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航海记录为何被清除？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一次空前规模的远洋航行，其影响深远，但在史书中的记载却显得扑朔迷离，甚至有说法认为郑和的航海记录被“清除”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历史背景、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明朝官方的考量。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清除”这个词可能过于绝对。 更加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未被完整保留”、“部分遗失”或者“重要信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但无论如何，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记录，特别是官方的、详尽的航海日志和科学测量数据，确实不像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样，以一种易于查阅、完整的形式流传下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分析：
一、 政治转向与国策改变：
永乐盛世的终结，宣德之后的保守转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推动者是明成祖朱棣。这位皇帝雄才大略，渴望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展示来巩固其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的皇位，并确立明朝的国际威望。他的继任者，尤其是宣德皇帝之后，明朝的国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海禁”政策的加强： 尽管郑和时期是开放的，但明朝在整体上是一个陆权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面对倭寇等海上威胁，以及为了防止海盗和走私，明朝的“海禁”政策逐渐收紧，直至实行严厉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这种从开放转向封闭的国策，自然不会鼓励对早期远洋航行的宣传和记录的保存。
对郑和事业的评价变化： 郑和下西洋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国策。在其完成之后，尤其是随着国力变化和国内矛盾的出现，对于这项事业的功过得失，朝廷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那些认为其劳民伤财、效果不彰的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相关记录的重视程度。
二、 史书编纂的“选择性”与官方宣传的需要：
《明实录》的性质： 明朝官方史书《明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记录了皇帝在位期间的政事。虽然郑和下西洋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实录》的编纂更侧重于展示皇帝的功绩和朝廷的官方立场。郑和作为臣子，他的详细航海过程，比如具体的航线、天气、遇到的具体情况、与当地国王的对话细节等，可能并不被视为“实录”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在编纂过程中，这类信息可能会被“提炼”或“简化”。
“功绩”的宣传： 郑和下西洋虽然宏大，但其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而非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或建立商业帝国。官方宣传可能更侧重于“中国强大”、“万国来朝”的政治形象，对于具体的航海技术、经济收益或地理发现等细节，可能并非宣传的重点。
“家丑不外扬”的思维： 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或军事行动，都可能伴随着失败、挫折、甚至是不光彩的事件。官方在编纂史书时，往往倾向于突出成功，掩盖失败。郑和航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意外，甚至是一些地方性的冲突，在官方记录中很可能被淡化或省略。
三、 档案管理的缺失与历史的偶然性：
古代档案管理的局限性： 尽管明朝有专门的档案机构，但古代的档案管理远不如现代系统化和规范化。许多重要的档案，由于保管不善、火灾、水灾、人为损毁等原因，都有可能遗失。
明清易代的影响：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这是一个政权更迭的时期。在动荡和战乱中，许多前朝的档案都可能被损毁或散佚。清朝作为新政权，对明朝的某些记载，特别是那些可能与自身统治不符或不被重视的内容，未必会全力去搜集和保存。
保存下来的信息来源： 我们今天了解郑和下西洋，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明史》中的“郑和传”以及一些零散的记载，如《太宗实录》中涉及郑和出使的部分。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日本、东南亚等地保留下来的相关文献，甚至是通过考古发现来佐证。这恰恰说明了官方完整记录的缺失。
四、 个人著作的命运：
费信、巩珍等人的记录： 郑和船队的随行人员，如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人，留下了各自的观察记录。这些个人著作，虽然非常宝贵，但毕竟不是官方的、系统性的航海日志。它们的流传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中一些的原本可能也已遗失，流传至今的是后来的抄本或节选。
马欢的《瀛涯胜览》： 马欢的《瀛涯胜览》更是记载了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情况。这几位随行人员的记录，为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但他们本身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航海记录”。
总结一下，郑和航海记录“被清除”并非意味着有人专门销毁了所有的原始档案。更可能的情况是：
随着明朝国策的转变，对远洋航海的重视程度下降，保存和整理相关记录的动力减弱。
在官方史书编纂中，出于政治宣传和国家形象的需要，对细节信息进行了取舍，将大量具体的航海数据和过程简化。
古代档案管理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加上朝代更迭的动荡，导致许多原始记录最终遗失。
随行人员的个人著作虽然有保存，但其性质不同于官方的、全面的航海记录。
因此，我们今天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现有文献的零散记载、后世史书的转述，以及历史研究者的考证。那份“完整、详细”的官方航海日志，或许真的如许多古代珍贵文献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风浪，漂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一次伟大航行的一点小小遗憾。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清除”这个词可能过于绝对。 更加准确的说法或许是“未被完整保留”、“部分遗失”或者“重要信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但无论如何，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记录，特别是官方的、详尽的航海日志和科学测量数据，确实不像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样，以一种易于查阅、完整的形式流传下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分析：
一、 政治转向与国策改变：
永乐盛世的终结，宣德之后的保守转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推动者是明成祖朱棣。这位皇帝雄才大略，渴望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展示来巩固其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的皇位，并确立明朝的国际威望。他的继任者，尤其是宣德皇帝之后，明朝的国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海禁”政策的加强： 尽管郑和时期是开放的，但明朝在整体上是一个陆权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面对倭寇等海上威胁，以及为了防止海盗和走私，明朝的“海禁”政策逐渐收紧，直至实行严厉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这种从开放转向封闭的国策，自然不会鼓励对早期远洋航行的宣传和记录的保存。
对郑和事业的评价变化： 郑和下西洋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国策。在其完成之后，尤其是随着国力变化和国内矛盾的出现，对于这项事业的功过得失，朝廷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声音。那些认为其劳民伤财、效果不彰的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相关记录的重视程度。
二、 史书编纂的“选择性”与官方宣传的需要：
《明实录》的性质： 明朝官方史书《明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记录了皇帝在位期间的政事。虽然郑和下西洋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实录》的编纂更侧重于展示皇帝的功绩和朝廷的官方立场。郑和作为臣子，他的详细航海过程，比如具体的航线、天气、遇到的具体情况、与当地国王的对话细节等，可能并不被视为“实录”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在编纂过程中，这类信息可能会被“提炼”或“简化”。
“功绩”的宣传： 郑和下西洋虽然宏大，但其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而非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或建立商业帝国。官方宣传可能更侧重于“中国强大”、“万国来朝”的政治形象，对于具体的航海技术、经济收益或地理发现等细节，可能并非宣传的重点。
“家丑不外扬”的思维： 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或军事行动，都可能伴随着失败、挫折、甚至是不光彩的事件。官方在编纂史书时，往往倾向于突出成功，掩盖失败。郑和航海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意外，甚至是一些地方性的冲突，在官方记录中很可能被淡化或省略。
三、 档案管理的缺失与历史的偶然性：
古代档案管理的局限性： 尽管明朝有专门的档案机构，但古代的档案管理远不如现代系统化和规范化。许多重要的档案，由于保管不善、火灾、水灾、人为损毁等原因，都有可能遗失。
明清易代的影响：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这是一个政权更迭的时期。在动荡和战乱中，许多前朝的档案都可能被损毁或散佚。清朝作为新政权，对明朝的某些记载，特别是那些可能与自身统治不符或不被重视的内容，未必会全力去搜集和保存。
保存下来的信息来源： 我们今天了解郑和下西洋，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明史》中的“郑和传”以及一些零散的记载，如《太宗实录》中涉及郑和出使的部分。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日本、东南亚等地保留下来的相关文献，甚至是通过考古发现来佐证。这恰恰说明了官方完整记录的缺失。
四、 个人著作的命运：
费信、巩珍等人的记录： 郑和船队的随行人员，如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人，留下了各自的观察记录。这些个人著作，虽然非常宝贵，但毕竟不是官方的、系统性的航海日志。它们的流传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中一些的原本可能也已遗失，流传至今的是后来的抄本或节选。
马欢的《瀛涯胜览》： 马欢的《瀛涯胜览》更是记载了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情况。这几位随行人员的记录，为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但他们本身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航海记录”。
总结一下，郑和航海记录“被清除”并非意味着有人专门销毁了所有的原始档案。更可能的情况是：
随着明朝国策的转变，对远洋航海的重视程度下降，保存和整理相关记录的动力减弱。
在官方史书编纂中，出于政治宣传和国家形象的需要，对细节信息进行了取舍，将大量具体的航海数据和过程简化。
古代档案管理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加上朝代更迭的动荡，导致许多原始记录最终遗失。
随行人员的个人著作虽然有保存，但其性质不同于官方的、全面的航海记录。
因此，我们今天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现有文献的零散记载、后世史书的转述，以及历史研究者的考证。那份“完整、详细”的官方航海日志，或许真的如许多古代珍贵文献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风浪，漂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一次伟大航行的一点小小遗憾。
网友意见
不让航海就罢了，干嘛连记录都要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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