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允许销售口香糖的意义是什么？
历史的烙印：从“垃圾惹事”到“国家形象”
新加坡对口香糖的禁令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市治理的不断完善而逐步形成的。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在李光耀先生的领导下，大力推行“花园城市”的建设。当时，口香糖的乱扔乱吐现象非常普遍，成为了城市环境的一大“顽疾”。
环境卫生的困扰： 被吐在地上的口香糖，干了之后变得坚硬难以清除，黏在人行道、公共交通座椅、甚至博物馆的展品上，不仅影响美观，还给清洁工带来极大的困扰和额外的清洁成本。粘腻的口香糖痕迹，也与新加坡追求的整洁、精致的城市形象格格不入。
公共设施的破坏： 有时候，口香糖会被恶意地粘在门锁上、信用卡感应器上，甚至地铁的车门缝隙里，导致公共设施故障，影响了交通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乘坐地铁时，感应器被口香糖堵塞，导致车门无法关闭，这不仅仅是个人不便，更是对整个交通系统的扰乱。
社会公德的缺失： 李光耀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其公民对公共空间的尊重和维护上。乱吐口香糖的行为，被视为缺乏公德心、不尊重他人的表现，与新加坡倡导的“优雅社会”理念相悖。这种行为传递的是一种“我无所谓，别人也无所谓”的消极态度，而新加坡希望塑造的是一种人人为城市贡献一份力量、共同维护美好环境的社会氛围。
因此，为了维护城市的整洁、保障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转、提升国民的公德意识，新加坡政府在1992年颁布了这项“禁嚼口香糖”的法令，并逐步收紧了相关规定。
为何是“销售”而非“食用”？：精妙的政策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禁令主要针对的是“销售”口香糖，而非直接禁止“食用”。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政策设计，旨在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限制个人行为。
切断供应源头： 政府认为，只要市场上不流通口香糖，自然就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消费和乱吐现象。这种“釜底抽薪”的策略，比事后处罚乱吐口香糖的行为更有效率。如果允许销售，即使有禁令，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也难以对所有食用者进行有效监督和处罚。
允许医疗和口腔卫生用途： 为了避免“一刀切”的僵化，新加坡政府也留有“口子”。允许销售特定类型的口香糖，例如用于医疗目的（如尼古丁口香糖帮助戒烟）或口腔卫生目的（如无糖口香糖），但这些口香糖的销售受到严格监管，需要通过药房等特定渠道购买，并且有数量限制。这表明政府的出发点是解决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而非单纯地限制消费。
关注公共利益的优先性： 这种政策也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在决策时，往往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短暂便利之上的原则。为了整个社会的整洁和秩序，牺牲一部分人对口香糖的自由消费，是政府认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对国民素质的“强制性”培养
新加坡的口香糖禁令，也被视为是一种“强制性”的国民素质培养手段。
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新加坡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嚼口香糖，也不存在购买和品尝口香糖的机会。这种耳濡目染和环境的塑造，使得不嚼口香糖成为一种自然的社会规范和生活习惯。
强化规则意识： 严格的法律法规，让民众深刻理解到，在新加坡，很多事情是有明确的规则和界限的，违反这些规则会面临一定的后果（虽然对于初犯可能只是警告，但累犯会有罚款）。这有助于培养新加坡人从小养成遵守规则、尊重法律的意识。
塑造国家形象： 通过控制口香糖这类看似微小的细节，新加坡成功地塑造了其“干净、有序、高效”的国家形象，这对吸引外国投资、发展旅游业至关重要。当人们提及新加坡，首先想到的是其宜人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不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或不文明行为。
争议与平衡：并非完美无缺
当然，新加坡的口香糖禁令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些人认为这限制了个人自由，或者认为对于一些口香糖的特定用途（如提神、缓解压力等）存在不便。也有人质疑其是否过于严苛，甚至有些“矫枉过正”。
然而，新加坡政府始终坚持其政策的合理性，并认为长远来看，这些规定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显著的益处。它也促使了关于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的持续探讨。
总而言之，新加坡禁止销售口香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源于对城市环境卫生的实际需求，是维护公共设施正常运转的必要措施，也是培养国民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手段，更是塑造国家独特形象的体现。这项政策虽然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新加坡在城市治理和国家建设上的深邃思考和不懈努力。它不是简单的“禁令”，而是一套围绕着“干净、有序、文明”的社会理念而构建的系统性工程。
网友意见
大清剃发的好徒弟，意义就是时刻提醒坡民们一件事——这坡姓李。（我看多久被折叠）
作为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可以说将中国家长式的管理发挥到了极致，举几个例子：
地下人行通道往往比较窄，所以必须要各行一边才能秩序井然，但总有人不听话喜欢窜到对面去影响别人，怎么办？新加坡的做法是：派一个人就站在地下通道的中间，看到有人不靠边走直接呵斥，时间长了，大家就养成靠边走的习惯了；
大家在人行道上散步时可能很反感那些三五个人并排走的人，因为他们这样基本上就挡住了整个人行道，影响后面的人通行，于是新加坡出台法规：人行道上禁止三个或以上的人并排走；
在别的国家，破坏公物可能会挨批评，在新加坡，破坏公物可能会被用藤条打屁股；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新加坡基本上消灭了房地产行业，绝大部分人住在政府建的组屋里，新加坡只有极少数非常高端的商业地产，主要面对富豪阶层，这种模式，全世界还没有找到第二家，唯一比较接近的可能是朝鲜，朝鲜也没有房地产行业，所有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
新加坡禁止罢工。在新加坡罢工是违法的行为，在别的国家，罢工被看作是劳动者争取权益的一种行为，但在新加坡，罢工可能更类似于老子要儿子干活，儿子反抗不从。
我去新加坡旅游时，当地的导游是这么说的：新加坡的政府感觉就像是新加坡人的家长+保姆，他们把每一件事就安排得妥妥当当，新加坡人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套用公知们经常用的一个词，新加坡人属于典型的“顺民“，他们非常乐于由政府安排好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我不太清楚新加坡政府是否真的禁止吃口香糖，但假设，新加坡政府说为了环境，从今天开始禁止吃口香糖，新加坡的老百姓会马上毫不犹豫地遵从，就好比新加坡政府禁止罢工，所以新加坡基本上没出过罢工的事件，上一次新闻里看到新加坡罢工，是一群中国来的司机因为不满收入而罢工，结果带头的被判刑，其它人遣送回国。
本质上就是李光耀不喜欢，就全城禁止。就这么简单。
新加坡的成功其实就只能归功于李光耀的自律，和它的“威权体制适合亚洲”之类的乌七八糟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现代历史上，面对几乎无限的权力，能够克制自己欲望的，除了李光耀，还有哪位领袖？答案是没有。
一些人不明就里吹捧新加坡体制，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做奴才做习惯了。
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号的家族公司，如果清除口香糖垃圾花的钱比较多，那么肯定会禁止出售的。标准的公权力滥用。
懒政的意义往往在于试图掩盖管理的无能。
——————割——————
类比禁毒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把口香糖等同于毒品我就不说什么了，可能就是有人认为贩卖口香糖的性质已经恶劣到可以构成死刑了吧，呵呵~八成又会有人把概念偷换到新加坡有没有死刑balabala……智商这种东西，无解的。
你知道有个新加坡年轻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在网上说了几句新加坡的坏话，回国就被抓去打屁股了。
说到底就是一个李将军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是滥用公权力了。
然后很多中国人不明就以，还想移民过去。呵呵呵。
以罚代管。跟日本鬼子学的。
除了不许销售口香糖，新加坡在李光耀执政期，还通过了公民不许吐痰，不许喂鸽子等一系列事关教养的惩罚措施。
这三不准，被认为李大人干涉国民私人生活的标志性事件，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讨论。
其实，李大人对国民私人问题的介入，还不止口香糖。
他曾想推行大学毕业的女性应与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结婚，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也拥有“高智商”。因为国内反对者太多，终于没有推行，而他本人却一直坚守这个信念。
就已实施的“三不准”讲，
吐痰的危害，尚有公共卫生理论支撑，医学背书，口香糖和鸽子，就相当个性化，足列入世界沙雕规则之列。
李光耀说，这是一场提升新加坡全体公民教养，告别陋习的运动。
起因，来自他个人的留学英国经历。
我曾经在英格兰求学，那是个循规蹈矩的地方，人们非常有礼貌，诚实待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地铁站外的马路上有卖报纸的，没有人看着报摊，只有一个放硬币和纸币的盒子。你拿了一份报纸之后，把硬币放在盒子理。这真是世界一流城市的标准。我们也努力做到那样。
——1999年12月18日，日本NHK电视台采访
他没说，英格兰的文明，人家好几百年演化下来的，并没有狂飙突进。
他也没说，英格兰的文明是巨额罚款推动的。
他跟所有善于画饼的领导一样，说了一个美好蓝图，接着说，来，我们也试一试。400万人，听我指令，一起玩全民养成游戏，玩不好的人，会被打屁屁（比喻，指惩罚，不是说著名的鞭刑）
李氏名言：
“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
情况跟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
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他们还是会可以在电梯里小便。”
用成年狗来比喻自己的人民的政治家，也是相当个性化。
这典型的亚洲家长式“我吃过的盐多”。
所以，你的肉比较咸么？
就禁止口香糖，吐痰，鸽子来看，李大人就是以为你好的名义，在玩一场规模宏大到绝无仅有的心理实验，还调动全国警察当研究人员，测定惩罚对人类培养习惯的长效影响。
跟世界上大多数提倡文明的地区不同，新加坡的禁止随便吐痰，禁止口香糖，背后是有重罚为后盾的。
就事论事，这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规训与惩罚。
无论规训的是不吐痰，还是不吃口香糖，守规则的400万人，没法跟李大人商量。400万新加坡人吃口香糖的权力，不在他们自己手上，只在李大人手上。
他曾公开发表演讲说：”我认为一个国家更需要的是规则，而不是民主。
但是，让问题复杂化的是，李光耀让新加坡经济提升，国民富强。挟富国之功，人们就比较愿意原谅他的规训。
他自己也把经济腾飞，跟他大型养成游戏混在一起说。
“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是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看法。”
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禁不起推敲的。
比如，我国人人有口香糖自由，我们经济也在腾飞。
李大人的讲话精神，跟我们老祖宗很像。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虑始，而可与乐成。”
出自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是商鞅，他又说：
论至徳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新加坡禁止口香糖的意义，有点像秦国的商鞅变法。
用刘勃在《战国歧途》里的话：商鞅变法让大多数人忽视了自己的人身zi you和思想zi you也在迅速萎缩中。
读《商君书》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这本书谈耕读，重点往往还不在直接提高粮食产量和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谈，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消灭的对象。
P62
商鞅，当然比李大人走得远。
历史条件允许，商鞅打击贵族，打击商人，打击儒生，打击辩士，打击到最后，甚至连良民都要打击。“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商鞅的变法到最后，得出良民变奸民，国家才能富强。连抗日神剧里的日本鬼子，也没有这么离谱。商鞅变法身死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光耀要幸运得多。他逝世时，举国默哀，风光大葬。
这或许意味着，在当代，权力一定程度的干涉私生活，一定程度限制自由，如能保证经济上的富裕，还不至于天怒人怨，走到齐奥塞斯库的道路上。
李光耀执政期间的新加坡，更像衡水中学。李校长告诉大家，穷人家的孩子想考高分，你就得失去刷手机的自由，失去充足睡眠8小时的自由，失去蹲厕所半小时的自由。
李校长说，你们想要素质教育？你们想要不补课的自由？
省省吧。那是富人家孩子才有的。想不补课，想不题海战，等你富了再说。
学生们虽然不开心，但为了考211，看到学校的考分这么高，于是，还是咬牙念了下去。
刚刚衣食足的人，愿意放弃部分自由，来换取一个富裕的机会。富久了，国家培养出一群娇贵的百姓，或许才会介意，才有底气，为了口香糖这等芝麻小事，跟大政府抗议。
且看李光耀口碑未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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