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真的是像英文维基百科说的那样，50万明军被2万蒙古人打败，战死20万吗？
我们不妨仔细梳理一下当时的情况。
背景：一场失控的北征
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当时，明朝面临着来自北方瓦剌（蒙古的一支）的不断侵扰。瓦剌的首领也先，是一个颇具野心和军事才能的人物，他看到了明朝内部的一些弱点，于是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而导致这场灾难性后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明英宗当时年少，又受到宦官王振的蛊惑。王振本是内廷的权臣，他极力怂恿年轻的皇帝御驾亲征，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在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不顾朝臣（尤其是于谦等人的反对）的劝阻，仓促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北方前线。
军队规模的争议
关于明军的实际人数，历史记载确实存在差异，也成为了后世讨论的焦点。明朝官方的记载，以及一些史书为了强调战败的惨烈程度，往往会夸大军队的规模。
50万的说法： 这个数字在一些描述中被提及，但如果从实际操作和后勤保障的角度来看，能够真正投入战斗的精锐部队，以及跟随的杂役、民夫等，加在一起达到50万是相当惊人的。当时的明朝虽然国力鼎盛，但组织如此庞大一支军队并保持其战斗力，并非易事。而且，许多所谓“50万”更像是将整个随行人员都计算在内，包括了大量的后勤和杂役人员，这些人往往是战斗力最薄弱的环节。
更现实的估计： 许多现代学者根据当时的史料分析，认为直接参战的精锐部队可能在10万至20万之间。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其构成非常复杂，包括了精锐的边军，也包括了大量临时征调的卫所兵和民夫。军队的组织、训练和士气都存在不少问题。
蒙古军队的规模
相对于明军的庞大，瓦剌军队的数量通常被认为要少得多。
2万的说法： 2万这个数字在一些记载中出现，并且如果将其理解为瓦剌军中的精锐骑兵数量，那么是有一定依据的。瓦剌军队以骑兵为主，作战勇猛，机动性强。也先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能够有效利用有限的兵力取得决定性胜利。
可能的真实情况： 实际的瓦剌军队规模可能比2万稍多一些，但也远远无法与明军相提并论。瓦剌当时是一个游牧民族政权，能够集结的人力有限。但他们的军队组成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都非常高。
战败原因的分析：不止是人数的悬殊
为何拥有数量上巨大优势的明军会被数量上少得多的瓦剌军击败，甚至可以说是惨败？原因非常复杂，绝非简单的“人数劣势”所能概括：
1. 王振的指挥失误：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王振作为一个不懂军事的宦官，却掌握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他出于个人私利和傲慢，做出一系列致命的决定：
仓促北征： 军队的准备不足，后勤供应混乱，士兵们对远征毫无准备。
拒绝撤退的时机： 在战况不利、士气低落的情况下，王振拒绝了于谦等人提出的及时撤兵的建议，反而冒着极大的风险选择了北行，想要与瓦剌军决战。
野狐岭的撤退： 在野狐岭，明军遭遇了瓦剌军队的阻击，王振惊慌失措，下令仓促撤退，军队阵型大乱，失去了战斗力。
2. 军队士气低落和组织混乱： 经过长途跋涉，军心不稳，加上王振的胡乱指挥，士兵们普遍疲惫不堪，缺乏斗志。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各部队之间协调困难，导致在战场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
3. 明朝军队的作战模式： 虽然明朝军队拥有火器等先进装备，但其整体的作战模式仍然偏向于传统的步兵战术，缺乏对游牧民族骑兵的有效应对手段。在开阔的草原地形上，瓦剌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4. 瓦剌的战术运用： 也先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充分利用了明军的弱点。他利用游击战术骚扰明军的侧翼和后方，消耗明军的体力，并抓住明军混乱之际发动致命的攻击。瓦剌军队擅长骑兵作战，冲锋陷阵，而明军则显得笨重而迟缓。
关于伤亡数字的讨论
关于战死20万的说法，同样需要辩证看待。
“战死”与“失散”： 在古代战争中，区分“战死”、“被俘”、“失散”甚至“因饥寒交迫而亡”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大规模溃败的情况下，大量的士兵并非直接死于刀剑之下，而是由于混乱、迷路、饥饿、疾病等原因丧生。
官方记录与夸张： 明朝政府在战败后，为了维护朝廷的声誉，以及为了解释如此巨大的失败，可能会在某些记录中夸大损失的数字，特别是战死人数。
更广泛的损失： 如果我们将“伤亡”的概念放宽，包括被俘、失散、以及因战败而后续死亡的人数，那么 20万这个数字，甚至更多，并非不可能。在土木堡的战役中，明军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大量高级将领阵亡或被俘： 包括了许多重要将领，如曹国公李景隆、定国公徐承德、总兵官万全等，更不用说皇帝本人被俘，更是前所未有的耻辱。
军队的实际损失： 明军在土木堡之战中，溃不成军，大量士兵在逃亡过程中被瓦剌骑兵追杀，或迷失在荒野中。如果将这些都算在内，总的损失人数可能远超20万。
总结来说：
土木之变，明朝并非以50万对2万，但明军的规模确实远超瓦剌。更准确地说，明朝集结了数量庞大但组织混乱、士气低落的军队（精锐部队可能在1020万左右），而瓦剌军队则以数量相对较少但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精锐骑兵为主（可能在数万左右，精锐骑兵数万是合理的）。
明军的战败，主要原因是明英宗的年少无知和王振的专权误国，导致了指挥上的巨大失误和军队的混乱。瓦剌的胜利，在于其精锐的骑兵、优秀的战术和对明军弱点的精准把握。
至于伤亡数字，20万战死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它可能包含了很多非直接战死的士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役导致了明朝大量有生力量的损失，对明朝的政治、军事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也深刻地揭示了内部腐败和外敌入侵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网友意见
野战部队以军为单位被消灭，更严重的是，朱棣留下的能战军官几乎一锅端。明王朝出现严重的军事指挥人才断代。
事后又不反省，太监祸国，照样重用。能战的文官，只要似乎非我派系，抓了砍头。敢骂人没本事的，留下，骂天骂地骂空气，众正盈朝的名声多好听。地方诸王，百恶俱做，民怨沸腾，当没看到。
先说结论，土木堡之变有八万人；
明朝在宣德朝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缩边和缩军，京营实力和永乐盛世时期，差了十万八千里。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英宗继位时，明朝京营兵力只有五万六千人：
行在五军都督府言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除屯田守城外其十一万六千四百俱内府各监局及在外差，用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今工部人匠数多足任役使乞将各监局役占官军退回各营操练从之——《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二》
英宗继位后，朱勇人奏奉命整军，将京卫可用之兵扩充至十五万一千人。到正统十四年京卫实编人数应有十六万两千人，除去锦衣卫外应有十四万六千人，再加上八万班军，明英宗可用控制的全部兵力最多只有23-25万人：
辛未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 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
就是这些军队，也没有全去土木堡，成国公朱勇增员宣府带走了五万人，留镇京师还有近十万人，这么计算一下明英宗本部也就七八万人的样子，这和李氏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
七月十七日,皇帝领兵八万亲征, 出居庸关, 行至长安岭——《李朝实录》
就是这七八万人，真正的战兵比例，也是非常可疑，毕竟给皇帝公卿做饭的光禄寺厨役就有二千三百七人，这还是战败后逃回来的：
“赏光禄寺厨役二千三百七人，各布一匹，以随驾出征，来归劳苦也。”
大家可能知道，古代战争的伤亡率是非常低的，能承受5%的伤亡就是精锐中的精锐了，军队大部分的伤亡其实都是发生在部队逃亡过程中的。而土木堡这个地方，据京城只有一百多里，徒步两三天的时间，再加上也先的兵力十分有限。明军基层士兵的损失应该不大，据我估算，至多两万人。
转自冷吧一代骁将李如松
在本文之前，本人做过一次很不成功的分析论证，不过庆幸的是经过骨头公的提点，修正了几处关键性的错误，在此要感谢一些骨头公的有力质疑。
闲言少叙，首先还是从屯守比例的角度，分析一下土木堡战前京师的理论满额兵力。
说到屯军，就不能不提到明代的卫所制度。一个广为误传的说法是，明军是一支以且耕且战的“农民军户”组成的军队。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准确地说，明代的军士中，确实有大量且耕且战的“屯军”，但也同样有一部分不务农事的常备军——“守军”
从以上《大明会典》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其他时代的屯田制度不同，明代的屯军和守军是共同编制于卫所当中的，而不像从前的朝代那样分别编制。换言之，当你计算一个卫所的部队时，往往是“X卫辖下X名守军X名屯军”。
而从以上《英宗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正统朝，屯守比例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那么，当时的明朝在京师的卫所，有无屯军编制呢？毕竟永乐朝迁都北京，北京有无屯田不能用南京的脑补。
从以上例子中提到的合准北京例我们可以看出，很明显在永乐时代，京师附近就已经确立了卫所屯田制度。
而既然永乐朝已有定制，则英宗朝这次拨派屯卒显然是进一步增强了京师附近的军屯。
明代京卫，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九卫（万历朝数字），非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五卫，合计74卫
按照上面《英宗实录》的记载，英宗朝有义务参加训练的京卫，共计七十个。
明代一卫标准编制5600人，则当时京卫的满额守军总数应为
70*5600*0.3=117600人
也就是说，满额战兵，约十二万人左右
当然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很不准确地约数，因为5600人的编制只是理论数字，具体到下面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有多有寡。再加上屯守比例本身在执行上也不是很严谨，因此这个结果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
不过，当时京军除了这些固定编制的卫军外，还有其他部队屯驻操练。那就是自永乐朝就定下的班军制度，它决定了当时京师除了卫军外，尚有来自各地的班军在营操备。
从《大明会典》的记录来看，在京的班军总数应为八万人。
如果这么计算，则京师满额战兵，应为本地卫所守军和班军的总和，共计
117600+80000=197600人
约相当于二十万人。
不过这个数字是本人经过间接计算得出的结论。由于没有关于永乐以后京师地区的下屯比例 ，很多人对这个数字表示质疑。不过幸运的是，最近本人找到了一些关于明初京军三大营兵额的准确信息。故在此从直接记录的角度，来补完这个漏洞
从以上两条《宣宗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京军三大营，五军营每军二万全营足额十万人，神机营满额共计七万五千零七十一人，再加上三千营，则当时神机营的足额兵力，应为十八万人左右。
这个结果，比我间接计算的二十万人，还要少二万人。
那么，英宗朝是否有与以上记录相辅相成的记载呢？
《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元年，京卫选操官军居然只有十万，而且大家还都认为够用，希望免调外卫军队入京（即班军）。这里京卫军十万，加上班军八万，仍然是十八万人。由此可知，正统朝的京营编制，与前朝无异。
另一个证据是
以上两条记录均为《英宗实录》正统二年的记载，前后相差约两个月。十月份缺额二万五千，十二月份不可能补齐，因此十五万左右外加二万左右，共计十七万人左右，也接近十八万这个数字。
由此可知
虽然本人以屯七守三为比例计算的数字不准确，大约差了二万人左右，但从结果来看，大致上方向并没有走错。
在此得出结论，明正统年间京师在营兵力的满额值，应为十八万人。
那么，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从北京出发亲征时，共携带了多少兵力呢？ 是否就是这十八万人呢？
首先我们看当时发布的招调命令
以上《英宗实录》的记载，明确指出征调的是在营操练者。因此屯军你就别想了，不在征调范围之内。
前文已述，根据《水东日记》所载，正统十四年，整个明王朝的卫所士兵普遍存在缺额的现象，而且刚好缺额一半。因此当时从京卫所选的禁军数目，应该只有一半左右。不过骨头公对《水东日记》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作者是嘴炮跑火车。
不过问题是，《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官拜兵科给事中，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国家军事检察，辅助皇帝处理军机的。他所记录的军伍缺编问题，显然是来源于国家机要文件，而不是什么嘴炮胡编。
由此可知，当时十万京卫军缺额一半，则还剩下五万京卫外加八万班军，共计十三万人左右。
那么，这十三万就是英宗亲征时的兵力数吗？非也
在英宗亲征前，明军先派出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协助当地守军防备，因此英宗亲征的实际兵力，当为十三万人去掉四万五千及京师必要的守备兵力，约八万人左右。
那么，这八万人的出征兵力，是否有其他直接记录支持呢？
《李朝实录》关于明蒙战争期间的用兵记录，一向以传说夸大著称。如永乐北伐，被其夸大为百万大军，比永乐朝自己的号称还要多。再比如纳哈出的兵力，在其口中也变成了四十万。但这次英宗亲征，兵力描述却反而比明朝方号称的要小得多。
在土木堡战役期间，朝鲜方为了打探消息，多方派遣间谍使者。《李朝实录》中出现这个相对正常的数字，必定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可靠情报。
不过，英宗的八万总兵力，在整个行军道路上，是有过增减变化的。首先我们知道，被派出去的四万五千人，是分别前往宣府、大同。而明英宗的行军路线，就是先到宣府后抵大同。
那么，这些派出的兵力，后来是否都加入到了英宗队伍里呢？
我们看，吴克勤和井源在之前都被命令率领一支队伍前往大同、宣府协助守备了。但这两人，却是一个死于后卫战，一个死于土木堡。可见他们的兵力，在英宗南返时应该跟着回到了队伍当中（可能存在一些损耗，因为之前大同军曾主动出击与也先有过交锋，结果败北。）所以在英宗南返时，其总兵力应该有所增加，估计在十三万人以下。
从实录的记载来看，土木堡之战发生前的后卫战中，明军阵亡了四万多人。考虑到我在之前提到的，之前被派往大同方向的禁军可能存在一定的损耗，外加一路上因后勤不济造成的减员，此时明军的实际兵力应在八万人左右。即不到十三万的兵力，损失了约五万人左右。
结论：从以上分析来看，明军在土木堡战败的兵力，应该在八万人左右。
可能有同学要说了，既然实际兵力这么少，明朝方干嘛拼命夸大自己的失败？难道明朝人疯了？
其实明朝人故意夸大失败此次失败，绝非没有缘由。这里面的政治玄机，是昭然若揭的。
众所周知，英宗亲征的主谋是王振。而土木堡战败的罪魁祸首，也基本可以确定是他。明代宦官专权严重，大众舆论（尤其是文官舆论）普遍鄙视宦官。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极力摸黑宦官，就成了明代历史典籍的一大特色。从土木堡之战，到威宁海大捷，甚至到贺兰山大捷和应州大捷，历史记录中无不可以看出贯彻着这种思维。由于威宁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党羽王越参与的，贺兰山大捷是阉党王越主持的，应州大捷是重用纵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挥的，因此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则怎么说明我大明文官的伟光正呢？
而土木堡既然是宦官头子王振造成的，那么它就必须是大败，而且还得是超级大败，是损兵数十万的奇耻大辱。而在土木堡战役期间，有“补给失职”嫌疑的于谦的过失，却被隐瞒了下来。其之后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也被刻意夸大了。不这么做，怎么能映衬宦官的阴暗无能误国误民呢？
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很多人提，但是真正能够得到的有建设性的回答却很少，我曾经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关于土木堡之变分析的文章，就挪用一下吧。
以下内容均为个人分析，如有不当可以指出讨论，另外就是微信公众号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倒闭。
首先我们分析蒙古方面的军力记载：
可以看到正统十四年也先带领瓦剌大举入侵，我们看看是几路大军，
第一路，也先带兵进犯大同，
第二路，脱脱不花带兵寇辽东，
第三路，阿剌知院带兵寇宣府，
第四路，统帅不明，进犯甘肃，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也先各路兵马各有多少人，根据实录记载，也先退军后，大同守将郭登抓住了两个奸细，一个是太监郭敬的家人把伯，一个是义州卫军士王文，从这两人口中得知，也先一路大军有九万人，在经历大同和北京两次大战后折损了万余人。
另外根据正统十四年宣府总兵官杨洪的奏报，十月四日的时候有三万蒙古兵从顺圣川过想要进犯京师。
这路兵马是也先在损失万余人后在对自身兵力进行补充。
加上之后到达北京城下时总计九万人。
这只是也先一路，那么其他三路兵马呢？
阿剌知院所部从宣府入寇，据实录记载，十月十五日有一支蒙古兵马从居庸关关外入寇；
而根据《西关志.忠义传》记载，十月脱脱不花也先和阿剌知院联合攻打居庸关，总计三万余人，三万多人是真的，但是记载的部队却有错误；
第一，脱脱不花走辽东经古北口入关，不可能来到居庸关，第二，也先此时已经深入大明腹地，怎么可能从居庸关关外发起进攻，综合来看这支部队只有可能是阿剌知院所部，共三万余人。
另外根据实录记载根据辽东总兵官曹义等人的奏报，脱脱不花入寇辽东，兵力达三万余人。
这是第三路。
最后一路入侵甘肃的人又有多少呢？
根据正统十四年陕西行都司的奏报，这路统领不明的偏师有两千多人。
于是总计在这次战役中，也先动用了9万多+3万多+3万多+2000，共计16万人以上的部队。
那么大明方面在这次战争中动用了多少人呢？查阅实录我们可以发现，在正统二年成国公朱勇奉诏对京营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募和补充。
共计十五万余人，另外正统十四年当时还有八万班军在京，总计二十三万人，那么是不是明军就有二十三万人都上了战场呢？
很不好意思，自永乐年间以来，卫所士兵逃亡比例就不断增加，因此三大营人数常年不满额，正统年间五军营实际兵力在满额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以五军营还要承担边防作战任务的情况下尚不满额，另外两大营自不必说。因此可以将五军营的实际兵力比例扩展到三大营。
15万京营乘四分之三，大致是11万余人。
加上8万班军也不到20万，且这不到20万人并不能全部随英宗出征。
因为在正统十四年六月，由于边防形势恶化，英宗派出了三万兵增援大同，一万五千兵增援宣府。
不到20万人减去四万五千人，此时京畿兵力下降到不足16万人。
明英宗出征到达大同后，陈怀所部和耿义所部经历一系列战斗后回归英宗大部队，兵力不超过四万。此时英宗亲征部队共计19万人。
最后在快到达土木堡时，恭顺侯吴克忠力战身亡，然后成国公朱勇中伏身亡损失了一定部队。
吴克忠所部应是之前增援宣府的一万五千人，而成国公朱勇则损失四万人。
19万减去五万余人，此时英宗的亲征部队只有十三万到十四万之间。
而土木堡之战时，也先大部队应是与阿剌知院所部一起打的，此时脱脱不花远在辽东，那么也先在土木堡时手中兵力应不少于十二万人。
12万余骑兵与十三四万步骑混合的部队，在土木堡决一雌雄，而最惨的是英宗部队还被也先截断水源三日有余，最后轻信也先放其归去的话，轻动大营导致混乱，而也先抓住明军混乱的机会纵兵冲击，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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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战后，如果没有于谦，明朝的历史走向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明朝，可能根本就不复存在。于谦在那场灾难性的战役后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挽救危局”，而是几乎重塑了明朝的命运。首先，最直接的冲击便是北京城的安危。 土木堡之战，明英宗被俘，京师拱卫的精锐尽失，京城门户大开。此时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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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南通六建和南通一建破产以及土木/水利行业是否走向末路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1. 南通六建与南通一建破产事件的背景首先，理解这两家公司的破产原因非常重要。虽然具体的破产细节可能需要查阅更详细的法律文件和新闻报道，但通常大型建筑企业的破产会涉及以下几个普遍因素： 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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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我们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重要视角：言论与事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评价一个统治者功过时需要考虑的多重因素。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诸葛亮这两句话的语境。在“未治益州”之前，诸葛亮对刘备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这句话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判断和美好的愿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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