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里根任内两党关系不错，与今日的两党关系差别巨大？
首先，时代背景的特殊性是理解里根时期两党关系的关键。
共同的敌人与凝聚力： 里根上任之时，正是冷战的白热化阶段。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意识形态挑战是当时美国最主要的外部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内的党派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被“共同的敌人”所压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普遍认同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应对苏联的挑战。这种外部压力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国家安全共识”，促使两党在一些关键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上能够合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党派间的争吵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优先顺序自然会发生转移。
国家自信的复苏： 在经历越战的创伤、国内的经济滞胀以及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在70年代末期弥漫着一种失落感。里根的竞选承诺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以其乐观、坚定的形象成功地唤醒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这种国家自信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党派间的相互攻击，因为大家都在为“国家”本身感到振奋。
其次，里根本人的领导风格和政治技巧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魅力型”领袖与“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里根被誉为“伟大的沟通者”，他极其擅长运用语言和形象来感染民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党派界限。他虽然是坚定的保守派，但并不以尖酸刻薄著称。相反，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民主党人的尊重，有时甚至会幽默地调侃对手。这种风格让他能够赢得一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喜爱，也让他在与民主党国会议员打交道时，更容易建立个人关系。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位总统总是在公开场合攻击甚至侮辱他的政治对手，那么对方又怎会愿意与他合作呢？
“交易”与“妥协”的艺术： 虽然里根以其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闻名，但他并非一个不愿妥协的顽固分子。在国会山，他和他的团队深谙政治运作之道。例如，为了争取他标志性的减税政策，他愿意在一些支出项目上向民主党做出让步。他认识到，要获得重要的立法成果，就必须在某些方面与对方达成交易。与今日不同，当时的国会领导人，特别是像众议院议长“老提普”·奥尼尔（Tip O'Neill）这样的民主党人，虽然与里根在许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他们也认识到与总统合作的重要性，并愿意在某些领域寻求共识。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尽管是政治上的朋友），也为这种合作奠定了基础。
议程的设定与焦点转移： 里根政府巧妙地将大部分政治能量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议题上，最突出的是经济（减税）和国防（太空军事化、增加军费）。通过在这些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他能够展示其执政能力，并为他在其他问题上争取支持。同时，这种聚焦也避免了在过于宽泛的议题上与民主党进行无休止的争论。
再次，国会山的政治生态和议事规则也与今日有所不同。
更强的党鞭制和内部纪律： 在里根时期，虽然党派分歧依然存在，但党内纪律相对更强。国会议员在投票时，更容易受到党内领导层的指导和压力。这使得在获得党内多数支持后，推动立法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跨党派”合作的文化： 即使在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的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跨党派”合作的传统。例如，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法案，如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康特拉斯”提供援助，虽然在民主党内部有巨大争议，但最终通过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愿意给予总统一定的空间。
较少的“党派忠诚度”极端化： 相较于现在，里根时期选民的党派忠诚度可能没有那么极端和固化。选民可能更倾向于根据具体的政策和候选人的个人魅力来投票，而不是完全基于其党派标签。这也意味着，国会议员在试图跨越党派界限时，不会立即招致选民的强烈反对。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里根时期两党关系并非“一片和谐”。
依然存在激烈的辩论和政治斗争： 尽管如此，里根政府的许多政策，例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对企业监管等，都引发了民主党强烈的反对。关于里根经济政策的优劣，至今仍有争议。两党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如核武器控制、环境保护、劳工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
“新保守主义”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分野： 里根时代的崛起，本身也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
为何今日差异巨大？
将里根时期与今日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关系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转变：
1. 冷战结束后的“共同敌人”消失： 冷战的结束，使得曾经凝聚两党的外部威胁不复存在。一旦外部压力解除，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便更容易凸显和激化。
2. 政治极化加剧：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经历了深刻的极化。共和党向右翼移动，民主党向左翼移动，中间地带的“温和派”大幅减少。双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越来越大，以至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
3. 媒体环境的变化： 碎片化的媒体环境，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形成“回音室效应”。政治言论也变得更加尖锐和攻击性，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党派间的敌对情绪。
4. 选民的党派忠诚度提高： 如今，选民的党派忠诚度极高，他们更倾向于完全支持自己所属的党派，并对对方党派持负面看法。这种高忠诚度直接影响着国会议员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迎合自己的基本盘，而非寻求跨党派合作。
5. “党派投票”文化盛行： 在国会投票中，越来越少的议员会“跨党”投票。许多法案的投票结果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界限划分，这使得“两党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6. 金钱政治的影响： 竞选资金的募集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派间的对立，因为政治家可能更倾向于迎合提供资金的捐助者，而不是寻求妥协。
总而言之，里根时期两党关系相对较好，并非是因为美国政治不存在分歧，而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根本人的领导风格以及政治生态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种相对更具合作性的政治氛围。而今日两党关系的紧张，则是多种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媒体因素长期累积作用的结果，是美国政治生态演变的一个复杂表现。
网友意见
问题很复杂，我的理解也很粗浅，放出来做点参考。
主要是讲讲众议院内部的一些变化。因为众议院是两年一选，选区小，竞争频繁，所以矛盾暴露的比较早比较突出。
首先一点需是，两极分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取最近 PLOS ONE 的一篇文章，
PLOS ONE: The Rise of Partisanship and Super-Cooperator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图 2:
上图为 1949 - 2011 年间每一任众议院的投票支持情况。其中每个议员是一个点，红点共和党，蓝点民主党。先计算党内两议员的投票一致率，取平均值。然后每两名议员如果一致率超过平均值，就连上线，一致率越高，连线越粗。然后用 linear-attraction linear-repulsion model with Barnes Hut optimization 画成。
（此文章中还有党内党间一致率的分布图，有兴趣者可点入查看）
可以看到，现在两党的两极化趋势初现，在 1983 年国会和 1985 年国会，也就是里根执政时期，到克林顿时间完成了这个转变。之前也有两极性的时刻，但都有大量对方议员叛变，或己方的关系不够紧致。
下面是一些想到的解释。
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选民方面，就是美国两党在 1969 年到 1994 年期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 realignment。
核心当然是南方问题。因为南北战争的问题，1876 年重建结束后，民主党把南方都统一了。其实南方各州内部矛盾不亚于北方各州，但是南方政客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把大家联合起来，就是南方的种族问题应该由南方人自己解决，共和党滚蛋。南方跟民主党达成共识，南方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换取民主党对南方内部问题，就是种族问题，的放任自流。
南方的选举人票数是获得总统大选胜利所需人票的一半左右，这让它可以对民主党候选人施加巨大的压力。对于共和党来说，无法获得哪怕一张南方的人票就逼着它必须赢得剩下的州里的 70% 以上。共和党的做法是放弃了南方，只主攻北方和西部。结果是共和党无需南方，依然统治了美国政坛几十年。
结果就是随着美国的发展，其实南方很多人的思路已越来越保守，比如原教旨主义，比如反对强力的联邦政府，支持自由经济等等。有些已经和共和党的思路接近。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和民主党走得依然很近，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当然是只为白人的）。
先引我在另一个回答中的一段（
美国的联邦法律是如何产生的？ - talich 的回答）：
虽然在大萧条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北方自由派的议员在很多时候无法在议会中推进自己的立法主张。因为在关系到这些改革问题的立法上，国会中呈现的往往不是以党派划分的格局，而更多的是由政治理念划分的格局：由南方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组成的保守同盟，数量常常大大超过了自由派同盟。而被保守派把持的规则委员会，根本不会让大部分改革立法进入议程。虽然在新政期间，自由派一度取得先机，但在 1930 年代末，保守派同盟就恢复了元气，并在大量的议案中和自由派对抗。从 1939 年到 1960 年，众议院的保守派同盟一共和自由派交手了 334 次，胜出 297 次，胜率接近九成。
这是 1959 年 86 届国会里保守派同盟与自由派的对比：
但到 1980 年代，南方开始投向共和党，同时，东北方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越来越少，让共和党内部开始纯化。
整个过程的推手，大约有几点。这个在另一个问题中提过（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为什么是既是共和党人，又反对蓄奴并有实质作为？ - talich 的回答），这里再讲一些。
一个是，南方城市化建设完成。
这是南方和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
到 1980 年代，南方和其他地区的差别已经消失，到 1990 年代甚至还低。
第二是，因为空调的出现，南方的宜居程度提高
这是空调普及率：
嗯，不用在没空调的场馆里打球了，全国联赛成为可能。
这个带来的，是不少北方人前往南方定居。
这是 1960 - 2000 年美国人口变化（取自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可见人口增长最快的是中西部与东南部，深南一般，中北方增长缓慢。
外来人口的出现，打破了南方民主党一党独大的现像。因为以前南方只有民主党，所以民主党初选就等于大选。有经验有影响力的政客都是民主党人，任何新人从政，都只有参加民主党一条路才能入门。
但是北方人带来的共和党，让南方人有了第二选择。
第一个共和党的南方议员，就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北方人养老城 St Petersburg 诞生的。
这些变化的表现，可以从议员出身里看出来。1965 年，几乎所有南方议员都是本州土生土长的，是典型的农村政治，而北方则有 1/3 是外州出生，是城市化后人口流动性提高的表现。到 1994 年，南方的新议员里 2/3 是外州出生，总议员里是 1/3 （北方则是 40%）。
共和党的出现，最终让民主党内的少数派保守的南方议员得以叛变：
属于保守派的迪克西党人自 1970 年代起开始下降，民主党内部也开始趋同，从 1983 到 1994 年，南方民主党人的政治觉语是直线逼近其他地区：
这是 1994 年以后关于民众的民调（取自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2014 年中期选举，路易斯安娜的民主党参议员 Mary Landeau 惨败，基本上可以视为最后的南方民主党痕迹已消失。
总之，在这期间，党派格局开始和政治理念变得一致，这让两极化成为可能。
第二个方面，党派内部的政治理念趋同后，为什么要在国会里以如此激烈又一事无成的强对抗形式表现出来。
这得了解一下众议院里权力机制的演变。
美国众议院人多，没有人能认识所有人，了解所有人的想法，所以众议院的政治权力关系就更制度化，才能保证其正常运作。众议院里对权力的争夺，大约可以分成从专制到民主的三种势力。一种是以发言人（党派领袖）的绝对中心；一种是分在各委员会，以委员会主席为首的对某一具体议题有大权的一小撮权重者；一种则是议员组成的党团会议（caucus），相当于党内派系，以集体的力量出现。
十九世纪的众议院人数相对少的时候，是发言人独大时代。但是到 20 世纪初，众议院已接近现在的规模，发言人的权力就被视为过大。经过一番斗争，委员会主席的地位上升了许多。
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是按资历规则（Seniority rule）来的，当议员越久，担任的职位越重要。这种论资排辈的规则当然不能说有多合理。不过这里不说这个，只说影响。
资历规则的结果，就是最安全的选区的议员，因为能稳稳获得连任，所以就能挣得资历，也就能获得最重要的委员会资格。因为选区的位置稳，所以这些议员，会被送去最重要，争夺最激烈，对抗最强的委员会。因为在战斗中不免做出妥协，妥协就可能要牺牲选票。选区稳的人就不怕妥协。民主党最稳的选区，都来自南方，所以南方议员中手握大权的人多，同时因为理念差别与共和党保守派不那么大，也可以做出妥协。
而反过来，那些新进议员，往往都是从竞争激烈的选区，以更新更激进的主张，战胜对手进来的，但是他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熬日子。如果没熬到就被选下去了，也就什么也没有了。
到了1950 年代，民主党里的以年青议员为主的自由派 Democratic Study Group （DSG）这个党团会议出现了。这个派系等于是把国会里本党的弱势群体，就是激进左派，给团结了起来，通过互通有无，共同学习政策，统一立场和策略，来加强新议员的影响力。
为了推进自己的主张，DSG 从 1960 年代开始，推动国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消弱委员会主席的影响力。
1970 年的 Legislative Reorganization Act 加强了对委员会主席的监督，以防滥用职权。1973 年的 Subcommittee Bill of Rights，加强了大委员会下的子委员会的权力。1975 年，民主党议员更是历史性的通过选举方式，罢免了三个委员会主席（全是南方议员），资历规则算是名存实亡。
此消彼长，委员会主席弱势的结果，就是发言人和党团会议的力量在加强。
1980 年代，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新一代的南方议员登场了。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Newt Gingrich （金里奇）。金里奇就属于那种北方人南下的产物，因为他是宾州人，17 岁随家移民南方。
作为新议员，金里奇意识到了，整个议会里传统委员会主席的弱势，开始不守老规矩，选择以一种对抗性的战斗方式出场，为自己这些新议员造势。1983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新进保守派党团会议，叫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他们经常钻孔子，选择让你不舒服又没错的方式来为自己做宣传。
比如，议会辩论分两种，一个是就议案讨论，一个是非议题内容的发言。
Gingrich 发现转播议会辩论的 C-Span 电视台其实对这两种讨论都一视同仁，在转播上并无区别（其实，是 C-Span 要转，但依协议用得是国会自己提供的影像，而国会就简单的挂了个死摄像头）。不久，他就带了几个心气比较高的共和党议员，在非议题时段，在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意见，抨击民主党国会的种种问题，大呼改革。
这事让国会发言人 Tip O'Neill 大为光火。他下令，让摄像头不再按与 C-Span 的协定只拍摄发言的议员，而是也时不时的给一个国会的场内全景，以让观众意识要，在这些非正式议题时间，其是金里奇们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国会在演讲。
金里奇的努力，得到了里根的肯定，在国情咨文里，里根特别提到了 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
不久 O'Neill 走人，新议长 Wright 对金里奇的这种方法选择了正面对抗。不过这只是让 Wright 显得自己很专横无理。
在 1987 年著名的“黑色星期四”中，为了让修改的议案在同一天被重新投票，Wright 宣布国会停会关门，再马上重开，把一天生生掰成了两半，最后为了把议案通过，又逼着一名议员改了票。
结果 1988 年金里奇带领共和党议院指控 Wright 的操守不端，1989 年 Wright 下台。
吃到了甜头的共和党，把金里奇选成党鞭，以替代去了白宫的切尼。算是对他带来的这种对抗性战术的肯定。共和党的策略全面右转，攻击性升级。
1991 年，著名的，也是共和党内最强力的保守派党团会议，Republic Study Committee （RSC），成立了。注意这个名字，其实是模仿民主党当年的 Democratic Study Group，就是想的要像当年的 DSG 一样，以超过委员会的力量来推进众议院改革，和议长抗衡，打破黑箱操作，寻找一个对新议员更公平开放的环境。只不过二者在理念上一个极左，一个极右。
到 1994 年中期选举时，金里奇发起了著名的“Contract for America”战役，承诺把开放，公平，与负责带回国会。共和党大胜，金里奇招募的很多人都竞选成功，几十年后共和党重新拿回众议院，金里奇自己也选成了国会发言人。
这时候，金里奇等于是从群众升级到了元首，他就需要面对一个如何平衡他曾指责过的独掌大权的议长权力，共同战斗为自己带来辉煌的党团会议，二者之间的力量。
金里奇开始改革。他重新赋予了委员会主席相当的权力，但同时，又限制了委员会主席的年限为六年。他搞小政府，大幅度的消减了国会的员工数量。他甚至决定，他所担任的发言人职位将设年限为八年。
这下问题来了。表面上，金里奇是在兑现小政府的承诺，但是作为发言人的直接权力没有消减，而且，在推进议题时，幕后交易，选区分肥这些被人诟病的现像依然在那里，党团会议则因为相关员工被裁受到重挫。（同时，因为大量的国会雇员被扫地出门，选择流落 K 街，美国的说客公司在此时得到了大发展，可参见我的另一个回答：
lobby其实是一个职业还是说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东西，感觉美国好像很多方面都需要lobby的存在？ - talich 的回答）
保守派议客坐不住了，他们觉得金里奇是想过河拆桥，独享大权，借改革消弱党团会议的权力。他们在后面，又悄悄的把 RSC 给恢复了。
那一边呢，金里奇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抗性的战术对于个人，是不成功则成仁的高风险玩法。经过两个政府停摆，一次弹劾失败后，共和党在 1998 年中期选举经历了 64 年来最大的失利：丢了六个席位，金里奇下台。
金里奇的改革也就不了了之。金里奇设置的年限，让众议院的运作变得极不稳定，八年任期最终在 2003 年被取消，主席年限也理论上可续了。
这之后上台的发言人，是老好人 Dennis Hastert。他是史上任期最长的共和党发言人，当了八年。他的理念就是，只有本党大部分人支持的法案，才去推动。
没错，到这时候，不管是发言人还是委员会主席，他们的实权都被大幅度的消减了，而党团会议的影响力，则借机大大加强了。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 RSC：
上界国会里，73% 的共和党众议员都属于这个 RSC，可见其实力。如果 RSC 决定反对或要求某个政策，就是议长或某些老资历的议员无法左右的了。
所以说，上个世纪，美国众议院大约是经历了一个从发言人一人当权，到几个委员会主席和发言人的两级结构，到议员内部直选各级领袖的一个民主化的过程。这一直接民主化最终把在竞选中的对抗延续到众议院里。
因为党团会议，尤其是 RSC 的强势，结果就是，在推选委员会主席时，资历就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议员各自的直接利益：是否支持自己的理念，筹款的能力，社会影响力，等等。反过来，要想获得议员的支持进入重要的委员会甚至获得重职，就得注意其他议员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大的党团会议。
再比如你看自打 John Boehner 当上发言人以后，在重要的议题上，他都采取的不合作的态度，很多议案干脆不和奥巴马谈话，也放任政府停摆。他的手法，就是自己隐到后台，让党内的这些党团派系先出头，让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这样一旦局面不可收拾，Boehner 这个谈判高手可以再出头来妥协：你看，让你们试过了，不行吧，还是我来。Boehner 用这种方法，利用党团派系过于民主，不够灵活，无法妥协的特征，知道他们在复杂的谈判上必然会陷入死结，让他们去失败，从而巩固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相对于竞选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国会是要妥协与共识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些年国会里的改革，传统的稳定性因素不复存在，新的秩序却不明朗，议员缺少了对妥协行为的政治保护，对抗也自然强起来。这个也反过来影响到竞选本身。
对，第三个方面就是竞选。
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虑。
竞选嘛，从本质上讲，就是让支持自己的人出来投票，支持对方人的不出来投票。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把对方的支持者争取过来。嗯，这个基本是不可能了。为什么，可以见我的某个回答里的一则实验（
如何看待「哈佛部分学生罢课抗议曼昆的初级经济学课程」？ - talich 的回答）。这个党派信念扭曲场是很难调的。所以，也就是所谓的独立选民可以争取。
方法嘛，无非几种。激励己方选民，吓唬己方选民，激怒己方选民，打击对方选民。
大部分方法都是负面的。
这是
Wesleyan Media Project对过去四次大选的正面，负面，和对比广告的数量统计（Negative 负面广告就是只攻击对手，不谈及自己。Contrast 对比广告顾名思义是把自己和对手做比较）
负面广告到底有没有用，其实学界还没有定论。
比如 Stanford 大学两名学者在 1996 年曾发文
Going Negative: How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Shrink and Polarize the Electorate 认为会抑制独立选民的积极性，让选民的极性增强。
而 2007 年发在 Journal of Politics 上的一篇 meta-analysis 文章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Political Campaigns: A Meta-Analytic Reassessment （
http:// fas-polisci.rutgers.edu /lau/articles/LauEtAl_EffectsOfNegativePoliticalCampaigns.pdf）则认为负面广告虽然比正面广告深入人心，但并不比正面广告更有效的改变选民立场或改变投票率。
负面广告的影响力，就在于选民对负面广告特别敏感：一方面大部分人都很讨厌负面攻击的广告，认为是政治丑陋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负面攻击的确很有效，因为选民虽然讨厌，却对这种广告的信息特敏感，会不自主的记住广告的内容，所以负面广告的效果远比正面广告要好。
同时，负面广告的争议性可以有放大作用：只要花一点广告费，甚至只在一个地方的电视市场播放，就能获得全国媒体的关注，可以说是花点小钱，买了个免费大广告。在 2008 年选举中，经费相对不足的麦凯恩，在面对奥巴马的攻击时，很多时候都不在电视上作广告正面回应，而只是选择在自己的网站上发放，然后通过电视媒体和 youtube，把自己的广告给快速的传出去。
现在换另一个角度，这三十年来美国竞选的成本一路上升，效率却在下降（
怎么看待美国大选「烧钱」、「有钱人的游戏」这些观点？ - talich 的回答），当选民成天接触的主要是这些攻击对手的信息，并反复被各种竞选广告轰炸后，现在的选民观念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 Pew 的民调
这 20 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的相对看法在变差，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方是国家兴盛的威胁。
而的确，独立选民的政治积极性都相对较低
只占总人口 36% 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占了 57% 的政治积极份子。
这样的选民，反过来自然会让竞选者的立场更极端化，在进入国会后，又因国会的局势，而不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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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这两部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虽然都设定在宋金元时期，但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精妙的叙事安排。要理解这种转变，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作者如何将这些历史因素融入到武侠世界的构建中。《射雕英雄传》：风起云涌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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