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是否有被明朝进行删改，或者引导舆论？
关于元史是否被明朝删改或引导舆论，这是一个历史学界长期探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简单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删改”和“引导舆论”的程度与方式非常复杂，并非简单的增删字句那么简单。明朝修撰元史，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史学观念以及社会背景都深刻地影响了这部史书的最终面貌。
一、 明朝修撰元史的背景与动机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这本身就标志着一个王朝更替的合法性论证需求。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明朝需要为自己的“天命所归”寻找历史依据，同时也要为元朝的灭亡寻找合理的解释，甚至将元朝的统治描绘成带有原罪的“异族”统治。因此，修撰元史并非单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服务于明朝的政治需要。
修撰《元史》的官方动议始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由以宋濂为首的翰林院官员负责。这次修撰的目的是“鉴前朝兴废，察民情变迁”，表面上是出于史学目的，但其背后隐匿的政治考量不容忽视。元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统治者是蒙古族，与汉族统治的王朝有着民族属性的差异。明朝作为汉族建立的王朝，在政治宣传上，必然要强调元朝统治的“非正统性”，以及明朝取代元朝的“拨乱反正”的合法性。
二、 删改与“引导舆论”的体现
那么，这种“删改”和“引导舆论”是如何体现在《元史》中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史料的选择与取舍（“删”的体现）：
批判性记载：《元史》在记载元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艺术时，往往带有褒贬的色彩。对于元朝统治中那些被明朝视为“失政”、“暴虐”、“不仁”的事迹，会着重描写和批判，而对于元朝统治期间一些积极的方面，例如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尽管元朝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但往往被淡化），则可能被选择性地忽略或轻描淡写。
突出元朝的“胡化”与“异族统治”：在民族性上，《元史》尤其强调元朝统治的“胡人”特征，例如在人名、地名、官制上尽量使用汉译词，但有时也会故意保留一些蒙古语名称以强调其“异族”身份。对于元朝时期民族政策的描写，往往会侧重于其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压迫，而对民族融合的积极层面则可能有所回避。
对前朝覆灭的解释：《元史》在解释元朝灭亡的原因时，往往会归结于其统治者的昏庸、腐朽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以此来印证明朝取代的合理性。
2. 叙事方式与价值判断（“引导舆论”的体现）：
道德评判：《元史》的叙事中融入了明朝的儒家道德观念。对于元朝的统治者和官员，评价标准往往是基于是否符合儒家的“仁政”理念。任何被认为“不仁”、“残暴”的行为都会被放大，而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行为则会被褒扬。这种价值判断的注入，是在引导读者对元朝统治形成特定的道德认知。
“正统”观念的强化：《元史》的编纂过程本身就带有为明朝“正统”服务的目的。在叙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元朝的统治置于一个“非正统”的位置，以此衬托明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合法性。例如，在描述元朝的疆域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地区（如朝鲜、越南等）的臣属关系描绘成一种“藩属”关系，而非平等的朝贡，以此来论证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
对某些事件的解读：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例如元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宗教的态度等等，《元史》的记载往往会带有明朝的立场和解读。例如，关于元朝宗教政策的描述，可能会着重强调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压制，而对元朝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扶持，则可能被淡化或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
3. 文风与遣词造句：
褒贬色彩的词汇：在具体的用词上，编纂者会选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词汇来影响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例如，形容元朝统治者的词汇可能偏向负面，而形容明朝建立者的词汇则会偏向正面。
详略的安排：《元史》的篇幅有限，在史料的详略取舍上，就体现了编纂者的意图。对于明朝希望突出和强调的内容，会给予更多的笔墨，而对于不利于其宣传的内容，则会草草带过甚至删除。
三、 现代史学界的看法与辩证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元史》是一部“虚假”的史书。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元史》虽然带有明朝的政治色彩，但仍然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其编纂团队汇聚了当时一批有才华的学者，他们也尽可能地根据当时的史料进行记载。
“史官正义”与“君主意志”的博弈：历史学家也认识到，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虽然要服从君主的意志，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秉持史官的职业操守，力求客观。因此，《元史》中可能存在着史官在政治压力下试图尽可能记录史实的努力。
史料的局限性：当时的史料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包括保存情况、内容偏差等。明朝修史时可用的史料，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元朝灭亡后相关史料的流失或被销毁。
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元史》可能存在的偏颇，现代学者在研究元朝历史时，往往会与其他史料，如《蒙元史料辑录》、《元典章》、《多桑蒙古史》以及当时的外国史料等进行比对，以求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总结来说，明朝修撰《元史》确实存在着“删改”和“引导舆论”的痕迹，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篡改事实，而是通过史料的选择、叙事方式的安排、价值判断的注入等多种方式，来服务于明朝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推广。 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历史文献的性质，以及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辨析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元史》时，需要辩证地看待其史料价值和内在的政治意图，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
一、 明朝修撰元史的背景与动机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这本身就标志着一个王朝更替的合法性论证需求。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明朝需要为自己的“天命所归”寻找历史依据，同时也要为元朝的灭亡寻找合理的解释，甚至将元朝的统治描绘成带有原罪的“异族”统治。因此，修撰元史并非单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服务于明朝的政治需要。
修撰《元史》的官方动议始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由以宋濂为首的翰林院官员负责。这次修撰的目的是“鉴前朝兴废，察民情变迁”，表面上是出于史学目的，但其背后隐匿的政治考量不容忽视。元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统治者是蒙古族，与汉族统治的王朝有着民族属性的差异。明朝作为汉族建立的王朝，在政治宣传上，必然要强调元朝统治的“非正统性”，以及明朝取代元朝的“拨乱反正”的合法性。
二、 删改与“引导舆论”的体现
那么，这种“删改”和“引导舆论”是如何体现在《元史》中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史料的选择与取舍（“删”的体现）：
批判性记载：《元史》在记载元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艺术时，往往带有褒贬的色彩。对于元朝统治中那些被明朝视为“失政”、“暴虐”、“不仁”的事迹，会着重描写和批判，而对于元朝统治期间一些积极的方面，例如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尽管元朝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但往往被淡化），则可能被选择性地忽略或轻描淡写。
突出元朝的“胡化”与“异族统治”：在民族性上，《元史》尤其强调元朝统治的“胡人”特征，例如在人名、地名、官制上尽量使用汉译词，但有时也会故意保留一些蒙古语名称以强调其“异族”身份。对于元朝时期民族政策的描写，往往会侧重于其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压迫，而对民族融合的积极层面则可能有所回避。
对前朝覆灭的解释：《元史》在解释元朝灭亡的原因时，往往会归结于其统治者的昏庸、腐朽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以此来印证明朝取代的合理性。
2. 叙事方式与价值判断（“引导舆论”的体现）：
道德评判：《元史》的叙事中融入了明朝的儒家道德观念。对于元朝的统治者和官员，评价标准往往是基于是否符合儒家的“仁政”理念。任何被认为“不仁”、“残暴”的行为都会被放大，而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行为则会被褒扬。这种价值判断的注入，是在引导读者对元朝统治形成特定的道德认知。
“正统”观念的强化：《元史》的编纂过程本身就带有为明朝“正统”服务的目的。在叙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元朝的统治置于一个“非正统”的位置，以此衬托明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合法性。例如，在描述元朝的疆域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地区（如朝鲜、越南等）的臣属关系描绘成一种“藩属”关系，而非平等的朝贡，以此来论证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
对某些事件的解读：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例如元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宗教的态度等等，《元史》的记载往往会带有明朝的立场和解读。例如，关于元朝宗教政策的描述，可能会着重强调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压制，而对元朝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扶持，则可能被淡化或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
3. 文风与遣词造句：
褒贬色彩的词汇：在具体的用词上，编纂者会选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词汇来影响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例如，形容元朝统治者的词汇可能偏向负面，而形容明朝建立者的词汇则会偏向正面。
详略的安排：《元史》的篇幅有限，在史料的详略取舍上，就体现了编纂者的意图。对于明朝希望突出和强调的内容，会给予更多的笔墨，而对于不利于其宣传的内容，则会草草带过甚至删除。
三、 现代史学界的看法与辩证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元史》是一部“虚假”的史书。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元史》虽然带有明朝的政治色彩，但仍然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其编纂团队汇聚了当时一批有才华的学者，他们也尽可能地根据当时的史料进行记载。
“史官正义”与“君主意志”的博弈：历史学家也认识到，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虽然要服从君主的意志，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秉持史官的职业操守，力求客观。因此，《元史》中可能存在着史官在政治压力下试图尽可能记录史实的努力。
史料的局限性：当时的史料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包括保存情况、内容偏差等。明朝修史时可用的史料，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元朝灭亡后相关史料的流失或被销毁。
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元史》可能存在的偏颇，现代学者在研究元朝历史时，往往会与其他史料，如《蒙元史料辑录》、《元典章》、《多桑蒙古史》以及当时的外国史料等进行比对，以求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总结来说，明朝修撰《元史》确实存在着“删改”和“引导舆论”的痕迹，但这并非是简单的篡改事实，而是通过史料的选择、叙事方式的安排、价值判断的注入等多种方式，来服务于明朝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推广。 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历史文献的性质，以及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辨析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元史》时，需要辩证地看待其史料价值和内在的政治意图，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
网友意见
朱元璋：人不是我杀的，行得正坐得端，我为什么要删删改改？
韩林儿：呵呵，我不是人？
修史过程中的删改，多是由于利益相关，孟森在《明史讲义》开头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清代与明本身之关系。
只不过明清之间的关系，又有特殊之处：
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约略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今核明代《实录》，在成祖永乐间已见肇祖事迹，再参以《朝鲜实录》，在太祖时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谓建州女真部族，其归附于明本在明太祖时。建州女真既附于明，即明一代二百数十年中，无时不与相接触。
因此避讳之处，远不只限于鼎革之际：
《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
甚至可以看出明显的删改：
凡明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 ，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传。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传，而卒无传者，在史亦为文字之失检，而其病根则在隐没而故使失实。
因此，《明史》在这方面的问题是“甚于以往各史”的：
从古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关系新朝之处，例不能无曲笔，然相涉之年代无多，所有文饰之语，后之读史者亦自可意会其故，从未有若明与清始终相涉，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
作为对比，《元史》一来如 @忠心耿耿梅思祖 所说的，成书仓促，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删改，二来也没有那么强的“利益相关”。朱元璋自称“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虽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是基本符合史实的。
这当然不意味着朱元璋更“尊重历史”，事实上要说删改，最明显的体现应该是记录了他发家史的《明太祖实录》，李新峰《明朝建国前的“应天府”与“建康”》一文即指出：
明代历朝《实录》中, 《明太祖实录》历经三修, 曲笔尤多,其中就包括贯彻明朝讳言龙凤事迹的原则, 对明朝建国以前的历史多事篡改, 以消泯“龙凤渡江之命”④。钱谦益、潘柽章逐条辨析此段《实录》之伪,其中一大发现,就是《实录》记丙申年七月开设行省时“诸将奉上为吴国公” ,实为辛丑年事。
这也是研究明初历史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此外，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一文中认为，《元史》将徐寿辉政权的国号称为“天完”，乃是刻意的篡改：
但是我感觉这个说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朱元璋是否会基于曾经从属韩宋政权的事实而视其为“正统”就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而且改成“天完”这个奇葩的、不合常理的名字，若是公开的贬低还说得通，若是想掩盖这一史实，则是欲盖弥彰了。而且也不能排除徐寿辉政权用过不止一个国号的可能。
谢邀。
《元史》的话，史实方面当然有各种错漏，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不过这和明朝官方进行删改倒没什么关系，纯粹是因为修撰的太仓促的关系。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北伐占领大都，元顺帝北走，退居大漠，明太祖朱元璋遂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以此宣布元朝已经正式灭亡，被大明取而代之，属于紧急上马的政治工程，因此进展非常迅速。
从洪武二年（1369）二月在南京天界寺正式开局编写，到该年八月结束，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在洪武三年二月又重开史局，经过143天的纂修，增编顺帝纪10卷，以及《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编成210卷。前后两次纂修，总共历时仅331天。
就凭不到一年的时间，修史的史料来源又基本是出自元朝官方的历代实录，元文宗时修纂的《皇朝经世大典》，以及元代流传的各种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史臣们要进行复制黏贴，整理之后再编辑成书，就已经经够忙活了，要想再搞点历史发明工作，也实在为难宋濂他们了。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元史》中的著名“错误”，可见当时修史的仓促。
《元史列传第二十五脱脱传》记载了元末名臣脱脱率军镇压张士诚起义一事：
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师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
好一个【贼势大蹙】，大元官军，天下无敌呀!
那这个被官兵打得落花流水的反贼是谁呢？
冬十月，元将脱脱攻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遣使求救，其使者与上有故。中夜至，上闻之即起，隔门与语。请诸子兴开门纳之，子兴与其帅有隙，怒不发兵。使者诉其情甚急，子兴不答。上谓子兴曰：“六合受围，无救必毙。六合既毙，次将及滁。岂可以小憾而弃大事？”子兴闻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将率兵以行。
时元兵号百万，诸将畏之，莫敢往，皆托以祷神弗吉为辞。子兴乃召上将兵往，亦令祷于神。上曰：“事之可否，当断之于心，何必祷也？”于是率师东之六合，与耿再成守瓦梁垒。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垒，垂陷，复去之。明旦，复完垒。与战如是数四。上以计绐之，乃敛兵入舍，备糗粮。遣妇女倚门戟手大骂，元兵相视错愕，环垒不敢逼。遂列队而出，牛畜妇女居前，丁壮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还滁州。（《明太祖实录》卷之二）
嗯，敢直称当今天子是贼，大明史臣果然是董狐在世，有齐太史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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