谋的人，自然懂得这一套路。
2. 争取元朝残余势力的支持与分化瓦解对手
虽然朱元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元朝，但在具体行动中，他需要考虑如何争取能够支持他的力量，同时分化瓦解他的敌人。
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拉拢： 檄文中指责张士诚“拒命不遵”，就是在迎合一部分仍然效忠元朝但又对张士诚的独立行为不满的官员和地方势力。朱元璋希望借此让他们相信，他才是那个能够稳定局面、恢复秩序的人，而不是张士诚这样割据一方的“叛贼”。他展示的是“忠君报国”的姿态，哪怕这个“君”他早晚要取而代之。
对其他反元势力的打击： 张士诚是朱元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如果朱元璋能将张士诚描绘成一个“破坏秩序”、“阻碍天下统一”的罪人，那么其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站队的力量，或者已经站队但可能动摇的势力，就更容易倒向朱元璋。他要让大家看到，张士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行为不义，不符合“天命”。
3. 朱元璋的实际处境与策略
朱元璋在写檄文时，虽然势力已经不小，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需要通过最有效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优势。
“以德服人”的包装： 在古代战争中，道德和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朱元璋需要向天下百姓和潜在盟友展示自己不同于其他割据势力的“正义性”。将张士诚描绘成“祸乱之源”，而自己是“天下之望”，是顺应民心、稳定乾坤的必然选择。
战术上的策略： 将张士诚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一个“讨伐者”的地位。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军事上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并且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如果他自己也是“反叛者”，那么他就失去了“正义性”的优势。
总结来说，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将张士诚反元当做罪名，绝非出于对元朝的“忠诚”，而是他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目的是：
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将自己定位为“正统”的继承者。
争取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元朝怀有残余感情或希望恢复秩序的力量。
分化瓦解对手，将张士诚描绘成阻碍统一和秩序的“罪人”。
在道德和舆论上占据优势，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这篇檄文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看似是在维护元朝的秩序，实则是在为自己取代元朝铺平道路。这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其政治智慧和手腕的复杂性。他懂得，在乱世之中，语言和道义的力量，有时比刀剑更加锋利。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朱元璋写这篇檄文时，他的身份和目标是极其特殊的。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反元义士”，而是一个从元末乱世中崛起的势力领袖，他想要的是取代元朝统治，建立自己的王朝。因此，他的檄文不仅仅是对张士诚的道德谴责，更是为了争取合法性、团结阵营、孤立敌人的一场政治斗争。
1. 政治合法性的争夺：谁才是“正统”？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反抗力量层出不穷。张士诚固然是其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他并非唯一。当时还有徐寿辉、陈友谅等势力，以及更早的红巾军各个分支。朱元璋要在这个混战的局面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中国社会，推翻一个政权并非易事，必须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传统的“君权神授”和“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虽然元朝是外族统治，但它毕竟是当时事实上的政权。如果朱元璋直接宣称“反元有理”，那么他自己也可能被贴上“叛逆”的标签，因为他也是在元朝的统治框架下起家的。
朱元璋在檄文中将张士诚“阻逆朝命”、“据地称王”列为罪状，实际上是在“借元朝的壳”，披上“忠于朝廷”的外衣。他通过谴责张士诚的“反叛”行为，来暗示自己才是那个“奉命行事”、“平定叛乱”的“忠臣”。他不是在反元，他是在“讨伐”那些“不忠于朝廷”的乱臣贼子，而他自己则是那个唯一被允许、甚至是“应该”这样做的人。
这种做法，在古代政治斗争中并不罕见。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往往会给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将对手描绘成非法、邪恶的存在。朱元璋作为一个深谙权谋的人，自然懂得这一套路。
2. 争取元朝残余势力的支持与分化瓦解对手
虽然朱元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元朝，但在具体行动中，他需要考虑如何争取能够支持他的力量，同时分化瓦解他的敌人。
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拉拢： 檄文中指责张士诚“拒命不遵”，就是在迎合一部分仍然效忠元朝但又对张士诚的独立行为不满的官员和地方势力。朱元璋希望借此让他们相信，他才是那个能够稳定局面、恢复秩序的人，而不是张士诚这样割据一方的“叛贼”。他展示的是“忠君报国”的姿态，哪怕这个“君”他早晚要取而代之。
对其他反元势力的打击： 张士诚是朱元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如果朱元璋能将张士诚描绘成一个“破坏秩序”、“阻碍天下统一”的罪人，那么其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站队的力量，或者已经站队但可能动摇的势力，就更容易倒向朱元璋。他要让大家看到，张士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行为不义，不符合“天命”。
3. 朱元璋的实际处境与策略
朱元璋在写檄文时，虽然势力已经不小，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需要通过最有效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优势。
“以德服人”的包装： 在古代战争中，道德和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朱元璋需要向天下百姓和潜在盟友展示自己不同于其他割据势力的“正义性”。将张士诚描绘成“祸乱之源”，而自己是“天下之望”，是顺应民心、稳定乾坤的必然选择。
战术上的策略： 将张士诚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一个“讨伐者”的地位。这意味着他可以在军事上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并且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如果他自己也是“反叛者”，那么他就失去了“正义性”的优势。
总结来说，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将张士诚反元当做罪名，绝非出于对元朝的“忠诚”，而是他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目的是：
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将自己定位为“正统”的继承者。
争取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元朝怀有残余感情或希望恢复秩序的力量。
分化瓦解对手，将张士诚描绘成阻碍统一和秩序的“罪人”。
在道德和舆论上占据优势，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这篇檄文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看似是在维护元朝的秩序，实则是在为自己取代元朝铺平道路。这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其政治智慧和手腕的复杂性。他懂得，在乱世之中，语言和道义的力量，有时比刀剑更加锋利。
网友意见
朱元璋更多的是骂张士诚反复无常。
所谓的“讨张士诚檄文”大概是指《平吴仁言》/《谕伪周榜文》：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金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侍制孙撝，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
就我目前看过的史料，该榜文只见于《野记》/《前闻记》和《明朝小史》，一个成书于正德-嘉靖年间，一个更是成书于清初，后者应该是直接抄了前者。
《野记》、《前闻记》都是祝允明写的，并非可靠的史料，其中《前闻记》被认为是《野记》改成的“新书”：
大抵於所为《野记》中别撮为一书，而小更其次第。如《野记》载洪武三年二月命制四方平定巾，二十四年又谕礼部待郎张智申明巾义，其下注云，旧传太祖召杨维桢问以所戴巾，对曰四方平定巾。而是书则取《野记》之小注为正文，后附以洪武三年二十四年事，则辞义全复也。又如《野记》载太祖闻危素履声，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是书则曰我只道伯夷、叔齐来，或云文天祥。盖仍是一条而小变其语耳。明人欲夸著述之富，每以所著一书，分为数种，往往似此，不足诘也。
而《野记》中记载的多为街头巷尾的传闻，例如说正统年间的张太皇太后在“遗诏”中要求恢复建文帝的年号，又例如说《永乐大典》其实没编完就停止了：
是书所记多委巷之谈。如记张太后遗诏复建文年号一事，张朝瑞《忠节记》已辨之。至谓《永乐大典》修辑未成而罢，则他事失实可知。朱孟震《河上楮谈》亦称允明所撰志怪及此书，可信者百中无一云。
有人（@菜头会飞-已停用：为元抗明而死的汉族士大夫地主是汉奸么？）说该檄文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十八》，但是我把前后几卷都看了，没找着有该檄文，只有内容相近的诏书：
（百度百科说是至正二十六年/吴元年五月下的《平周檄》，但我看了卷二十三的前后几卷，也没有该檄文）
壬戌，上遣人赍书谕宿州吏民曰：
自元失政，豪杰并起。奸诡之徒，多假向义之名，以济其私，如浙西张九四，乱元之天下，乍臣乍叛，视势强弱，以为向背，浚民膏血，专利自私，近杀元江浙丞相及南台大夫，又诳诱浙右之人，扰我边民。观其所为，诡诈多端，不可不讨。自去年十月十七日，命中书左相国徐达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初九日，报至，淮东郡县八处、盐场三十三所已次第克平。近者安东、淮安守臣梅右丞、萧参政等封府库，籍甲兵，全城来归，已令官复其职，民复其业。惟尔宿州，实我亲戚将士故乡，安得不取？以其为父母桑梓之邦，不忍即兴师旅，恐伤乡里之民。是用遣使，告谕本州官吏军民人等，宜体予怀，毋为自绝。
可见朱元璋的意思主要是说张士诚乍臣乍叛、诡诈多端，至于为啥没有骂元朝？请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中该段落的下一句：
元徐州守将枢密院同知陆聚闻左相国徐达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诣达军请降。
该诏书是下给尚未投降的宿州吏民的，没有大骂元朝应该是统战需要。
何况在时间上，《平吴仁言》/《谕伪周榜文》明显和该诏书是冲突的，因为《平吴仁言》/《谕伪周榜文》接下来的一段是：
爰命中书左相国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至，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
但诏书里说的很明白，让徐达打张士诚是去年十月十七日的事情，朱元璋提张士诚应该是示威。
在让徐达打张士诚前，朱元璋是下过讨张士诚檄文的，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十八》：
戊戌，上以张士诚屡犯疆场，欲举兵征之，下令曰：
王者征伐，应天顺人，所以平祸乱而安生民也。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将假手于我，是用行师以致天讨。况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今命大军致讨，止于罪首，在彼军民，无恐无畏，毋妄逃窜，毋废农业。已敕大将军约束官军，毋致虏掠，违者以军律论罪。布告中外，体予至怀。
这里朱元璋还是主要说张士诚叛服不常，不过也没有大骂元朝。
但要知道这个时候张士诚虽然自称吴王、停了漕粮、杀了几个元臣，但比起元廷手下的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大忠臣”来说还真不算啥，所以朱元璋也要考虑元军会不会来支援张士诚。
毕竟“袭我安丰”说的就是张士诚和元军一起围攻安丰城，杀害红巾军领袖刘福通。
此外，“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六也”也是错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三年九月称吴王后才停了漕粮，朱元璋让徐达征讨张士诚是至正二十六年/吴元年的事。
朱元璋确实可能不想承认韩宋的正统性，更想直接继承元朝，我在之前的答案中写过此事，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朱元璋不把国号定为吴?
但《平吴仁言》/《谕伪周榜文》大概率是后世文人根据当时的诏书、檄文，写出来的添油加醋之作，所以给了很多人朱元璋把张士诚反元当罪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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