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海战对战列舰设计的影响和意义？
马海战，一场发生在1905年的大海战，不仅仅是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的一次惨败，更是对全球战列舰设计思想的一次彻底洗礼。这场战役的结局，如同黑洞吞噬了俄国舰队，也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各国海军建造局的案头，催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战列舰设计变革，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能在现代海军舰艇的轮廓上寻觅痕迹。
战前主流的战列舰设计思想：炮火的盛宴与防御的矛盾
在马海战爆发前，各国海军普遍遵循着“重炮巨舰”的设计理念。当时的战列舰，往往装备着口径不一、射程各异的火炮，追求的是在数量和火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设计思路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火力至上： 舰艏、舰艉和舰体两侧密布着大小不一的主副炮，仿佛一座移动的炮台。追求的是在交战距离内，能够倾泻最多的弹药，摧毁敌方舰船。
速度的妥协： 尽管速度也很重要，但为了承载更多的火炮和装甲，战列舰的速度往往不如巡洋舰，更像是一艘海上堡垒，而非迅捷的猎手。
装甲的“全面”： 装甲带、炮塔、指挥塔等关键部位都覆盖着厚重的装甲，试图抵御一切来自敌方的炮火。然而，这种“全面”的防护往往导致舰船整体重量过大，进一步限制了速度和机动性。
舰炮的“分散”： 早期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并不算特别大，通常是1012英寸。副炮则种类繁多，用来对付鱼雷艇等小型舰艇。这种分散化的火力布局，在远距离交战时，难以形成集中的杀伤力。
马海战：残酷的现实检验
然而，马海战的残酷现实，让这些设计理念的原有优势瞬间崩塌。俄国舰队，尽管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并且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一些舰艇（如“博罗季诺”级战列舰），却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交锋中，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战役暴露了战列舰设计中一系列致命的缺陷：
火力“点”的脆弱性： 俄国舰队在遭受日军舰炮的集中轰击时，其分散的火力布置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压制。更致命的是，当日军的12英寸（305毫米）炮火精确命中俄国战列舰的弹药舱时，连环爆炸瞬间摧毁了一艘艘巨舰。这暴露了早期战列舰在弹药储存和防护上的严重不足。
装甲“薄”的陷阱： 俄国战列舰的装甲虽然厚重，但主要集中在水线附近和炮塔，对于来自上层建筑的炮击，其防护能力显得不足。日本舰队的炮弹，很多时候精准地击穿了俄舰的舰桥、司令塔等指挥中枢，造成了指挥的混乱和瘫痪。
射击“劣”的困境： 俄军的火炮精度和射程，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日军。日军充分发挥了其装备的12英寸重炮的优势，在更远的距离上就对俄军造成了有效杀伤。这使得俄军在接敌初期就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发挥其数量优势。
舰炮“小”的局限： 俄军的战列舰主炮口径相对较小，难以在远距离上有效穿透日军战列舰的装甲。而日军的12英寸炮，则能够轻松洞穿俄军舰船的防护。
马海战对战列舰设计的影响与意义：
马海战的惨痛教训，如同一面照妖镜，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当时战列舰设计的不足。各国海军纷纷开始反思，并迅速推动了设计上的革命：
1. “无畏舰”时代的到来： 马海战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便是催生了“无畏舰”（Dreadnought）的设计理念。英国海军率先在“无畏号”战列舰上实现了“全重炮”布局，即舰上所有主炮口径统一为12英寸（305毫米）或更大。
为何全重炮？ 之前的战列舰，主炮和副炮的口径、弹道特性不同，给射击指挥和火控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统一主炮口径，可以大大简化射击操作，提高射击效率和精度。同时，更多的同口径重炮，意味着在远距离交战中，能够形成更强的火力密度，更容易摧毁敌方装甲。
“无畏舰”的革命性： “无畏舰”的设计，一改以往“炮多而杂”的局面，将所有主炮集中在舰艏、舰艉的炮塔内，并且炮塔数量大幅增加。这种设计，极大地提升了战列舰的火力投射能力，尤其是在远距离上的攻击力。
2. 装甲防护的重塑： 马海战中，弹药舱的爆炸成为了战列舰的“阿喀琉斯之踵”。此后，战列舰的设计开始更加注重弹药舱的防护，采取了“分区密封”和“浸水灭火”等措施，以防止弹药殉爆。
“隔舱式”设计： 弹药舱被分隔成若干个小隔间，一旦一个隔间失火或被击穿，可以迅速隔离，防止火势蔓延。
“浸水保护”： 弹药舱下方设置了水箱，一旦遭遇攻击，可以迅速向弹药舱注水，通过淹没弹药来防止爆炸。
装甲带的优化： 装甲带的厚度虽然重要，但其位置和倾斜角度也得到了优化，以更好地抵御炮弹的冲击。
3. 火炮技术的飞跃： 日军在马海战中展示的12英寸（305毫米）炮的强大威力，极大地刺激了各国海军对大口径舰炮的追求。
更大口径的趋势： 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开始迅速增加，从12英寸发展到13.5英寸（343毫米）、14英寸（356毫米），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了15英寸（381毫米）和16英寸（406毫米）。
射程与精度的提升： 伴随着炮管长度的增加和火控技术的进步，战列舰的射程和精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使得战列舰的交战距离越来越远。
4. 对舰船整体设计的优化：
动力系统的提升： 为了承载更重的火炮和装甲，以及满足更快的航速需求，“无畏舰”时代对动力系统的要求也大幅提高。蒸汽轮机开始取代传统的往复式蒸汽机，提供了更强的动力和更高的效率。
舰体结构的增强： 更重的武器和装甲，以及更高的航速，都要求舰体结构具有更强的强度和稳定性。因此，舰体设计也变得更加坚固。
5. 海军战术的革新： 马海战的胜利，使得海军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排队接敌”的深化： “无畏舰”时代的战列舰，通过统一的主炮布局和更远的射程，使得“排队接敌”的战术更加有效。战列舰编队如同巨龙般沿着一条直线推进，集中火力攻击敌方前方的战列舰。
对巡洋舰的重新定位： 伴随着战列舰的火力增强，巡洋舰的作用也得到了重新评估。装备重炮的战列巡洋舰开始出现，用来承担侦察、炮击支援等任务。
总结：
马海战，如同一次硝烟弥漫的催化剂，瞬间加速了战列舰设计发展的进程。它无情地暴露了旧有设计的不足，也为新一代海上巨兽——“无畏舰”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场战役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舰炮口径的增加和装甲防护的优化，更在于其引发了对海军战术和战略思想的深刻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海战是战列舰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战列舰从“火力分散、防御全面”的时代，迈入了“火力集中、远距离作战”的新纪元。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庞大、威严的战列舰，身上都烙印着马海战留下的深刻印记，每一次的巨炮轰鸣，每一次的装甲锻造，都仿佛在回响着那场改变历史的海战。
网友意见
谢邀，但是我没什么不同意见，而且不想班门弄斧探讨具体细节，高赞比我有发言权多多了··· ···
但是毕竟不是论坛不是贴吧不是公众号而是神奇的某乎（？），所以简单补充一点这个问题背后的“historiography”，或者说围绕着无畏和无敌的争议吧，尤其是围绕着全装主炮这个问题的争议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样对背景不熟悉的朋友可以自己看书。
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于无畏和无敌发展脉络的理解来源首先是Arthur J. Marder和Stephen Roskill，他们第二次大战到战后初期最重要可能也是最著名的相关学者之一，Marder是美国人，战前已经是职业历史学家，战时为OSS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方向是RN和英国海洋政策——以及日本海洋政策，额外一提日后是UCI的奠基人之一。Roskill，是不折不扣的老海军，14岁加入海军，在科隆班加拉刀掉华之二水战旗舰时候保住利安德赢下了DSO，是RN指定的史官——虽然后来与政军高层不合。两个人在大战和二次大战的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而且因为私人问题（争抢史料）关系不和，但是具体在无畏和无敌的问题上基本观点的一致的：
首先，无畏和无敌的技术进步是刻意的（aka，他们认可Reginald Bacon，费舍尔的密友（跟班），海军上将，所记录的研发过程是真实的，认为费舍尔等有意识地推动了无畏（无畏，不是无敌）的建造而非反对之）；
其次，这种进步在战略层面上是渐进的（evolu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aka，他们认为ADM 116/10438等等对德战斗计划是真实留存的历史文件，而不是后世“伪造”的；认为不存在激进的把战巡开到海外后在本土用鱼雷舰艇取代重炮舰的“分队防御”，不存在最初就计划好的“经济封锁”，不认可费舍尔等在日德兰后刻意修改了PRO里的海军部文件）；
最后，这种技术进步是直接基于国际挑战的（aka，他们认可鱼雷技术进步带来的威胁和提高射程的需求，他们认为全装主炮和炮术的发展直接相关；他们认为无畏和无敌的航速和全装主炮是针对国际扩军，比如德国造舰计划，的技术回应）。
这一系列观点可以看Marder成名作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a, 1880-1905的后半部分，或者他最著名的作品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 1904-1919的第一卷。他在1942年发布了Admiral Sir John Fisher: A Reappraisal，在1956年发布了Fisher and the Genesis of the Dreadnought。
对于更熟悉“大写H的历史”的朋友，我在这里额外提两个名字：A.J.P Taylor，饱受争议的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的作者，非常欣赏Marder。更近期更主流一点的学者里，Paul Kennedy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当代（15年后）还比较活跃的人里，Matthew Seligmann是铁杆的反革新主义者，他对于下面要提到的“revisionists”批评非常尖锐；其他的···我怀疑KCL里大多数人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是KCL——加拿大的Christopher Bell也是当代传统主义者之一。
如果多炮塔爱好者更熟悉一点神教的教史，那么这里提一下海军部模范员工，故乡的DNC用上电子计算机了布朗さん，DKB，在他的Bf I, WtoD，NtoV，Rebuild这一系列五本和周边产品（比如Grand Fleet）基本上持有相同观点。R.A.Burt也是（Burt基本上算是一战版本或者日英版本的Garzke了）。老佛爷弗雷德曼的问题比较复杂，稍等再说。
在硬币的另一面，“revisionists”，主要包括四个人：J. Tetsuro Sumida——倪鹏裔的马里兰大学的教授；Nicholas Lambert，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前掌门；Ruddock Mackay，以及Charles Fairbanks。这四个人中，Mackay和Sumida是海军竞赛和大战海军史的革新的“发起人”，但是最著名的大概是Lambert。需要强调一下这些革新派并没有直接和Marder或者Roskill论战——整个海军史再回顾的革命风潮开始于1990年前后，大概80年代末开始集文成书——Sumida的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是89年初版的；而Lambert的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发布于99年，他的饱受争议的Planning Armageddon发布于12年，在00-15年间针尖麦芒的在一系列杂志上上和传统派有过论战，这时候Marder已经去世了。
Lambert为代表的的革新派观点是：
首先，无畏的技术进步不是刻意的（aka，他们认可Reginald Bacon所记录的研发过程是战后杜撰的，认为费舍尔反对无畏（注：注意青睐无敌和反对无畏是两回事））；
其次，这种进步在战略层面上不是渐进的（evolution）是革命（revolution）（aka，他们认为ADM 116/10438等等对德战斗计划是战后伪造的，可以反映真实计划的文件或已经丢失，或被销毁；认为英国本土防卫的本质是驱逐舰支队，而不是上述战斗计划中描述的所谓A/B战斗舰队北海作战，Lambert认为RN从始至终在计划长期“经济封锁”（所以叫做“Planning Armageddon”，封锁的结果是“planned”），往往认为日德兰战后费舍尔等有意掩盖/修改了自己在战前对无敌的认识）；
最后，这种技术进步不是直接基于国际挑战的（aka，比如Fairbanks强调鱼雷射程进步和火炮编组射程增加无关；双方辩驳德国威胁究竟在哪个时间点变成海军部主要顾虑，究竟是火控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装主炮，还是火控技术进步事实上晚于全装主炮）。
Sumida最著名的作品是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Lambert在战略政策上的最著名/广受争议的书是上面的Planning Armageddon，我想不起出处了但是我记得有人告诉我他的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花了13年成书——当然Lambert的作品更多的还是以期刊文章的形势发表的，JSTOR上有他的支队防御和此后与Christopher Bell的论战；以及他的无畏革新以及之后与Matthew Seligmann的扯皮。
对马对无畏无敌的影响显然是有限的，无论是Marder到Lambert还是Sumida，都没有否认“全装主炮”这一点至少在04年之前就已经确定了——Sumida应该是把这个时间点定位的比较晚的一个，但是即便是他也至少认定04年前基本构想就已经完成，和对马没有关系。
至于无畏无敌之间，则是一团乱麻扯不清楚的线头大战。一边指责另一边是“不懂技术细节”，“主观臆断”；另一派则反击对方是“史料阴谋论”，“不存在的东西不等于被销毁”。我现在正看到一半Sumida的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在彻底消化完他们说了什么之前不想多说。
我觉得有必要稍稍强调一点是，这个争论和后冷战国际环境有关系。观察Revisionists和主流观点的保卫人，很容易发现是美国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和美国海军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在强调存在什么宏伟的海军计划而这种计划在战争中顶着重重压力发挥了这样那样的作用；而英国，以及帝国，历史学家们，在强烈反对这种海军部“计划通”的叙事视角。这么说可能不太专业但是我认为这和海军找到自己的定位，尤其是当代海军在国防系统中自我证明其价值的问题有关系。你可以看到Sumida的观点是“为Naval Supremacy‘辩护’”——so... ...
这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预设视角非要选边站队。虽然大多数Revisionists都还活着··· ···之前放过了弗雷德曼，所以有必要说一下老佛爷的嘴。
针对“evolution”和“revolution”的问题，低情商的人：二选一。
高情商（弗雷德曼，英战第三章）：“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爵士和无畏以及无敌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这经常被视为他作为第一海务大臣时点燃的海军技术革命的全部，她们事实上是更大范围内英国海军政策和策略转变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对于其他海军来说，这些船只就是革命性的。”
语···语言的···艺术··· ···
结语：我只是指路给对这个话题不熟悉的朋友们找书看，对具体问题内容不持观点，feel free to debate about battlecruisers somewhere that isn't here.
其实没什么实质影响，除了被痛揍的沙俄自己之外——但前者与对马海战引发的广泛讨论和思考完全不成比例。
先讲对沙俄的影响，主要两方面：
一是防护。沙俄在对马获得的经验教训中，核心重点是敌方高爆弹的强大破坏能力。受此影响，正在建造的沙皇帕维尔一世级战列舰在船台上经受了巨量的设计修改，其次级防护面积大到夸张：
可以看到，除了桅杆与烟囱之外，没有任何一处是无防护的。之后的俄国无畏舰尽管防护设计架构完全不同，但防护面积依然非常可观。
二是火力，主要是炮弹。沙俄炮弹是朝着优化穿甲能力的方向优化的，装填系数颇低，且缺乏高性能的高爆弹。日俄战争之后的俄国炮弹转而使用重弹加高装填系数的构型，且将高爆弹列为主要弹种之一（但并未放弃穿甲弹；实际上在绿弹诞生之前，沙俄穿甲弹的性能在各国之中是最优越的，没有之一）。
但也仅此而已。扩大防护面积本就是当时的一个发展趋势，沙俄做的比较极端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炮弹的改进也同理。
在无畏舰革命前后的诸多问题既庞杂又彼此纠缠，对马海战只能说是最后一块拼图，一块不怎么协调的拼图。我没有把握能讲的清楚这个巨大问题的全貌，所以下面只是随便闲谈。
无畏舰的核心要素：统一口径主炮、涡轮机动力。后者是非常鲜明的费舍尔特征，不必多说。对马海战常常被拿来证明前者的合理性，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需要注意：对马海战爆发时，无畏舰的设计已经定稿——时间要早两三个月）
统一口径主炮本身是为了远距离交战，至少就英国来说如此。但问题在于，统一于哪个口径：是9.2英寸或10英寸的所谓“半速射炮”或者“中间型重炮”，还是12英寸的纯重炮，这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技术取向。
（意大利人那个所谓最早的无畏舰是完全相反的思路：高航速被用于快速接近对方而非保持距离，之后利用重炮的近距离射击快速消灭对方）
借助连续瞄准法（即随着舰船运动持续不断回旋俯仰火炮，从而使目标始终位于瞄准线上，火炮只要上膛就能立刻开火），6英寸速射炮成为当时海战中有效射程最远的武器，但那也不过是两三千码，最高不超过四千码。这是不够的，特别是随着硬化装甲的推广，6英寸的威力本身就已经大大弱化，那么很自然的思路就是使用更大的速射炮。问题在于，越大的火炮越不容易实现快速的装填与旋回俯仰。所以在真正重炮（12英寸）与纯速射炮之间的折中，9.2英寸炮或10英寸炮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它也远比12英寸炮胜任近距离的快速射击。在1904年左右，费舍尔实际上希望建造一艘拥有16门10英寸炮的战列舰。
另一种思路是上一种的延伸，如果能让12英寸炮的射速大幅度提高，旋回俯仰速率像轻型速射炮一样快，不就可以直接以其代替速射副炮了么？培根在1904年就是以这样的思路劝说费舍尔，无畏舰最终以10门12英寸炮的姿态建成即与此相关。问题在于，这一承诺要到1910年左右才实现，到那时重型主炮的俯仰速率才达到3度/秒，回旋则借助新的斜盘发动机大幅度提高了低转速下的稳定性，12英寸炮到此时才能有效实施连续瞄准法。
第三种思路也是基于12英寸炮，但方法与上一种有差别。那就是珀西.斯科特（连续瞄准法的发明与推广者）正在试验的指挥仪。斯科特怀疑重炮能否连续瞄准，所以他直接回避掉了这个问题。指挥仪相当于一具搬到高处的瞄准镜，它代替所有火炮实施瞄准，而单独的一具瞄准镜自然是能够实施连续瞄准的。目标一直保持在指挥仪的瞄准线中央，重炮只需要跟随舰体自然俯仰，在位置正确时，指挥仪控制击发所有火炮。指挥仪的进度还要更晚，直到一战爆发时，英国也不过有8艘主力舰安装了指挥仪。培根的论点与最终为无畏舰配备12英寸炮的决定肯定也与斯科特有关，但程度如何就不好说了，这二者本身也并不矛盾。
最后一种，也即远程炮术的原始形态，即通过高空桅楼处的观测阵位、以齐射-校射方法完成的远程射击，本身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不多说了。在无畏号服役时，这才是她真正能使用的远程射击方法，而这实际上比9.2英寸/10英寸的“半速射炮”更低效。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那时6000码就已经是远距离了。如果是一战普遍的一万码以上距离，简单的大口径炮连续瞄准、各炮独立射击是不足以应对的，所以不要拿一战的状况与无畏舰革命发生之时的状况混为一谈。
铺垫了这么多之后，回到对马——对马海战，以及前一年的黄海海战，经常被拿来作为支持无畏舰设计的论据。黄海海战本身并没有发生足够强度的中近距离交火，但对马海战的决定性战果恰恰都是在中近距离取得的，通过投射大量的高爆弹，正如1907年布雷塞海军年鉴评论的那样：
... it appears reasonable to infer [from accounts of the Battle of Tsushima] that the hail of high explosive from the Japanese 6in gun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determining the issue of the battle. It may further be observed that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 ship being armed to fight actions at long range, which are drawn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appear to be based on false premises. ... [The early actions of the war] were fought mainly at long range and were indecisive.
对马海战很罕见又很清晰地提供了远距离与中近距离之间的“权重”，表明远距离交火本身没有决定性——考虑到日本海军其实是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投射量（长达数小时的近距离射击）才摧毁俄国战舰的，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
更早的黄海海战提供的是另一种图景：少数远距离的“幸运弹”，有一些远得非常夸张，比如三笠号在13km距离被击中的那一发——哪怕在1914年也算得上远距离，更别说1904年了。它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如果旧的方法尚且能在如此距离取得命中，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系统化的远程射击方法当然会在将来完全改变海战的形态。
哪个正确呢？在1905年的条件下，6000码即是远距离，全9.2英寸/10英寸毫无疑问地优于12英寸：既能简单有效地实施远距离射击，又能在中近距离的投射量竞赛中轻易胜出。抛开后来的情况不谈，仅就对马而言，所有用对马海战去支持远距离交战的论述，实际上都陷入了心理学上讲的所谓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
直接受对马海战影响的其实是法国人，当然并非转变，而是使他们进一步确信，决定性交战将发生在中近距离，单发威力与投射量的平衡结合——体现为丹东级的12门240mm副炮——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丹东级与无畏号也恰好是个绝妙的对比，站在天平的两端：前者同样拥有涡轮机动力，具备与无畏号同质的长距离高速航行（代表着战略级快速部署）能力，只不过最高速度略慢；二者吨位一致，实际上丹东还要略大一些。前者代表着旧经验，被对马海战支持的经验；后者代表着新概念，很大程度上被黄海海战支持。在丹东号开工的1906年，她代表着的经验与思路其实比无畏号更正确，实际战力也更优越，但到了她完工的1911年，情况就完全翻转了过来。
其他国家呢？德国人更接近法国人，其无畏舰保留了6英寸副炮，且明确将其用于主力舰间的近距离交战；美国人更接近英国人，其无畏舰除了主炮之外就是反雷击炮。
除此之外不必多说。问题只问了战列舰，那我也就只说战列舰。如果加上装甲巡洋舰/战列巡洋舰，问题的复杂程度将数倍于此，所以我本来也没打算谈（笑）。
就先讲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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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对于家庭陪伴和996工作模式的态度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挺值得玩味的话题，也反映出创业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考和选择。咱们得把这个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说。一、马云早期对“家庭陪伴”的强调：理念的萌芽与价值输出一开始，特别是阿里巴巴创业早期，大家都是拼命往前冲，但马云作为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他确实也常常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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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哲、毛概、邓论，对咱普通人来说，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学问，实实在在能帮到不少忙，就像给生活装上一个“指南针”和一副“孙悟空的金箍棒”，让你看得更明白，干得更有劲儿。首先，它能给你一副“透视镜”，让你看透世界的“潜规则”。你想啊，咱们平时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包装的，新闻报道、社会现象、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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