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
首先，咱们得明白，为啥会想到“中国是德意志，湖南是普鲁士”这个组合。这俩国家组合，在欧洲历史上可是响当当的。德意志统一，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在 Bismarck 的领导下，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政治手腕，一步步整合了分散的德意志邦国。普鲁士，作为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最终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
那么，把这个模式往中国身上套，意味着什么？
中国若为德意志，意味着中国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类似德意志那样，由诸多分散的政治实体组成的时期，而最终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将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和欧洲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德意志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跳出“统一”这个表象，看它的运作模式和内部的张力，确实能找到一些“类德意志”的影子。比如，在王朝更迭时期，或者一些时期，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但地方势力也很强，中央的控制力并非无懈可击。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种“碎片化”与“整合”的动态过程。
当然，更直接的类比，往往是把中国历史上某个重要的统一时期，比如秦统一六国，或者更贴近近代视角的“国家建构”时期，与德意志的统一过程相比较。 这种比较的出发点可能是：
统一的艰巨性与必然性： 都面临着如何整合分散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利益集团，最终实现一个强大国家的挑战。
“主导力量”的出现： 德意志统一离不开普鲁士的强势崛起，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哪个区域、哪个力量，在某个关键时期，扮演了这种“整合者”的角色？
而当提到“湖南定为普鲁士”，这就有意思了。 如果中国被类比成德意志这样一个大家庭，那湖南就要扮演那个最能干、最能打、最能组织、最终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的“普鲁士”角色。
那为啥会是湖南呢？这背后可能联系着几个方面的观察：
1. 近代湖南的崛起与影响力： 从晚清到民国初期，湖南涌现了大量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比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是晚清时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坚力量。湘军的军事才能、组织能力以及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贡献，确实有几分普鲁士军队的影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能打硬仗。曾国藩本人，也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他不仅是军事统帅，更是思想和政治上的“领袖”。
2. 人才辈出的“精神普鲁士”： 到了近代，湖南更是人才辈出。像毛泽东、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等等，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他们在思想上的先锋性、行动上的坚决性、组织上的能力，以及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担当重任的精神，都让人联想到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先锋”和“脊梁”角色。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大，更是精神上的引领和组织上的骨干。
3. 改革与革命的动力源泉： 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是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军事力量的提供者。而湖南在近代中国，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改革和革命的“试验田”和“输出地”。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湖南，到辛亥革命的湖南，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南，这个地区在推动国家进步和变革方面，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走在前列”、“敢为人先”的特质，与普鲁士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地位有些相似。
4. “铁血”与“实干”的基因： 很多人认为，湖南人有一种独特的“铁血”气质，做事果断、有魄力、不怕困难。这种精神特质，用来形容普鲁士在实现国家目标时表现出的那种坚韧不拔、务实进取的风格，也颇为贴切。
所以，这个“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的说法，本质上是一种 “类比”。它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真就如德意志一样长期分裂，也不是说湖南真的就和普鲁士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而是在某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在一些重要的“气质”和“功能”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德意志）与湖南这个区域（普鲁士）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的逻辑和运作模式。
这个类比，更多的是一种 “解读历史的视角”，它试图从中国悠久而复杂的历史中，提炼出一些与欧洲历史上德意志统一过程相似的线索，并以此来突显湖南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和国家建构中，所扮演的独特而关键的角色。它是一种有意思的思考游戏，提醒我们去发现不同文化、不同时空背景下，那些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共同规律和精神内核。
总而言之，把中国比作德意志，是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被整合的、拥有多元力量的政治实体；而把湖南比作普鲁士，则是看到了湖南在其中担当了那种强有力的、引领性的、能够推动整合和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历史想象，虽然不尽精确，但能引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区域力量作用的深入思考。
网友意见
当代大统一环境下的中国人其实很难理解清末民初那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流行的联省乡邦思想。杨度此君作为一个眼界开阔的进步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湖南人，期望自己的故乡湖南能像普鲁士一样将曾经一盘散沙、任人鱼肉的德意志统一在一面旗帜下，并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在那位学习马主义之前，他也曾是一名湖独主义者——即要在湖南独立建国，或至少将湖南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主体。
普鲁士和日本一样，在彼时的中国都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普鲁士以三次王朝战争将所有德意志人聚居的领土收拢起来（众所周知，奥地利不是德意志的一部分，奥地利人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建立一个“一统”的德意志帝国，甚至击败了欧陆第一强国法兰西——这就让许多彼时的知识分子心有戚戚焉。在杨度的湖南少年歌里，是这么唱的：
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普鲁士作为一个被神化的形象，也在彼时的湖南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他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修身规则是“要读奇书、交奇友、为天下奇，做一个奇男子”，于是同学们就半开玩笑地用普鲁士名将的名字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毛奇”，他也颇以为荣。这种深度的德棍情节甚至能影响李鸿章这个层次的决策层——炮当然是德意志的好，以至于主力军舰都要去德国定制。
这是回答为什么是“德意志”与“普鲁士”，至于为什么是湖南而非江苏，主要是因为湖南在联省运动中的急先锋地位。1920年，章炳麟就向湖南当局提交了《联省自治建议书》，要求一切政军职位均由当地人担任，并将近代以来中国的混乱归咎于中枢过于集权。赵恒惕响应了这个建议书，并最终召开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他也作为代表列席其中。1922年湖南省出台省宪，这是一部非常进步的宪法，正式确认了所有公民无论性别、民族与宗教的平等权利。
杜赞奇认为这部省宪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宪法”，因为这部宪法中省民的权利相当大，也是各种机制运行的核心。几乎任何重要的事务都需要公民进行票决，而且这种票决也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常见部分。并且，省宪非常清楚地划分了湖南省与中枢的权力分野，甚至有不少内容为未来可能的联邦政府留下了参与的空间。
湖南能够自行立宪，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南高度活跃的政治运动，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比较高。1920年，北洋政府的张敬尧以督军的名义在湖南实施苛政，他作为“驱张请愿团”的一员也参与了谭延闿、赵恒惕的自治运动中。在张敬尧遭到驱逐后，各种自治促进会、民治促进会都在湖南各地成立起来。新民学会的主张“改造湖南、保境自治”更是非常明显的地方自决主义的思想。谭延闿而后正式宣布不再承认北洋的督军制，并将由民众选举湖南省长并自行决定湖南的各种事务。
彼时的他还沉浸在身为湖南人的骄傲之中，认为联邦应该联邦到底，要把湖南内部的二十七个省、区、番地都改造为联邦。倒是蔡和森对此感到难以忍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彻底的进行民主革命，联省自治是不可行的。陈独秀则一语中的的点出，湖南的联省自治运动尚为赵恒惕挟军架空，其余地方的自治运动只能是帮割据军阀套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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