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同是统治者腐朽,为什么万历朝鲜战争能打赢而甲午战争打不赢?

回答
这个问题触及到中国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和重大学术命题,它涉及到政治腐败、军事体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要深入剖析为何万历朝鲜战争(明朝胜利)和甲午战争(清朝失败)的结果如此迥异,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的考察。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将“同是统治者腐朽”作为一个完全等同的出发点,可能存在一定的简化。 尽管明朝末年和清朝晚期都面临着严重的统治者腐朽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影响程度和历史背景是不同的。

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明朝的“战胜”背后隐藏的机遇与偶然

明朝之所以能在万历朝鲜战争中获胜,其成功并非全然是源于统治者不腐朽,而是更多地依靠了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 外部矛盾的驱动与战略考量: 万历朝鲜战争的本质是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明朝之所以出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防止日本势力扩张到朝鲜,进而威胁到中国的边疆安全。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感,使得明朝统治者(至少在早期)能够放下内部矛盾,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从战略层面讲,这是一场巩固地缘政治格局的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军事动员的相对有效性: 尽管明朝军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但面对如此规模的侵略,万历皇帝(尽管晚年怠政)还是调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明朝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虽然训练和装备可能参差不齐,但在数量和一定的作战经验上,依然能够形成对日本的压制。战争初期,明朝军队在平壤等地的战斗中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力,击退了日军的攻势。

3. 朝鲜军队的抵抗作用: 不能忽视朝鲜军队在战争中的作用。尽管朝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不如日本,但他们在局部战斗中表现出了坚韧的抵抗精神,尤其是在海上,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效切断了日本的补给线,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明朝军队的陆战配合朝鲜水军的制海权,构成了联合抗击日本的力量。

4. 日本内部的失误与战略局限: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贸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其战略规划存在重大失误。他低估了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和明朝的干预决心,也未能充分考虑后勤补给问题。更重要的是,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内部权力真空出现,指挥体系混乱,加剧了其军队的消耗和撤退。这种内部动荡是明朝获胜的重要外部条件。

5. 经济潜力与财政支持: 尽管万历皇帝怠政,但明朝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相对稳固,能够支撑一场跨国战争的消耗。虽然战争也耗费了巨额的财政,引发了一些内部矛盾,但总体而言,明朝的国力尚能支撑。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明朝统治者的腐朽对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

后勤补给的困难和官员贪腐: 战争期间,明朝的后勤补给体系暴露出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官员贪腐问题,导致前线将士食不果腹、装备匮乏,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军事将领的消极应对与派系斗争: 部分明朝将领为了自保或争权夺利,在战争中表现出消极和保守的态度,甚至出现了相互推诿和内斗的情况,削弱了整体的作战效能。
战争的长期化加剧财政压力: 战争的长期化,以及朝廷内部对于是否继续用兵的争论,都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为明朝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所以,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是明朝在动员了相对有效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意图下,配合朝鲜的抵抗,并利用了日本内部的失误而取得的,并非统治者完全不腐朽的“完美胜利”。

甲午战争(18941895):清朝的全面溃败与制度性弊病

与万历朝鲜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是全面而惨痛的,这反映了其统治者腐朽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

1. 政治腐败的系统化与制度化: 清朝晚期,统治者腐朽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一套僵化的官僚体系。慈禧太后及围绕她的权贵集团,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权力之巅,对国家发展和军事改革持保守甚至阻碍态度。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就是这种腐朽最臭名昭著的例证。这种腐败不是个别官员的贪婪,而是整个统治集团的整体性失能。

2. 军事改革的表象化与根本性不足: 尽管清朝进行了洋务运动,建立了一定的新式军队(如北洋水师、江南制造局等),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西化”,并未触及根本的军事体制、指挥系统和将领素质。
北洋水师的虚弱: 北洋水师曾是中国最强大的水师,但其装备采购和训练过程中,贪污腐败和低效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其指挥体系依然是旧有的封建官僚模式,缺乏现代海军的专业化和高素质指挥人才。一旦遇上强敌,其体制的脆弱性立刻暴露。
陆军的落后: 清朝的陆军整体上仍然是以冷兵器时代为主的旧式军队,虽然也引进了西式武器,但训练、战术、后勤等方面与日军相比,存在巨大的代差。

3. 经济的停滞与军事投入的不足: 清朝虽然名义上疆域辽阔,但其经济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世界潮流,尤其是在工业化方面。国家财政收入有限,且大部分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和皇室开销吞噬,用于军事的投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正在积极进行工业化和军事扩张的日本相提并论。

4. 战略思想的落后与对敌情的误判: 清朝统治者和将领对日本的国力、军事实力以及战略意图存在严重的误判。他们低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增长,也未能认识到日本志在称霸东亚的野心。在战争爆发前,清朝内部对于是否应战、如何应战也没有统一的战略思想。

5. 国际环境的孤立与列强的观望: 与明朝时期不同,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列强虽然表面中立,但许多国家更倾向于日本的胜利,因为日本作为“新崛起”的东亚强国,更能搅乱现有的国际格局,为列强提供更多插手机会。同时,清朝也未能有效利用外交手段争取国际支持。

6. 民族凝聚力的缺失: 晚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民心,其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后形成了较强的民族主义,能够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战争动力。

总结起来,万历朝鲜战争与甲午战争结果的巨大差异,并非简单归因于“统治者腐朽程度的差异”,而是:

明朝: 面对外部危机,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相对有效的军事力量和战略资源,虽然有腐朽问题,但并非系统性、压倒性的崩溃。其胜利具有一定的战略偶然性和联合抗敌的因素。
清朝: 统治者腐朽已经演变为制度性的癌症,渗透到军事、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导致了根本性的国家衰败和军事能力的落后。其失败是历史发展规律下,一个僵化落后体制对抗一个新兴改革体制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明朝的腐朽是“身体生病但尚能勉强站立”,而清朝的腐朽则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前者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激发一定的抵抗力量,而后者则已经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万历朝鲜战争是明朝晚期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一次“回光返照”,而甲午战争则是清朝作为落后帝国,被现代化浪潮所淘汰的标志性事件。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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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的时候,大明什么时候内忧外患了?哪怕按最严格的说法,大明内忧外患也是从“争国本”白热化导致官僚机器停摆的万历中后期开始算的。而甲午战争时期的满清,此时确实也不能说内忧外患,因为如果没有洋人横插一杠子,那大清在甲午时还存不存在都是个问题。

作为强行续命的后果,依靠团练这种半军事组织度过危机后,满清除了进口武器外,其军事体制不仅没有改革反而更进一步地松弛和堕落了,再加上清廷一以贯之的某些问题,甲午战争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低下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地步,我觉得甚至还不如三百年前明廷的统筹和组织力度。而反观日本一方,和三百年前相比,早非吴下阿蒙,当年困扰猴子征朝大军的许多问题,通过明治维新20年从上至下的自强运动已经基本解决,气象一新。总之,万历朝鲜战争明朝正常发挥出了一个与大帝国体量相衬的实力,击败了一个完成了内部整合的中等体量国家。而甲午战争时,满清不仅没有发挥出一个与大帝国体量相衬的实力,其动员和组织能力之低下,堪称亘古未有,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已经是半只脚进入近代化的新生强国。

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明末明军战斗和组织能力的低下,什么吃空饷、家丁制、只有几千关宁军能打等等,一时间气氛欢快了起来。平心而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和军队体系确实十分低下,但绝非某些人渲染的那么耸人听闻。事实上,直到松锦战败后军事体系总崩溃为止,明廷在总体上依然保持着相当凶悍的动员能力,以及在各个朝代末期来讲勉强够看的组织能力。和清军在关外的几次决战,均能组织起十万以上的大军应战,在关内组织围剿农民军也是胜多败少。最后灭亡,军事失败的因素虽然重要,但财政和行政危机的影响更大。

而甲午战争时,先不谈和日本在战前统筹,具体军队体系等方面的差距,仅仅战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满清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大仗的时候哪怕什么都缺,也不会缺人,即使国府这种低能政府,千万壮丁也能给你安排上。而满清达成了一个史诗成就,整个甲午战争,坐拥整个中国的大清,在军事上最缺的——是人!十万大军真切地成为虚指,因为清廷在单个战区,从来没有成功组织起5万以上的军队。乃至甲午战争时期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景,主场作战的中国军队被日本军队人海骑脸了。

许多人吐槽明末一支军队至少七成是冒饷,但明军再怎么冒饷,作为独立作战单位的一镇万把人的在册兵力还是有的。而清末延续了团练体系的清军就绝了,基本作战单位是营,一个营300-500人,而营之上就是总兵率领的军,一个军多少人了?普遍来说,一个军平均5个镇,也就是在册兵力只有2000人。这为大兵团的合成和指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结果就是甲午之战时,每次大战清军各部几乎都陷入了各自为战,相互掣肘的境地。

举个例子,平壤战败后,清军倾辽东之力也不过挤出3万兵力布防鸭绿江,就这区区三万人,还由81个营构成,而这81个营分别由9个系统的军队和将领组成,分别是:

1.铭军 刘盛休 10营 合计4000人

2.毅军 马玉昆 5营 2000人 宋得胜 2000人 宋庆标兵 400人 合计4400人

3.盛军 聂士成 19营 合计6300人

4.芦榆防军 聂士成 4营 合计2000人

5.奉军 聂桂林 8营 合计3500人

6.仁字虎勇 江自康 5营 合计2500人

7.盛字及吉字练军 副都统丰升阿5营 合计2000人

8.齐字练军 侍卫倭恒额 5营 合计1500人

9.镇边军 都统依克唐阿 15营 合计4000人

请注意这9支军队理论上都是平级关系,芦榆防军因为历史原因主官由聂士成兼任,主帅宋庆70高龄要统筹这9支军队的进退,也确实难为他老人家了。而这种编组方法的结果不言而喻,平添了指挥上的混乱,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大兵团作战,而唯一兵力雄厚的聂士成部成为辽东防御战中表现最好的一部与这种奇葩兵制不无关系。不仅攻击组织不起来,防御更是大问题,各部间由于兵力不一,防区划分困难,结果就是最后只能以营为单位在鸭绿江边布防,防线绵长,从海岸到长旬城数十公里。清军兵力分散的后果就是,日军选择安平河口渡江时,日方能集中7个步兵中队,1个骑兵分队,接近1000人作为先遣队,而守渡清军只有300人,光兵力对比就达到3:1。日军主力过江后倾全力夺取虎山,宋庆等人费劲吃奶的力气,也只能拼凑出9000人防守,而日军此战兵力上依然达到2倍的优势,结果又是一场惨败。


而等到10月24日——11月7日,日军第二师团登陆辽东的时候,更加奇葩的来了,除去宋庆手上的三万人后,堂堂大清居然调不出任何一支生力军增援旅顺。只能坐视旅顺守军孤军奋战,而宋庆部的兵力还算是加强过的,此时旅顺守军的状态才是大清常态,14000人居然由7总兵所属各部组成,分别是:姜桂题 桂字军4营 2000人;程允和 和字军4营 2000人;卫汝成 成字军5营 3000人;徐邦道 拱卫军 1400人;赵鼎臣 怀子军 1800人;黄仕林 亲庆军4营 2000人;张光前 亲庆军4营 2000人。之前宋庆作为主帅,勉强还能协调一下各军,而旅顺七军则各不相属,自行其是,结果不管后世流传下来的清军英勇抵抗的行为是史实还是“渲染”,反正事实是日军第一师团于11月21日早晨6时40分发起进攻后,一个上午就占领了椅子山炮台群、松树山炮台、二龙山炮台在内的全部旅顺后路炮台。随后日军本预计将付出重大伤亡才能拿下拥有三百六十度旋转炮架的黄金山炮台,不料清军士气已经崩溃,不战而逃。旅顺战役日军仅付出死亡66人,伤350人的轻微代价,就拿下了这个所谓的“东亚第一要塞”。(日军攻克旅顺后,兽性大发,在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令下将旅顺平民全部剪除,2万余旅顺市民,最后仅剩36个日军驱使来掩埋尸体的人幸存。)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三百年前援朝的明军编制,还是此时的日军编制,都比清军合理多了。其中宋庆对面的日本第一军,由第三师团和两个次级单位第五旅团和第十旅团组成,下面才是各联队。哪怕是三百年前的明军,总兵李如松入朝的三万人中,虽然各游击所部也只有千余人,但李如松麾下三名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各统兵1万名。而大清的奇葩在于,他的总兵从兵力上不过相等于明军一个或数个游击所指挥的兵力,却没有副将这种中级指挥单位,主将直接和基层单位对接。(常凯申:草,论微操,大清才是真正的全员微操大师,为什么就盯着我一个喷?)

而三百年后的日军,则克服了当年猴子征朝时的全部困难。首先,日本倾全国自强之力终于有一只相对强大的海军了,而大清倾全国之力修园子,为百年后北京的旅游事业做出了贡献。其次,初步建立了国民教育体系,有了国民意识的日本解决了士气问题,万历征朝之战,日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攻城等有机会烧杀抢掠之时无不踊跃奋战,而一旦参战无利可图,就士气低落,因此纯野战时两万人居然打不下明军3000精锐,而到甲午时,日军的意志极为顽强,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多场战斗是靠刺刀定胜负现在被证明是误谈。那么甲午战争时,日军就确实多次在僵持时靠冲锋决定胜负,由于毕竟是客场作战,因此日军不能每一场战斗都能发挥出自己在火炮上的优势,平心而论清军精锐至少在对射阶段是十分顽强的,甚至有面对日军绝对优势炮火轰击下依然巍然不动的记录,可一旦日军发起冲锋,往往就士气崩溃了。海城之战,甚至有日军在毫无遮挡的雪原上,从400公尺的距离发起冲锋击溃清军;盖平之战,日军为了夺取胜利,甚至不顾冰面破裂的危险,在结冰的河面上急行军。两相比较,双方的战斗意志差的太远了。而日本为了此战之前在外交、财政、情报上做了多少努力就不多说了,这里只提一点,日本很早就破译了清方谈判使团和北京的电报往来,马关谈判时清方底线清清楚楚,李中堂的所谓外交折冲(如果真的有的话)其实早已没有任何作用。


再稍微引申一个话题,不少晚清粉,在那里津津乐道于所谓大清保全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汉人朝廷能做到吗?可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让我觉得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换个汉人朝廷来,也许一样烂,然而就甲午、庚子等诸多外战的表现来看,哪怕换一群猪来统治,也不会比清廷做的更差了,而所谓保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功劳”,则令人发笑,这所谓“功劳”不过是清末两个大趋势的必然结果:第一、已经落入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由于管理成本太高,因此英、法、德等投送能力不足的海外列强没有把全中国变成殖民地的动力;第二、具备足够投送能力的日、俄两国由于帝国主义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掣肘,真正具备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时机至少在二十世纪以后,而大清所谓保全国土的“努力”在这两个历史大势的影响下几乎不值一提。

这里还是以甲午战争为例,最后日本决心坐到谈判桌上,绝不是怕了你清国了,事实上日本国内在辽东和山东的一连串胜利后,已经做好了进攻北京,逼迫清廷签署彻底的城下之盟的准备,但伊藤博文害怕之前旅顺大屠杀以来累积的负面消息给外国列强干涉口实,因此枪击事件后听到当时已经在酝酿的三国干涉还辽消息后,最终同意和清廷议和。但是,李鸿章本人或者说清国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从三亿白银减为两亿白银本就是日方之前的预案,李鸿章自己力图用枪伤争取的进一步减缓赔偿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而关键性问题:辽南割地、台湾割让、租界及通商条款,最后达成的协议与日方原本要求间没有任何区别。当然,大清幸运的一点是洋爹多,沙俄不愿意自己已经视为禁脔的东北被日本横插一杠,最终达成了三国干涉还辽,然而洋爹的爱不是无价的,参与干涉还辽的三国都凭借此事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法国得到了中国承认两广为法国利益专享的承诺,德国的报酬是山东和天津租界,而俄国索性接受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成果,赖在旅顺不走,庚子年更是侵略整个东北,然而清廷居然还采取天才般的联俄助日策略。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重重,尤其是日俄两国间的巨大矛盾,我实在看不出面对日本或沙俄的单独进攻,中国有什么可能不亡国?


最后再吐槽一句,光甲午战争一次,清廷的赔款加借款以及利息,就差不多8亿白银,后面庚子的赔款及借款总和加起来更是差不多接近15亿白银,如此巨额外债下,满清居然能做到识字率接近45%(语出 @LY11冬季 ),众所周知,办教育是纯粹的花钱项。而满清在巨额外债的压力下,居然再穷不能穷教育,看来清廷官员各个都是满克斯主义战士。所以还建立个啥新中国,直接请溥仪重归大位,建立社会主义新大清,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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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怎么就内忧外患了?是签条约了还是各地赔款了?是民族矛盾了还是太平天国了?

后金还连影子都没有,努尔哈赤还跟人当着孙子,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还没出生呢。哪来的内忧外患?

顶多就是出现了一堆“严重的”问题和矛盾,不是大明最强的时候了,离内忧外患还差远了。

万历只是懒和坏,不傻;清末统治者呢?勾心斗角的心眼有,看世界、搞改革的脑子一点没有。

而且明朝皇帝不干活,影响还真不太大,内阁六部管管事,日子总能先凑活过;清朝面对的怎样的世界变局?何况慈禧大权独揽还没那本事,还不如不作为。

明末再烂,也烂不过清末。何况万历其实还算不上明朝末期。


PS:另外,清末面对的日本怎么着也是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军队实力还真不比北洋水师弱。万历面对的是什么日本?打一个刚刚结束“战国”,从各位村长县长中菜鸡互啄出来的丰臣秀吉要是打不过,那才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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