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俄罗斯的扩张气吞万里如虎，朱明却只会丢城割地、躲在长城后面挨打？
一、 驱动力与战略目标：生存 vs. 帝国野心
俄罗斯：被逼出来的生存空间与扩张逻辑。 俄罗斯，尤其是莫斯科公国崛起时，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极其恶劣。它位于东欧平原，北方是广袤而严酷的森林和冻土苔原，西部是波兰立陶宛等强大的邻国，南部和东部则面对着草原民族（如金帐汗国、诺гай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的不断袭扰和掠夺。这种四面受敌、资源匮乏的生存环境，迫使俄罗斯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寻找更肥沃的土地、更易于防御的边界，以及通往温暖海港的出海口。
向东：征服西伯利亚。 早期，向东扩张是摆脱草原民族威胁的战略选择。西伯利亚虽然荒凉，但地广人稀，可以提供毛皮等宝贵资源，更重要的是，向东推进可以将威胁远远地推开，避免家门口被草原骑兵践踏。这是一种“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的生存逻辑，一旦开了头，发现这片土地广阔无垠，战略纵深巨大，扩张的势头就如同滚雪球般难以遏制。
向南：争夺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这是俄罗斯帝国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目标。摆脱陆地被封锁的局面，获得稳定的贸易通道和海军出海口，是其成为强大国家，与欧洲列强抗衡的关键。因此，与奥斯曼土耳其、瑞典等国的长期战争，本质上就是为了争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战略空间。
“天命”与意识形态： 随着东正教的传播和君权神授观念的强化，俄罗斯也发展出一种“第三罗马”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正统的继承者，肩负着传播东正教和统一东斯拉夫世界的使命。这种意识形态进一步为扩张提供了合法性和道德驱动。
明朝：守成与内部矛盾。 相比之下，明朝的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拥有广阔肥沃的土地和发达的农业经济。其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的生存危机，而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长城作为战略核心： 明朝的防御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围绕长城展开的。长城并非仅仅是物理阻隔，更是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集中体现。它将重心放在了巩固边疆、阻止大规模入侵上。这是一种“固守既得利益，抵御外部侵扰”的保守战略。
内部的消耗： 明朝后期，内部的政治腐败、财政枯竭、社会矛盾激化，极大地削弱了其对外作战的能力和意愿。宦官专权、党争不断，使得国家机器运转失灵，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指挥和资源调动。即使边疆出现危机，也往往因为内部原因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
财政压力与战略重心： 与俄罗斯不断掠夺资源用于扩张不同，明朝的扩张（如郑和下西洋，虽然初衷不同但也是一种资源投入）并非主要以军事征服为目的，且边疆的防御本身就耗费巨大。为了维持长城防线和应对北部威胁，国家财政已经承受重压，很难再有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远征。更何况，其战略重心往往被内部的农民起义、江南的经济利益以及与倭寇的斗争所牵扯。
二、 军事组织与技术：主动进攻 vs. 被动防御
俄罗斯：军事化国家与持续的军事改革。 俄罗斯的扩张历史，也是一部军事化改革的历史。从伊凡四世的стрельцы（射击军）到彼得大帝的现代军队，俄罗斯始终将军事力量的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术。
强大的陆军： 俄罗斯的陆军以其纪律性、耐寒性和强大的推进力著称。他们擅长在广阔的地域作战，并通过不断收缩战线、消耗敌人来达成目标。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哥萨克骑兵和步兵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灵活机动，适应环境，是远距离扩张的利器。
战术的适应性： 面对不同的敌人，俄罗斯军队也能调整战术。对付草原骑兵，他们会构筑坚固的营地，利用火器和炮兵进行防御反击。在与欧洲列强的交锋中，则努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军事组织和技术。
明朝：卫所制度的衰败与火器的落后。 明朝早期的军事力量尚可，但卫所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军队的战斗力江河日下。
兵源与训练问题： 卫所兵的世袭制导致了军队的家族化和腐化，士兵训练松懈，武器装备也得不到及时更新。募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所的不足，但同样面临军饷拖欠、克扣和士气低落的问题。
火器技术的差距： 尽管明朝也引进和发展了一些火器，但在整体上，其火器技术与欧洲列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在火炮的铸造、射程、精度以及战术运用方面，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这使得明朝军队在与装备精良的欧洲军队或后来崛起的满洲军队交战时，处于不利地位。
战略上的被动： 明朝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更倾向于固守城池和阵地，缺乏大规模、远距离的主动进攻能力。长城本身也限制了其军队的机动性。
三、 民族构成与社会结构：统一的意志 vs. 多元的分裂
俄罗斯：单一民族的整合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对周边民族的征服和整合。虽然也有多元民族的成分，但核心的俄罗斯民族（斯拉夫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意志相对统一。
中央集权与君权： 强大的沙皇权力，加上东正教的支撑，使得俄罗斯能够将全国的力量凝聚起来，为扩张服务。扩张带来的利益（土地、资源、劳动力）也反过来巩固了中央集权和统治阶级的统治。
哥萨克精神： 哥萨克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群体，其勇敢、冒险和对边界的探索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俄罗斯的东进。他们既是扩张的先锋，也是其社会结构中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
明朝：汉族王朝的内部局限与族群关系。 明朝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但在其统治下，也包含了大量的其他民族。如何处理与这些民族的关系，以及如何平衡不同区域的利益，是其长期面临的挑战。
“华夷之辨”的文化心态： 明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较强的“华夷之辨”观念，将北方的游牧民族视为“蛮夷”，在文化上存在一定的隔阂和优越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与北方民族进行深入融合或平等交往的意愿，也使得在边疆问题上容易采取强硬但缺乏长远考量的政策。
南方与北方的经济重心差异： 明朝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江南地区是其财政的主要来源。然而，北方边疆的安全却需要消耗大量的北方人力和物力。这种经济重心与军事压力的错位，也使得国家在战略决策上容易摇摆不定，难以形成对边疆问题长期、持续投入的决心。
对满洲的低估： 明朝对东北的满洲（女真）民族的发展和崛起，存在严重的低估和误判。一开始，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边疆力量来制衡蒙古，之后又因为内部的政治斗争，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最终导致满洲人强大起来，并最终推翻了明朝。
总结一下：
俄罗斯的扩张，是生存危机驱动下，通过军事化改革、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统一的民族意志，以进攻性的战略主动去获取生存空间、资源和战略优势的过程。它像一头被饿狼盯上的猎豹，为了活下去，必须狩猎并不断壮大自己。
而明朝的“丢城割地、躲在长城后面挨打”，则更多是内部的腐朽衰败、战略的被动保守、军事技术的落后以及复杂的内外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更像一个家财万贯但病入膏肓的老人，虽然拥有广阔的家业，却无力抵御外部的觊觎和内部的侵蚀，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业衰败。
当然，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于一点。但从驱动力、军事能力、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几个关键维度来看，俄罗斯和明朝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姿态和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意见
知乎人的近代欧洲史其实特别差。
直到今天，知乎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俄罗斯也是一个大建长城的国家，俄罗斯最重要的别尔哥罗德防线就是在崇祯时期建造的，直到燧发枪时代的到来，俄罗斯才有能力击败克里米亚汗国。而燧发枪时代是1700年左右了，也就是彼得大帝改革和欧洲换装燧发枪正好重合。
别尔哥罗德防线的修建开始于1635年，即明朝崇祯时期，在此之前俄罗斯也修筑了一些防线，这些防线和别尔哥罗德防线一起保护着俄罗斯，被称为“Большая засечная черта”，实际上就是俄罗斯长城。而防范的对象正是南方的游牧帝国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长期以来多次闯入俄罗斯境内抓走大量人口当奴隶，甚至在1571年攻破并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还长期闯入波兰境内抓人口当奴隶。克里米亚汗国的行为和明朝面对的蒙古诸部一样，而俄罗斯的做法和明朝的做法也一样，就是修筑长城。俄罗斯长城主要是由堡垒、木栅栏和壕沟等组成，绵延几百公里至上千公里，而1635年开始修筑的别尔哥罗德防线有效地抵御了克里米亚汗国的进攻，在1648年以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侵入南部了，虽然克里米亚汗国也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俄罗斯帝国最终凭借燧发枪时代的步兵的空心方阵的优势成功反杀克里米亚汗国，在俄罗斯的“师方阵”面前，克里米亚汗国成了待宰的羔羊，最终屈服于燧发枪之下。
俄罗斯的扩张是燧发枪时代的特有的产物，在1700年之前的火绳枪时代，俄罗斯根本没资格和明朝相提并论。
继续补充一些
2020年1月的莫斯科时报的新闻，俄罗斯地方考古学家向普京提议修复开发俄罗斯长城。
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谁的格局打开了，谁的思路就通了，谁的行动就见效了。
xswl，尬黑也不带这么尬黑的。
一般的什么克里米亚-诺盖劫掠莫斯科贩卖白奴数百万，什么1571鞑靼大军火烧莫斯科之类也不说了，单就题中的论据说两点：
金长城没有修到俄国，而且大致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长城的修建路线同样是在不断南移，反应的是金自建国伊始不断的在北方弃地内缩；
如果要是以恢复金长城作为明朝目标，那既然俄国从莫斯科大公国到罗曼诺夫王朝全上阵了，为了一视同仁，不说对克里米亚半岛犁庭扫穴，起码全面收复基辅罗斯留下的乌克兰蛇墙不算过分吧？
1、
首先得说，明朝中枢决策层大概从头到尾都没有人了解金长城，而且，不要说朱元璋朱棣朱翊钧，从努尔哈赤一直到弘历、旻宁等等，照样也没有一人清楚。
金亡后，最早留意到金长城的人是谁呢？是十全老汉。弘历在木兰围场打猎时，发现了令他大惑不解的“延袤数百里中横亘若城堑之状，依山连谷，每四五十里辄有斥堠、屯戍旧迹”。他想不通为什么大草原中会有疑似长城的遗迹，便去询问蒙古人、索伦人，回复更是让他震惊不已，原来“东始黑龙江，西至于流沙”居然到处都是此等“古长城”！弘历后让人遍查史籍，不清楚他身边的文人中有无通读二十四史者，但显然即使有，这些人也完全没注意到屡屡出现于《金史》中的“进画堑壕”“开筑壕堑”等语句。弘历遂认定此“於古无闻”，接受了“此非城也，盖天地自然生此，所以限南北”，并又嘲笑秦朝说“秦之为长城益可笑矣”！上天已画出了南北的天然界限，你们再修长城是多么可笑啊！
弘历到死也不知道，他所看到的长城遗迹，正是白山黑水的前辈，按出虎水完颜女真集团一手修建，以抵御他所询问的蒙古人、索伦人的祖先的入寇的。
言归正传，用原来发过的图再说明一下金长城修建的空间变化。尽管存在大量争议（可参考《金长城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与马彦明的相关研究等），但基本的一些共识是：
不管是不是契丹产物，横跨中蒙俄三国的长城1线在金建国之初就被废弃了，金显然无力维持这段自根河至乌勒兹河河源，横跨大兴安岭-肯特山草原的工事；于是金朝初年向南内缩至2线。但是2线与1线一样，极为粗糙简陋，只有单壕单墙，就低不就高，就平不就险，控制游牧部落迁徙、监督走私活动等尚能应付，根本阻挡不了任何一支像样的军队。随着北方形势的日益严峻，完颜雍、完颜璟时代进入长城修建的高峰时期，主要是图中自大兴安岭至大青山的3线，而原有2线及一些支线，基本上都弃守了。到了此时，金长城才成为一般对长城印象中那种豪华配置，双壕双墙，瓮门角台马面护城河一应俱全，以应对日趋恶化的形势。
金入主中原八十多年来，不断的大修边墙，各线防御力不断加强，但也相应的不断南移内迁。金长城最后的修补，大约是图中4线一带的乌沙堡长城，已经向南进入今河北省内。而蒙古军突破金长城的关键，正是联络汪古人绕过长城，一举拿下抚州西北（张家口张北县）的乌沙堡，遂得以长驱直入，敲响了金帝国的丧钟。
2、
今乌克兰领土境内，遍布着大大小小、被称为“蛇墙”的连绵墙体防御工事，见证了乌克兰黑土地上数千年残酷的农牧搏杀。现存大约2000km，仅在基辅周边就约有800km，而原始的墙体，大概可以从顿河直到喀尔巴阡山，全长5000-7000km——也就是比明长城还长。不幸的是，跟辽夏长城一样，有关其修建的历史记载几乎完全没有，这就导致其的建造史众说纷纭，从农耕斯基泰人、哥特人、基辅罗斯人等不一而足，但毫无疑问都在蒙古西征以前。
一般认为，尽管各段的实际修建时间可能早的多，但应该曾在基辅罗斯时代被作为重要的防御手段以应对佩切涅格人的攻击：毕竟基辅就位于森林与森林草原的交界带，而佩切涅格人则不断的威胁着第聂伯河航运，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就在河畔遭到杀害，头盖骨被做成了可汗的酒杯。弗拉基米尔重新规划了防御工事，让罗斯的边境向南推进了100km。虽说后来在分裂的基辅罗斯面对库曼人的压力，又失去了大部分草原边疆。
姑且不谈后来第聂伯右岸等大片乌克兰土地被置于立陶宛大公国的控制之下，在斯沃博达乌克兰的兹米约夫与哈尔科夫分别有长25km、20km的蛇墙庇护，兹米约夫也是当年勇者伊戈尔奋斗之所。然而，蒙古时代以后斯沃博达早已经变成一片丘墟，鞑靼骑兵在此整顿，继续北上入侵。17世纪初，沙俄大举南进，哥萨克们陆续在荒野中发现了令他们诧异不已的“巨蛇之墙”。当罗曼诺夫王朝来到兹米约夫重新建起要塞，兵出商洛山的李自成已经杀入河南；当蛇墙附近崭新的伊久姆线（Izium Line）重新将哈尔科夫包围起来时，吴三桂已病死在湖南衡阳。
倒不是想说俄国的扩张不成功什么的，而是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斗兽下，南俄的拓殖史真是完全被“征服西伯利亚，吊打游牧民族”“沙俄向南吞并蒙古东北，和明以长城对峙”一类话术给掩埋了其存在感。建议真要大吹特吹就先学习南方征服的三个一百年奋斗精神，第一个百年“卧薪尝胆”、第二个百年“一鸣惊人”、第三个百年“鹏程万里”。体会扩张征服的苦乐悲欢，也体会大小罗斯几百年的恩怨纠葛。
因为中文网络对于明代同期所谓俄国的“气吞万里如虎”印象通常仅止于那片原始土著不到30万，不管骑马的使鹿的驯狗的统统归结为“游牧”，又被墨卡托投影无限放大面积的西伯利亚，而对于这个时期毛子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俄的艰辛状况，大部分人是没有自觉的
南俄的长城防线以及克里米亚的猎奴战争种种，包括 @洛林 大佬在内的很多答主提到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既然评论里有人提到了毛子深陷利沃尼亚战争泥潭，那就不妨顺着这个稍微展开说说
首先要知道的常识是毛子的所谓1558-1583年间的“利沃尼亚战争“并不是一个连续性的战争，莫斯科在大部分时间里更不是一个同时跟瑞典、丹麦、还有波立同时开片的状态，而是充分利用介入利沃尼亚战争初期，北方的瑞典因与丹麦对峙无暇南顾甚至引发长达七年的战争，波立亦卷入其中且随后陷入了雅盖隆王朝绝嗣带来的内乱中（立陶宛贵族甚至一度提议由伊凡四世来做国王），保持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维持莫斯科在利沃尼亚的阵线。至于南边的奥斯曼帝国则受困于南俄草原恶劣的后勤条件，除了在1569年从高加索方向有过一次对阿斯特拉罕灾难性的远征尝试以外，基本无从介入与莫斯科的直接冲突中。
同时在东边跟鞑靼人作战的经验显然也被运用在对利沃尼亚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东征的军队中，有超过六成的比例来自莫斯科大公国辖内的贵族和鞑靼王公的骑兵。这些骑兵被用于保护攻城的步兵和重炮、对利沃尼亚及立陶宛的边境地区展开掠夺烧杀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凭藉东欧平原的地利优势迅速地撤回国内应付紧急事态。可以说在战争初期，这种战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最大程度地缓解俄军的后勤压力，也严重打击了敌人的补给和士气（立陶宛：既要面对俄军的蝗虫也要面对克里米亚的抢掠，我太男了）。但是当莫斯科对利沃尼亚和立陶宛边境的战略从闪电征服转为长期维持时，严重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征服地已经被破坏殆尽的经济无法为俄军提供足够的补给，同时为了维持基本防卫而修筑的军事堡垒和骑兵部队支出大幅加重了毛子整个西中部的经济负担，促使莫斯科大公国的核心区域陷入了赋税加重-人口逃亡-赋税再加重-人口再逃亡的恶性循环
倒不是说黑毛子扩张不如带明什么的，但是用骑兵掠夺战的方式破坏被征服地区的经济，为了供应利沃尼亚战争而征收重税迫使大量农奴甚至领主逃亡，导致整个西中部欧洲连同自己王京周边的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税收下降又进一步恶性循环导致军队拉跨最后贵族内乱王京沦陷，沙皇被王京群众弑杀，这些情景要是套在带明上面相当于啥，热衷于无下限斗兽的网民是不会了解也不屑去了解的，反正只要万年复读一个“气吞万里如虎”就完事了，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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