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天降铁球砸死女婴整栋楼被判赔这件事？
事件本身：残酷的意外与生命的逝去
首先，最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是女婴生命的无辜逝去。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在突如其来的意外中戛然而止，这本身就是一起巨大的悲剧。铁球从高处坠落，其冲击力足以致命，这凸显了高空抛物这一行为的潜在危险性，即使是无意的，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法律层面的追责与“整栋楼被判赔”的由来
“整栋楼被判赔”这个表述，在法律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解读和细化。通常情况下，法律追责会倾向于找到直接肇事者。但是，在“高空抛物”这类案件中，找到直接肇事者往往非常困难，因为：
证据难以固定： 谁在高处抛物，在没有目击证人或监控的情况下，很难直接指认。
隐蔽性强： 抛物者可以轻易地逃避责任。
正是在这种现实困境下，法律会寻求一种更广泛的、更公平的责任分担方式。在中国，“高空抛物”的法律适用通常会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例如：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相关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措施，防止其脱离或者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因保管、使用不当致使他人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以及对“无人知道加害人”情况下的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明确指出：“义务人或者其他人不能确定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以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管理人或者所有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正是这条法律，为“整栋楼被判赔”提供了法律依据。当无法找到具体的加害人时，法律会将责任推定给那些可能加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整栋楼”就成为了一个整体，其所有业主共同承担了未能尽到管理或监督责任的风险。
为何是“整栋楼”？
这种判决的逻辑是基于以下几点：
1. 共同体责任与风险共担： 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其安全是所有使用者的共同责任。如果建筑物内发生高空抛物行为，而所有业主都未能有效阻止或管理，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业主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未尽责之处。
2. 激励机制： 将责任分摊到整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是为了激励他们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例如，安装监控设备、加强居民的规约教育、设立物业管理制度等，以减少高空抛物的发生。如果责任仅由物业承担，可能物业的动力不足，而业主作为受益者，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
3. 实际可操作性： 相较于无法找到加害者而让受害者独自承担悲剧后果，将责任分摊给整栋楼的所有业主，至少可以为受害者提供一部分经济上的补偿，使其能够度过难关。
4. 警示作用： 这样的判决也起到强大的社会警示作用，让人们认识到高空抛物的严重性和潜在后果，从而提高全民的安全意识。
争议与反思
尽管有法律依据，但“整栋楼被判赔”的判决仍然会引发一些争议和反思：
“无辜者”的责任： 一些业主可能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参与高空抛物，甚至一直很注意安全，却要为别人的不当行为买单，这是不公平的。这种“连坐”式的追责方式，让那些“无辜”的业主感到冤屈。
责任比例问题： 如果整栋楼的业主都承担相同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那些位于较高楼层、更有可能抛物的住户，以及那些对安全管理更为重视的住户，责任的划分是否过于简单化？
责任能否追溯： 理论上，在确定了责任后，业主之间也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尝试追溯到真正的加害者，或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部的分摊。但这往往更加复杂且难以实现。
物业管理的责任： 除了业主本身，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其责任也应该被严格审视。如果物业在安措施、巡查、居民教育等方面存在明显疏忽，那么其责任比例应该更高。
预防与教育的重要性： 这样的事件也再次凸显了加强社会安全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要让他们深刻认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
总结
“天降铁球砸死女婴整栋楼被判赔”的事件，是一场由极端意外引发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从法律上看，“整栋楼被判赔”是特定情况下为了弥补受害者损失、加强社会管理和安全意识的一种司法实践，其目的是在难以找到直接责任人的情况下，实现责任的公平分担和风险的共同承担。
然而，这种判决也并非完美无缺，它触及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促使我们在反思法律条文适用性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的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最终，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则法律判决，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警示，提醒我们共同守护社区的安全，尊重每一个生命。
网友意见
2013年1月18日，印尼雅加达一户公寓发生花盆坠楼，致路人轻伤。经鉴定，警方认为11-18楼住户有作案可能，因此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3万元（人民币，下同）。
5月5日，该户公寓又发生花盆坠楼，致路人重伤，鉴定认为涉案住户在5-14楼。警方当即拘留审问重合楼层居民，发现皆无作案证据。
民事法院要求这些住户共同分担23万元赔偿额，并强制公寓对空架设监视器，金额由住户平均分担。
10月23日，小学放学期间，公寓顶楼连续坠落多把菜刀，致2死3重伤；有一名女童当场被折断颈椎，四肢终生瘫痪。
2014年2月，经过对菜刀来源的多次排查，嫌疑人被抓获，为7楼36岁居民。嫌疑人认罪并表诉犯罪原因：“我没有将花盆扔下，为何要承担赔偿？”“将花盆扔下的犯罪者，获得陷害他人的快感却不用负担责任，因此我也来当一回罪犯。”
最终，该罪犯被判处死刑；然而，因罪犯没有经济来源，受害者至今未获得赔偿。
2014年9月，雅加达通过特别法案，要求高空坠物不再追责全体住户。
我觉得应该让物业赔偿。
判整栋楼的住户赔，确实可以给受害者家属一点补偿，但对社会道德发展的正面意义几乎是0。因为99%的住户都会觉得自己很无辜，而且也无法避免、降低同类事件发生。
让物业赔偿，物业可能也觉得无辜，但物业自此肯定会主动做好高空袭物的预防工作，比如装上摄像头，在发现住户有高空袭物的事件后上门警告，而不是不了了之。
我也是法律工作者。
但是我有个特点，我和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不同，我不认为每一条法律都是正确的。很多法律工作者，平时工作中使用法律太多了，人魔怔了，以为法律是永远正确的、完美无瑕的。每一条法律，哪怕一眼看上去就很有问题，他都能尬吹一番，揣摩出立法者的“良苦用心”，仿佛这就能显出自己的高明。
哈哈哈。
我反而认为，立法是可能有缺陷的。法律条文有可能不公平、不正义；事实上，立法是非常大而繁杂的工作，人的思维又不能预见非常长远的效果，因此法律必然存在缺陷，甚至缺陷颇多。
有缺陷不可怕，立法者找出缺陷，弥补缺陷，就会让法律变得更好。可怕的是，明明有缺陷，闭着眼睛强行认为没有。
与本案相关的立法毫无疑问有问题，从判决看来，司法也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立法的问题更大。
判决的问题仅仅是没有按照常识排除一楼商户。
立法的问题就很深刻了，它在于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把赔偿责任强加给无关者。
首先，对无关者而言，这既不公平，也不正义。这个就不展开了。
其次，这个方案也没有实现平息纠纷，或者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这个方案的本质，是把一个大的社会纠纷拆散，蛮不讲理地分成几十个小的纠纷，试图将其“化解”；但是这就导致涉及纠纷的当事人数量急剧增加，几十人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漫长的司法活动中去；判决结果确定后，如何执行也是非常繁琐的工作。同时，部分不甘心的业主也会尝试动用自己的力量找出“真凶”。在这个活动中浪费的社会资源将非常巨大，几乎可以预见：浪费掉的社会资源已经远远超越赔偿的总额。
往深里说，这还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连坐”制度，牵涉到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不用跟我说这是“补偿”而不是“赔偿”。这个差异仅在名目而已，实际执行方面没有任何差别，拒执都是一样的后果。）
那么如果依照我的意思应该怎么立法呢？
被一个不确定是谁扔的物体砸死，这是一个意外事件。如果要整栋楼的人赔偿，那么必须证明整栋楼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抛掷该物体的合意，并且由一位代表按照整体的意志实际抛掷。否则，就是在让加害者与无辜的邻居承担同样的责任，对加害者，这份责任过轻；对无辜者，这份责任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所以两方面都不公平。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找不到凶手，难道就白死了吗？
那我也换个答法：
如果在一个封闭小区发现一具被杀死的尸体，没有发现犯罪人是谁，是否全小区的人都要赔钱给家属？
不是。同时，正因为家属等待一个交代，所以公安机关会全力侦办此案。
如果的确没有找到，那么家属是很可怜，但是他们运气不好，找不到凶手，就没有赔偿，只能接受这种厄运。不能为了化解家属的厄运，就让整栋楼的人蒙受另一种厄运。这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别的楼层赔偿没太大问题。这是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是两个概念。
但是我有另一个疑虑，为什么底楼的门面也要赔钱？
这不是天降铁球吗？
一楼，是个店面，和大马路平齐，怎么降出铁球来？
（不太合理吧）
对于别的楼层的分摊赔偿，民法典中的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都写明了。没有太大问题。
这不算什么连坐，法律早有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最后，希望这个不认错的杀人犯这辈子不得安生。
粗看起来很难理解，但这么操作，在理性上是能发现一定的合理性的……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学习英美法的结果，仍需要符合国情的进一步本地化改造……
尽管它确实看起来很像连坐，但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知情人一个“去作证，让那个唯一的责任人背锅”的激励，同时给了一个社区集体自行建立并执行一个“避免高空落物”的制度的激励……
进而，对于实际责任人的确定，以及实际行为的调整，都是有帮助的……
法律，就是必须通过破坏传统的人际关系，才能运作，从而起到它的社会机能，在这里，这条法律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我唯一对此的担忧是，我国事实上，一直以来就缺乏社区自治的传统，而有的是一种“父母官传统”（请注意，乡贤不是社区自治），因此，这条法律对于“避免高空落物”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是有一定疑问的……
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好了，一般而言，在这种民事侵权案例中，影响到损失是否发生的，有加害人和受害人的“注意程度”和“行为频率”两个变量……“注意程度”的上升会增加成本，减少损失概率，“行为频率”的上升会增加收益，增加损失概率……各种赔偿机制，都是在试图在这种前提下，尽可能让社会成本最小化，社会福利最大化……
对于高空落物这件事情来说，增加受害人的注意程度、减少受害人的行为频率，在不带来巨额成本的情况下，对于损失的概率影响很小——因此我们选择让加害人一律承担所有损失的做法，并且以这为“理想状态”……
在这一理想状态下，损失事件的损失为 ，加害人的注意程度 和行为频率 可以得到加害人的行为收益 和损失事件的发生概率 ，于是，整体社会福利为 ……
在损失完全由加害人承担的情况下，加害人的个人收益 将会和整体社会福利 同向，因此，加害人会自然选择最优的注意程度 和最优的行为频率 ，使得 最大化，也就是使得 最大化，于是问题解决了……
但是，接下来的现实问题是，我们不一定找得到加害人是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给出了一个“群体赔偿制”，在损失事件发生时，对于损失 ，让一系列相关的 个人，共同承担 的赔偿——这不意味着赔偿者真的承担了关于此事件的责任，这是个无责任赔偿……
在这里我们可以分类讨论：
1 如果这 个人里，有人知道谁是加害人，则此时，这个人会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而汇报加害人的身份，则接下来的发展将会完全收敛到理想状态……
2 如果这 个人里，没有人知道谁是加害人，则此时，如果预先知道这种政策，此时，这 个人为了避免损失，将会试图要求所有人减少行为频率 到自己现在的水平（可能是0），增加注意程度 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为此，他们会控诉所有行为频率比自己大，注意程度比自己小的人，要求这些人在事前（哪怕损失事件没发生的情况下）赔偿自己将可以预期得到的损失（这个损失会体现在房价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如果寻找一个给出赔偿到不给出赔偿的边界线的话，这个边界线的数学期望恰好会是——如果注意程度小于 ，行为频率大于 ，就会实际事先赔偿给邻居们……也就是说，在平均的意义上，它会收敛到理想状态……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2这里，我们假设了“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告他人”，这在一个司法成本相对高昂的国家，可能是不成立的（这和大多数司法先进地区都不一样）……同时，即使是这一控告出现了，在单一的一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范围内，也很可能无法逼近这个平均值（这和具有着浓厚社区自治传统的英美法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在一个单一英美法国家就能逼近的平均值，很可能需要几十个大陆法国家才能逼近）……
在我国的环境下，更可能出现的是这 个人去寻求当地权威机构“定下规矩”，而后，当地权威机构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干脆制定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要求注意程度远大于，行为频率远小于 ……因此，要在我国实行这样的一套法律，可能仍需要更多的辅助制度来帮助其进一步本地化……
有消息称三十多家人要上诉。
那是很好的，可以开始排除法了。
这次判决妙就妙在把全楼人置于囚徒困境，你不关爱这家丧女家庭都不行，你不自证清白都不行，非常有效打击了社会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是一次非常好的道德引导。
面对这种事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全楼逐家排查，每家都开放自家接受警方全面细致的检查！不能以隐私或任何理由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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