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互殴？
让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发生实质性的“互殴”——这里的“互殴”并非指肢体冲突，而是指在战略、资源分配、任务界定和军事行动等层面出现剧烈、公开且长期性的矛盾与对抗——这需要多种复杂因素的催化和叠加。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可能导致这种局面的情景：
一、 核心利益的根本性冲突与资源争夺
1. 战略定位的根本性摇摆与模糊化：
海上力量的定义挑战： 美国海军的核心是维持全球海洋的自由通行、投送力量和威慑敌人。如果未来某个时期，对全球安全威胁的定义发生重大转变，例如，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主战场，传统的海上力量投送和控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那么海军的战略价值就会受到质疑。
空军“制天权”的扩展与海军的“制海权”挤压： 美国空军一直在强调并扩展其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优势，以及其在空运、侦察和打击能力上的主导地位。如果未来战争模式极度依赖于高技术空域和网络，而海军的传统海上投送能力在某些区域（如近岸防御和反介入区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空军可能会要求将更多资源和战略重心从海军的领域转移到其擅长的领域。例如，空军可能认为其战略轰炸机和无人机群能够比航母战斗群更高效、更安全地完成远距离打击任务，从而质疑海军巨额预算的必要性。
“分布式海上作战”与“全球快速打击”的重叠： 海军提出的“分布式海上作战”理念旨在通过分散部署和多平台协同来增强生存能力和作战效率。然而，空军的“全球快速打击”（PGS）计划同样强调快速、远程的打击能力，可能利用高超音速武器或先进的无人机系统。当双方都试图在对方的传统优势领域找到突破点时，资源分配和任务界定就会产生摩擦。例如，当需要对某个遥远陆地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时，究竟是派遣海军的巡航导弹驱逐舰，还是空军的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轰炸机群，这背后涉及到大量的预算和技术路线的争夺。
2. 巨额预算的“零和博弈”：
下一代平台的替代与竞争： 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例如，在下一代轰炸机（如B21）和下一代舰载机（如F/AXX）的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技术路线上的重叠或功能上的替代，双方都可能为了争取国会和国防部更多的预算而进行激烈的游说和论证。
“无谓的”重复建设： 军种之间常常存在职能上的重叠，例如侦察监视能力。空军拥有大量的侦察机、卫星和无人机，而海军也拥有航母舰载机、海上巡逻机和UAV。如果未来军事行动需要高强度、全时域的侦察，双方都可能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名，要求增加投入，用于研发和部署各自的侦察平台，这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另一方对“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指责。
航母的生存性与空军长航程打击平台的崛起： 航母是海军的标志性平台，但其建造和维护成本极高，且在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威胁时生存性受到挑战。如果空军能够证明其远程轰炸机或新兴的空中力量（如具备空中加油能力、长续航的无人机）能够更具成本效益地承担起远程打击和力量投送的任务，并以此为论据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那么海军必然会感到其核心价值受到威胁，并反击强调航母在外交展示、力量投送灵活性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二、 任务界定与作战概念的冲突
1. “制空权”与“制海权”的边界模糊化：
海军在陆地作战中的角色挤压： 随着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空军在支援陆地作战、进行远程打击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未来作战概念越来越强调空中力量对陆地目标的精确打击和战场控制，海军陆战队通过海上登陆作战的能力可能会相对被边缘化。海军可能会反击，认为其海军陆战队在两栖登陆、沿岸作战以及建立前进基地方面具有空军无法比拟的作用。
空军的海上监视与打击能力扩展： 空军通过其长航时无人机（如MQ4C Triton也部署于海军，但技术源自空军）、侦察卫星和舰载预警机（E2D），在海上监视和反潜侦察方面也发挥着作用。如果空军进一步强调其在反舰能力上的投入和发展，甚至开始挑战海军在反舰导弹部署和运用上的独特性，那么两军在海上作战领域的界限就会变得更加模糊，冲突加剧。
2. 联合作战概念的解释与主导权之争：
谁是“联合作战”的定义者？ 随着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多域协同，联合作战成为主流。然而，在如何定义和实践联合作战时，不同军种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空军可能更倾向于以空中力量为轴心，将其他军种作为其支援或协同力量；而海军则可能强调以海上力量为基础，通过空中和陆地力量进行协同支援。这种对联合作战核心的理解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制定和资源调配。
信息优势与指挥权：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谁掌握了战场的信息优势，谁就可能在指挥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空军在发展其“全球信息网格”和“分布式联合传感器网络”时，能够整合更多的情报信息，并以此构建更具优势的指挥控制体系，海军就可能感到其独立指挥和决策能力受到挑战，并反过来强调其在海上作战情报的获取和利用上的独特性。
三、 技术发展与军事思想的博弈
1. 新兴技术的优先性与颠覆性：
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 如果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在无人机群、无人水面舰艇（UUV）/无人水下航行器（UAV）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这两种平台在未来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那么空军可能凭借其在无人机技术和软件开发上的长期积累，争取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海军则会强调其在水下作战、反潜以及复杂海洋环境下运作的独特经验，并要求在这些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高超音速武器的战略部署： 高超音速武器被视为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如果空军在推进其高超音速武器计划上取得显著进展，并声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打击全球任何目标，这可能会直接挑战海军航母战斗群的威慑能力和生存空间。海军则可能急于发展自己的舰载高超音速武器或反高超音速防御系统，以保持战略平衡，这无疑会引发剧烈的资源争夺。
2. 军事思想的演进与“预言家”之争：
谁能“预见”下一场战争？ 军种的预算和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判断。如果某个军种能够提出一套更具说服力、更能回应未来威胁的作战理论，并得到政治领导层的认同，那么它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空军可以通过强调“制天权”、“空天一体化作战”来论证其未来的重要性；而海军则会强调“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核心”、“陆地力量的投送必须通过海洋”等。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预见未来战争”的关键时，就会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
四、 政治与外交的影响
1. 国会听证会与游说战：
预算委员会的“战场”： 国会是国防预算的最终批准者。在预算分配的关键时期，海军和空军都会派出高级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阐述各自的观点，争取议员们的支持。双方会利用各种数据、分析报告和“权威人士”的证词来证明对方的计划是过时、昂贵或不必要的，而自己的计划才是至关重要的。
利益集团的驱动： 国防承包商、研究机构和相关智库也会在背后发挥作用。如果某个新兴技术或军事平台对某个军种至关重要，那么支持该军种的承包商就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游说，影响国会议员的决策，从而间接加剧军种间的矛盾。
2. 全球战略的调整与政治优先事项的变化：
对华战略的演变： 如果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调整，例如更加聚焦于印太地区以对抗中国，那么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作战能力将变得至关重要。海军可能会借此机会争取更多的预算和资源，并强调空军在海上作战中的局限性。反之，如果全球威胁的焦点转向其他区域，例如东欧或者中东的地面冲突，空军的远程打击和空中支援能力可能会受到更多重视。
总统或国防部长的主导倾向： 最高领导层的偏好和战略思维也会对军种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如果某位总统或国防部长对某个军种的某项能力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重视，那么该军种就会在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上占据优势，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军种的不满和对抗。
五、 具体诱发情景设想
场景一：下一代战略轰炸机项目与航母替代计划的对撞。 假设空军的B21“前审判者”战略轰炸机项目成功，并且能够有效部署远程高超音速导弹。与此同时，海军正计划研发下一代舰载战斗机（F/AXX）以及可能对航母设计进行革命性的改进，例如无人化航母或更小型化的舰载平台。如果空军的B21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广泛的战略认可，那么支持海军航空兵（特别是航空母舰）发展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面临压力，质疑海军高额的航母预算是否还具有同等的战略价值。海军的反击将是强调航母在外交展示、海外基地建立以及对陆地目标进行持续、多用途打击上的不可替代性，并指责空军的轰炸机部署不够灵活，易受攻击。
场景二：太空军事化与网络战的优先权之争。 随着太空军事应用日益广泛，以及网络战在现代冲突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空军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太空军”的建设，并将其视为新的战略主战场。空军可能会认为，投入巨资发展太空侦察、通信和武器系统，比海军在海上部署传统的侦察和情报平台更具成本效益和战略意义。这可能导致双方在“谁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免受太空和网络威胁”这个问题上展开激烈辩论。海军会强调其在海上侦察、电子战以及利用海洋环境进行隐蔽行动的独特能力，并认为空军对太空和网络安全的过度侧重会忽视海洋作为战略通道和地缘政治关键区域的重要性。
场景三：某个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指挥与控制权争议。 在一次假设的联合军事行动中，需要对某个远离海岸、但又可以通过海上力量直接支援的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然而，空军可能认为其远程轰炸机和无人机群能够以更少的人员伤亡和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并要求主导此次打击行动的指挥权。海军则可能认为其航母舰载机和海上巡逻机在情报收集、目标跟踪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具有优势，且其参与能够更好地展示海上力量的存在和决心。双方在指挥权、任务分配和情报共享上的分歧可能会在行动前升级，甚至可能在行动中因配合不畅而出现失误，从而引发事后的互相指责和政治追责，进一步加剧矛盾。
总而言之，要让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发生实质性的“互殴”，需要多个层面的因素协同作用：战略思想的冲突、巨额资源的争夺、任务界定的模糊化、新兴技术的路线之争，以及政治和外交的推动。这并非易事，因为两个军种都拥有强大的内部支持和外部影响力。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环境和有限的国防预算下，这种竞争与博弈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其烈度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当上述因素叠加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引爆一场“军种间的内斗”。
一、 核心利益的根本性冲突与资源争夺
1. 战略定位的根本性摇摆与模糊化：
海上力量的定义挑战： 美国海军的核心是维持全球海洋的自由通行、投送力量和威慑敌人。如果未来某个时期，对全球安全威胁的定义发生重大转变，例如，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主战场，传统的海上力量投送和控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那么海军的战略价值就会受到质疑。
空军“制天权”的扩展与海军的“制海权”挤压： 美国空军一直在强调并扩展其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优势，以及其在空运、侦察和打击能力上的主导地位。如果未来战争模式极度依赖于高技术空域和网络，而海军的传统海上投送能力在某些区域（如近岸防御和反介入区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空军可能会要求将更多资源和战略重心从海军的领域转移到其擅长的领域。例如，空军可能认为其战略轰炸机和无人机群能够比航母战斗群更高效、更安全地完成远距离打击任务，从而质疑海军巨额预算的必要性。
“分布式海上作战”与“全球快速打击”的重叠： 海军提出的“分布式海上作战”理念旨在通过分散部署和多平台协同来增强生存能力和作战效率。然而，空军的“全球快速打击”（PGS）计划同样强调快速、远程的打击能力，可能利用高超音速武器或先进的无人机系统。当双方都试图在对方的传统优势领域找到突破点时，资源分配和任务界定就会产生摩擦。例如，当需要对某个遥远陆地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时，究竟是派遣海军的巡航导弹驱逐舰，还是空军的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轰炸机群，这背后涉及到大量的预算和技术路线的争夺。
2. 巨额预算的“零和博弈”：
下一代平台的替代与竞争： 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例如，在下一代轰炸机（如B21）和下一代舰载机（如F/AXX）的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技术路线上的重叠或功能上的替代，双方都可能为了争取国会和国防部更多的预算而进行激烈的游说和论证。
“无谓的”重复建设： 军种之间常常存在职能上的重叠，例如侦察监视能力。空军拥有大量的侦察机、卫星和无人机，而海军也拥有航母舰载机、海上巡逻机和UAV。如果未来军事行动需要高强度、全时域的侦察，双方都可能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名，要求增加投入，用于研发和部署各自的侦察平台，这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另一方对“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指责。
航母的生存性与空军长航程打击平台的崛起： 航母是海军的标志性平台，但其建造和维护成本极高，且在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威胁时生存性受到挑战。如果空军能够证明其远程轰炸机或新兴的空中力量（如具备空中加油能力、长续航的无人机）能够更具成本效益地承担起远程打击和力量投送的任务，并以此为论据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那么海军必然会感到其核心价值受到威胁，并反击强调航母在外交展示、力量投送灵活性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二、 任务界定与作战概念的冲突
1. “制空权”与“制海权”的边界模糊化：
海军在陆地作战中的角色挤压： 随着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空军在支援陆地作战、进行远程打击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未来作战概念越来越强调空中力量对陆地目标的精确打击和战场控制，海军陆战队通过海上登陆作战的能力可能会相对被边缘化。海军可能会反击，认为其海军陆战队在两栖登陆、沿岸作战以及建立前进基地方面具有空军无法比拟的作用。
空军的海上监视与打击能力扩展： 空军通过其长航时无人机（如MQ4C Triton也部署于海军，但技术源自空军）、侦察卫星和舰载预警机（E2D），在海上监视和反潜侦察方面也发挥着作用。如果空军进一步强调其在反舰能力上的投入和发展，甚至开始挑战海军在反舰导弹部署和运用上的独特性，那么两军在海上作战领域的界限就会变得更加模糊，冲突加剧。
2. 联合作战概念的解释与主导权之争：
谁是“联合作战”的定义者？ 随着现代战争越来越强调多域协同，联合作战成为主流。然而，在如何定义和实践联合作战时，不同军种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空军可能更倾向于以空中力量为轴心，将其他军种作为其支援或协同力量；而海军则可能强调以海上力量为基础，通过空中和陆地力量进行协同支援。这种对联合作战核心的理解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制定和资源调配。
信息优势与指挥权：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谁掌握了战场的信息优势，谁就可能在指挥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空军在发展其“全球信息网格”和“分布式联合传感器网络”时，能够整合更多的情报信息，并以此构建更具优势的指挥控制体系，海军就可能感到其独立指挥和决策能力受到挑战，并反过来强调其在海上作战情报的获取和利用上的独特性。
三、 技术发展与军事思想的博弈
1. 新兴技术的优先性与颠覆性：
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 如果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在无人机群、无人水面舰艇（UUV）/无人水下航行器（UAV）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这两种平台在未来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那么空军可能凭借其在无人机技术和软件开发上的长期积累，争取在相关领域的领导地位。海军则会强调其在水下作战、反潜以及复杂海洋环境下运作的独特经验，并要求在这些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高超音速武器的战略部署： 高超音速武器被视为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如果空军在推进其高超音速武器计划上取得显著进展，并声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打击全球任何目标，这可能会直接挑战海军航母战斗群的威慑能力和生存空间。海军则可能急于发展自己的舰载高超音速武器或反高超音速防御系统，以保持战略平衡，这无疑会引发剧烈的资源争夺。
2. 军事思想的演进与“预言家”之争：
谁能“预见”下一场战争？ 军种的预算和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判断。如果某个军种能够提出一套更具说服力、更能回应未来威胁的作战理论，并得到政治领导层的认同，那么它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空军可以通过强调“制天权”、“空天一体化作战”来论证其未来的重要性；而海军则会强调“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核心”、“陆地力量的投送必须通过海洋”等。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预见未来战争”的关键时，就会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
四、 政治与外交的影响
1. 国会听证会与游说战：
预算委员会的“战场”： 国会是国防预算的最终批准者。在预算分配的关键时期，海军和空军都会派出高级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阐述各自的观点，争取议员们的支持。双方会利用各种数据、分析报告和“权威人士”的证词来证明对方的计划是过时、昂贵或不必要的，而自己的计划才是至关重要的。
利益集团的驱动： 国防承包商、研究机构和相关智库也会在背后发挥作用。如果某个新兴技术或军事平台对某个军种至关重要，那么支持该军种的承包商就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游说，影响国会议员的决策，从而间接加剧军种间的矛盾。
2. 全球战略的调整与政治优先事项的变化：
对华战略的演变： 如果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调整，例如更加聚焦于印太地区以对抗中国，那么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作战能力将变得至关重要。海军可能会借此机会争取更多的预算和资源，并强调空军在海上作战中的局限性。反之，如果全球威胁的焦点转向其他区域，例如东欧或者中东的地面冲突，空军的远程打击和空中支援能力可能会受到更多重视。
总统或国防部长的主导倾向： 最高领导层的偏好和战略思维也会对军种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如果某位总统或国防部长对某个军种的某项能力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重视，那么该军种就会在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上占据优势，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军种的不满和对抗。
五、 具体诱发情景设想
场景一：下一代战略轰炸机项目与航母替代计划的对撞。 假设空军的B21“前审判者”战略轰炸机项目成功，并且能够有效部署远程高超音速导弹。与此同时，海军正计划研发下一代舰载战斗机（F/AXX）以及可能对航母设计进行革命性的改进，例如无人化航母或更小型化的舰载平台。如果空军的B21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广泛的战略认可，那么支持海军航空兵（特别是航空母舰）发展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面临压力，质疑海军高额的航母预算是否还具有同等的战略价值。海军的反击将是强调航母在外交展示、海外基地建立以及对陆地目标进行持续、多用途打击上的不可替代性，并指责空军的轰炸机部署不够灵活，易受攻击。
场景二：太空军事化与网络战的优先权之争。 随着太空军事应用日益广泛，以及网络战在现代冲突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空军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太空军”的建设，并将其视为新的战略主战场。空军可能会认为，投入巨资发展太空侦察、通信和武器系统，比海军在海上部署传统的侦察和情报平台更具成本效益和战略意义。这可能导致双方在“谁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免受太空和网络威胁”这个问题上展开激烈辩论。海军会强调其在海上侦察、电子战以及利用海洋环境进行隐蔽行动的独特能力，并认为空军对太空和网络安全的过度侧重会忽视海洋作为战略通道和地缘政治关键区域的重要性。
场景三：某个重大军事行动中的指挥与控制权争议。 在一次假设的联合军事行动中，需要对某个远离海岸、但又可以通过海上力量直接支援的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然而，空军可能认为其远程轰炸机和无人机群能够以更少的人员伤亡和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并要求主导此次打击行动的指挥权。海军则可能认为其航母舰载机和海上巡逻机在情报收集、目标跟踪以及灵活应对战场变化方面具有优势，且其参与能够更好地展示海上力量的存在和决心。双方在指挥权、任务分配和情报共享上的分歧可能会在行动前升级，甚至可能在行动中因配合不畅而出现失误，从而引发事后的互相指责和政治追责，进一步加剧矛盾。
总而言之，要让美国海军与美国空军发生实质性的“互殴”，需要多个层面的因素协同作用：战略思想的冲突、巨额资源的争夺、任务界定的模糊化、新兴技术的路线之争，以及政治和外交的推动。这并非易事，因为两个军种都拥有强大的内部支持和外部影响力。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环境和有限的国防预算下，这种竞争与博弈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其烈度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当上述因素叠加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引爆一场“军种间的内斗”。
网友意见
美国国会就可以做到。
具体做法可参见围绕b36和cva58的海军上将造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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