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在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临终关怀不追求猛烈的、可能给病人增添痛苦的、或无意义的治疗,但要求医务人员以熟练的业务和良好的服务来控制病人的症状。
题主给了几个方向,首先是清理黄册,这个做不了。要清丈田亩、统计人口,得有一支能不被地方势力左右的团队。朱元璋可以做,因为他的团队净是淮右布衣翻身当官,没有根基,暴力管够。哪怕到了张居正那会儿,中枢依旧强势,丈田虽然有弊端,但也可以做。
而到了崇祯这会儿,败仗打得越多,朝廷的权威就越下降,就越需要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稳定。经过两百多年的近亲繁殖,各种群体的利益都根深蒂固了,崇祯无论用什么方式清丈田亩,用的人也脱不出士绅、卫所、勋贵、宦官、胥吏的圈子,自己人查自己人,查不出什么名堂来。大部分做官者所求无非是升官发财,朝廷越强势,升官的需求就越高,朝廷威信下滑,做官的就只想着发财了。勋贵、太监、胥吏就更简单了,他们没法升官,只能发财。没有可用的人,什么政策都没用。
其次,关于拉一派打一派的问题,崇祯比绝大部分网友都高明得多。但是这根本没用,朝堂上权力的游戏玩得再好,老百姓和当兵的还是没饭吃,什么用也不顶。
再次,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个办法倒是简单,只要钱给够了,卢象升、孙传庭这帮人就把事办了。不过反正也没钱。
最后,让官员不过度贪污,这也没辙,人家当官就是为了贪污。除非朝廷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去查他们,然后问题就和丈田的事一样简单了。
因此,穿越成崇祯的历史任务,就是对大明朝进行临终关怀,既要避免神州陆沉,也要让大明朝成为下一个王朝承认的正统,保全朱氏祭祀。大顺来了,崇祯的儿子还能当个王,大清来了,崇祯的儿子直接千刀万剐。
首先要分析原因,为什么有亡天下这样的事情?大明打不赢清朝是废话,不用提了,关键在于大顺为什么打输了。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明朝降人的大批反叛,而他们的反叛出于两种动机,武将反叛是因为大顺的军事实力落后于清朝,士绅反叛是因为大顺给他们的待遇不如清朝。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做好对大明的临终关怀,争取一个好死。
首先,皇上要有自己的兵,不用多,三百人就行,可以算在锦衣卫的编制里,当侍卫用,花钱不会很多,一年有三万两也就够了。这三百人用来打仗,那是一丁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迟早会用到的。一定要亲自掌握这支部队,对他们每个人都像对自己的干儿子一样。人多了的话,既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精力,但三百人还是能练出来的。
一开始要面临的,就是清军不断进攻的问题。就一个字:拖,只要扛住不被打崩就行。不折腾任何事,不做任何人事变动,维持现有防线。辽西那边的堡垒是扛不住清军的,野战打不过,他们一个一个慢慢啃,总能啃下来,那就让他们慢慢啃,皇上只管发抚恤,能拖延时间就行。清军入塞劫掠也是挡不住的,从偏关到山海关,两千里的长城,处处都守就是处处不守。也就只能加强一些重要地点的防御,采用另一时空崇祯后期的办法,清军来了就跟他们耗,主力会战打不过,那就别打,牵制一下清军,别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抢就行了。反正北京还是能守住的。按照原来崇祯的办法就这么打,不瞎指挥送人头,不乱杀官员,虽然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善,但还能稍好一些。
对内,事情就多了。对农民军肯定是要剿的,不剿就是背叛地主阶级,皇帝就别当了。所以,要拿捏好围剿的度,既不能让人看出是叛徒,又得在围剿过程中教会农民军怎么造反。
首先也是不要胡乱处置官员。杨鹤当三边总督挺好的。他招安农民军,把农民军士兵遣散,然后被遣散这些人发现回家之后依旧被地主老财欺压,依旧没饭吃,多有教育意义。而且这些士兵还不恨总督和朝廷,只恨自己家乡的地主。
甘肃巡抚就让梅之焕接着当吧,这里还得提防蒙古,得用个水平高的人,而且农民军在甘肃也不可能成事,让梅之焕把他们都赶走。
洪承畴就不能留在陕西了,这孙子招安是和高俅一个套路,摔杯为号搞“除宋江”那一套,虽然朝廷的名声本来也不怎么样,也不能让他这么败坏。把他调到大同当巡抚吧,又能抗清又没机会投降。
大名知府卢象升先到宣府做个兵备副使吧,作为巡抚的候补。孙传庭也可以召回来,还是先做顺天府的府丞吧,过几年可以提拔成顺天巡抚。
杜绝一切从抗清前线调兵围剿农民军的行为,左良玉、尤世禄、刘肇基、祖大弼、祖大乐、祖宽、刘泽清、刘良佐、邓玘、黄得功、李辅明这些边军将领,包括王朴、倪宠的京营兵,都不准往内地调,只管保护京畿的安全。
农民军进入山西,融合了山西的大量饥民和逃兵,因而发展壮大,但是,山西离京畿太近了,北边就有明朝的重兵,农民军在这里发展不起来,这年头可没法在太行山上打游击。现在把洪承畴、曹文诏都调到山西,农民军进入山西的应该会少一些。剿还是要剿的,但不用像另一时空那样调集八路大军非要彻底歼灭,只需把他们往南赶,让他们带上山西的逃兵和饥民去河南。
不要设什么五省总理,一个省的督抚就管一个省的事情。早期农民军一直有在一些山谷、盆地里“永屯”的打算,但都让洪承畴搅和了。要坚决遏制类似于洪承畴的这种给大明续命的行为,坚决采用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在平原上追剿流寇,全面放弃山区,反正山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士绅,这么干还不至于激起官愤。
集中兵力保护洛阳、开封、南阳、汝宁等藩王封地,明着是爱护藩王,实际上是削减围剿农民军的兵力。
剿寇官军的军饷,可以给得比原来的崇祯更少一点,毕竟人数也变少了,有首重辽事这个挡箭牌,再说又不是完全不发军饷,还是能糊弄过去的。剿饷和练饷就不必征了,虽然能制造流民,但是农民军并不输在缺少流民上,不如少发军饷,制造更多逃兵。
经过这一通拖后腿的操作,到了崇祯十一年。农民军在那些几省交界的山区里有了些粮食生产能力,遭受的损失比历史上更小,有更多的官军逃兵加入。而负责追剿农民军的陕西部队领着更少的军饷,没有关宁军协助,还没有洪承畴这样一个高行动力的人指挥。估计到这会儿,差不多可以产生质变了。陕西明军没能及时增援四川,成都被农民军攻下。
这个时候,就要改变策略了,在汉中玩了命地严防死守。以保护瑞王安全为由,竭尽全力守汉中,也不进攻。云南、贵州的兵马不要调动,但是在湖广方面,要让湖广、偏沅兵马大举进攻。
不能让农民军进陕西,进了陕西,收编了秦军,为了给秦军搞军饷就会一路杀进京城。一定要形成对峙的局面,让农民军去拣软柿子捏,这样才好教他们怎么和士绅合作。
被引到湖广的农民军,此时已经有了建立政权的条件,但是组织结构依然非常松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爆发严重的内讧。如果处理好了,就会像李自成杀罗汝才那样,对整体的损害不是太大,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给明军带来可乘之机。所以作为一个临终关怀的皇帝,要掌握好这个尺度,帮农民军中最强的那个人搞好权力集中,清除异己。这会儿这个最强的人就不一定是李自成了,因为前期有皇帝做内应,应该有很多早期农民军首领现在都还活着。
如果农民军要沿江东进,这个是要坚决阻拦的,打下江南之后断了漕粮,就直接改朝换代了。要下严令让江西、两广、福建的明军主动进攻,在陕西和南直隶两翼则严防死守。
这个时候,农民军还没完成正规化建设,明军主力不求进取但求死守,还是能守住的。就只这样引导农民军占领四川、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六个省,甚至还有贵州和云南。他们也就会开始屯田、开科举,在几年的磨合中逐步学会和士绅达成妥协,估计农民军的首领也称帝了。
剩下就简单了,凭本事在陕西、江南、辽西三个方向死守,守得越久越好。但是,河南是没法守的,顶多守到崇祯十三年河南大饥荒爆发,农民军一定北上,河南明军也一定会被打崩。你顶多也就拖延大概一年时间。河南被攻下之后,农民军从河南东进截断大运河,江南明军被包饺子,集体投降。
到了这一步,大明朝基本也就差不多了,这时皇太极正在锦州围攻祖大寿,你命令从陕西抽调秦军参加松锦大战。但是军饷给得又不够,秦军同时还被农民军攻击,多半是来不了了。
锦州破,祖大寿降。走海路把一部分关宁军送到登州。农民军攻取陕西之后,从陕西、河南、南直隶三个方向大举渡过黄河,山西、山东明军土崩瓦解。大同巡抚洪承畴投降,宣府巡抚卢象升、顺天巡抚孙传庭因小故被你削职为民。保定、宣府等地明军纷纷倒戈,大厦倾坍。送到登州的关宁军成为无路可走的孤军,也只能向新王朝投降。
现在大约是崇祯十五年,也基本到了临终关怀的最后一步了。你下令所有城池官吏一概不许抵抗(其实不下令也没几个人抵抗),京师兵马全部留在营房等待投降,京城所有城门大敞大开。你留下一道逊位诏书,交给几个比较没骨气的大学士,带着你的三百精兵出朝阳门,直奔山海关。
因为没有内地的支援,你又抽走了一部分人马去登州,估计宁远、前屯也已经丢了。山海关守将不见得是吴三桂和高第了,不管是谁,你勒令他向京城的新政权投降。然后你在三百精兵的保护下冲出山海关。
闰十一月甲辰,帝引三百兵陷虏阵,射数矢,自刎死。
完美结局。大明朝和崇祯都获得了拯救。
这种问题,你绕过土地兼并持续数百年后的恶果,去谈崇祯该怎么做,其实都是纸上谈兵。
你正视土地兼并,结果就是死局。
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崩溃的内因,实质都是土地兼并。
为什么,大多数新建立的王朝,会显得政局清明?
只不过是因为在之前的战争中,大量人口死亡,很多旧地主被杀死。
使得新王朝获得了土地再分配的红利和人口数量极大降低,这两大优势,从而让底层获得了空前的土地。
这个时候,新王朝的新地主阶层,势力还很弱小。也预示着,他们对国家收入的侵吞能力还非常弱小。
这就让围绕土地所有权,产生的阶级矛盾,获得了空前的缓和。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地主阶层开始崛起,壮大,会和官员勾结,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
实际上,一代代新生的官员,在掌握权力和财富后,自然也会去兼并土地。
毕竟,农业社会,最保值的财富,就是土地。
同时,农民的人口基数也在不断扩大。这两种因素,一起从两边挤压,造成农民的个人土地越来越少。直到无法生存。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农业生产,是高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的。
在一个没有化肥和农耕机械的时代,农业的产量,非常依赖于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以及排洪抗旱能力。
在一个新王朝的初期,因为农民拥有很高的耕地面积。且税负较低。所以很有积极性,去配和官府,兴修水利,辅助灌溉。但是,随着地主阶层不断兼并土地,朝廷和农民的财富都会不断缩水。导致朝廷变得保守,从而降低水利工程的维护,进一步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不断螺旋下降。
那么,农民为什么会被土地兼并呢。
因为,人口基数的增加,会让他们平均获得的土地面积不断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社会本身,在对抗天灾面前,也非常脆弱。即使是今天,南涝北旱,也是中国的常态。遇到丰收,会被压低价格,遇到灾年。无法维持生计,就迟早会走出卖地的一步。
从而由农民,破产变成佃户。
所以,当土地兼并被无限放大后,农民破产,朝廷也破产。(地主和地方官员勾结,可以轻松逃脱赋税)
这就是中国古代王朝走不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源。
无法彻底打破旧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相关问题,大家经常会去讨论,如果没有外因,中国古代王朝,是否永远无法走出这一死循环。
什么民生凋敝,统治阶层腐化,宦官,外戚专权,地方节度使做大等等。实际上,都是土地兼并后,国家不断衰弱的结果。
当你明白了土地兼并这一最大内因,对王朝覆灭的决定性影响力后。那些如果我穿越回去,或者如果某某某怎么做,就变成了单纯的幻想。
因为,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渴望重生,而是,经过数百年的土地兼并,末代君王的支柱,早就被地主从中间蛀孔,无力回天。
这局面,其实也于今日很多西方国家衰败的,有着相似之处。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走上了利润更为丰厚的金融资本主义道路,脱实向虚。放弃实体制造业经济和蓝领阶层。
结果就是,国家的GDP不断虚高。财阀赚的盆满钵满。
然而属于底层平民的实体生产就业岗位少了,中产阶级破产。
最终的结果,就是民粹主义盛行,迟早会反噬掉金融资本。
在大环境崩坏后,个人的努力,特别是看似位于顶点的皇帝的努力,其实意义不大。毕竟,皇帝的政令,要通过一级一级的官员,传达下去。
就好比甘肃赈灾事件。我记得不清楚具体数据了。大概是崇祯让朝廷拨了几十万担粮食,最后经过层层克扣,真正到饥民手里,只有几千担。
这种所有官员一起瞒报贪污的情况,崇祯能怎么样呢。他难道能亲自去甘肃查看吗。那么,即使有正义者,他也需要去调查。等他查清楚来龙去脉,未必能穿过层层阻挡,告诉皇帝。即使告诉了,经过数月,甚至数年之后,再去追责,这个时间差,就早已足够让事情的危害发酵多少倍。
另外一个例子,王莽,看似是个穿越者。但是,没有什么用。过度超越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和改革,即使以今人的眼光,看起来再合理,在当时,也没有真正实现和维持下去的基础。
就好比你在原始人面前掏出核电站的图纸,希望他们能造出来一样。
但是很多事总结下来又回归到一个点——你能管得住手底下的大臣吗。
迁都!
崇祯手里的国家算是大一统王朝亡国之君最好的。其他几个亡国之君,不是傀儡小皇帝,就是地盘没几个。
大明在正常人手里至少能保障半壁江山。
而明末,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一。天灾减产,土地矛盾。短期内没法解决。
二。首都远离南方至南方偷税漏税严重。穷苦的陕西地区居然是税收大头(大概因为陕西的卫所多)
三。首都在边境导致南方北运的粮食都被首都老爷吃了。明末粮价暴涨难以调控。就算士兵按时发工资,原本一个月买近两百斤米的工资只能二十斤。
原本明朝士兵工资发粮食的。后来明朝迁都北京放弃半个省的直辖区减少粮食消耗,随着北京人口增加粮食供应更加不足就照着旧粮价(一两四石)发工资,然后粮价就涨到一两一石了。
可能由于粮价便宜,明朝理论上战斗力渣渣的南兵(戚家军等募兵)(然后戚家军工资被北方人瓜分了,讨薪途中被铁骑碾压),反而表现尚可。
如果能增加输送到边境的粮食使物价下降,使边军战力恢复到万历时期并不难(光搜刮南方,给北方士兵加工资至粮食继续暴涨也没用)
否则,物价飞涨工资还不发,你不能让士兵用爱发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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