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能加入 TPP？
中国目前未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其中涉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的因素，也有现实的政策考量，甚至还包含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TPP本身的性质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出发，细致地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TPP是什么。TPP（现已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它最初由美国主导，旨在建立一个高水平、全面的自由贸易区。TPP的特点在于其“高标准”，这不仅仅体现在关税减让上，更重要的是它对成员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行为、数字贸易等一系列领域的规则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规则往往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模式和理念来设计的，旨在为成员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那么，中国为何未能踏入这个“高标准”的俱乐部呢？
一、 最初的TPP是“排华”的意图是明显的存在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回顾TPP的历史。TPP的前身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发起。后来，美国看到了其战略价值，开始主导并极力推动TPP的谈判和扩员。当时，美国将TPP定位为一个能够重塑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中国经济模式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角色、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
美国当时的政治考量非常明确：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及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被认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构成了挑战。通过TPP，美国希望联合亚太地区的盟友，形成一个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秩序，迫使中国在规则上做出调整，甚至在经济影响力上有所收敛。
二、 中国的经济模式与TPP的高标准存在“结构性”的差距
这是最核心也是最直接的原因。TPP（以及CPTPP）设定的许多规则，与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存在显著的“不匹配”。
国有企业（SOE）的定位与待遇： TPP对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要求它们在市场化原则下运作，并确保非国民待遇。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享受着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虽然中国一直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要完全达到TPP所要求的那种市场化和非歧视性待遇，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触及到中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层面。
知识产权保护： TPP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专利、版权、商标等方面的保护力度和执行机制。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TPP的标准相比，在执法力度、侵权赔偿、技术保护措施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劳工和环境保护： TPP将劳工权利（如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和环境保护纳入了其高标准框架。中国的劳动法和环境法规也在不断完善，但要达到TPP所要求的透明度、可执行性和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水平，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TPP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要求、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等也提出了新的规则。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规，在保护国家数据安全方面有明确的规定，但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可能与TPP所倡导的更自由的数据流动原则存在一定张力。
投资和市场准入： TPP要求成员国在投资和市场准入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并限制负面清单模式。中国在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虽然一直在逐步开放，但一些敏感领域仍然存在准入限制。
这些“结构性”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弥合。它们触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模式和治理体系，任何国家在考虑加入如此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时，都需要对其国内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行深刻的调整。
三、 政治与地缘战略的考量
除了经济层面的差异，政治和地缘战略也是中国未能加入TPP的重要因素。
美国主导与战略意图： 如前所述，TPP最初是由美国主导并带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TPP视为“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经济联盟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使美国后来退出了TPP，但该协定所承载的战略基因并没有完全消失。
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 中国积极参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以及已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一个更具包容性、更侧重于关税减让和传统贸易便利化的协定，其标准相对TPP较低，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参与意愿。中国可能认为，加入CPTPP（在缺乏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战略意义和经济收益，不如其现有和正在推进的其他合作项目来得直接和有效。
谈判的动力与成本： 加入一个全新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需要付出巨大的谈判努力和国内改革的成本。中国需要评估，为了加入CPTPP，需要进行哪些实质性的政策调整，这些调整的收益是否能覆盖其成本。
四、 CPTPP与中国申请加入
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后，剩余的11个成员国继续推进协定，并于2018年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后，中国也曾表达过加入CPTPP的意愿，并启动了相关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然而，即使是CPTPP，其高标准依然是必须面对的门槛。尤其是在美国退出后，CPTPP的成员国，特别是日本等国，在坚持协定的核心高标准方面态度更加坚决。他们可能希望通过CPTPP来吸引那些愿意接受其高标准并进行改革的国家，以构建一个与中国现有经济模式有明显区别的区域经济圈。
中国在2021年正式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但截至目前，中国加入CPTPP的进程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成员国对其是否符合高标准规则的审议和评估。一些成员国，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在贸易和地缘政治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加入CPTPP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可能将其作为进一步施压中国进行国内改革的筹码。
总结一下，中国未能加入TPP（CPTPP）的原因，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
1. 制度性壁垒： TPP/CPTPP设定的高标准，与中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距，需要中国进行大幅度的国内改革才能达到。
2. 历史原因与战略考量： TPP最初由美国主导，带有排除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美国已退出，但协定的核心规则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西方主导下的区域经济秩序设想。
3. 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和选择： 中国已经通过RCEP等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并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战略重点。加入CPTPP的收益和成本，需要与现有战略进行权衡。
4. 成员国的态度和审核： 即使中国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最终能否加入，还取决于CPTPP成员国对其改革意愿和实际行动的评估。一些成员国可能会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考量，设置更高的门槛。
总而言之，中国未能加入TPP，并非简单的“不愿”，而是因为TPP设定的“游戏规则”与中国自身的“游戏方式”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也是地缘政治博弈下的一个体现。理解这一点，需要跳出单一的关税减让视角，看到协定背后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逻辑。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TPP是什么。TPP（现已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它最初由美国主导，旨在建立一个高水平、全面的自由贸易区。TPP的特点在于其“高标准”，这不仅仅体现在关税减让上，更重要的是它对成员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行为、数字贸易等一系列领域的规则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规则往往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模式和理念来设计的，旨在为成员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那么，中国为何未能踏入这个“高标准”的俱乐部呢？
一、 最初的TPP是“排华”的意图是明显的存在
要理解这一点，就得回顾TPP的历史。TPP的前身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发起。后来，美国看到了其战略价值，开始主导并极力推动TPP的谈判和扩员。当时，美国将TPP定位为一个能够重塑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工具。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个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中国经济模式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角色、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
美国当时的政治考量非常明确：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及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被认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构成了挑战。通过TPP，美国希望联合亚太地区的盟友，形成一个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秩序，迫使中国在规则上做出调整，甚至在经济影响力上有所收敛。
二、 中国的经济模式与TPP的高标准存在“结构性”的差距
这是最核心也是最直接的原因。TPP（以及CPTPP）设定的许多规则，与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存在显著的“不匹配”。
国有企业（SOE）的定位与待遇： TPP对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要求它们在市场化原则下运作，并确保非国民待遇。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享受着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支持。虽然中国一直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要完全达到TPP所要求的那种市场化和非歧视性待遇，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触及到中国经济管理的核心层面。
知识产权保护： TPP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专利、版权、商标等方面的保护力度和执行机制。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TPP的标准相比，在执法力度、侵权赔偿、技术保护措施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劳工和环境保护： TPP将劳工权利（如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和环境保护纳入了其高标准框架。中国的劳动法和环境法规也在不断完善，但要达到TPP所要求的透明度、可执行性和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水平，还需要持续的努力。
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TPP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要求、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等也提出了新的规则。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规，在保护国家数据安全方面有明确的规定，但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可能与TPP所倡导的更自由的数据流动原则存在一定张力。
投资和市场准入： TPP要求成员国在投资和市场准入方面给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并限制负面清单模式。中国在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虽然一直在逐步开放，但一些敏感领域仍然存在准入限制。
这些“结构性”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弥合。它们触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模式和治理体系，任何国家在考虑加入如此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时，都需要对其国内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行深刻的调整。
三、 政治与地缘战略的考量
除了经济层面的差异，政治和地缘战略也是中国未能加入TPP的重要因素。
美国主导与战略意图： 如前所述，TPP最初是由美国主导并带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TPP视为“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经济联盟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使美国后来退出了TPP，但该协定所承载的战略基因并没有完全消失。
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 中国积极参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以及已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一个更具包容性、更侧重于关税减让和传统贸易便利化的协定，其标准相对TPP较低，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参与意愿。中国可能认为，加入CPTPP（在缺乏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战略意义和经济收益，不如其现有和正在推进的其他合作项目来得直接和有效。
谈判的动力与成本： 加入一个全新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需要付出巨大的谈判努力和国内改革的成本。中国需要评估，为了加入CPTPP，需要进行哪些实质性的政策调整，这些调整的收益是否能覆盖其成本。
四、 CPTPP与中国申请加入
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后，剩余的11个成员国继续推进协定，并于2018年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后，中国也曾表达过加入CPTPP的意愿，并启动了相关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然而，即使是CPTPP，其高标准依然是必须面对的门槛。尤其是在美国退出后，CPTPP的成员国，特别是日本等国，在坚持协定的核心高标准方面态度更加坚决。他们可能希望通过CPTPP来吸引那些愿意接受其高标准并进行改革的国家，以构建一个与中国现有经济模式有明显区别的区域经济圈。
中国在2021年正式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但截至目前，中国加入CPTPP的进程仍处于早期阶段，面临着成员国对其是否符合高标准规则的审议和评估。一些成员国，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在贸易和地缘政治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加入CPTPP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可能将其作为进一步施压中国进行国内改革的筹码。
总结一下，中国未能加入TPP（CPTPP）的原因，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
1. 制度性壁垒： TPP/CPTPP设定的高标准，与中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距，需要中国进行大幅度的国内改革才能达到。
2. 历史原因与战略考量： TPP最初由美国主导，带有排除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美国已退出，但协定的核心规则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西方主导下的区域经济秩序设想。
3. 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和选择： 中国已经通过RCEP等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并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战略重点。加入CPTPP的收益和成本，需要与现有战略进行权衡。
4. 成员国的态度和审核： 即使中国提交了加入CPTPP的申请，最终能否加入，还取决于CPTPP成员国对其改革意愿和实际行动的评估。一些成员国可能会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考量，设置更高的门槛。
总而言之，中国未能加入TPP，并非简单的“不愿”，而是因为TPP设定的“游戏规则”与中国自身的“游戏方式”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也是地缘政治博弈下的一个体现。理解这一点，需要跳出单一的关税减让视角，看到协定背后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逻辑。
网友意见
当年加入WTO，中国就有部分法律不满足WTO规则，导致谈了10年才进入。TPP是也有某些条款大陆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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