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这么烂，居然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撑了差不多200年。明朝的将领是否人均李牧，被我们严重低估了?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土木堡之变固然是明朝军事上的巨大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军队从此一蹶不振，所有将领都变得不堪一击。相反，这次惨败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明朝军事体制和战略上的诸多弊端，促使了后续的一些改革和调整。
为什么明朝能在土木堡之变后继续存在近200年？
1. 朝廷的战略调整与军事改革：
汲取教训，改变战术：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统治者和军方高层并非完全沉沦。他们认识到以往那种以皇帝亲征、大兵团作战的模式存在巨大风险。接下来的几十年，明朝在边境防御上更加注重因地制宜，采取了更为灵活的防御策略，例如加强边墙工事（虽然这也有其局限性），更依赖于卫所制度下的地方驻军和部分精锐部队的协同作战。
重新启用有能力的将领： 尽管经历了“MyISAM”这样的惨案，但明朝也涌现出了一些有能力且忠诚的将领。例如，于谦在英宗被俘后，力挽狂澜，组织北京保卫战，成功击退瓦剌的进攻。于谦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胆略，无疑是明朝能够挺过这次危机的重要因素。在他之后，也有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优秀的将领，他们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在北方防御蒙古，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为明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卫所制度的适应与变通： 卫所制度是明朝军队的基础，虽然在后期弊病丛生，但其初衷是为了“军户世代服役”，是一种相对廉价的军事力量。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并没有完全废弃卫所，而是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例如增设营（如“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等）来训练和部署精锐部队，尤其是火器部队。这些部队在后来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经济基础的韧性与朝廷的财政能力：
财政根基未完全动摇： 土木堡之变虽然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明朝的税收体系和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维持。江南等富庶地区的经济为朝廷提供了持续的财政支持，使得明朝有能力招募新兵、铸造军备、支付军饷。
财政改革的尝试： 尽管面临财政困难，明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改革，例如张居正时期的“一条鞭法”等，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为军事开支提供了保障。
3. 外部环境的相对缓和与机遇：
瓦剌的内部问题： 土木堡之变的主角是瓦剌，但瓦剌在取得胜利后，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权力斗争，并没有能够一鼓作气攻入北京。瓦剌首领也先死后，瓦剌的力量有所衰退，对明朝的直接威胁也相对减弱。
蒙古其他部的牵制： 蒙古并非铁板一块，在瓦剌崛起的同时，其他蒙古部落（如鞑靼）也在发展，它们之间有时会相互牵制，无形中也缓解了明朝的边境压力。
对内政策的调整： 在军事上受到打击后，明朝的统治者也更加注重稳定国内局势，例如安抚边疆民族，加强对内地的统治，避免过多的内耗。
明朝将领是否“人均李牧”？
“李牧”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以其高超的军事才能和严明的军纪著称。将明朝的将领与李牧相提并论，显然是夸大了。明朝的将领们，其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存在着大量的平庸之辈，甚至有贪腐无能之辈。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明朝将领的杰出表现，他们确实被某些历史叙述所“低估”了，这里的“低估”可能体现在：
被整体形象拖累： 由于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等问题，整体军事形象不佳，使得一些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表现出色的将领，其功绩也容易被整体的负面评价所淹没。
史料记载的不均衡： 史书的编撰往往受到当权者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一些战功赫赫的将领，如果其政治地位不高，或者与当权者关系不佳，其事迹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记载和宣传。
“功盖主”的风险： 在皇权集中的明朝，战功卓著的将领反而可能因为“功高震主”而受到猜忌，甚至遭受不测。这也会影响他们生前和身后获得的评价。
明朝杰出将领的例子：
于谦： 如前所述，北京保卫战的指挥者，堪称明朝的“擎天柱”。
戚继光： 率领“戚家军”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创造了“鸳鸯阵”等战术，并推广了火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也极具价值。
俞大猷： 与戚继光齐名，在抗倭斗争中同样功勋卓著，军事指挥和战略眼光都十分出色。
徐达、常遇春： 虽然他们活跃在明朝建立初期，但奠定了明朝军事力量的基石，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
孙承宗： 在明末时，力主在关外构筑辽西走廊防线，培养了袁崇焕等将领，虽然最终未能挽救明朝，但其战略眼光和军事建设的努力不应被忽视。
总结：
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能延续近200年，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结果。它并非依赖于“人均李牧”的将领，而是朝廷的战略调整、军事改革、经济基础的支撑、以及外部环境的一定缓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明朝确实也涌现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将领，他们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为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将领中的一部分，他们的事迹可能确实不如李牧那样妇孺皆知，也未得到后世充分的“显扬”。但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明朝并非完全腐朽，在关键时刻，仍有能够担当重任、力挽狂澜的军事人才。
因此，与其说他们“被严重低估”，不如说他们的能力是在一个充满挑战和限制的环境中发挥的，并且他们的光芒有时被明朝整体的兴衰史所掩盖。历史的评价需要更 nuanced（细致入微）的视角，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意见
题主 @壁虎不机灵 你这个题目真奇怪。
你明明题目问的是土木堡之变，题目描述却说的是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距离李自成攻入顺天不到100年啊，而土木堡之变和庚戌之变中间正好也隔着100年啊。
上来就是一句“诸（府）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这句话是一个叫冯时可的在他的著作《俺答前志》里写的，然而这家伙是嘉靖二十年出生的松江人、而且是搞文学为主的（被誉为晚明文学的“中兴五子”之一），史料价值不高。
京营也不是只有四五万老弱啊，而是“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丧，仅馀四五万人，而老弱半之”，可见京营还有两三万少壮.。
（这个悉出说的是“己而警报渐甚，乃发诸边兵万二千骑、京营兵二万四千骑，分布宣、蓟诸关隘”等之前派出去的京营少壮）
至于什么“四五十万九边军队就来了五万勤王军”，俺答十四日攻破边墙、九边勤王军十八日就开始陆续赶到了，就这么点时间，来的勤王军当然少了；
而且九边勤王军也不止5万，先是之前到宣府和蓟州诸关隘加强防御的1.2万、再是大同仇鸾的2万、保定杨守谦的0.5万和延绥朱楫的0.3万，然后是河间、宣府、山西、辽阳等七镇5万，加起来总共9万。
顺便科普一下，在明朝的卫所军是分为旗军和屯军的，爆发战事能直接拉出去打仗的只有旗军，旗军一般占总兵力的10-50%（平均下来30%左右）；
在庚戌之变中参与勤王的主要是辽东镇(9.4)、蓟镇(8.5)、宣府镇(15.1)、河间镇(2.9)、大同镇(13.5)和山西镇(2.5)，它们的额定兵力加起来51.9万、旗军按50%算最多26万左右（没考虑吃空饷哦），短时间内能赶来9万勤王军就很对得起皇帝老儿了。
九边平时有拖欠粮饷是真的，但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粮草不足（饷钱倒是临时发了不少），主要原因除了顺天城中粮食不足，还有大量顺天周边的民众涌入城中避难，以及9万勤王军赶来的时候没带多少粮草。
城外及近地居民拥入，连日夜不绝，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陆炳请出太仓米，减直济流徙老弱。俱报可。时变起仓卒，诸务未备。勤王师各轻骑驰至，未赍糗粮。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饵。开庾发粟，则囊釜甑皆无所需索，故士卒饥疲。
京营被拉去给武官和宦官干活“又半役总兵提督太监家”、武库宦官讨要贿赂“武库阉又援例需价”是存在的，卫所屯田被武官等侵占、部分卫所军户如同农奴等问题也是存在的；
而且明军在野战方面表现的确实很拉跨，确实不敢出战，当时俺答撤退时走白羊口走不动、扔下俘获的部分人口和畜财，转而向东南方向行军，撞上了“武装送行”的仇鸾、杀伤明军千余人，猝不及防的仇鸾差点被抓住；
仇鸾也有杀良冒功的行为“乃更取平民首上之”，不过没敢冒多少“既而鸾报功八十馀级”——至于明军像蒙古人一样留辫子就比较奇怪了，是准备给仇大人冒功用吗（按您的逻辑明军士兵地位如同农奴，还像蒙古人一样留辫子，那可太适合冒功用了）？
还有“后来仇鸾不把严嵩放在眼里，想要取而代之，结果被严党消灭”，仇鸾在被清算前就病死了，对他出手的是徐阶“而大学士徐阶遂密疏鸾通虏误国状”。
说回题目，明朝的“李牧”确实有几个，例如说马芳：
他小时候被继母虐待、10岁的时候逃离家乡，结果逃到边境被蒙古人抓住了，给后来整出庚戌之变的俺答牧马，私下自己制作弓来练习射箭；
有一次跟着俺答出去打猎，射杀了一只老虎，俺答因此很欣赏他，给他良弓好马、让他随侍左右：
左都督马芳，少为继母所虐，走出，遇虏掠去，从俺答饲马。
十岁为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为弓，剡矢射；俺答猎，虎虓其前，芳一发毙之。乃授以良弓矢、善马，侍左右。
然而马芳身在蒙营心在明，19岁时跑回了明朝，被当时的大同总兵收入行伍：
芳阳为之用，而潜自间道亡归。周尚文镇大同，奇之，署为队长。
不过马芳此后的发展不太顺利，直到庚戌之变时才靠着军功当上正七品的总旗（但也有史料记载他当时已经是正五品的千户了），此时他已经34岁了：
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怀柔、顺义。芳驰斩其将，授阳和卫总旗。
庚戌之变后的第二年，俺答继续对明朝发动进攻，而马芳智勇过人、屡立战功，一路升到了正一品的左都督：
寇尝入威远，伏骁骑盐场，而以二十骑挑战。芳知其诈，用百骑薄伏所，三分其军锐，以次击之。奋勇跳荡，敌骑辟易十里，斩首凡九十级。已，复御之新平。寇营野马川，克日战。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斩级益多。众方贺，芳遽策马曰：贼至矣。趣守险，而身断后。顷之，寇果麕至。芳战益力，寇乃去。亡何，战泥河，复大破之。
累迁指挥佥事。以功，进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复以功，超迁都督佥事，隶总督为参将。战镇山墩不利，夺俸。已，袭寇有功，进二秩，为右都督。寻以功进左，赐蟒袍。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也。
俺答与明朝的战事持续了三十年，直到隆庆和议双方停战复市。
在此期间，马芳与俺答这个昔日恩主也相爱相杀了三十年，虽然没能彻底击败俺答、但也没让俺答再整出一个庚戌之变来，而且马芳并非只能守边拒敌、而是多次率军深入草原击败俺答，此外还多次打败土蛮(图们汗)等蒙古势力、蒙古人尊称其为“马太师”：
......
三十六年，迁蓟镇副总兵，分守建昌。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芳与总兵官欧阳安斩首数十，获骁骑猛克兔等六人。寇不知芳在，芳免胄示之，惊曰：马太师也！
......
芳起行伍，十馀年为大帅。战膳房堡、朔州、登鹰巢、鸽子堂、龙门、万全右卫、东岭、孤山、土木、乾庄、岔道、张家堡、得胜堡、大沙滩，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擒部长数十人，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
马芳在宣府时练兵整军“尽遣宣府客兵，以乡人守乡土，可得虎师”，提出了“以骑制骑”的战术、给骑兵大规模装备火器“可补骑射之短也”、坚持主动出击“重创敌于塞上”；
而且他曾秘查并惩治了二十多名克扣粮饷和虐待士兵的武官、严禁武官克扣粮饷和虐待士兵，对拉士兵去干活的权贵“拔刀怒向”、迫使其放还士兵，其人在武官中相对清廉、且严禁其部杀良冒功。
和历史上的李牧不同的是，马芳是因病善终，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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