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恢复了法国，强大了法国，为什么最后被人赶下台?

刚才和 @普罗卡松 聊了一下…这个回答里面的确有一些问题，首先是将法共与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彻底描述成了对立的状况…这的确是我自己的问题

另外我在文中提到的公投并非是1969年的公投，所说的对象也是第四共和国而非第五共和国

@Yasouji Ai ，这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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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也就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究竟由谁建立，或者说，法兰西到底由谁解放

和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在戴高乐抵达巴黎之前，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就已经做到了自我解放，而这次解放的领导者，自然就不可能是戴高乐将军和他的代表着旧政权的中右翼部队，而是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部队。

也就是说，在部分，或者大多数法国民众心中，共产党等左翼政党才是解放他们的英雄，戴高乐将军无非是过来收割人头的，还是蹭着美国爸爸的船过来收人头的

这一点很快就体现在了大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当中，戴高乐自认为是法国政权的直接继承者，但是…民主根本就不喜欢这个旧政权，他们反而认为就是这个无能的旧政权让她们战败，投降，保守耻辱，更何况后来戴高乐对于共产党部队的一系列解散行为，更是加重了民众对于戴高乐的不满，巨头事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在图卢兹的暴动，民众明显巴怒火撒在了旧政权的代言人身上。

更何况，西欧政坛左转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趋势，在意大利和法国特别的强烈，意大利是直接体现在工人暴动之中，法国则是政党政治，法国在战后有90完共产党员，这个数字甚至要高于许多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在1946年的大选当中，法国共产党一举获得28.8%的高票数，这不仅仅是西欧各国共产党获得的最高支持率，同时也意味着法国共产党由此成为了第一大党。

戴高乐自然是不希望看到这一点，于是便毅然决然的退出了第四共和国政府，随后的全民公投，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结果证明

有没有戴高乐都一样，我们这是民主运动

就这样，戴高乐彻底和第四共和国无缘了

总结一下，这个后果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结束后西欧重建的政治历程中的一部分，法国共产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塑造一个解放者的形象，再加上对于群众运动的利用，以及在重建时尽量满足人民的政治需求，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其实，相比于意大利的状况，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说起尝试，我就想起了，孙悟空去从未去过的西天取经，也是一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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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心思，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是从第四共和国开始的吧？

恢复和强大法国是战后所有法国人的议题，而不是“我们父亲般的帝王式总统”戴高乐

在法国，从1944年战争结束，法国进入大规模建设时代，到1976年东方一场失败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结束，左倾时代(文化上的造反欲望和马克思主义倾向)宣告终结，这段时间经常被描述为“光辉三十年”，戴高乐时代只是其中一个十年罢了

在参考了空前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与消费者富裕后，评论家描绘光辉三十年(1944-1976)这一时期完全是第二场法国大革命，法国社会经历了如此巨大而又彻底的蜕变。观察者（夸张地）断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才最终摆脱了“中世纪”（Middle Ages），因为只有在1945年以后，法国才不再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断断续续地变成“现代的”（modern）

题目写错了一个问题：戴高乐不是被人赶下台的，他在选举中是获胜的，后来下台是辞职。之所以辞职，更多是自己的政策无法实行，而不是在法国人民中支持率不足。至于为什么在法国人民中支持率可以却无法再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推行政策，尤其是改革政策，从来都和是否大部分国民支持没有关系。

戴高乐的两次下台，实际上都是和精英集团斗争失败。1946年属于政治经验不足，斗不过老牌政客们；1969年则是真没辙了，大环境变了，已经不是个人能够扭转乾坤了。

所以要了解1969年的情况，必须明白戴高乐一直在做什么，以及他再民众中的威望如何来的。

戴高乐的威望起于自由法国运动，但其实他的顶峰则是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濒临破产时候拯救法国。法国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固有的惯性在一战后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加上国力的严重衰退，到了第四共和国后期，已经危机四伏，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出山，建立第五共和国。所以，戴高乐的二次出山，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改革的领导人，他的价值就在于：当法国严重衰退时，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延缓法国的衰落速度，进而维持在一个较大国的地位上，并寻找机会逐步再提高法国地位。所以，戴高乐上台后，一方面进行金融改革、阿尔及利亚独立等各种止损措施，另一方面采取发展独立核工业、军事自主化、领导欧洲等措施让法国地位再次逐步上升。这也就注定了戴高乐的政策必须时刻保持改革。

因为此时的法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在列强位置的法国，是内忧外患同时存在的法国。法国要想保持在地区性大国地位并寻找机会再次回到世界第一梯队，就必须保证独立自主，必须时刻寻找机会，在政策上的体现也就是时刻探索可以提高国力的改革。

但是，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事。第四共和国末期，法国已经一路暴跌近乎风雨飘摇，自然全国人民大都要求改革，戴高乐顺势而起；但是经过第五共和国多年的发展，法国已经稳定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上，这时候国内的精英集团，也就是许多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未必那么需要改革了，毕竟国力的上升和精英集团利益的提高，未必是一个概念，反倒是改革往往动的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所以，戴高乐遭到精英集团的反对就很正常了。

戴高乐始终还得获得多数法国人支持的，所以1965年选举成功，1968年议会选举依然是多数派，在自己辞职后，作为亲密副手的蓬皮杜高票当选总统依然印证了法国人民对戴高乐的支持。但是，人民的支持，不代表改革政策就能贯彻，普通人的能量是远小于精英能量的，所以领导人一旦失去对精英集团管控的能力，就算人民大部分依然支持，却在施政方面寸步难行了。戴高乐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如果自己的政策不能执行，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那么贪恋一个总统位置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辞职也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说，戴高乐恢复了法国，强大了法国，法国人民大部分也并没有赶他下台，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干完任期。但是，法国人民中话语权更大、对政策执行影响更大的那部分人反对他，想要赶他下台，并最终确实在施政方面有效限制了他，从而逼迫骄傲的戴高乐辞职了。

这种情况如果和中国古代类比的话，大约就是和愿意通过摊丁入亩等政策让国力增强、老百姓获益，但是却严重损害士大夫利益的雍正，注定要被骂成桀纣之君一个道理。不是精英阶层人多，也不是精英阶层方向对，而是精英阶层强大。

首先，要明确一个事实：无论一个国家领导人是谁，在做什么或者准备做什么，一定会有人反对他，要么为了权力，要么为了意识形态，要么干脆纯粹就为了看他不顺眼，所以“有很多法国人”反对戴高乐，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客观现实，不需要等到“最后”。

戴高乐并非一直是法国的国家领导人，1944年，戴高乐以众望所归气势返回巴黎，本以为自己可以领导法国走向复兴，但是很快就因为政治斗争不熟练，而被第四共和国那些老练的政客们排挤，被迫中止了自己的政治活动，然后隐居到了1958年（也就是说，从1946年到1958年之间的12年，戴高乐本身就处于一个政治弱势状态，很多人反对他。）

到了1958年，因为第四共和国搞得实在太烂了，那些精于内部斗争的政客们争权很厉害但是治国不行，法国遭遇了连续的重大挫败（奠边府战役惨败，丢掉了越南，失去了所有在远东的影响力；苏伊士战争草草失败，失去了对中东的控制；阿尔及利亚也开始独立运动，北非岌岌可危），在这种天怒人怨的状态下，人们开始普遍怀念二战时代的英雄戴高乐，呼唤他出来收拾残局，这才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政治机会。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改造了法国，把整个法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重塑了一遍（具体的改造措施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回答）。

如何评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那么，既然有如此丰功伟绩，又有这么大的威望，戴高乐为何在十年后的1969年就黯然下台了呢？

是广大人民不再支持他了吗？是国民对他厌倦了吗？

其实不是的，即使到最后，多数法国人还是支持他的，然而这种“多数”，在政治上却发挥不出足够的能量，因为精英阶层与知识阶层不再支持他了。

我之前在“如何评价拿破仑三世”的回答里面写过

【从近代开始，巴黎一直是法国独一无二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中心，第二大城市里昂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人自然会生出某种傲气，几乎从波旁王朝末期开始，“外省人”就成为了他们对巴黎以外所有法国人的、略带讥嘲的称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北京和上海合二为一会发生什么），认为他们土里土气。

巴黎人这种傲气，使得他们对几乎一切政府都十分不满，而在某些时刻，这些不满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的骚乱，甚至变成革命，掀翻一个王朝。

18、19世纪的法国，与其说是法兰西，不如说就是巴黎本身，是巴黎人发动了大革命（而广大农村地区对所谓人权宣言并不那么在意，甚至不少地区还为了他们砍死国王而发动叛乱），也是巴黎人一次次革命，使得一个个王朝和帝国终结。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869年的立法团选举当中，虽然拥护帝国一派在选票总数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因为丢掉了巴黎，反倒是成为了对帝国的沉重一击。当听闻首都落入反对派之手以后，拿破仑三世也只能哀叹，“我们一枪未发就丢掉了首都！”

而外省人自然也对巴黎人又爱又恨，爱他们的机灵和精明，但是又觉得他们浮夸、狡猾、不可信。

农民们一直传统支持帝国，也让拿破仑三世一次次地赢得了选举和全民公决，然而他们本质上却是分散而无力的，中央政府的更迭本质上还是掌握在巴黎的手中。

面对巴黎的中央政府，他们只能采取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每次巴黎发动街垒改朝换代，外省都会无奈地叹息“巴黎佬又给咱们送个政府来了！”。】

这一段话，其实也可以用在戴高乐身上。

正如直到1869年，拿破仑三世还能赢下全民选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却在1871年帝国倒台一样，戴高乐直到1967年还能赢下全民选举，却在1969年倒台了。

当然，戴高乐的选举优势并没有拿破仑三世那么大，1967年3月的议会选举里面，戴高乐的支持者及其同盟居于以一席的微弱多数，继续占据议会优势地位，戴高乐的亲信和未来的继承人蓬皮杜担任总理，第三次组阁。

不要觉得1席的优势没什么意义，因为在第三第四共和国里面，通常是没有多数党派的，也就是说，常年在政治上精神分裂的法国，到了第五共和国，直到戴高乐的最后时刻，多数人还是支持戴高乐的。

但是，这意义不大，因为戴高乐推行的改革已经让他在精英阶层和知识阶层里面已经威望大失（不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其实这个时候都反对他，因为既得利益不分左右），之前反对戴高乐的政党和政客们，这次重新得到了机会，并且让他于1969年4月推行的关于区域改革和参议院体制改革以微弱劣势（反对票占52%）被否决。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也可以继续做完自己的任期的，虽然他承诺过，改革公投不通过就辞职，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要求他立刻辞职下台，他大可以做完自己的总统任期（1972年结束），说过的承诺不算话的政客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

然而，这时候改革失败的他，已经心灰意冷，并且对政治疲倦，所以决心履行承诺辞职，他挑选的继承人和亲信蓬皮杜当选总统（侧面也证明了，大多数法国人确实还是支持他的，不然不会又选他的副手当总统）。

总体来说，戴高乐是以政治家的高洁和骄傲，自行退场，把法国还给了政客们，他是自己选择归隐田园的。

戴高乐60年代的黯然下台，其实并不说明大多数法国人抛弃了他或者讨厌他，只是再度印证了法国政坛三百年来颠扑不破的政治真理——你也许可以一直多数，一直拥有名望，但是当巴黎（也就意味着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联合起来反对你，你就完蛋了。

二战后的戴高乐在法国人心中排名根本排不到第一，二战后法国和一战后的德国及其相似，就是主要战场均未发生在国内，国内工业设施保存基本完整。政治精英们的认知是一战停战协定引发了二战，而从英国流亡的戴高乐是国内政治精英最为警惕的人之一。

同时因为国内未发生大规模抵抗，法国国内人民对于反抗军的认知是国内工人组织反抗力量，而不是戴高乐的殖民地反抗组织力量。

由于法国精英认识到，再次抵抗会让法国变成一片焦土，而英国又是坐收渔翁之利，所法国战前的绥靖与赢得绥靖是有本质不同的。

所以1940德国越过马奇诺防线后，法国雷诺政府发现必须与德国军队在法国境内开战时，为了法国不在像一战中那样被打成废墟。雷诺政府让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于是德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法国。接下来的贝当政府又高度和德国合作，于是法国本土没受什么大伤害的就度过二战。

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工业体系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国民生活除了军管带来的物资紧缺外，国民没受多大苦。所以国民愈发看重德占期间的反抗势力的反抗行为，而这一切与戴高乐没啥关系。

二战中的戴高乐正在伦敦纸上谈兵，组织的都是殖民地的反抗，在法国本土是没有什么反响的。祖国法国首都巴黎的传统精英们，是看不上伦敦那个上校戴高乐的。而且戴高乐是经过巨大让步，才在英美同意下就任临时总统的，所以巴黎的精英对戴高乐更是不信任。

二战后国民们看待归国的戴高乐的态度，肯定是觉得戴高乐是英国或者美国培养的带路党。如果这时候选择戴高乐，种下的可能是又一次法德对立。所以戴高乐后来公然退出北约，就是向国民证明自己不是美国傀儡的过激反应。

所以法国人民的看待戴高乐的心态不是迎接解放者的，就好像阿富汗迎来的总统是卡尔扎伊，阿富汗国民对待卡尔扎伊的态度是一样的。

1944赶走了德国之后的巴黎精英们，发现迎来的军管总理竟然是戴高乐之后，心中的怒火自然可以想象。所以1946年在传统精英迎来选举权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法国人的骄傲，戴高乐辞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时候的法国需要一个英美支持，同时又被法国国内精英认可的领导人出现，于是社会党的樊尚·奥里奥尔出现了，樊尚·奥里奥尔在二战前就担任过短暂的财政部长，又和戴高乐在英国流亡过，所以法国人民选择了樊尚·奥里奥尔。

法国二战后的强大，因为法国是二战中唯二没有被打的稀巴烂的欧洲大国，二战结束以后的欧洲大陆一片废墟，英国已经被德国炸的稀巴烂，然后又被美国狂分拆。德国被美苏打成稀巴烂，西班牙关门玩自己的，在看欧洲，保存好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法国。

但是这时候的法国军队已经被戴高乐高度渗透，从此以后法国军队就是戴高乐的大本营。戴高乐在经营十多年后，利用军队向政界精英施压，并且利用此时法国殖民地的全民溃退，把自己的在军队的呼声，成功传递给民众。政治精英这时候发现，在经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后，能驾驭军队的只有的戴高乐了，所以戴高乐才再次当选。

这时候的戴高乐，已经被英美抛弃多年，不再有英美的政治负担，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逐渐掌握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不再是当年刚回国的戴高乐，所以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在1963年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1966年退出北约，1967年再次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一边抗英，一边抗美，与英美彻底切割，1968年戴高乐为自己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但是戴高乐一心与美国切割捞取政治资本，疯狂兑换黄金，导致美国苦心经营的布林顿森林体系瓦解。在美国操纵下，戴高乐再次无奈下台。

戴高乐的作用是让法国在二战中有了两边战队的机会，就属于英美与德国一边各自押宝，哪个赢法国都有利，这手牌是二战中最漂亮旳一手牌。

戴高乐与贝当在1912年就建立上下级友谊，当时的贝当是戴高乐的直属团长。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人互相给对方的死刑判决做了缓刑。

戴高乐对法国最大的作用，是让法国有机会参与并且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并且赋予法国独立之国格。

而让法国二战后强大的人是立主投降的雷诺政府，后就任的贝当元帅，因为这两界政府的卖国，导致法国二战中没有受到大损失。二战一结束，法国就加足马力开动经济机器，快速重回世界一流大国之列。

呃，戴高乐，一生努力洗刷的就是傀儡二字。

如果不能把他赶下台，为什么支持他。

把法国人从一个笼子里救出来，法国人就得“感恩”他，给当牛做马？没有他，法国人也会自己抗争，直到得到想要的为止，所谓的“伟人”不过是流水中的瓶子而已。凭什么法国人劳动和血汗换来的东西，功劳都记在一个人头上？恰恰相反，站在戴高乐背后，是拿走人们劳动成果之人群的代表。(在此，承认戴高乐的贡献及他的高尚道德作风，以及他可以的时候却并没有成为毒菜者。这个回答并不针对戴高乐，而是针对所代表的法国权贵集团，以及那种“感恩”的奴化思想者)。下面的例子可能不配和戴高乐比，但我在此想说的不是戴高乐如何，而是说“感恩政治”。

以为有点功绩就要人们感恩吗？恩圭马让赤道几内亚独立，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他是有功吧？来看看他之后做了什么——由于自己祖上是巫医，关闭了几乎所有现代化医院;由于自己都没有能力发电(这不废话)，禁止发电厂(居然能做到恩圭马做不到的，不行！);在国内大肆屠杀少数民族，逮捕、迫害对其有威胁的人(可能只是因为有独立的思想);制造饥饿贫困，把国家财政完全自己把持。恩圭马让赤道几内亚独立了，人们就要忍受这种比西班牙时期还严酷的秩序，或者好一些但换汤不换药的东西？

再举个例子，海地的杜瓦利埃。当选总统以前是一位医生，经常照顾贫苦的人们，积极改善海地的医疗和卫生状况，深受人们爱戴。当选总统后立刻撕破脸皮，公开神化自己、宣传迷信。禁止工会和劳动保障、迫害少数民族(杜瓦利埃是个黑人本位主义)和一切异见言论。除此之外还建立了比正规军都多几倍的特务组织(通顿马库特)，吸纳豪绅恶霸地痞流氓类似黑社会，行事果断残忍动辄对任何“有威胁”的人灭门。他隔壁的多米尼加，有一个特鲁希略比他统治还长久，不仅基本上没有“恩”还要求全国人“感恩”。特鲁希略对环保做得很好，但那仅仅是因为它把整个国家看成自己的园子。它曾公开要求教会礼拜时先“感恩”特鲁希略再说上帝，公开屠杀少数民族以及海地难民(这人是复仇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严禁言论自游、残害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同时也神化自己，给自己设立各种节日(比如“国家赐福者节”/“感恩赐福日”)。

若它对人们的损害不亚于之前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无视其“贡献”——本来一切就应该是人们共同的，抢十分之一的能笑话抢十分之二的“不地道”，反过来或者二者相当则是五十步笑百步。

给人们带来好东西，客观上是好事，但要让人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本应享有，是人们共同劳动的结果，而非没有这个人就什么都没有。应当热爱的是那事，而非那人。

人本来就是人，不需要找“好点的主子”跪着听使唤。要是有允许人们不怎么听使唤、没有能力使唤人们的，那给他象征性地礼貌下才挺好，也没必要给下跪。

【回复所有疑问:

我反对的很明确——是“政治感恩”这种玩意，那会让人变得为了“感恩”而忍气吞声任统治者宰割，法国人做得没有错。

其次，戴高乐做过什么:五月风暴里借军队支持稳固自己(然后没多久仍然被人们反对下去了);对越南的战争。法国人不能反对？就因为他的功劳？

戴高乐人品好，在于他可以却没有成为毒菜者，可以高高在上享受奢靡却没有鱼肉人们。这看来，戴高乐比特鲁希略恩圭马之流伟大高尚太多了。而我黑的，是那种奴化思想，是戴高乐身后代表的集团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戴高乐本人的道德。

那种奴化思想是“我们要感恩，所以得无论如何顺从其统治和其继任者”。和个人是否把自己当“主人”没有关系，戴高乐并不想毒菜也不把自己当主子，但持那种奴化观点的其他人可不是没有。我是在骂跪下的人，不是站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