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被《明朝那些事》称为昏君的朱厚照为什么在国家大事上的行为更像一个任人唯贤的明君?

回答
《明朝那些事》里,朱厚照,也就是明武宗,常常被作者以一种略带戏谑和调侃的口吻描绘成“混世魔王”,甚至冠以“昏君”的名号。这无疑给他贴上了许多负面标签,比如沉迷享乐、宠幸宦官、好大喜功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的某些行为,却能发现一些与“昏君”印象截然不符,甚至更像是“任人唯贤”的明君的影子。

一、打破官场僵局,启用“非典型”人才

明朝中期,官僚体系日益僵化,论资排辈、关系户当道是普遍现象。有能力的官员往往被压制,而一些庸碌之辈却能凭借背景平步青云。朱厚照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

打破科举壁垒,提拔“异类”: 毋庸置疑,科举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但朱厚照并不拘泥于此。他愿意打破传统,看到一些通过科举体系难以被发现的才能。例如,他重用宦官刘瑾,这一点被后世诟病最多。然而,刘瑾最初之所以能得势,是因为他在陛下身边极其活跃,善于揣摩圣意,并且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办事能力。虽然刘瑾最终滥权败坏,但朱厚照用人的起点,并非完全是凭空而起,而是看中了其“能干”的一面。更重要的例子是,他提拔了许多来自寒门、甚至是“贱籍”的人才。比如,张永、张懋等,这些人在当时的官员体系中属于边缘人物,但朱厚照却能看到他们的才能,并委以重任。他敢于启用那些因为出身、背景而无法进入主流视线的“异类”,这本身就是一种打破陈规的“任人唯贤”。

以事用人,不拘一格: 朱厚照在处理军务和边患时,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他亲自御驾亲征,虽然此举有其个人好勇斗狠的成分,但他也确实在军事上启用了一些有能力的将领。比如,在平定宁王之乱时,他表现出了极强的指挥协调能力,并且能够根据战况及时调整策略,信任前线将领的判断。他并非仅仅听信身边人的谗言,而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谁更适合做某件事情。

二、对关键事务的“管”与“放”

一个昏君往往是对国家大事缺乏了解,或者完全放任不管。朱厚照虽然在生活作风上有些“离经叛道”,但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他并非是完全的旁观者。

军事上的“主动性”: 尽管他的许多军事行动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比如“南征北讨”,但这些行动背后,并非没有思考。例如,他对北方边患的关注,对边疆军务的重视,以及在多次军事行动中展现出的指挥才能,都说明他并非将军事问题完全交由他人处理。他甚至亲自设计了一些军事策略,虽然未必都英明神武,但至少表明了他对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对财政的“介入”: 尽管他挥霍无度,但他也并非对国家财政毫无概念。他在位期间,虽然国库一度紧张,但他也曾试图通过一些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例如鼓励商业发展,甚至有过一些试图增加税收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的出发点和执行方式可能存在争议,但至少表明他并非完全无视国家经济命脉。

三、对“权力”的理解与运用

“任人唯贤”的明君,必然懂得如何有效地运用权力,并且将权力赋予给有能力的人。

收回被宦官、权臣侵占的权力: 尽管朱厚照重用宦官,但历史也记载了他并非完全被宦官所控制。在某些关键时刻,他能够看清某些人的真实面目,并且试图收回被侵占的权力。比如,在刘瑾专权后期,虽然启动弹劾的是群臣,但最终做出裁决并下令处置刘瑾的,是朱厚照本人。这说明他并非完全被刘瑾蒙蔽,并且在关键时刻,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

对“用人”的坚持: 尽管他的用人标准有时显得“怪异”,但他对某些人的信任和坚持,确实能够让这些人有机会发挥所长。比如,对张永等人的信任,使得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相比于一些被权臣牵制,无法用人的皇帝,朱厚照在用人方面的“自由度”更大,也更能体现出“唯贤”的特质,即使这个“贤”的定义有所不同。

为什么会有“昏君”与“任人唯贤”的矛盾评价?

这种矛盾评价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昏君”和“明君”的刻板印象,以及《明朝那些事》的叙事风格。

“昏君”标签的形成: 朱厚照的种种“出格”行为,如微服私访、经营赌场、宠爱戏子等等,这些行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帝王应有的庄重形象。他的个人生活方式,比如穿着胡服、自封“朱三太子”等,都给他贴上了“荒诞”、“不羁”的标签。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他在国家大事上的表现。

《明朝那些事》的叙事策略: 作者为了吸引读者,常常会使用夸张、戏谑的笔法,将历史人物的某些特点放大。朱厚照身上明显的“非主流”特质,非常适合这种叙事风格,因此被作者着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精彩,但也容易让读者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忽略掉他身上相对“正统”的一面。

“贤”的定义弹性: 所谓“任人唯贤”,关键在于“贤”的标准。在朱厚照的时代,也许“贤”的标准更加灵活。他需要的可能是那些能够理解他的意图,能够办事,并且不被传统束缚的人。而他所启用的许多人,虽然在道德和名声上有瑕疵,但他们往往具有敢于作为、善于执行的特质。

总结来说, 朱厚照之所以会被《明朝那些事》称为“昏君”,更多的是因为他个人生活方式的“离经叛道”和对传统帝王形象的颠覆。然而,如果抛开这些个人化的标签,单纯从国家大事的处理、人才的选拔和运用来看,他确实展现出了一些“任人唯贤”的特质。他敢于打破旧的用人框架,启用“非典型”人才;他对一些国家大事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并且在关键时刻,他也能展现出收回权力、坚持自己用人理念的能力。

当然,他用人的出发点和最终结果,以及他个人的许多行为,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他在一些方面的“明君”潜质。正因为他身上同时存在着“荒诞”与“英明”的矛盾体,才使得他的历史评价如此复杂和耐人寻味。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昏君”二字来概括他的全部,也不能忽视他在国家治理中的一些积极尝试,而这些尝试,恰恰就带有“任人唯贤”的色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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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某一个人精心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阴谋,而是一群人在每个环节都推波助澜,最终实现了如同阴谋的效果。

很多人有个疑问,为什么明朝无法控制官员,清朝却可以控制官员。

从大的制度层面说,清朝以满蒙军事联盟为基础,形成了凌驾于普通官僚之上的政治集团,有利于他们控制官员。

从细微的制度细节来说,清代全面推行而且严格执行了官员考察制度,三年一考察。对官员的政绩,每三年考察一次。

我们都说清承明制,这一制度在明代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洪武四年命工部尚书朱守仁廉察山东莱州诸郡官吏。六年,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此考察之始也。(《明史 卷七十一 志第四十七 选举三》)

一般认为,洪武六年(1373年)是明朝开始京察的第一年。然而这一时期考察周期还不稳定。一直到明英宗/明宪宗天顺八年(1464年),才明确十年一次。这一周期明显太长,在明孝宗时代遭到批评。在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初步定为六年一次。然而没有执行,还被反对。最后到了弘治十七年(1504年)才最终确认,改十年一次为六年一次。然后,第二年,1505年,明孝宗就死了……

至十四年,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次考察,两京及在外武职官,亦五年一考选,惟两京五品以下官,十年始一考察,法太阔略。(《明史 卷七十一 志第四十七 选举三》)

这样,一直到明孝宗的太子明武宗继位以后的正德四年(1509年),才举行了明代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明确的京察,对在京官员进行了一次大考核。经过考核,两百多官员,有八人需要罢免(我猜大概是请假好几年之类的)。

在此之前,明武宗一再加强对内外官员的考核,并且下令请假超期以及病假超一年者一律退休。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计外吏。《明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武宗本纪》
二月己巳,令京官告假违限及病满一年者皆致仕。《明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武宗本纪》

经过这样的整治,只开除了八个人,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西北地区就发生了明代历史上少有的藩王叛乱——安化王叛乱。随后,前往平叛的大臣迅速平定叛乱,然后联合太监张永,攻击另一个太监刘瑾。最后结果是,太监刘瑾被杀,大学士焦芳致仕,负责考察官吏的吏部尚书张彩被杀。

随后,明武宗开始着手掌握军队。在将领江彬的帮助下,明武宗征调外军与土木堡之变后就被文官掌握的京营对调,建立了由自己心腹武将统率的左右官厅。而且明武宗在宣府建立了自己的府邸,避开京城。此举遭到明朝文官的激烈反对,认为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许边军与京军对调的旧制——问题是明太祖朱元璋也没允许文官管辖京营啊。

关于这个旧制还有更可笑的事情。正德八年(1513年),因为每年都有考核(平叛或者灾害地区都进行考核。而且刘瑾张彩都主张不时考核),吏部进行抗议,要求维护旧制。这个旧制,就是正德四年才第一次执行、第二年就搞死一批重臣的、六年一考核的“旧制”,簇新锃亮的“旧制”。

正德八年,三月己丑,吏部言:“诸司职掌内外官考察黜陟及宪纲内御史巡历紏劾有司,各有定制。刘瑾乃创为不时考察之例。近给事中王萱等,各因流贼灾异进言,奉旨令将内外官访察紏黜。此固专为有贼地方,非通例也。各抚按及奉差科道等官,乃循以为制,劾奏太烦。今去朝觐甚迩,若使一概举行,则是每岁皆朝觐之年,在处行考察之典,而旧制反为虚设矣。”

只穿一次的新衣服也叫旧衣服,这不就是“不许试穿”吗?

这样正德八年的争论之后,到了正德十年,第二次京察举行,一个人都没罢黜。

然后到了正德十四年,明武宗就遇到了第二次藩王叛乱。明朝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藩王叛乱一共有四次,前两次和明成祖朱棣有关,朱棣被迫起兵打朱允炆,以及朱棣的儿子内战。还有两次就是明武宗时代。明武宗时代同时也是明朝开始确立六年一次京察制度的时代。

幸亏,明武宗掌握着军事系统。

明武宗的兵部尚书王琼提前埋下了伏笔,在正德十一年就安排心学创始人、大儒王阳明提前镇守江南,随机应变。

王阳明不负众望,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一战粉碎了宁王叛乱,被封为伯爵。

王琼在叛乱发生时得意地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

随后,明武宗暴卒。

随后,王琼和杨廷和闹翻,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甘肃。然后王琼说自己太老了,结果流放去了陕西。一直到明世宗干掉了杨廷和,王琼才回来,没几年就死了。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就是写了三国演义主题曲歌词的那位(很多我们觉得很好的人其实都是坏蛋。比如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坚决为匈奴单于报仇、对斩杀匈奴单于的名将陈汤进行坚决的政治迫害。陈汤最后被这些人流放去了他斩杀匈奴单于的西域!这跟清朝将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逮捕以后移送日本一模一样!简大狮是台湾抗日义军将领,在台湾抗日战争失败后,从日军的重兵合围下从容逃脱,结果被清政府诱捕送给了日本。简大狮后来被日军残酷折磨后杀害。居然还有人为清政府洗地!这种人就是秦桧的狗腿子)。

明朝一开始也打算建立三年一考察的考核制度,实际执行的是十年一考察。一直到明武宗正德四年,才正式开始了六年一次的考察。第二年就爆发了藩王叛乱,被迫赶走了内阁重臣、处决了内廷太监、处死了吏部高官。

清朝一来,就实行了三年一次考察。所以我说,不是清承明制,而是清骑明制。清朝是骑在明朝制度脖子上的。

近现代国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一般都是一年一次大考察,平时对各类事务都能做到经常考察。明朝名相张居正甚至做到了逐月考察结果的地步。所以张居正死得也很惨。

现在我们都知道,张居正就算有黑点,也是明朝的架海紫金梁、擎天白玉柱。

那么参照张居正,对明武宗的评价也一样因此一起提升。武宗的事迹相对来说不那么清晰,但是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明武宗已经尽可能地加强吏治、履职尽责了。而且他着手掌握军队,也确实有一定成效。特别是明武宗之死,恰恰就是他离开了自己经营的宣府根据地、被困在紫禁城里以后发生的。所以整起事件严格来说,明武宗恰恰不是昏君,而是他缺乏足够的实力面对已经掌握了文武两方面权力的官僚集团。

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官集团。很多人讨厌将责任归咎于文官集团。责任确实不仅仅是文官集团的。太医院的太医应该说不算文官。问题是整个官僚集团。明武宗根本没有办法突破整个罗网。他从军事入手,也仅仅是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后来明世宗通过控制锦衣卫、挑拨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才实现了对朝政的操控。即便如此,他也遭遇了皇子不能生存的问题,不得不远离自己的孩子,放弃直接培养自己的孩子。为此,他铲除了太医院。他自己也遭遇了离奇的火灾,只有锦衣卫的首脑长官一个人敢于冲进火场救他出来。

我们反对滥用阴谋论。那你给个没有阴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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