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年间明廷的税收潜力究竟能到多少？

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来解决：先回答明朝在崇祯年间，税收最好的是哪一年，收了多少税？

然后，再在最好的基础上，考虑还有什么钱可以继续征收，可能会有什么困难导致难以征收，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明崇祯年间最大的潜力了。

首先，我们先得知道明朝在崇祯年前的税收是什么情况。

最早的时候，明朝的税收系统是朱元璋定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朱元璋核定天下税亩【1】是8.576亿亩，征收的总数是3200多万石，这个数字一直改，下调，调了几次，差不多2950万石。老头子很满足，下旨“永不起科”，国家能征收到这样，就觉得已经很够吃了。

另外还有一个跟税收有关的大数，那就是军屯，有4.2亿亩，军队有120万，但是军屯户有170-200万。就是把土地分给军队去种，一大部分兵（在内地占七成，在边境附近的是八成，大致如此）去种地，征收种粒，养活另一小部分（占二、三成）的城守兵。所以朱元璋很得意，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整个明朝，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野史笔记，经常可以看到这句话，帮朱元璋吹牛，一直吹吹吹，吹到了崇祯年间都还有。

但是，到了崇祯以前，税收是什么样呢？

天启六年【2】，报天下户口税收等项。实际上，这也相当于崇祯年间可能征收的最好的情况。因为，崇祯接手以后，税征每况愈下，最好的就是崇祯元年，而崇祯元年不可能超过天启六年或者天启七年。所以我们拿天启六年的数据，套在崇祯年间最高的情况，所谓就高不就低，大致如此。六年情况如下：

【3】

这表看起来还是有点眼晕，不要紧，只要看头几行就可以了，主要说明的问题是，这时候还能征收麦430万石，粮2149万石。另外还征收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这就是明代正税征收的特点。有人问，怎么有半个人？那是长在肚子里的，没生出来，算半个。是不是真的每年人口普查？怎么可能，那抄上一年的，杜撰一点出入的数据。这就是明代的统计，编的象真的一样。假的，都是比真的真。

明代征税，是以收粮食为标准的。分两次，所以称为“两税法”，夏天麦子收成的时候收一次，收麦子。秋天再收一次，收大米。那有的人不种地咋办，就收其它实物，你织布的，就收布匹当税收；你开矿的，就收矿砂。所以乱七八糟的东西收了很多，这些看了眼晕的实物征收，包括粮食、麦子，就叫本色。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原模原样的收上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改了，改成了货币征收，明代的货币很乱，就是按应征的粮食，折成货币收上来，这就叫折色。折色不一定就是银子，虽然明末主要的货币是银子，但是也有折钞（钞票），折钱（铜钱），凡是折成货币的，都算。最大的一笔折色征收，就是“金花银”，从英宗朝就开始了，把江南五省应征的四百多万石粮食，折成100万两零一丢丢银子，从运河送到北京皇宫，这是皇帝的私房钱，不入太仓的，每年都是。万历的时候，皇帝的钱不够花，还从太仓里抠了二十万，张居正当国那会儿给的，抠了好几年才不抠了。其它的时候，折色其实是很少的，明代主要征收的，还是粮食。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原来不是2950万吗？现在加一起也就2600多。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一直以来，土地报增只是做样子，并没有实际征收，明代有黄册制度，就是报告土地的册子，但实际上地方官抄报的可能是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黄册存档。对，你没看错，一年抄一年，就有这么久，甚至更久。实际土地变成什么样，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报增的少，而报减的多。第二个原因，是亲王封地，这个封一点，那个封一点，万历以后，都是几万顷几万顷的封出去，所以用以征收的土地就少了很多。上报的数字跟实际的情况严重不相符，这也是导致明代土地兼并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税收来源是哪里？明朝建国初期，领土广大，但是很多地方都是不征税的，长城外围有奴尔干都司，西南还有乌思藏都司，这是大片领土的都司，都司的意思就是只驻扎军队，但是不派官，当然也不征税。所以能收的地方，只有两京十三省，这里又有区别。最早贵州是没有开发的，后来开发出来了，也一直没增加到税亩去，所以到最后也没收贵州省的税。云南那地方一直乱，本来就少，也没怎么征税。广西也很少，因为少数民族多，虽然也跟别的省份一样，但数额大大的减少。所以能征收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两京十省。征的多的，南直、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四川；相对少一些的、江西、山西、广东、北直、陕西，更少的，福建，最少的广西。长城以外，只有辽东有征收，有时候收，有时候也不收，收的也极少，几乎没有。

这是总体的情况，明代的税收很高吗？其实不高，标准（注意只是规定的标准）是很低的。算一算就知道了，一亩平均征收0.0344石，差不多三十亩才征收一石。官方有明确的规定数字，也基本相当。官田收0.053石，民田0.0335石，其它根据土地性质的不同，有所偏差。【4】

明代的农业，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有记载，哪怕最贫瘠的土地，一亩最少都有一石多的收成，三石算是高产，甚至有接近五石的。到明末农业进步了，三石是常有的事。所以怎么算，撑死了，都只有不到3%的税率。那老百姓不是很轻松吗？洒洒水嘛。别急，还有。

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太爷的衙门口吧，挑不来怎么办呢？里甲派人征收，派人要额外的费用。加派。

县太爷还得往州里送，州里还得往府里送，府里送省里……这一层层送上去，要运费，要人力吧。加派。

明代是赋役，除了赋，就是税收，还有役。县太爷的衙门坏了，得修，派几个老百姓去；县太爷出行，得有有抬轿子，派老百姓去；城墙坏了，得有人修，老百姓去……官府有权力在老百姓中，按土地的大小派工派活。这个叫役。地里忙不开，不去怎么办？加派。

国家的税收还不是重头的，大头是地主征收的田租。如果遇到荒年，收成不好，或者地主加收的租粮太重，老百姓就收不上来这么多的粮食，就有逃亡的。明代是里甲制度，每十户编成一甲，每十甲编成一里。一甲里如果有两户不见了，那么剩下的八户要承担这两户的税收。如果一甲只剩下一户两户，哇，有这么惨吗？那就不要活了嘛，还真有，而且，越来越多。

各种加增摊派以后，老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加派的办法有很多种，用大斛征收，小斛发放那是作奸犯科，不是加派。举两个例子，征收的时候，斛斗本来是平的，用尺子一拉，多出来的你收回去，现在不行了，得继续往斛里倒粮食，倒到上面尖尖的，撒到斛外面的，那才是你不应该征收的粮食。这个办法，叫“淋尖”，把征收的斛上面淋的尖尖的，很形象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你往斛里倒完了粮食，地上也扫干净，旁边来一公务员，往斛上踢一脚，撒出来的部分，就是加派的部分，剩下的，你继续倒满，算是正式征收的。这个办法，叫“踢斛”。把斛踢倒了是不算了，得重新来，所以一般的官府里面，都养了一批踢斛的高手，踢的时候，角度力度都要掌握的刚刚好，不能太猛，太猛就倒了；也不能太轻，太轻撒出来的粮食就少了。这样的高手如果穿越到现代，中国的国足有望矣。

那这粮食征收上来，怎么花呢？

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还有一个大项，那就是军屯。

军屯就是军队也种地，分派给一定的土地，种了地收种粒，养活另一指军人。种地的军人叫军户，不种地的军人叫守军。老百姓也种地，收税。各不相干。后来一看发现不对，怎么呢？这税法操蛋就操蛋在，老百姓的税收的标准很低，军屯田的征收却不低，一样是种地的，军队的丘八给的地是下等的，或者自己去开荒开出来的，收的税却要比老百姓多五六倍。更操蛋的是，这种日子还不是只过一辈子，朱元璋定的是世军制，儿子孙子，子孙代代都是。那怎么办，跑吧，到哪儿过日子不是过，到哪儿种地不是种。因此，军屯出现了大量的逃兵。于是，军屯田就没人种了，军屯种粒就收不上来了，军队的供给就不够用了，尤其是边关的军队。解决的办法是，开中法。让商人买米，供应边关军需。买完了不给你钱，给盐引。盐，本来是官府经营的东西，不允许私人卖，几朝几代下来一直都是。有了这个盐引，明代的商人就可以去官府指定的盐场买盐，然后出售，合法经营。开中法没玩多久，也玩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盐引这东西，不过是一张纸，印上东西再盖个章，也就是兵部相关的部门出具的证明。有势力的官员，特别是皇亲国戚勋臣，都充任五军府的职务，掌握这种权力。他们都想少送粮，多要盐引，甚至不送粮，直接开盐引。从中间挖取好处，这个叫“占窝”。占窝越来越多，军队又没供给了。怎么办？中央拔给，这就是“京运”，或称“年例”，就是年年运送。京运送的是银子，粮食征收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粮价本来就便宜，折成银子也少。运到了京师，再运到九边，又要买成粮食。这一来一去，就损失巨大，没办法，古代不象我们现在这样，运输成本很高的，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京运的银子从嘉靖的时候开始，隆万时期开始增加，到了崇祯年间，一年就得近四百万两银子。

【5】

当然，也有其它地方花掉了税收，比如公费开支增加，京军粮饷增加，地方截留，有明三百年发展下来【6】,军队成了朝廷最主要的花钱地方，而且越来越多。所以明朝一直以来就是缺钱，缺钱，还是缺钱。

那要打仗了怎么办？

张居正死后，太仓还存了四百多万两银子，粮食可供京城十年之用。所以那时候万历三大征打得赢，打仗打的就是钱粮，那不是万历打的，那是张居正打的，靠吃老本打赢的，虽然那时候张居正已经死了十几年了。这事情到后来就不行了，萨尔浒一仗，把明朝打出毛病来了。努尔哈赤这一搞，辽东的事情就没完没了，要钱哪。正税你不要想了，早就都花完了，根本抽不出钱来，九边能不供应？官员能不发俸禄？京营能不支粮饷？那就只能另外加派征收，为了打胜辽东与后金的战役进行的加派，这就是——辽饷。

辽饷开始的时候，还征的不多，一亩地征三厘半，一两银子是十钱，一钱是十分，一分是十厘，也就是一亩征收0.0035两银子。粮食的价格，在万历年间日子过的好的时候，北京才0.25两一石，一两买四石，南直隶高产地区，银子因为海外流入，是通胀状态，有时候会值二两多一石，但是折成金花银，也一直是0.25两/石，其它如广东佛山等地，丰年的时候也有过这个价。贵一点的地方，山东、河南一带，都是0.8两一石。到后来崇祯朝饥荒年间就不要算了，0.8两一斗都有。全国平均一下吧，估测个数字，0.5两一石差不多。实际上，崇祯年间北京也都是0.5两/石，贵的时候达到一两一石。一石94.4公斤，差不多两百斤，银子很值钱的哦。如果按粮价算，别的商品也差不多，崇祯年间的银子，一两大概相当于现在（2017年）1200-1500元人民币。我知道以前也有人拿这个折算过，但是早几年的物价，跟现在的物价又不一样啦。崇祯年间官方规定的铜钱是一两银子650文，但是民间流通的，在北京，民间的兑换是1400-1500文，对比现在的一块钱硬币一文的话，似乎也差不多。这当然不存在太大的可比性，但是，有个概念，理解一下银子的价值吧。

继续。三厘半银辽饷征收没多久，就不行了，全国才165万两，这哪够？很快就增加到了七厘，又很快增加到了九厘。所以天启元年开始，就变成九厘了，户部还专门增加了一个专门处理辽饷的机构，叫新饷司。所以辽饷也叫新饷，正税就叫旧饷。那如果换算成粮食，也就是一亩多征0.018石（一斗八合）而已，加一起，全国核定征收520万两。

多吗？

不多吗？

…………

谢谢。

天启元年，不仅辽东出事了，西南还发生奢安之乱，这很多读明未史的人忽略了。西南那个地方，打从一开始就闹腾，朱元璋的时候闹，朱棣的时候闹，收拾了越南又退回来，朱高炽、朱瞻基的时候继续闹，而且不停，接着到孝宗朱祐樘他妈，就是从西南抓回来的宫女，到隆庆万历年间，有个治水很有名的叫潘季驯的，之前就是平定西南的。很奇怪，明朝一直就没认真思考过对西南的民族政策有什么不对，天朝上国嘛。也没考虑过对外的朝贡制度有什么不对，除了隆万年间的封贡开关，天朝上国嘛。奢、安在西南这一闹【7】，比以往的都厉害，这又要花钱哪。本来那地方的正税就收的少，辽饷也征的不多，这一闹腾，四川、广西、云南、湖广，四省地方的辽饷就全部截留，贵州本来就没有，现在更没有了。山东，开始有民变，截留。接着征到了五六十万辽饷就基本上都给了东江毛文龙，又截留。（另外毛文龙在漕运四百万石里，还截漕十万石粮，现在很多人在《熹宗实录》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上找的数据，说毛文龙拿的粮饷少，没有靡饷，这是扯淡，他们没把这粮饷算进去）所以定额520万的辽饷，只剩下三百万出头。这还不算地方扣留抵充的，还有买粮的各种费用，实际到京的辽饷，其实就一百多万两。

辽饷又不够花了。继续想办法。想想想，想出各种零星的搜刮。这些搜刮项目全部加一起，统称杂项。所以辽饷这个项下，一直有两个大名目，一个是加派，就是一亩九厘银。另一个就是杂项，把原来搜刮的各种项目加进去，并且不断增加项目。这杂项包括什么呢，很多。比如：榷关关税、典铺税契、觐费杂支、民佃屯田、生员优免、督抚军饷、抚按公费、铸息、捐助、盐引、芦课、役扣、平粜银、马夫银等等等等。解释几个吧；

榷关关税：明代设的关卡其实不多，运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差很多，最快速的运输，就是运河。两京之间，几天就能到达，北京能吃到南京活着的鲈鱼。所以很多大宗商品的买卖，都运到运河附近，然后从运河发散各地。那么通往运河的官道上，就有各种征收过路费的关卡，各省几乎都有。朱元璋的时候就规定，三十抽一，就是抽税三十分之一。这种关卡也叫钞关，比较有名的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扬州、北新、浒墅等，各个钞关年收入也多少不等。一个钞关少的象河西务，额定五千两，多的象浒墅关，崇祯初有额定四万两，额定，并不等于真能征收这么多，你懂的。说到这就想起某清宫戏，一个很正义的男主人公大喊，“全国有多少个浒墅关，一个浒墅关就贪污一百多两银子。”虽然是清朝银子多，也不带这么欺骗观众的，编剧没有历史常识。浒墅关这样的全国就一个，征收关税最多的那一个。

典铺税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税，有点象我们现在的印花税（不懂的童鞋请百度），很好理解，就是典当铺（那时候是最赚钱的商业买卖了）里征收的税。是不是每个典当铺都收，是不是按营业额收？这些我哪知道，你问我，我也搞不清。因为万历的时候是叫太监去收的，后来收没收都不知道，就是有收，也不多。加入杂项内，也是视各地情况而定。

觐费杂支：地方官每三年就要进京述职，皇帝登基的时候，县以上干部还得到京全体觐见一次，这时候有可能见到英明而伟大的皇帝，所以也称觐见，这种觐见，也象当年红卫兵串联一样，不仅沿途白吃白喝白住（驿递系统），还可以各种杂支报销。现在这些杂支都省一部分出来，充入杂项。

民佃屯田：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屯田的兵哥跑路了，地荒了，没人种，就佃给普通的老百姓种，收的佃租税赋，缴一部分上来。

生员优免：这个就复杂了。生员，就是读书人，这里专指秀才，当然别的也有。读书人考中了秀才以后，官府就有供养。役是免了，前面说的那些抬轿子啦，修县衙啦，就轮不到他了。另外还免了一定的田税，按各地的不同，免税的亩数也不同。如果，当地有学田，学田的收入还供养这些读书人，每月领一些禄米，或者秀才们排队到学府去吃饭。所以考中了秀才，就说自己有功名，这个功名，就是指生活由政府供养，过得好不好不一定，这得看地方的情况。但肯定是饿不死，但是地方上不仅有秀才，还有选拔出来的，叫贡生，还有捐钱入学的，叫监生。生员就不止秀才了，生员越来越多，僧多粥少，供养的也就薄了，所以其实秀才大多数都是很穷的。如果考中了举人，那就又一番优免，又一番天地了，不在我们说的这个范围了。地方上的教谕，就是干这个的，县太爷的助手县丞才从八品，或者九品，教谕是八品，牛逼的很咧。这属于礼部的官，费用也是礼部的，不要觉得户部就是国家财政部，这个理解有偏差，六部各有自己的财政，是分开的。户部只能说是民政部、税务局、至于统计局和财政部能不能算进去，不好说。绕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就是把生员吃的这些优免省一部分下来，上缴，这就是杂项的一个项目。谁说明代没有士绅一体纳粮？穿越到明朝的那些人，都把清朝雍正的那一套直接搬过来，人家明朝有明朝的规矩，这些历史没及格的穿越者们，麻烦先写完检讨书再去穿越。

督抚军饷：巡抚这个东西，明朝一开始是没有的。这不是三司嘛，布政使司管民政，下属府、道、州、县，一层一层下去；都指挥使司管军务，卫所军屯都是他们的事；按察使司管监察。三司并立，互相牵制也互相监督。可是这三司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甚至掐起来了，怎么办呢，就派个钦差大臣去协调，这个就叫巡抚。明朝的第一个巡抚是朱元璋派的太子朱标，后来当然各种官都有，品级不一定比三司大，当然也不能太小。但是权力呢，开始也不大，后来慢慢变大了，甚至变成了三司兼管，而且还一直是钦差的身份（这跟清朝不一样，清朝是常设官，地方上最大的官），直到明朝灭亡了还是。巡抚后来还带兵，而且到最后，只能巡抚带兵，别的武官带兵可以，不能出省。有的并不是巡抚地方，也有管事的巡抚，比如九边管军务的巡抚，巡河的，巡盐的。巡抚两个地方，或者两件事以上，叫总督。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督抚带的兵，兵饷省一部分出来，一般是十分之一。凑成杂顶的一项。

抚按公费：按，就是巡按御史。地方上已经有监察使司，还需要巡按御史吗？有的时候是要的，很需要。御史在朝里的品级才七品，在朝里就常常参掉二三品的大员，出京来混，就更不一样啦。电影上演的，两排人扛着牌子走在路在，中间一轿子，锣子duang的一声，声音传到好远去，老百姓就知道，巡按御史大人到！！！明代的御史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跟巡抚的权力还不一样哦，巡按御史可以杀人的。巡抚要弄死个人，得题参，得上报。巡按御史是可以“小事立断，大事纠弹”的。【8】什么意思呢？地方豪强欺压百姓，村委书记，县丞大人等，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巡抚御史可以直接砍他丫的。都不带上报的，完事了回京再说，哪象现在这么麻烦。只有碰到县令或者以上的官员犯法，那事情有些大条了，得上奏解决。巡抚和巡按，都不是常设官，虽然各地都有，但都是钦差的身份，加一块，合称抚按，他们出行的廪饩花红银，也就是外出办公费用，省一点下来，充入杂项。

铸息：铸就是铸币，就是铸铜钱。铸铜钱换成银子，扣除买铜锡的成本，工钱以后，多出来的利润，就叫铸息，这一部分，全部作为辽饷收入。很奇怪，明朝的政府，铸铜钱一直都不是首先为了流通，而是为了赚钱。明代这个钱法，也一直就没搞好。开始的时候，朱元璋是印钞票作为主要市场流通的，不是银钞，是表示铜钱的钞票，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文钱，就表示一个铜板了。当然印的比我们家五岁的闺女办家家的时候写的要正规的多啦，印章也是正规的，这都没问题。问题是你这东西没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需要这个价，也没有真正的铜钱储备做保证，谁会真拿一张纸当回事，傻啊。所以慢慢就贬值的厉害。永乐初,钞一贯约合钱百文，至成化，“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9】钞票不好用，接下来就是用铜钱，铜钱作为主要货币大概在成化以后，隆万以前。铜钱也乱，民间私铸的很多，政府规定的与银子兑换的是一个价，民间有的是这个定价的七八倍都有。更扯淡的是，政府铸造出来的，因为贪污严重，不仅不赚钱，有的质量还不如民间的。所以隆万时间，政府的态度就慢慢宽松了，行钱“但随民便”，老百姓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私铸也好，质量差也罢，价格也随便吧。这个对铜钱的放任，明清都有，一直到雍正时期还是这样，清朝的货币也没比明朝强到哪儿去。不要以为明清时代的铸造技术有多高明，真不是。嘉靖以后，美洲发现了银矿，大量的白银内流中国，开始占据明朝主要的货币市场，所以张居正的改革，折银征收。这其实跟一条鞭法是两个东西，很多人搞混了。一条鞭是把所有的正税，役使，摊派，全算一块，这就哪一条鞭了，折不折银不一定。也有的一条鞭是编完了以后不折银的，照样还是收粮食。粮食，也可以理解为一直都是明朝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白银的用法也是一直没搞好，因为白银重，也不方便，所以流入多的东南沿海地区，白银是通胀的状态。而北方，白银少，是通缩的状态，一直是这样，直到明朝灭亡还是。啊，货币问题写了这么多，是不是偏题了。

捐助：就是捐资助饷银。保卫领土完整，号召全民捐钱抗奴。乡绅士民，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不白捐，捐了多少会给你优免一定的税收，这不知道谁订的混蛋政策，后来很多拿这个钻税收的空子。

下面不解释了，有的看字面的就理解大概是什么意思了。反正杂项就是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想一主意，能收钱，就往里面放。收不了钱了，这个项目也就没了。

说了这么多，特别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网络一直传说的，什么东林党不纳税，魏忠贤却收了很多商税。我知道有人从某位专家的论文里面抠出一张辽饷历年征收的表格来，看了这些数据，也不管具体情况，就拍脑袋各种脑补历史剧情了，实际啥都不懂就乱猜。说什么魏忠贤能办事的，讲这些话的，你让他拿史料证据出来抖两下看看。

首先，魏忠贤时间，天启五、六、七年期间，收的根本不是商税，而是杂项。杂项里面，能算上商税的，就只有典铺银一丢丢。在杂项里面都不算比例，在辽饷更是九牛一毛了。其次，商人是明代的弱势群体，能被收商税的都是小本经营，就好象现在的小摊小贩一样的，小买卖。现代只有垃圾的城管们（申明一下，我只说个别垃圾的城管，并不指代所有的城管，我相信绝大部分城管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优秀的）才跟他们这样的人较劲。魏忠贤要是收这些人的税，那有什么好吹嘘的。杂项，就是因为辽饷不够，才一项一项的弄出来加上去的，到了天启五、六、七年间，项目多了起来，征收的银子当然也多了起来，那其实是户部收的，跟魏忠贤有个屁关系。

另外呢，就是关锐的征收，这个正确的来说，不能算商税，这叫过路费。这比起其它的杂项来，是有点多，但是如果你今天开车自驾游，跑个高速收费，那也叫商税吗？关税是不管是谁，只要过去都得收钱，视人数货物的多少大小来定的。大卡车跟小汽车收的钱也不一样啊，能叫商税吗？而且，而且，重点是，魏忠贤不是收过程费的人那个人，他是免除过路费的。《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一《题覆御史姜兆张条议疏》：“至潼关一路为秦晉要途，龙车一寨当秦楚要害，商贾辐辏货物鳞集孔道，便於营息榷税，易於取盈税课大使，额设已久历数十年，民不称厉。天启七年，偶缘崔魏擅权，市恩商贾致令潼关、咸阳、大庆、庆阳、凤翔、汉中、临洮、西安、三原之间一切报罢，而商贾熙攘之余，不用以佐国家之匮乏，亦大失筭矣。”这就是他们以为的商税，本来收的好好的，魏忠贤全给罢了。

再有一个，东林党是不是不纳税？是，东林党是不纳税。但是你不要忘了，其它党也不纳啊。东林党有一个判定的方式，就是你得是进士才有资格被承认是东林党，极少有不是，至少也得有功名。有功名本来就不用纳税啊。秀才都优免，举人更优免啦。要是进士，那优免更多了，可以涉及家人，不是自己一个人，最多的一品官可以优免二十四人。赋和役是都免的，那这些家人，即不用纳税，也不用被官府役使，就都到家里来帮工，这就是古代的家人，是一家人的意思。不是外面召来的地痞流氓，来家里当奴才的，首先照顾的，是有亲戚关系的这些人。只是地位低，在家里看起来象奴仆，实际也就是奴仆。那这个优免的政策东林党有，其它党也有，魏忠贤一党也有。不是看他属于哪个党，而是看他是什么功名，什么职务，什么品秩。拿这事情说东林党不纳税，扯淡。

好吧，关于魏忠贤的扯多了。咦，主题跑哪里去了，哦，崇祯年间征收。

注意注意，敲黑板，重点来了。

崇祯元年，前面说的是正税和军屯两个大话题。要怎么样才能征收更多税，这也实在不好话，因为有明二百多年的体制运作下来，很多已经成为潜规则，就比如黄册制度一年抄一年。再比如“占窝”、侵占军屯田这类事情，这不是一下子能把所有的征税潜力挖得出来的。想要多征收，崇祯一朝恐怕都要不断深化改革（主要是要跟那些即得利益的地主阶层斗争)。

唯一能做的，大概还是以辽饷征收为例，上表格：

【10】

我们一般主流的说法，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接到一个多么多么烂的摊子，税收收不上来，大臣们不听话，不办事，办事也办不好，如何如何，但是这张表却显示，事实是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张表，这是出自《度支奏议》的，崇祯朝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写的书，只有他才能将财务汇报的这么精确。这里面一共只有九个省，十三省，扣掉四川、贵州、广西、云南、湖广，这几个省的辽饷，此时是全部割给西南，成了黔饷。剩下的应天府和凤阳府，两个加一起，就是南直隶的。北直的为什么那么少呢，因为北直的都是蠲免的，只收两个州。第二列加派银，就是各省应该征收的数字，也就是任务指标。第三列，本年解部，就是本年内也就是元年已经解运到户部的，就是实际已经收的吧。第四列，开销米价。什么意思呢，就是买米的银子，辽饷银子征收了以后，再责令征收的各省给辽东买米，然后从运河运到天津，这部分大米运输是跟着漕运一起运的，称为“带运”。到天津以后，再由海运（或者陆运）运往辽东前线。带运起初是三十万石一年，后来增到每年四十五万石。这个算是已经征收到的辽饷，所以应记入征收的项下。接下来的未完银，那当然就是欠着还没征收上来的部分，如果没有未完银，就说明征收任务已经100%完成了。再来，之前欠补，这里主要是天启六、七两年的辽饷欠征的，崇祯元年被征上来。再来，就是崇祯二年的，这时候已经是元年年末，所以地方上省份有把次年需要征收的已经预征上来了，这个不是元年的内容。最后两项是计算完成和未完成的。

总征收的成绩达到九成，看起来还不错，是吧。

最麻烦的是浙江，欠了20万左右，但是也报称已经在解运的路上了。并且，已经有八万两确定解运日期。但是，根据后来的奏报，其实这八万只解到四万，后面的没有了，也就是说，浙江其实耍了一个花招，崇祯元年的辽饷欠征了近16万两。就算如此，把这四万加进去，崇祯元年征收的完成率也达到了九成以上了。而且之前天启年间欠的都慢慢补征回来了。但是，这个是有代价的。朱由检上台的时候，把前面欠征的，从天启元年开始，到天启五年的所有欠的辽饷都免掉了。新皇登基嘛，总会减免一些税收，每个皇帝都这样，以示恩泽天下。就象欠钱的，老追不回来，又实在没钱，只好减免一部分，能要回来多少算多少。明朝也老搞这个事情，地方上的地主也很适应这个套路，小老百姓是不敢欠的，会欠的是大地主。给地方官一点好处，税收先缴一部分，剩下的当然各种理由，收成不好，征收困难等等等等，并答应收成好了被缴，等第二年，又照样给好处，第二年也仍然缴纳当年的一部分，之前欠的呢，当然还是先欠着呗。这样几年欠下来，就成了定例，或者遇上了全国普免，就都省啦。反正呢，新皇登基，皇帝大婚，皇帝生儿子，都有可能普免，等着吧，用不了几年。浙江为什么欠的多呢，因为浙江读书人多，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也多，实际小老百姓的田很少，大概只占十五分之一。所以江浙的税就不好收，而且，花花点子多，总是征收到了官府，先给个文书报称已收，然后在到手的银子里弄点猫腻，有的甚至报解了好几个月还没运到。

到崇祯二年的时候，辽饷征收开始有点困难了。于是户部就出了一个大招，把京卿派下去催粮。那时候魏忠贤刚倒不久，魏党罢了一大片，但是接下来的另一个场面，是之前跟魏忠贤过不去的，哪怕以前瞪过魏忠贤一眼的，就都是好人，就都复官。复着复着，发现官比原来还多，还冗余，京师出现很多没事干的，六部九卿【11】的主官当然不能随便支使的，户部没那么大权力 。但是少卿是副职，一般没事干的，户部就拎几个帮忙干活，题请这些人下去，一个人一个省，催征辽饷。效果还真不错，催了很多上来。但是这些京卿的任务因为是预征，所以只催一半，但是几乎所有的京卿都过半完成任务。崇祯二年还没征收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已巳之变。

又打仗了。

辽饷的费用，开始会少一些。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二年，这四年间用了1900多万两，之后每年都在六百多万两。到崇祯元年的时候，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很多袁粉说袁崇焕一年只用了480万两，这是不对的，至少这种说法不精确。袁崇焕到任的时候是崇祯元年七月多，整个元年在任时间才五个多月，但是他还真的省钱了，把前面几个月的兵理一理，后来在任期间又整一整，最后，年终统计，辽饷崇祯元年的费用是513万两。省了八十几万，并且，他在元年年底的时候，承诺，以后每年只要用480万两就够了（这就是一年480万的由来，年省120万）。

打仗之前，袁崇焕曾上过至少两份奏疏，要朝廷注意防范，蓟镇地区可能会有敌人进攻。没人搭理他，怎么会呢，外围不是还有蒙古吗？其实蒙古那时候已经西迁了，这事情朝廷也知道，就是朝中的官员搞的嘛。林丹汗其实挺希望给明朝当看门狗的，崇祯元年五月，派他自己的亲信，也就是他的妹夫，泰松公主的老公贵英恰入关与明朝谈抚赏事宜，结果贵英恰死在边关，谈判无疾而终。明朝就以夷制夷，让原来俺答汗的后裔，土默特三部族跟林丹汗死掐。结果林丹汗惨胜，勉强完成西迁，整个蓟镇外围洞开了。袁崇焕甚至还派了一个叫谢尚政（这个家伙后来为了谋身福建总兵，出卖了袁崇焕）的参将率兵去遵化协防蓟镇，也被踢了回来。不久，皇太极就从喜峰口那地方杀进来了。

然后，就打仗了。

然后，仗打一半，袁崇焕被抓起来了。

然后，孙承宗费老大劲，好几个月时间把皇太极赶出关外。

接着，就开始格外注意蓟镇的防御问题了。

早干嘛去了。

请注意这个人，当时的兵部尚书——奸臣梁廷栋。已巳之变以后，他第一时间上疏，要在蓟镇征兵五万。袁崇焕不是一年省了一百二十万银子嘛，就拿这银子来征兵。好嘛，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银子，一口气全花了。第一批征的兵，只有几千人，还都是从秦、晋地区征来的，当地的兵怎么不能征呢，不管，远的地方征好拿钱。天知道这些新兵是不是真从陕西山西来的，反正当时的新兵定价是，每个月1.5两兵饷。在辽东的百战雄师，每兵一个月才1.4两，东江皮岛海外孤军，每兵每月才0.7两。这是新兵，新兵。

这兵征的才两三万人，就发现钱不够了。怎么办？靠援军。援军当时都是来勤王的，现在不仅没撤，反而继续从全国各地继续征召进京，甚至连云南的兵也召，为的就是防守蓟镇。云南的奢安之乱不是刚刚平定，这兵不是比北京更需要吗？而且大老远的调来，调来又调了一部分回去。剩下的一部分到底怎么算粮饷，一直没扯清。

还有，全国的援军进京，需要安家银，浙江最先反应过来，要说读书人就是脑子聪明。向朝廷报称一万多两捐助银，然后再题留这些银子，给援军当安家银。捐助银是有优免的，原来的税免了；这银子又没实际到朝廷的口袋里。原来征不上来的辽饷继续征不来。这种免税的套路多好啊，而且会传染的，很快就传染给了隔壁的南直隶，也欠税，也安家银。然后全国的兵都有样学样，因为全国都有援兵，援兵要安家银，要衣装银，要棉衣。工部要给兵器，要给建窝铺，兵部给犒赏，太仆寺给马价，户部给军粮，给军饷，给盐菜银。勤王的援军一共来了八万多，就象八万多到京旅游的观光客，不仅军饷高，而且待遇好。高额的兵饷之外，安家、衣装、军器、犒赏，最高的军饷达到1.8两，米是每兵都要一斛（0.5石）的，有的按天算，每天0.015石，每月0.45石。除了这个还有，盐菜银一天三分，一个月另外再加九钱（0.9两），那一个兵最高的时候费用妥妥的超过三两。八万援军加上新征的兵，加上原来的蓟辽的兵，总费用达到一年870多万两。【12】

一方面是越花越多，另一方面是越收越少，到崇祯三年底的时候，突然发现，各省欠征的辽饷只征收不到三分一。实在不够用的情况下，崇祯三年年底，户部上疏，题定在原来每亩九厘银的基础上，再加三厘，也就是达到每亩一分二厘（0.012两/亩）。关于加饷，梁廷栋是这么说的，“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余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官贪。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欢然。”【13】说九边不过五十几万的兵，饷也不过1530万，（平均每兵30两/年），只要官员不贪，全国人民喜迎加饷。这是他XX的什么混蛋理论，官员不贪感情就这么轻松啊。一句官员不贪污，你兵部就可以随便花钱哪。辽饷征收，本来会缴的小民早已经都缴给你了，不会缴的肯定继续不会给，你加征多少都没用。辽饷本来就欠征，现在反正都是欠，只是欠多欠少的问题，更堵不住了，欠得更加厉害。杂项也开始各种不认账了，有的实在推不了，定额五千，只认两千，缴纳的时候，给个几百两意思意思。有的干脆就不理睬中央的征收，拖着不办。杂项的一些项目直接就是没有，连认定的额数的奏疏也不写。管你圣旨怎么催，责罚好了，不就是罚俸嘛，那能有几个钱？罢官好了，反正到时候我也捞够了。

于是，到了崇祯三年、四年，突然发现，不加征之前收的还好，加征之后，反倒收的不如原来多了。

这是崇祯四年上半年征收到的辽饷，时间是崇祯四年五月。说明一下，五月是没有到半年时间，但是按户部的时间是一年定了四个期间，分别是一月预征，四月一半，额定征收215万余两，只征收到了57万多两，杂项更少，加一起，不到六十万。七月征七分，十月全完。所以这个表可以表示崇祯四年上半年的征收情况。其中第四列的完成百分比，是原疏中整理出来的，基数是按预征额算的。

这就开启了明朝最坏时期，之后的日子，明朝就在各种风雨飘摇中过日子，征收越来越少，直到最后灭亡。

以下，是苏新红博士的《明代太仓库研究》曾经提及的，苏博士得出的崇祯十六年，实际征收率只有9.3%的结论，我个人表示疑问。因此另按原文做了一表格，得出33%的结论。苏博士这个数字的出处是《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倪文贞集》，摘抄如左：

计开　一、各处钱粮逋欠数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赋兵饷，除蠲免银四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4,291,300）两零，又拨勦饷银二百三十九万二千四百（2,392,400）两零，又题留瑞藩兵饷并拨买米、豆、铜改徴兑销等银九十四万二千四百（942,400）零。只完解部银一百一十七万四千八百（1,174,800）两零，共未完银七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7,875,200）两零。闗税盐课仓助共完过六十八万九千四百（689,400）两零，未完二百六十五万四千四百（2,654,400）两零。其中地无兵荒岁称稍有者，臣已于去冬摘参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东、长芦等处抚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责成司官赵龙等及各闗仓附近等差，分头督催，不敢泄玩。各州县完欠细数，另造清册偹察。

苏博士可能更加悲观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9.3%也好，33%也好，都不是一个国家正常的征收率。

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一下，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

如果不考虑历史可以假设，那么显然，崇祯年间，明朝收税的最大潜力，是在崇祯元年和崇祯二年这两年。承接天启皇帝留下的烂摊子，一年从2600万石粮，520万两辽饷的标准开始。一年估测下来，可以收到九成吧。2340石粮食，450万银子，了不起也这样了。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是我们又偏偏喜欢假设。

那就假设一下吧。

假设什么地方可以做的好一些，增收一些钱和粮。

军屯肯定要清的吧，能清到多少，不知道。这不白说么，既然假设，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军屯是从朱八八那会儿就传下来的毛病，一直都没办法解决，有去解决过，喊两嗓子就没了，张居正有清理，后来又回去了。还是举个例子吧。孙传庭，后来清理过，而且效果很好，极好。“总计三卫占种逃亡尝追免补各地已清出者，共该起课三千三百二十七顷零，征银三万五千余两。”【14】后来就玩不下去了，军屯是什么人侵占的，跟这些人过不去，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盐引的占窝，这个可以动动手术吧，动出多少来，也不好说，到崇祯的时候，仅驸马就有四十家，明代打从一开始的公主，驸马就在五军府任职，这四十家怎么弄？不仅是占窝，包括煤矿，崇祯皇帝的八妹巩永固还跟冉兴让掐起来，后来巩有让出十九处矿窑了事。这出处在哪里我这会儿也忘记了，就不注释了。

年例银，九边的军队要整顿吧。还有京营，二三十万的京营军，都是五军府的这些勋戚分摊了，实际兵员才小几万。这怎么弄，更不知道了。别说京营能打仗，崇祯年间，已巳之变没出现，一直到后来清兵五次入关，到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前，都没有京营军的影子。偶尔出现的昌平军之类的京营，也是极少。

我也很希望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努力一下，能征收多少出来。但是，实在没有，只知道，存在这些问题，而且都是大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增加杂项，或者让杂项更加合理化，官员贪污的清理出来，内宫太监贪污的，等等等等。

再说一遍，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的话，治理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这不应该是我等键盘侠拍拍脑袋能解决的问题。

以上，是读明末史财政问题上所得到的历史心得。

注释

【1】《大明会典》卷之〇十七[田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零

《明史》◎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春明梦余录》孙承泽撰，卷三十五·田土户口：“……洪武年间田土官民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零。”

《明通鉴》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是岁，核天下土田，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及夏税，秋粮之实数。”

【2】天启七年八月廿四朱由检就登基做皇帝了，所以以天启六年做为他接手的摊子来说明情况。

【3】《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九。

【4】《大明会典》卷之〇十七[田土]：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

【5】《山书》明·孙承清，卷二，崇祯二年五月。

【6】明代的算法，都是按虚数算，比如丁忧三年，实际只有两年零一个季度，即27个月。比如三十岁，即虚岁，出生就算一岁，实际只有28周岁多。所以明朝只有两百多年，到了晚明，一般的说法都是有明三百年来，别不服气，史料就这么写的。

【7】奢安之乱指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

【8】《明会要》卷三十四职官六◎巡按：洪武十年七月己巳，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俾询民间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人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重囚，吊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

《明史》志第四十九职官二“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9】《皇明典故纪闻》明-余继登，卷十四，《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其后新钞一贯时估不值十钱，旧钞才值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以十贯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钱也。小吏俸薄，无以养廉，莫甚于此。

【10】《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五第一疏：《覆钱饷院元年新饷完欠劝惩疏》

【11】吏、户、礼、兵、刑、工称为六部，六部的尚书，加上太仆寺卿，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合称九卿。另一个说法，是六部尚书加上通政使司正使，合称七卿。

【12】《度支奏议》新饷司卷十八，《题主客兵马并出入大数乞从长酌议疏》：闰月之饷银、塩菜，与蓟永漕粮之运价，约该五六十万不与焉。合之则八百七十余万矣，此今日兵饷出数之大约也。

【13】《明通鉴》纪八十二，《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梁廷栋传。

【14】《山书》明·孙承清，卷十，崇祯十年闰四月，孙传庭奏疏《清理军屯》。

我直接给个实数吧，其实用顺治年间的收入支出推就可以。

刚入关时多尔衮宣布取消三饷恢复万历初期税制，其实三饷有些也没取消。顺治八九年岁入1485万两，见圣武记。顺治十三年增加到1800万两，顺治尚未统一全国，因此军费支出很大，顺治十七年军费已增加到3300万两，顺治十八年与十七年军费支出相当，军费缺口很大。

到顺治十八年，在军费压力下，实际已经恢复三饷，其中辽饷数额比崇祯实收还多。不仅如此还进行了田赋预征，而且明末预征三分被改为五分。就是说税负已经完全超过崇祯很多，还有很多额外摊牌，真称得上横征暴敛，征收之繁重远超崇祯。这一年岁入达到2572万两，见清圣祖实录。

如果考虑崇祯元年，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还没那么大，这一年是崇祯有可能达到最高收入的一年，毕竟随着崇祯天灾和兵乱，顺治时的战争，清初经济直到康熙中后期才恢复到万历水准，顺治十八年的经济水平不可能高于崇祯元年。

根据题目，则可以假设，崇祯如果拿出顺治十八年的方式来收税，各级官僚能完全不要脸只要钱，哪怕得罪全天下笔杆子，只会比顺治十八年这2572万两多，不会少。

根据崇祯十六年新饷司、边饷司、练饷司三司合并为兵饷左、兵饷右二司后，倪元璐的过往统计数据总结：

兵饷左司年收入银9871700两，十六年、十七年共蠲免银2113985两，实际收入7757715两，年支出银10610743两，缺额2853027两。

兵饷右司年收入银10229832两，十六年、十七年共蠲免银2142520两，实际收入8087311两，年支出银10610743两，缺额2523437两。

二司共年收入银20101533两，蠲免银4256506两，实际收入15845027两，年支出银共21221487两，共缺额5376459两。

不过这些数字算一下最后会有数两银子的出入，怀疑是小数点四舍五入后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