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从小被明朝政府割了蛋蛋。一辈子不能过夫妻生活，他恨不恨朱元璋明朝政府?

· 前言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明初的“俘阉”群体以“不恨明朝”的居多。

但有多少人“恨明朝”呢?

我来补充几个卧薪尝胆，而且还报了仇的案例......

在正文之前，窝佬想唠唠“郑和父母家人是否也被明朝杀了”。

实际上，目前没有什么直接材料能够证明郑和的父母家人死于明军之手。从时间空间来看，郑和的父母并不是在明军进攻其故乡的时候死亡的。根据其父的《墓志铭》以及现存《南京锦衣卫选簿》中郑和养子的袭职信息，郑和原籍确为“云南府昆阳州”无疑。今日，明清的昆阳、晋宁二州合为昆明市晋宁区。据李至刚《故马公墓志铭》所载，郑和的父亲马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的七月。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晋宁驱家人投滇池，焚龙衣，自经而死。云南行省右丞观甫保率文武官降明，迎沐英、蓝玉进入昆明。次年二月大理降服，明朝至此征服云南全境，建立云南布政使司及云南都司。而马哈只之死，已经是明朝占领昆阳半年之后的事了，死后应该也得到了安葬“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似乎并非死于兵祸。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三年郑和邀请李至刚为亡父撰写的并非非夫妇合葬墓志。也就是说，此时他的母亲温氏大概还活着。

马哈只与温氏夫妇育有二子四女，郑和是次子，大概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为明军所掠惨遭阉割。其兄长马文铭成年后至少有两个儿子，一个过继给郑和。四个姐妹中，有一人的婚配信息目前已知。郑和兄弟姐妹的情况，可以参看窝佬的这个回答：

言归正传，略述下明朝“俘阉”群体的来源与政治地位问题......

一.明朝“俘阉”群体的来源，在宦官群体中的时间及数量分布

首先，除了继承元宫廷的宦官外，依据明朝“祖制”，“俘阉”正是宦官来源的最合法途径之一。

（ 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虏之孥，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觊富贵者，倣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至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羣，其为国之蠹害甚矣。（《明宪宗实录·卷十九》）

就史实而言，来自边疆地区的“俘阉”客观上更是明中前期宦官的主要来源。虽然高丽等属国也进献了为数不少的外籍宦官，但规模远不能与“俘阉”相比。自洪武北伐漠北，西征甘肃，南征四川云南开始，在明初到天顺-成化时代的诸次战争中，明军都虏获并阉割了来自从南至北、从东至西各个民族的大量幼童。

其中人数最多的可能是安南人，在目前已知姓名的明朝中前期宦官内，安南人是一个尤其庞大的籍贯群体。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永乐五年明军灭亡安南胡朝战争中掳掠的“交童之美秀者”。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院浪等与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明军仅从安南带回的阉童究竟有多少？永乐五年，太宗朱棣曾以“朕取安南火者三千，皆昏愚无用，惟朝鲜火者明敏”为由又向朝鲜遣使宣谕求索新的阉人。而《明实录》所载此前洪武年间安南几次进献的阉人都不过数十人规模，可见其中“俘阉”规模之大。

（永乐五年八月）丁亥，钦差内史韩帖木儿、尹凤、李达、金得南等齎礼部咨来，街巷结彩，百官出迎于盘松亭, 上出于昌德宫之仁政门，迎入正殿。 咨曰：本部尙书赵羾钦奉圣旨："恁礼部便行文书，与朝鲜国王知道，取火者来这里使用。" 韩帖木儿口宣圣旨：“朕取安南火者三千，皆昏愚无用，惟朝鲜火者明敏，可备任使，是用求索。但咨文内不限其数者，若朕有定数，而国王不能充额，则恐伤国王至诚事朕之意。”上私谓韩帖木儿曰：“帝意如何? ” 帖木儿曰： “不下三四百。”上曰：“此物无种，岂可多得？”遂邀至广延楼设宴，各赠鞍马。”（《李朝太宗大王实录·卷十四》）

实际上，明初大军俘阉的幼童不仅供给内廷使用，诸王的军队也会掳掠一定数量的幼男供王府使唤。如《明太祖钦录》之《御祭秦王祝文》中，朱元璋历数次子朱樉的罪行便有阉割西番幼童“因伤致死者大”一条。

征西番，将番人七八岁幼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幼男，阉割一百五十五名，令人驮背赴府，致命去处所伤未好，即便挪动，因伤致死者大。

在军事行动中残忍阉割大量俘获儿童的行为，至少持续到正统-天顺征服麓川战争，镇压湖贵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成化镇压“藤峡盗乱”之时。在天顺年间的《明实录》中还有类似记录，讽刺的是，此次残害上千名幼童的太监阮让，自己就是一名与他们命运相同安南俘阉：

（天顺四年三月己亥）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病死三百二十九人，复买以足其数，亦阉之。事闻，降敕切责让，并责廵抚右副都御史白圭等不能救正之罪，俱令从实自陈。（《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十三 》）

关于“俘阉”出身者在明前期宦官群体中的占比，作者谨以《明史·宦官传》收录的人物为例略作初探。《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记载了活跃于永乐-正德时代的二十二个传主的生平，皆是的当时最为显赫的“大太监”。我们整理其姓名籍贯可得下表：

郑和（云南），侯显（未记），金英（未记），范弘（安南），王瑾（安南），阮安（安南），阮浪（安南），王振（蔚州），曹吉祥（滦州），怀恩（高密），汪直（广西大藤峡），梁芳（新会），钱能（未记），韦眷（未记广西宜山），王敬（未记沙县），何鼎（余杭），李广（未记），蒋琮（大兴），刘瑾（兴平），谷大用（未记），张忠（霸州），魏彬（陕西隆德）。

其中侯显、金英、钱能、韦眷、王敬、李广、谷大用七人的籍贯《宦官传》未载，但使用其他资料大多可考。

侯显，是与郑和同时代的大外交家，《明史·宦官》赞其“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有关其族属、籍贯的研究较为充足。杨士宏、杨士钰等学人通传过清代藏文史料《安多政教史》、汉文史料《洮州厅志·番族僧纲》判断侯显出生在洮州一个信奉佛教的藏族人家庭，可能在沐英征讨洮州十八族头目叛乱中被掠。侯显告老还乡后闭修于佛门，被朝廷任命为月桑巴主林僧正，其后裔世袭至今。因侯氏累世为僧正，该寺庙被百姓称为“侯家寺”^[1][2]。

圆成寺僧正侯洛札旦居城南十里，始祖侯显明洪武间以太监供差，奉旨命诣乌思藏奉迎如来大宝法王，显故后，传于侄朔纳加产，再传于依世加产，又传于桑纳达节......（《洮州厅志·番族僧纲》）

金英是宣宗及英宗景帝时代的大太监，其在《敕赐圆觉禅寺碑记》中自称“生自南交，长于中夏”，故乡为安南无疑。

钱能，《万历野获编》谓钱能为女真人。而钱能兄长钱义墓出土的《大明御用监太监钱公墓志铭》（万安撰）则记载钱氏“其先河西巨族”。如此一东一西相差近万里之遥，使人不免怀疑《钱能墓志铭》中的“河西”实为“海西”之衍误，而《墓志铭》错记传主籍贯这一基本信息的可能性又微乎其微。无论“河西巨族”还是“海西巨族”都显示了钱氏的非中原背景。

韦眷，《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之《 敕赐永泰禅寺碑记》记载其为广西人。

（韦眷）字效忠，弟韦泉，字朝宗，锦衣卫正千户，广西宜山人。

如此来看，二十二名传主中，至少郑和、侯显、金英、范弘、王瑾、阮安、阮浪、汪直、钱能、韦眷十人具有明显的“俘阉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王振之前的所有传主，都可能是“俘阉”出身。自王振开始，以河北籍宦官为主的中原宦官才开始出现。继汪直、钱能、韦眷后，具有明显“俘阉背景”的传主也不再出现，可见弘治-正德以降，明朝宦官的主要来源自边疆“俘阉”转向了以其他原因投充大内的汉地人，其中又以京师附近的河北人最多。《明史·宦官传》诸多传主籍贯的时间分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佐证了官方大量掳掠阉割幼童行为的时间下限。

二.“俘阉”群体的政治地位嬗变

“俘阉”为代表的明代宦官群体政治地位的陡然提升，与靖难之役关系不浅。朱棣起兵后，大量燕王府内官走上战场，甚至领兵先登冲杀在一线。明中后期私修史人尹守恒总结道：

文皇帝时，当靖难初，内官将兵者数人，有狗儿最敢登先。王安即不花都，女真人；孟骥即添儿，西番人；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并云南人；云详即猛歌，田嘉禾即哈剌帖木儿，并胡人。皆从起兵有功，入国后皆授太监。（《明史窃·卷二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燕王府中来自云南的内臣似乎颇多。除事迹最显赫的郑和、李谦之外，郑和远航的副手洪保也是被掠的云南俘阉。南京祖堂山洪保墓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铭藏》记载：

按状，公世居云南大理之太和。祖讳长莲，娶杨氏。考讳赐，妣何氏。公生俊伟，以龆年来京师。洪武己卯，从侍飞龙于潜邸。爱其聪敏慎密，俾常随左右。

永乐-宣德时代，这批出生入死“从龙”的潜邸宦官得到了空前的重用。屡屡扮演实际上的国家正使、统兵大将、封疆大吏角色。

出使，是洪武年间宦官就有的固有职能。永乐-宣德时代比前朝更加重视“布国威于万方”，“俘阉”为代表的宦官群体的出使行动愈加活跃。郑和下西洋，侯显通南亚，亦失哈招抚东北的显耀事迹，自然无需赘言。在明朝对中西亚的陆路出使中，宦官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例如宣德三年李信、林春、李貴、郭泰等内臣率领的巨型西行使团，其行迹自今新疆地区远至伊朗高原西部：

往亦力把里、别失把里、亦昔阔、哈烈、马绰儿、八剌黑城、把荅失罕、撒马儿罕、赛蓝城、扫郎城、达失干城、失剌思、亦思弗罕及坤城等处赐其王及头目。^[3]

靖难时内官参与军事指挥与决策的情形，也在之后持续了下来。

永、宣时代的宦官甚至可以成为军事主官。泉州《郑和行香碑》等材料显示，统帅两万七千官军下西洋的郑和享有“钦差总兵太监”的头衔。亦失哈招抚东北，也率领了上千名官兵随行。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对明代宦官政治的重要史事做过相当细致的梳理，称郑和下西洋为“此内臣将兵之始也“。太宗北伐漠北，随征宦官也享有相当重要的实权与责任，“八年，都督谭青等营有内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中官考》评价曰“此内臣监军之始“。《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中还抄录有一份第三次北征期间朱棣斥责太监王彦（即尹守衡称靖难时“最敢登先”的狗儿）军务失职的敕令，可见中官确有军权，与统兵将领无异。

说与狗儿：永乐八年在饮马河哨见本雅失里声息，是尔误了。今哨见声息，又是你误了。我前已有号与阿鲁台，两处哨马相见，我的十一个人左旋，他的十个人右旋。今他的人既摆立，尔处哨马却不与答号，若尔哨马答号，彼必答号，若不答号，必是瓦剌之人，便须相机追赶擒拿。尔不与答号，不知尔意思如何？是故欲坏事，这罪不干别人，事皆是尔所为，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故勅。（永乐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最早在永乐末年，明朝建立了镇守太监制度，由亲信近臣代表皇帝监督控制地方实权，该制度一直持续到嘉靖年间。最早一批独当一面的镇守太监，也以“俘阉”出身的人员为主。

由《明实录》的相关条目可知。洪熙元年，仁宗命郑和率领下西洋官军守备南京，为南京守备太监之始。王安、林春先后任甘肃镇守太监（《实录》并未记载王安何时任镇守太监，王世贞以王安为“镇守之始见者也”并猜测“计永乐末已有之矣”）。王彦、亦失哈，先后担任辽东镇守太监。亦失哈在任二十年左右，正统十四年才因抵抗脱脱不花入侵辽东不利而去职。宣德三年，曾与陈诚出使西域哈烈的太监郭敬被任命为大同镇守太监，在任亦长达二十多年。正统十四年因与也先作战失败而罢免。

三.“俘阉”对明朝的情与仇。

总而言之，明初“俘阉”群体（尤其是上层）对其主人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

明朝对于他们，首先是极端屈辱与残害的施加者。但是，明朝又赋予了他们位极人臣，身披常人难以企及权力与荣耀的机会。

终明一朝的内官，大多都以佛教为主要精神寄托，以期来生再为完人。明初俘阉的宗教行为，留下了巨量的存世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发愿的内容中，大多都表达了对明朝国家及皇室恩情的赞颂。除了 @首阳大君 列举郑和刊刻《佛说优婆塞戒经》之序可以为例之外，作者谨再列举宣德、正统时代的安南大太监金英的立碑为例。

金英，是明英宗时权势最盛、资历最老的内臣之一，仅仅因王振崛起一度稍失其势，在土木之变后明朝高层的迁守之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英宗立，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

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珵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珵者，英也。（《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正统元年，金英曾出资在京师东南郊仁宗所赐田土内创立寺院一座，并为其提请了“圆觉禅寺”的赐名。北京圆觉禅寺今已不存，原址在今朝阳区东四环武基路南口附近。但其《兴建碑记》尚存，以建寺者金英的第一人称写成：

敕赐圆觉禅寺碑记
圆觉禅寺新建记
生自南交，长于中夏，躬荷太宗文皇帝抚养训诲，授以官职，仁宗昭皇帝恩加深厚，宣宗章皇帝信任委职，今上皇帝益加重任。四圣大恩，德同天地，英夙夜感戴，深切扵心，自顾草茅，不能补报。思念如来之道极其广大，包天地而无外；极其精微，妙神化以难名。前乎亿万劫，不见其始；后乎亿万劫，莫测其终。盖空寂以为宗，慈悲以为用，上有以阴诩皇度，下有以普济群生，称人心愿，有感必通，故莫不遵崇其教。英是以敬将列圣所赐金币，并募缘赀财，扵仁宗皇帝所赐地内建佛寺一区。中为如来宝殿，左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图写五百罗汉像，钟鼓之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延明道大师住持，领众朝夕讽诵经文，祝延皇上万岁圣寿，资益三圣天宫之福，以表涓埃之诚。经始扵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成扵明年八月十二日。间以闻上，钦蒙圣恩，赐名圆觉禅寺。

英恳恳之诚，建玆道场，惟愿：
佛天覆庇，慧日光辉。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三圣在天，永逍遥于极乐。今上皇帝尊居大宝，隆洪福以齐天，宗社奠安于泰山，德泽广霑扵四海。及我祖考，逮于兆民，均戴弘仁，以遂利益。凡在幽冥，俱超淨土。一切有情，咸臻善果。十方三宝，同赐证明，吉祥如意，无量功德者。

英谨书寺之完，以识岁月云。
大明正统四年岁次己未四月戊寅朔，初八日乙酉，奉佛弟子司礼监太监金英谨记。

在碑文开篇，金英首先表明建寺的目的，乃是为了回报“四圣大恩，德同天地”。分别是太宗朱棣“抚养训诲，授以官职”之恩，仁宗朱高炽“恩加深厚”之恩，宣宗朱瞻基“信任委职”之恩，今上皇帝英宗朱祁镇“益加重任”之恩。并在碑文中发愿，祈求对自己有抚养知遇之恩的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先帝“永逍遥于极乐”。祈当今圣上与“隆洪福以齐天。祈明朝国家江山“宗社奠安于泰山，德泽广霑扵四海。”

但是，并非一切痛苦都可以用时间来洗刷。所有俘阉出身者对佛天的发愿，都是真诚的吗？事实证明，明初宦官中的确存在着将仇恨一直压在心底的人。

他们生活在仇敌的心脏，忍辱负重数十年。即使已爬上高位，仍在等待一个向明朝复仇的机会。不过，谁又能在抱憾终老之前做到呢？

若不是英庙圣明自投罗网，恐怕没有人能看到这一天了。

土木之变之后，至少有两名明显具有“俘阉背景”的高级宦官主动投敌，成为了也先的心腹与引路人，殚精竭虑为对抗明朝出谋划策。他们是御马监太监喜宁，与御马监少监跛儿干。

喜宁，恐怕是明代历史人物中人们最熟悉的“叛徒”角色，但过去的著述与讨论，极少提及他出身“俘阉”这一悲惨背景：

喜宁至京，文武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连章核之曰：“以小人而为大姦，挟外寇而为内患。滔天之罪，既著赤族之戮宜加。喜宁猥以俘虏，荐沐宠荣，受列圣之深息，居太监之重任，而乃欺天负国，背义忘恩，属奸臣之不轨，致上皇之蒙尘......^[4]

中贵人喜宁者，故俘虏也，下蚕室得近。而后复没虏，为虏用，诸所要挟，皆宁谋。谦密授计杨俊捕而磔之。（《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十五·于谦传》）

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瓦剌军中还有一名与喜宁并列的重要“叛逆”——小田儿。史料虽然未显示田某拥有什么冠带，但不能完全排除他是一名低级中官的可能。其是否为宦官，姑且存疑。

小田儿对于瓦剌军的“重要性”可与喜宁并肩，据景泰元年正月大同总兵郭登审讯瓦剌谍者获悉的信息，“其诱也先肆虏掠者，皆喜宁及小田儿。”^[5]

关于此人的族属，作者倾向于来自北方民族。虽然《宪宗实录》之王伟卒后传称小田儿“本中国人”^[6]。但毕竟是数十年后撰写的材料。在与小田儿同时代的文本中，他曾被称作“田达子”。《英宗实录》记载景泰元年正月蒙古诸封建主再次分道入寇时，“脱脱卜花王领人马寇野狐岭并万全痛战，以偿喜宁、田达子命。”^[7]

另一名俘阉出身的高级变节者是御马监少监跛儿干，他的事迹，也许更体现一名“卧薪尝胆”者的真实感情。喜宁、小田儿（田鞑子）应该是在被俘后投降的，但跛儿干在明军兵败之时，便立刻拔刀倒戈“射内使黎定”！可见其复仇之意，已无法抑制：

（正统十四年十月己酉）御马监少监跛儿干伏诛，跛儿干本降虏，给事宫禁数十年。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

明朝对这几名熟悉己方虚实的“叛逆”深以为患，又恨之入骨，努力寻找机会尽快除之。景泰元年中，喜宁被杨洪之子杨俊诱俘，小田儿被王伟设计抓捕，二人均被送至北京问斩诛杀。跛儿干的最终命运也与他们类似：

既又为虏使来，有所需索，命执而诛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己酉日条 ）

除喜宁与跛儿干外，为瓦剌效力对抗明朝的前宫廷俘阉必然还有其人，但我们已难以获悉其更多信息了。

1978年，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出土的了一面编号为“调字捌佰玖拾壹号”的御马监驾牌。有学人认为，这也许是瓦剌军队在土木之变中掳获的战利品，但亦有可能，是某名变节的御马监内官的遗物。^[8]

参考

1. ^ 杨士宏. 明代少数民族外交使者侯显及侯家寺[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 62-65页.
2. ^ 杨士钰. 侯显生平研究[J]. 中国藏学, 2009年第3期, 201-203页.
3. ^ 《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五》宣德三年正月癸巳日条
4.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景泰元年二月壬辰日条
5.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景泰元年正月甲戌日条
6. ^ 《明宪宗实录·卷六十六》成化五年四月丙寅日条
7. ^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景泰元年三月辛未日条
8. ^ 武仙竹,冯玲. 南西伯利亚发现的“驾牌”与明土木堡之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04期, 61-64页。

被明朝镇压，杀了父母，割了蛋蛋的小孩多了去了。还要继续恨明朝的已经斩了。留下的就是不恨和不敢恨的。

郑和情况更特殊，他是朱元璋时代被抓获，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跟着他推翻了朱元璋指定继承人建文帝，由此开始建功立业，获得封赏。即使他内心还要恨朱元璋，也可以感激和效忠朱棣，不需要留心里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