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中哪个制度最成功？
“分封制”，顾名思义，即是将国家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室、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享有自主权。此制度肇始于西周，初衷是为了巩固周天子统治，将权力分散，以“亲亲”原则建立起一层层政治屏障。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政治格局。血缘亲疏成为封建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天子之下，诸侯、卿大夫、士层层衔接，形成一个森严的等级体系。
分封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核心在于它巧妙地平衡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需求，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首先，它有效地解决了早期国家权力扩张的难题。 在一个疆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时代，中央政府若想直接管理全国所有地区，无疑是力不从心。分封制将管理责任下放到各诸侯国，由诸侯负责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这极大地减轻了中央的行政负担。同时，通过册封和朝贡等形式，周天子依然能保持对全国的宗主权和政治影响力。
其次，它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各诸侯国在中央的监督下，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不同地区的特色文化孕育提供了土壤。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诸侯争霸，但也涌现出如齐鲁之邦的文化，晋国的技术革新等等。正是这些地方的活力，汇聚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石。
再者，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初期的分封制，通过亲缘关系将政治权力与利益绑定，使得诸侯对周天子有一定的忠诚度。即使后来出现了“礼崩乐坏”，诸侯割据，但这种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制衡的逻辑，在后世的王朝更替中依然被借鉴和改造。比如，汉朝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正是对分封制的一种改良。
当然，分封制也并非完美无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诸侯的势力日益壮大，中央的权力逐渐被架空，最终导致了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这表明，分封制在权力分散的程度上存在固有风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纯粹的“西周式”分封制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不断被修正和适应。从汉朝的郡国并行，到唐朝的藩镇割据（虽然带有叛乱性质，但其根源仍可追溯到地方权力授予），再到明朝的削藩，历代王朝都在试图在这“分”与“不分”之间寻找平衡点。
最关键的一点是，分封制所蕴含的“封建”思想，即通过利益授予和层级管理来维系国家体系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的制度设计。 即使在郡县制成为主流的朝代，地方官员的任命、品级设置、以及对地方的监察，都带有分封制留下的痕迹。
因此，可以说，分封制是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中最成功的一项，并非因为它完美无瑕，而是因为它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提供了构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框架，并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的成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解决权力分配和地方治理的根本性思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网友意见
户籍制度。打西周起，修修补补用到现下，真·万世法。
差不多年纪的制度，诸如嫡长子继承制都已经凉了，就这东东老树发新芽，越活越精神。
幸好配套的死一户口本的连坐给废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等编户齐民喜大普奔。
捎带，此人不贴照片，不留指纹，枉顾法度，果断差评——
我认为也不能说最成功吧，但有个制度是比较独特且成功的，是中国历史实践打磨出的优越制度之一。它就是从汉朝一路发展到今天还在施行的：仕宦避本籍。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干部异地交流任职。这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细分组成部分，切入这一点谈谈我的认识。
两汉，形成避籍制度。地方长官由朝廷任命委派，不能是本地人。但其属吏却必是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人。
“长官监察官必避本籍，属吏必用本籍，惟京畿不在此限。”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魏晋南北朝，废除避籍制度，地方长官多是地方豪门出身，朝廷反而只能委派属吏，对地方裙带关系盘根错节的豪门长官进行极其有限的监督。于是，魏晋逐渐形成牢固的门阀社会，地方上的士族阶层势力通过执政地方得到不断巩固，越做越大，数百年长盛不衰，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诸多要素的历史性长期垄断。可这四百年间，国家却战乱不止，罕有统一。
唐代，重启避籍制度。
“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
宋代，严格避籍制度。而且不允许“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
“官守乡邦，着令有禁。”
“不得差在本贯及有产业、并见寄居者旧曾寄居处。”
“及自今调官， 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
明代，避籍制度更加严格和规范化。
“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宫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
“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除原籍，余俱各照例避贯铨注。”
清代，避籍制度不仅严格，而且从两汉的模糊规定，到唐宋原则性的框架规定，到清朝已经发展得更加繁琐，不仅要避籍贯，还要避寄籍、祖籍、商籍，而且同地下派官员之间，籍贯上也多有回避规定...
“在外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
“选补官员所得之缺， 在五百里以内，均行回避。”
“查明该原籍地方，如系邻省在五百里之内，应行回避之缺，不得混行题补委署。与两省交界添设佐杂等官，如驻扎衙署，与该员属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内者，亦令照例回避。”
晚清民国时，很多专业学者，名流大家，都对这个制度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皇帝专制手段，是造成清朝最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根源。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朝廷任命的官员，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地方做地方长官，甚至连口音都与当地不通。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他也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没感情，缺乏认识和经验，与底下陌生的属吏共事与合作，也缺乏磨合和互信。于是，这些造成了异地短期任职的官员，过分追求短期政绩和个人利益。到现在，反对这个制度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认为它限制监督机制...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支撑中国文明底色与数千年强盛史的关键制度。
西方或许并不认同这种制度，因为它本身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配套制度。西方听到这些词就会反感。比如灯塔美国，州长就是本州的名流或豪绅，是本州选举出来，与联邦政府无关。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是近乎于平行的权力，没有隶属关系，甚至还存在公开对抗。这与中国历史形成的政治形态是完全不同。这次疫情，美国在防疫局面上的崩盘，甚至发生了州长对联邦喊话“封城就宣战”的奇葩现象，与美国分权自治制度下，优先保障地方利益的制度设计有关。因为地方利益，主要体现在地方企业和名流的诉求，它们当然不想第一时间承担不开工的经济损失风险，游说地方州政府，向地方民众宣传反抗联邦的封城措施。在疫情肆虐时，为了保住企业利润，地方州当然优先保障对地方州政府深度控制的地方集团利益。而风险和更大的损失则由整个国家社会来承担。
中国在民国时期，其实也有过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并不存在实际隶属关系的状态。比如，在被当时山西学生骂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的统治下，山西的铁路轨道口径竟然拒不与全国统一。外省的火车物资开到山西的同蒲铁路时，是要换车才能继续行进...这就是山西本地人阎锡山长期控制山西的结果。这种国中国式自治的事情在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时期终于满足了晚清民国那批名流们的乡土英雄情结，认为地方自治，地方分权才能结束皇权专制...理所当然，避籍制度，成功被取消了。但现实中，这种形态下，世界列强通过拉拢各省的地方权贵，买办集团，通过代理人政治运作，把名义上一体的中国，从列强势力范围上，瓜分得四分五裂。而为了各自势力范围与利益版图的扩张，地方集团之间长期混战，这是近代中国最为弱乱的时期。
特别吹捧西方制度的人，就是无法透彻理解一点：作恶的不一定都是国家统治集团，也可以是地方治理集团。而且，更多时候是地方治理集团，因为它们不像国家统治集团那样站在舆论视线的焦点，更为隐蔽和不透明。即使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不是皇帝一人，或者皇帝和他身边几个人的意志，就能操纵并决定整个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兴衰。我们中国之庞大，东部和西部的地缘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需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斥相反的，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问题时，却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一概而论。用儒家的帝王将相史观，仅仅盯着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责任，容易七尺烛台灯下黑，忽略更大更直接的地方性因素，和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可能就在身边，而不是几千里外的京师。就像马云再富，能直接剥削的顶多也就是阿里系的十几万员工。可现在全国成百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只骂首富，是因为你家老板低调的剥削，根本没人认识...中国2000年来，历来是一个“编户齐民”与“皇权不下县”并存，国政与乡约共生，“浸猪笼”的族规私行与“杀人者死”的典章律法同有的社会。从封建诸侯，到士族门阀，再到乡闾缙绅，虽然分权自治的层级在逐渐下移，但自治却始终是广泛存在的。即使到今天，农村村民自治也是现状，虽然村选制度的结果并不尽人意。
西方把不以投票制度、席位制度作为核心体制的国家，统统看作是落后独裁的国家，根本就是对与自身不同，或存在一些未知逻辑的事物抵触性质的一刀切判定。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和他们推翻的伊拉克、利比亚是一样的不以票席规则为核心的国家，所以他们全部看成是落后的，但多数人却无法解释中国复兴与崛起的现象...西方之所以把中国和这类国家放在一起，是因为西方觉得它们都不注重个体投票与地方席位，仅此而已。不是甜的，就一定是咸的？但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所谓卡扎菲这类独裁者，根本就是一个部落联盟大酋长，一堆国中国的大拼盘，没有精密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全局的统筹动员能力，地方高度自治。这种松散的构架，如果刨去票席制这一点，明明和西方国家架构更接近，包括卡扎菲本人都是在面临战争时，被自己国家的地方势力先围攻推翻...用“票”解释一切国家，无疑是先入为主，以偏概全。这个世界不是非要用“票”的逻辑，才能维护底层的利益。“票”，更像是美国扑克牌游戏的精神——比大小，比多少。投出一票，必须要保证自己是多数派，是更大群体，才能体现到自己的票是有用的。否则，如果不幸自身立场或认知属于少数派一边，哪怕属于49%，这张票仍然是无效无用的。西方的“票”，并不是完美的民本主义解决方案。因为表面上看，当自己拥有了一“票”权利，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对国政的选择。但真实情况是，由于基数太大，自身权重太小，甚至可能不占人数优势，那点权利和国政其实是弱相关关系，所能影响撼动得范围非常窄。而且，当自己拥有这点选择权力时，可能那个自私自利、肤浅幼稚的邻居，甚至是走上街头的某个偏执狂，在你关切的问题上已经拥有了与你同样大的权力。也许他更会“闹”，他的权利经过放大之后，还要压过自己...票席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决策对错与否，所体现的是下层与高层的相互制衡。然而这种制衡，在传媒技术推动底层人群认知结构发生改变时，似乎正遇到瓶颈。由于全社会过度关注对两个人的选择，反而忽略了更加牢固且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利益集团的切实存在。中国的制度同样存在历史形成的，与西方不同的，众多独特的制衡逻辑。中国的制衡思维，体现着中国麻将牌游戏精神——复杂严密的错位组合。避籍制度就是其中一个。
应该说，作为中国历史形成的核心制度与核心文化理念的配套制度，避籍制度，更趋近法家理念，是针对人性之恶所设计。它的前提设定就是为官者普遍有私心而限制私心，所以能够遏制裙带，遏制山头主义，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统筹全局。正因是围绕人性恶的一面进行设计，才不像儒家提倡的“个人修德”那样，容易流于口号变得空泛，而是发挥了巨大积极制衡作用，是历史上央地互相制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家全盘导向，比如之前一任纽约市张每天做地铁上班，很节俭，很亲民，但这位纽约当地企业家出身的市长卸任时，资产比它当选市长前膨胀了数倍之多，以是数百亿美元身价...他还多次连任市长，美国对州长、市长的任期限制普遍要比对总统小得多。还比如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实行集中体制，香港市民向外部抱怨着房价的不公，却不去反思应该如何限制本土地产巨富的垄断行为...因为他们受到的引导是有问题的，香港地产商对当地舆论的左右能力非常强。它们尽管高度自治，却要把地方治理不当的锅甩到对它们罕有干预的国政之上。在同样的人性之下，分权自治和集权统治是两种制衡思维。地方自治下本地名流权贵阶层，也会侵占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因为有避籍制度，所谓临时地方官也会从外地拉来门生故吏搞裙带，却只是暂时于该地存在三五年之久，他的裙带和当地名绅的裙带也会相互牵制，长期以往是对地方人事固化的不断冲击，激发更高强度的竞争态势，最差也好过自治...如果有明确的考核底线，想要做出达标的政绩就更必须要制约地方对派官的掣肘，形成互相监督，是利民的。西方国家的强大，是来源于一度对整个地球90%的土地进行殖民统治，而不是在本土施行自治。殖民统治是完全不敢放开让殖民地自治的，比民族国家的集中制更呈高压态势，却间接产生一种和避籍制度微妙的相似。而西方在本土实行自治，是为了更好的通过票席制，规范各种本土势力，让大家能够坐下来，用席位博弈这种方式和平方式来瓜分来自全球的外部输入性利益，不至于让本土因为利益格局剧变而产生政治动荡，可自治本身并不利于没有外部利益的国家发展本土...
清朝之所以出现避籍做官，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制度所服务的对象出了问题。这个制度，本身是服务核心国体——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央集权不等于君主极权。朝廷可以是诸多层级和集体决策的团体，但君主必然是个人。这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背后是被扭曲的政绩观，即只对君主个人负责，官员治理这个地方，只需要稳定就可以了。专制君主只需要稳定，不一定需要发展。稳定与发展之间有相关性，但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对等关系。发展，尤其是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剧变，其实会对稳定产生巨大压力。稳定，也不一定是靠发展而实现，也可以是用压制弱化百姓的方式来换取，也可以是用换取地方权贵势力的合作来妥协性达成。只不过，潜在的社会代价，会被暂时掩盖，但仍在积累，积弊爆发时社会代价更惨重。清朝就是例子。
清朝虽然延续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国体，但同时是中国君主极权和个人专制的顶峰，所以清朝的避籍制度虽然是服务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央集权制度却最终被服务于君主个人。这个君主个人极权是清朝独有的旗籍等更多细分制度支撑的，并不等同于整个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与清朝的极权程度一致。用个粗点的比喻，中央集权是架构，是方法，是一个精细编织的箩筐，它最终要选择这个框架所要承载得，所要服务的目标。也就是这个瓶子要装什么酒。而清朝的君主极权，或者汉唐的群体集议，则是这框架里最终选择要放进去得东西。法国在80年代以前也是公认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与票选制度并不完全对立，但构架上显然存在不兼容点，原本处于黄金发展期的法国没能坚持下去。显然清朝选择了把登峰造极的个人极权放进去。而清廷后期的失败，导致了中央集权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被一边倒得污名化。可晚清开始，清朝的衰落实际伴随的反而是清廷集权能力的走衰。中央集权作为框架载体，与君主极权作为目标载物，二者并不等同的区别现象，在晚清此强彼弱中体现就很直接：那时皇权代理人慈禧在战略评估上完全错懵，对全世界列强同时宣战，清廷中却没人能阻止，此为君主极权之猖。而同时，地方利益集团为保存自身而轻易使南方富庶省份采取东南互保，不接受清廷动员，与国家做战时切割，此为中央集权之衰...此强彼弱，明明不同，大多数人却总将二者一概而论，不得不说是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传统国体，并没有严重问题，甚至它现在还在继续发展，给当今世界现代化道路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思路。关乎一个国家真正兴衰的是，到底国体框架，所要承载和实现的是什么国家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载体没问题，要看载物是什么。显然，肯定不是清朝那样的高度皇权意志导向下，拒变图稳，与全国官绅大地主集团合作，一味保天子而不保国民，保京畿而不保国土的皇权目标。
良好的社会，政绩观念肯定不是对个人负责。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科学化管理，要求社会管理必须坚持指标化管理，数据化管理。现代国家的政绩考核指标，是基于完善的基础统计报表体系、数据分析体系，进行明确计量、科学分析、精准定性，以数据报表的形式进行记录、查询、汇报、公示，为国家管理者和地方管理者提供真实有效的科学决策依据，准确评定绩效，并公示于众。数字不能说完全没有魅惑性，但比起人类语言的欺骗性和煽动性要弱得多，更加客观公正。
1985年之前，中国大陆对国民经济核算源于前苏联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1985-1992年逐步与联合国推荐的源于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接轨。1992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中国实行SNA体系，GDP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完全摈弃MPS核算体系彻底转向SNA，这样中国经济增强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可比性。200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的改革》，完全规范了GDP数据，发布的GDP分为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和最终核实数三类，通过各类普查对GDP数据定期修订。自2003年启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历次全国经济普查对前期国民经济数据特别是GDP做出修订。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正式实施统一核算各地区年度地区生产总值，以进一步避免分级核算制度下，地方为追求高数据而造成的地区与全国数据不衔接，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长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弊端。
票席制的逻辑是以下制上，盲点在下，而集中制的逻辑是以上制下，盲点在上。后者制度，并不比前者差，重要的是每种制度如何克制盲点。答案是，科学、平衡、透明，用客观物证和集体制衡，来推动决策机制的去个人意志，实现群策集议的制度化。我们中国的群策集议制度现在是做的非常好的，根本不像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只要中国坚持唯物主义价值观，尊重和坚持使用科学方法，坚持采用与民生经济有关的数据指标作为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对象，坚持发展主义的目标，只要全国各地地方论坛，互联网上各种城市话题下网民都还在“比”GDP，“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异地任职，就是中国相比西方更优越的制度设计之一。而如果西方票席制，一味强调意识形态，而不是尊重数据化管理所体现的科学精神，那么他们是丢掉了他们曾经先进的理念。上个世纪，我们从西方引进科学的数据化考核和统计制度，是我们中国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激励因素和实现手段。这使我们有效避免了进入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种，过分追求描述性、口号性、纲伦性，甚至宗教性的意识形态迷困中。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科学，是理性，是发展，是唯物主义，是数据化可见的经验，是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以及集体宏观数据带动下的个体微观面切实进步，而非空洞的乌托邦理论。
流官退休后回老家。不然换一次年号就哪里都喊不动了。
哪个制度最成功不知道。
九品中正制，一个家族老当官垄断了地方政权，肯定是最不成功的。
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清顺治《御制晓示生员条教》doge
当然是把人变成奴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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