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大力发展农村，总是大力加快城市发展？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说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局面。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投向了城市，尤其是重工业。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目标是通过发展城市来带动整体经济的进步。
那么，为什么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延续，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强化了呢？
首先，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创新的高地。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资本、技术和信息。在这里，市场化程度更高，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研发能力更强，更容易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商业模式。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依赖城市这个平台。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从这个角度看，加快城市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更快地“做大蛋糕”。
其次，城市化是全球性的趋势，也是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大多拥有较高的城市化率。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高城市化水平是必然的选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如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改善，尽管这种改善的分配并不均衡。
再者，政治和行政的考量也不容忽视。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家治理的枢纽。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其城市发展中通常会得到更多的倾斜。同时，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往往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挂钩，而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税收贡献、GDP增长等方面通常表现更出色，这自然会促使地方政府优先发展城市。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逻辑，也使得城市成为资源配置的优先选择。
然而，这种对城市发展的过度倾斜，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最直接的就是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也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但与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力度相比，效果仍需提升。
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农村呢？
这里的“大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国家其实也在发展农村，比如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等。但为什么感觉力度不如城市？
经济回报的差异：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其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增长速度和利润率相对较低。投资农村的经济回报周期可能更长，风险也可能更高。相比之下，城市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利润。
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和难度：农村地区地域分散，人口密度低，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的单位成本要远高于城市。
人才和资本的流向：如前所述，人才和资本更倾向于流向更有机会、回报更高的城市。缺乏人才和资金，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就受到制约。
产业升级的挑战：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传统农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发展新的农村产业需要技术、市场、品牌等方面的支撑，这些往往是农村地区所缺乏的。
规划和执行的复杂性：中国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各地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习俗差异巨大。制定和实施普适性的农村发展规划，并保证其有效落地，难度非常大。
近年来，政策导向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改变是循序渐进的。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在尝试在“效率优先”和“公平均衡”之间寻找平衡。过去几十年，为了快速提升整体国力，效率优先是主旋律，城市发展自然占据了主导。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对生活品质、公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城乡差距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因此，你会看到国家近年来大力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这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过去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来纠正这种偏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需要从人才、资金、技术、政策等多个方面对农村进行扶持。
但是，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发展格局，弥合巨大的差距，绝非一日之功。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时间、持续的投入以及更精准的政策设计。城市依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但农村的价值和潜力也正在被重新认识和挖掘。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总而言之，中国不“大力”发展农村而“大力”加快城市发展，是历史、经济、社会以及发展战略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创新的载体，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扮演了关键角色。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也正在调整策略，更加重视农村的发展，力求实现城乡的协调与共同繁荣。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也是充满挑战的。
网友意见
你为什么只用刀刃，为什么不用刀背切肉，这样慢慢来多么田园牧歌呀？
选错了路！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村农民的问题。就城镇化发展至今表现出来的问题，欢迎反驳！
任何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都会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
公平还是效率？
完整的表述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
过去我们底子薄，只能先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举两个例子。
假如你是总理，现在你有100亿来搞制造业，那么你是把这100亿集中投放在交通便利、基础条件更好的——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还是把这100亿平均分配给30个省，让每一个省都拿到3亿元都去搞点制造业？
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前者——这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效率”，而放弃了“公平”。
这种选择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把“蛋糕”做大，但是也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
再来一个例子。
假如你是某市的市委书记，你现在有10亿的资金来搞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你是把这些资金先集中在城市中投放，还是把这些资金平均分配给辖区的10个县区几百个乡镇？
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前者——集中在城市投放意味着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平均分配给几百个乡镇，连一条贯通全市的主干道都修不出来——呃，这又意味着你选择了“效率”，而放弃了“公平”。
这种选择同样也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造成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异。
这个效率优先的道理其实讲明白了精英阶层都能明白，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却不明白——或者说在面临现实利益分配时，很多人不“愿意”明白！
凭啥要把资源优先投放到某个地区？凭啥我这里就不先分点？不“明白”就会想方设法来阻扰。
比如印度，建国之初各方面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工业底子、外部国际环境）都比我们好得多，为什么70年过去了还没能建立一个可靠的工业体系？原因就是印度搞的是西方那套体制。
而中国的体制却能保证在实施“效率优先”的原则时受到的干扰最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我们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势。这种优势让我们不但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解决0到1的问题），而且从1到100发展起来特别块。
效率优先之后怎么办？
效率优先之后的原则就是确保公平。
中国伟大的总指挥曾说过：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先富起来”是效率优先的原则；先富带动贫穷走向共同富裕就是确保公平的原则。
“确保公平”原则的实施不是靠发达地区或者先富裕者的道德自觉，而是靠顶层设计的体制来保障。
这个体制就是“转移支付”。
——包括发达地区财政盈余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以及城市居民公共用品价格浮盈为农村居民公共用品提供补贴的转移支付。
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靠财政与税收体制。
每年国家都要从富裕的省份抽走高达几万亿的盈余转移支付给落后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做到的。只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目前只有几个省市能够常年实现财政盈余，其余20几个省市自治区都需要转移支付才能维持财政平衡。没有富裕地区的转移支付，很多落后地区教师工资、医保、退休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
比较一下西方体制大家就会明白这个差别。
中国领土面积与欧盟大致相等，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与欧盟很类似。德国在欧盟的经济地位相当于我们的上海，与上海相似的是，德国享受了欧盟统一流通的市场，成为欧盟成员国最大的贸易受益国，享受了东欧廉价劳动力等等好处。
但是德国对欧盟较为落后的东欧国家的反哺非常有限，每年拿出的资金仅占德国GDP的1%以下——大致就是我们遇到路边的乞丐从钱包里掏出一点零钱施舍一下。
而2019年上海GDP大致在3.8万亿，国税收入进入中央财政就在7000亿以上。GDP占比将近20%。
所以，在一线城市、省会中心城市的公民其实也在为贫困地区老百姓奉献——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每年大概要拿出15%左右的收入给贫困地区——呃，过去这些地区享受了“效率优先”的好处，现在就要为“公平”买单。
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靠中央财政直接支付+城乡公共用品的转移补贴。
中央每年给三农补贴几千亿，为农村搞村村通工程，强制性规定国企在农村投放的基础公共用品价格不得高于城市——包括水、电、气、网络等等。这个政策让提供公共用品的国企每年都得向农村市场倒贴巨额的资金——
比如我们铁总负债累累——已经突破5万亿。原因就是全国铁路客运长期白菜价——普通客运每公里不到0.1元，高铁每公里0.4-0.5元。
比如三大运营商在农村设置4G基站也是长期亏损，很多时候收取的通讯费还不够基站的电费。
比如国家电网在农村建网送电基本都是赔钱……
那么，为农村提供这些公共用品要补贴巨额的资金，谁来买单？
有城市运营收益的就靠城市收益来买单，没有城市收益的就是中央财政买单（铁总没有城市运营的收益，最后铁总的负债只能靠中央财政来买单）
城市在过去发展的过程中享受了“效率优先”的好处，现在通过公共用品的价格转移为农村公共用品买单——这是不是很公平？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公共产品的运营要交给国企来垄断？
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国企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更多的时候它们扮演着一个城市向农村转移支付的通道角色——代表着国家给最贫穷的公民提供普惠性的公共产品。
我在历史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两个组成部分——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它们实现的是不同的社会功能——民企做效率，国企做公平。呃，建议一些喷子把这句话读10遍。
通过执政党30多见坚持不懈的努力，城市反哺农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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